乡村研究||江星玲等：嵌入式治理：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式”帮扶的内在机理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嵌入式治理：东西部协作教育

“组团式”帮扶的内在机理

——基于G省T县的治理实践探析

摘要：“组团式”教育帮扶是东西部协作框架下教育帮扶模式的制度创新，对促进西部地区教育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成效，而现有研究仅对其效果进行经验判断，无法有效揭示“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G省T县民族中学组团帮扶的实践表明，东西部协作“组团式”教育帮扶在政治与文化嵌入、结构与关系嵌入、业务嵌入等多重嵌入机制作用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帮扶”与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协同耦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通过所需与所能的适配性帮扶举措，实现了“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善治善政与持续发展。未来还需完善共生单元、优化共生模式、改善共生环境，将单向嵌入治理转为双向融合、协同共生的善治格局，促进“组团式”教育帮扶更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东西部协作；“组团式”教育帮扶；嵌入式治理；社会共生

文献来源：江星玲,李小勇.嵌入式治理：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式”帮扶的内在机理——基于G省T县的治理实践探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12.

一、问题提出

教育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推动人民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基础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将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增量、持续扩大人才存量，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图景实现提供永久的创新力、竞争力与活力。但我国教育存在区域性非均衡发展问题[]，西部地区相对滞后，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质量不高，难以为国家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持续累积提供根本性保障，同时阻滞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因而，国家通过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及定点帮扶制度提升西部教育质量，强其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东西部协作框架下教育“组团式”帮扶是新时代教育帮扶的创新之举，兼具“输血式”帮扶与“造血式”帮扶的优势，是推进西部薄弱地区教育质量提升、缩小东西部教育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

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式”帮扶，是指在充分了解东西部协作双方所能与所需的基础上，东部地区政府部门选派至少一名领导层（校长或副校长）、一名中层干部以及若干名学科骨干教师组建教育人才帮扶团队，通过集中优质资源、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区）或者一所薄弱学校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融入式的帮扶，以达到“重塑性”和“植入式”治理效果。自2015年12月教育部、中组部制定《“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实施方案》以来，我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滇西”模式、“闽宁”模式、“两广”模式、“粤黔”模式等典型帮扶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帮扶实践与东西协作经验。

目前关于“组团式”教育帮扶相关文献并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首先，是以制度创新为视角研究“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创新特征与政策优势。有学者认为“组团式”教育帮扶通过订单援教、科学用人等方式，实现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向。这一帮扶模式是对传统分散化、撒胡椒面式帮扶模式的超越，更加突出帮扶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是新时代教育帮扶的重大制度创新。其次，是以可行能力和文化资本为视角研究“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功能价值。有学者认为“组团式”教育帮扶通过增能效应与赋能效应，帮助藏区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纾解可行能力剥夺的贫困陷阱；同时，“组团式”教育帮扶能提升学生具体文化资本与客观化文化资本，为提升学生制度文化资本奠定基础。再次，是以绩效评价为视角研究“组团式”教育帮扶的效果。有学者认为“组团式”教育帮扶在提升被帮扶学校教育质量的同时，通过辐射带动促进本地区教育质量整体性提升。另有学者认为“组团式”教育帮扶达到了教育政策预期目标，完善了区域教育公平与教育补弱机制，促进了多民族团结互融与社会稳定发展。最后，是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究“组团式”教师与本地教师两类行动者在援藏过程中动机、意义建构等问题。上述学者对“组团式”教育帮扶的政策优势、价值意蕴、帮扶成效等有着良好的理论阐释与学理建构。但现有研究仍有以下两方面不足：第一，尚未对“组团式”教育帮扶的运行机理与衍生机制进行回应；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多以理论阐释和问卷调查为主，缺少对典型案例剖析。“组团式”教育帮扶是新时期教育帮扶模式的重大创新，其帮扶过程与运行机理既是实现帮扶效益最大化的核心议题，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帮扶模式的关键路径。深入探究“组团式”教育帮扶过程与运行机理，不仅有助于解决“帮什么”“如何帮”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提升西部薄弱地区教育质量，实现东西部教育均衡发展，更有助于提炼中国特色教育发展与减贫经验，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本研究基于嵌入式治理理论，将政治与文化嵌入、结构与关系嵌入以及业务嵌入作为研究分析框架，以G省T县“组团式”教育帮扶为案例，结合2019年12月、2020年7—8月、2021年7月以及2022年7—8月四次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相关新闻报道材料（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作匿名与编码处理），对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式”帮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剖析，试图打开“组团式”教育帮扶内部治理“黑箱”，在此基础上，反思帮扶团队嵌入治理的“脱嵌”困境与行为，进而尝试提出从单向“嵌入”到双向“融合”转型的共生系统治理图景，以期为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效益提升与长效帮扶机制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何为嵌入：

一个嵌入式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嵌入性”一词，作为“舶来品”，意指“某一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之中的过程和状态”。[]“嵌入性”一词的概念最早是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书中建构的。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嵌入整个社会的框架中才得以发展，换言之，他主张经济制度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以实现互惠共融。尽管波兰尼没有对“嵌入”的概念进行系统细致的考辨，但他关于经济关系是嵌入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论断，奠定了后继研究者的思想进路。

1985年，马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其发表的《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一文中，系统论证了个体经济行为会受到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的影响，交易成本与社会信任密切相关，并进一步说明经济行为是如何嵌入人们社会网络以及人们信任关系中。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在波兰尼所秉持的制度化经济活动“静态”嵌入社会关系的观点基础上，深入阐释经济行为“动态”嵌入社会网络及其与社会信任结构的互动关系，标志着“嵌入”概念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得以真正系统化成型。格兰诺维特被认为是“嵌入”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他与后继者的努力下，“嵌入”理论成为连接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理论研究的纽带，他提出的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这一经典的“嵌入”理论分析框架，对社会整体性治理、官僚体制和区域治理、自组织治理等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此基础上，为适配社会情境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嵌入”理论及其分析框架进行了各有特点的延伸思考，极大地提高了“嵌入”理论的研究层次与学术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沙琅·祖金（Zukin Sharon）和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观点[]，他们认为，“嵌入”理论分析框架包含结构、认知、文化和政治嵌入四个要件，其中文化嵌入强调经济主体行为需要遵循区域文化价值与社会传统习俗等，而结构、认知与政治嵌入指向了经济主体需要关注所处区域的商业类型、政策体系、权力结构以及政权形态等。研究者认为，他们的观点适应了经济主体在宏观层次下的行为决策与战略统筹。而安德森（Andersson）、福斯格伦（Forsgren）和霍尔姆（Holm）的构想则是在微观层面上，将业务嵌入（business embeddedness）和技术嵌入（technology embeddedness）引入分析框架，继而彰显“嵌入”理论的实践价值。“嵌入性”理论突破了单一学科语境和固定理论场景的局限，成为一种统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强调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等多元要素对区域政府部门的资源合作关系与治理逻辑的嵌入式影响，实现了格兰诺维特对“嵌入”理论成为适配交叉学科研究的预见。至此，“嵌入”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完整理论，在经济社会学中迅速占据理论高地，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对社会整体性治理、官僚体制和区域治理、自组织治理等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注重为“嵌入”理论寻找科学“试验场”以丰富理论的经验证据，因为从实践出发比纯粹逻辑演绎更能凸显理论价值，促进理论创新。事实证明，这一思路为“嵌入”理论等“舶来品”落地生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中国学者为扩宽“嵌入”理论“本土化”道路，在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各有特点的具体研究。比如，“嵌入”理论适用于剖析中国“央地关系”、社会组织发展、政务改革以及区域环境治理[]等议题。“嵌入”理论还与管理学科不断融合，衍生出“嵌入”治理理论，在剖析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治理等现实问题时，意义十分突出。

鉴于此，本文试图将嵌入式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解释“组团式”教育帮扶何以有效的问题。“组团式”教育帮扶作为一个任务型组织嵌入到被帮扶县（区）政府与学校治理场域中，尤其需要嵌入到被帮扶学校层面，通过引导、帮助被帮扶对象在精神、思维、知识层面摆脱贫困，以此构筑长效脱贫机制。根据“组团式”教育帮扶与被帮扶的县（区）政府、学校的嵌入关系，可将“组团式”教育帮扶嵌入治理形式分为：政治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以及业务嵌入等。

其一，政治嵌入。政治嵌入是指“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作为一种任务型组织与东西部地方政府所构建的政治关系。“组团式”教育帮扶组织与东部地方政府构建协作关系，可以为其开展帮扶工作提供更多物质、资金、人员等支持。“组团式”教育帮扶组织与西部地方政府构建良好的协作互动关系，可以为其帮扶工作带来较多制度、政策等支撑，以保障东部帮扶理念有效落地实施。因此，“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嵌入到东西部政府的程度越高，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力度就越大，其参与帮扶的意愿就越强，帮扶效果也越好。其二，文化嵌入。文化嵌入是指“组团式”教育帮扶组织在尊重被帮扶主体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同时，通过价值观念引导、行为模式示范，形塑被帮扶对象砥砺奋进的脱贫精神与志气，其文化嵌入程度越高，嵌入治理效果则更好。其三，结构嵌入。结构嵌入是指“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的校长（副校长）挂职被帮扶县（区）与学校的科层组织结构中。“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与被帮扶县教育局、学校权力结构嵌入程度越深，帮扶效果亦越好。其四，关系嵌入。关系嵌入是指“组团式”教育帮扶成员与被帮扶县（区）、学校成员构建彼此信任关系。若“组团式”教育帮扶成员能够与被帮扶对象构建良好信任关系，其关系嵌入程度越高，更易获得本地教师、学生支持与信任，帮扶效果就越好。其五，业务嵌入。业务嵌入是指“组团式”教育帮扶组织通过精英示范、教研共同体构建、师徒结对等方式嵌入被帮扶学校教学体系中，其业务嵌入程度越高，其帮扶效果越好。

三、嵌入实践：

来自G省T县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的案例

案例背景：“组团式”教育帮扶模式缘起

“组团式”教育帮扶是教育援藏模式基础上的重大创新，其创新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江苏、北京援藏“突出重点帮扶”先行实验探索，为“组团式”教育援藏创新奠定了基础。如何让更多学生接受优质教育、办好家门口的西藏“内地班”，是援藏干部与地方官员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2014年，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建成后，江苏、北京分别选派50名援藏教师对这两所中学展开突出重点的整体性教育援助。2015年，两所中学均取得突破性成绩，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本科上线率分别达到了79.74%、80.7%。[]。这种集中教师团队力量有针对性地对一所中学进行重点帮扶模式，引起了教育援藏干部、西藏拉萨市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西藏教育高度重视，为教育援藏模式创新提供政策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西藏发展，教育优先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每个孩子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5年8月，中央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藏区面貌的改变，根本要靠教育”。这次座谈会确立了西藏教育人才援助新模式即“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2015年12月，教育部联合其他四部委印发《“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规定，“每年选派内地10—50名教师组成一个帮扶团队，集中对口支援一所中小学”。2016年4月，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等17个省市和30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共选派出810名教师，组团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学，标志着“组团式”教育援藏模式正式实施。在17个省市组团援助下，西藏教育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与飞跃。“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模式是国家“五位一体”和区域组团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

2.案例实践：G省T县民族中学“组团式”教育帮扶

G省曾是西部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最为艰巨的省份之一。自银川会议后， G省8个市中有7个州（市）与东部多个省市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帮扶关系，其中G省GN州T县与东部Z省H市建立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关系。T县位于G省东南部，曾是全国深度贫困县，全县98%以上人口是苗族同胞。T县民族中学是该县唯一一所全日制普通高中，是GN州教学质量最差的一所高中，优质生源流失严重且辍学率、失学率“居高不下”。T县民族中学教育质量不仅与脱贫成果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T县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组部定点帮扶、东部Z省H市结对帮扶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试图寻找突破口来提升T县民族中学教育质量。

东部Z省H市C校长是“全国百名优秀校长”，在H市已担任多年中学校长。2016年6月，C校长受邀到G省GN州T县开展学术讲座。讲座期间，中组部、T县教育局等相关领导得知C校长即将退休，恰逢T县民族中学正缺少一位校长主持工作，这让中组部、T县教育局等相关领导看到提升T县民族中学教育质量的良好契机，盛情邀请C校长退休后到T县民族中学担任校长。2016年8月，在中组部、东西部政府的统筹与协调下，C校长正式到T县民族中学担任校长一职。与此同时，Z省H市联合其他学校选派多名优秀教师与C校长组建帮扶团队，共同对口帮扶T县民族中学，这是G省首次采用“组团式”帮扶模式展开教育帮扶。在C校长团队帮扶下，T县民族中学教育质量显著提升，不仅高考名次在GN州大幅度上升，而且高考本科上线率、名校上线率不断刷新本校历史记录。“2018年有901名学生参考高考，其中，600分以上有8名，本科线以上有450名学生，刷新该中学十年最高成绩不超过600分的记录。2019年，一本上线人数比去年增加34人，二本比去年增加111人，取得该民族中学办校以来历史最好成绩。2020年高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有270名学生高考成绩超过一本分数线同比增加了163人；有809人高考成绩超过二本分数线同比增加了248人，本科上线率从原来的10%提高到79.2%”。[] 另外，C校长帮扶团队通过宣传教育、辐射带动等方式提升了T县干部、驻村人员对本地教育的重视力度，营造了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C校长帮扶团队卓有成效的帮扶不仅获得T县民众广泛赞誉与认可，而且获得G省、东部Z省H市甚至中央相关主管部门的肯定。组团帮扶模式也被G省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广泛采用，随后，这一帮扶模式也被推广到全国其他教育结对帮扶中。

东西部协作框架下的教育“组团式”帮扶不仅覆盖面广，且帮扶模式、路径也在持续创新，经过几年实践与探索涌现出“大连班”“黄埔班”“越秀班”等典型，有力地促进了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西部人力资本持续累积奠定基础。2022年7月，为整体性提升“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发展水平，中组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方案》，明确提出160个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的一所普通高中与一所职业高中在全国范围展开“组团式”教育帮扶。同年8月，教育部专门组建了“组团式”教育帮扶专家顾问委员会，要求顾问专家要“实事求是深入调研，助力帮扶工作取得成效”，进一步推动了“组团式”教育帮扶模式发展。

四、何以嵌入：

东西部协作“组团式”教育帮扶作用机理

东西部协作“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的组建，是在东部省—市与西部省—市依次顺序建立结对帮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每年年初东西部结对两（省）市政府签署《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确定被帮扶学校数量以及选派教师名额。其次，东部市（区）教育局通过政治动员、宣传引导等方式，鼓励辖区内学校教师积极报名。再次，根据东部所能与西部所需的梯度适配原则，东部市（区）教育局按教师的业务能力、政治素养、学科背景等条件选拔教师确定名单，组建帮扶团队。帮扶团队组建的基本要求是，团队成员中至少是由一名副校长、一名中层干部、一名骨干教师组成。最后，东部将组建好的帮扶团队集中统一派送到西部重点帮扶学校。那么，“组团式”教育帮扶是如何展开帮扶工作，其帮扶过程是什么？

“组团式”教育帮扶作为一种任务型组织，通过嵌入式治理，构建全方位、多层级帮扶路径，提升被帮扶学校整体性治理效果。在政治嵌入方面，通过委托、代理人身份，撬动地方政府政治资源，为帮扶工作开展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是组团帮扶基础。在文化嵌入方面，通过价值观念引导、榜样行为示范，引导帮扶对象自我奋斗与成长，是组团帮扶前提。在结构嵌入方面，通过挂职形式嵌入被帮扶县（区）政府、被帮扶学校的管理层级，辐射带动全县教育整体提升是，组团帮扶重点。在关系嵌入方面，通过与被帮扶学校的师生、家长构建情感支持与信任关系，是组团帮扶关键。在业务嵌入方面，通过名师精英示范、教研共同体构建，筑牢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是组团帮扶核心。具体分析如图1。

政治嵌入：撬动地方政府政治资源

东西部协作框架下“组团式”教育帮扶是联结东西部政府展开教育协作与互动的桥梁与纽带。“组团式”教育帮扶作为一个任务型组织，在嵌入式治理中呈现出帮扶机制的非科层化运作样态，突破传统东西部省市科层制结构的二元互动局面，在帮扶过程中重塑东部地方政府—帮扶团队—西部地方政府跨区域、跨部门多边嵌入关系。“组团式”帮扶团队具有东部与西部政府代理人、委托人的双重身份。

对H市政府而言，C校长帮扶团队是其“代理人”，团队能否取得预期帮扶成效也是H市政府综合帮扶能力是否得到彰显的一方面。C校长帮扶团队在T县民族中学帮扶期间，中组部、T县工作组领导及帮扶团队成员原有单位领导每年都到T县民族中学慰问、看望帮扶教师。不仅如此，H市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还为团队提供资金、物质以及人力等多方面支持。例如，从2016年起，H市ZJ大学拨付50万元支持T县民族中学实施“求是强师”计划，计划通过三年时间，选送T县民族中学所有教师到H市进行一次培训学习。2018年，H市为该校提供1000万元的教育综合提升帮扶资金，专项用于师资队伍建设。

对西部地方政府而言，C校长帮扶团队是其“委托人”，西部政府委托帮扶团队利用东部地区先进教学、管理理念改造西部教育现状，提升其教育水平。正如T县教育局局长所言：

“教育是T县的希望，孩子是T县的未来，T县彻底拔掉穷根，需要依靠教育……我们诚恳邀请C校长担任T县民族中学校长，希望借助他与团队的力量、智慧与名声，帮助提升T县民族中学教育教学质量，进而带动全县教育水平发展。因而，我们应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政策上的支持与保障。”（ZSM1）

C校长谈到：“在我们对T县民族中学帮扶的关键阶段，T县相关领导给了我们团队很多支持，尤其是T县政府、中组部T县工作组相关领导都亲自到学校给教师党员上党课，与教师、高三毕业班学生谈话谈心，并在高考日到考场外与考生握手，为他们鼓励加油。”（CLQ1）

2.文化嵌入：塑造自我奋斗的文化精神

文化具有影响深远、持续有效的治理价值。我们可以通过文化浸润构建社会价值、塑造社会精神、规范社会行为以达到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治理效果。治贫先治懒，扶贫先扶志。对于教育帮扶而言，东部须通过柔性文化嵌入治理，唤醒西部薄弱学校师生觉醒意识、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自我发展，实现“外扶”与“自治”协同用力以提升帮扶效果。

C校长帮扶团队以文化润泽、文化融合、文化重塑为导向的文化嵌入，重塑T县民族中学师生精神面貌，改变闲散舒适的文化样态，从源头上斩断贫困文化基因，构筑师生砥砺前行的奋斗底色。正如C校长所言：

“所有帮扶都是暂时的，早晚要结束，重要的是增强贫困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造血能力，作为一名退休支教校长我的一个诉求是：必须冲击这里的相对安逸的闲适文化，必须改变喝小酒、晒太阳、等政府帮扶的精神状态。”（CLQ2）

首先，C校长帮扶团队通过价值观念引导，重塑师生精神理念；通过挖掘优秀本地民族文化引导T县民族中学师生转变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例如，C校长帮扶团队与T县文物管理所、教育局重修文昌宫、莲花书院，重塑T县倡导读书、重视教育的优良文化传统；借助H市资金支持开展学生研学活动，冲击学生封闭的文化思维惯习；开展“三志教育”激发学生的志向、志气、志趣，通过主题班会讲述励志故事，种植“志向树”“志向林”，科技体育文化艺术节演讲竞赛、举行“励志日”等活动设计，让全校师生体验文化、感知文化、形塑文化，以帮助师生冲破传统闲适慵懒文化的束缚，打破固有的生活文化惯习。

其次，C校长帮扶团队通过行为模式嵌入，示范、激励并引导民族中学师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与行为模式。T县民族中学一位老师说：“C校长及帮扶老师每天都是最早到学校，最晚才离开，给我们本地教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对待教学、学生都很认真负责，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YMH1）

3.结构嵌入：连通整体性治理路径

帮扶团队的组长在被帮扶学校担任副校长或校长的同时，也挂职被帮扶县（区）教育局副局长，具有双重帮扶身份。

首先，担任学校副校长或校长可以突破传统支教教师角色，从学校发展愿景、管理制度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对学校进行全方位“植入式”“重塑式”帮扶。

在学校发展愿景方面，C校长团队通过教师职工代表大会制定了《T县民族中学三年发展规划》，提出学校中长期发展愿景是：“在‘爱与责任’的办学精神感召下，不断完善办学理念、推进科学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把学校建设成为办学理念先进、教育质量上乘、文化氛围浓厚、具有民族特色、学生、家长与社会满意的GN州一流高中”。在管理制度方面，C校长通过校务会、行政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T县民族中学坐班制度》《关于旷教等处理办法》《教科研管理办法》等，规范师生行为。在学科建设方面，C校长要求做到教师四个“精细化”，即课堂精细化、作业精细化、“周测”精细化、管理精细化，并提出通过团队协作、集体研讨等方式进行学科共建。

其次，挂职县教育局副局长，拥有与县级（区）其他部门平等对话的权力身份，便于从县级层面开展“拉网式”教育帮扶，以带动整个县域教育质量提升。一方面C校长利用闲暇时间为T县相关部门领导、驻村第一书记做报告，宣讲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价值。正如C校长所言：“一个好县长才有可能办出一所好学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领导都必须真正重视教育，才能中兴T县的未来。”（CLQ3）另一方面，C校长及帮扶团队通过送喜报、家访等方式，鼓励、倡导T县群众重视对学生性格、习惯、思维的培养，以期撬动社会底层人民塑造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良好民风。此外，为带动T县教育整体发展，C校长还对T县义务教育阶段校长进行长期跟岗培训，以带动T县教育整体发展。

4.关系嵌入：构建缘情治理的情感联结

东西部协作是中央政府安排下的一种政治馈赠性制度，有助于推动东西部地方政府打破政治锦标赛体制下的竞争关系，建立紧密、正式的结对合作关系。在合作关系中，“组团式”教育帮扶通过关系嵌入，构建教育帮扶中的情感秩序，演绎科层制技术理性之外的情感价值，建构了中国传统伦理框架下的人情联系，让帮扶更柔性化、温暖化与人情化，呈现“拟家化”的情感秩序。

在学生方面，C校长帮扶团队真挚关心、爱护和帮助学生，与学生、家长建立了良好信任关系。例如，2017年底某天，C校长收到一封退学信，内容是一位高三学生的母亲因尿毒症晚期住院无人照看申请退学照顾母亲。C校长不仅立刻前往医院探望、给予资助，而且在征得医生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母亲转至县医院治疗，鼓励学生边读书边照顾母亲，并免除其所有学费。后来这位学生顺利考上大学，母亲病情也没耽误，C校长获得了学生与家长的赞誉与信任。正如T县民族中学的一位班主任所言：“C校长是T县民族中学许多学生的‘校长爸爸’，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烦恼、困惑、困难以及学校管理意见都写信告诉C校长。”（YMH2）

在教师方面C校长重视帮助教师成长，为教师排忧解难。正如，T县民族中学一位主任所言：“C校长把获得自己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与各种奖金作为‘C校长奖教金’连续3年每年奖励9名优秀教师，奖励每人5000元。而且校长把我们教师的大小事放在心上，总是第一时间到场祝贺或慰问，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帮扶教师MJ夫妻二人，每年出资1.5万元设立“苗绣杯”奖金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课堂教学竞赛，也让我们感动。”（MWC1）C校长帮扶团队与T县民族中学师生构建了良好信任关系与深厚情谊，推动教育帮扶工作纵横延伸与拓展。

5.业务嵌入：筑牢教育帮扶的底层逻辑

“组团式”教育帮扶通过业务嵌入，塑造教师专业发展精神、扩展教师专业知识、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以此筑牢教育帮扶的底层逻辑，增强西部学校自我发展能力。

C校长帮扶团队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业务嵌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具体包括：第一，提升教师专业能力。通过让全校教师参加高三月考考试，并实行奖励政策，鼓励教师敢于正视自己专业知识、能力的不足，从而有意识地学习。

第二，名师精英示范。一方面选派T县民族中学部分教师到H市优质学校跟岗学习，以丰富、扩展教师专业思维、学科视野。正如一位副校长所言：“许多教师没有机会外出学习，教学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填鸭式教学阶段，达不到国家新课标对教师专业要求”。（LS1）另一方面通过帮扶名师课堂示范，帮助本校教师打开教学设计思路。“有的教师抱怨学生基础差，没办法开展更好的授课方式，有的教师抱怨教不会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我们请帮扶教师示范如何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让本地教师观摩学习。”（LS2）

第三，通过线上、线下学习社群，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网络共同体，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扩展提供学习契机与平台。如与G省GN州名校开展“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借助信息化网络平台构建“双师”课堂教学教研互动共同体，延伸教师专业知识面。

第四，建立师徒结对关系，点对点精准帮扶。组织东部地区H市优秀名师与T县民族中学教师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结对帮扶，通过师带徒的方式提升T县民族中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并利用“C名校长领航工作室”培育T县优秀中层干部，助力青年教师、骨干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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