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廖七一：《新青年》与现代翻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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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36年在重印《新青年》的题词中，胡适高度肯定其历史意义:“《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胡适2003:513)《新青年》也因此被称为“一种精神现象，一种思想中介，一种思维方式”和“新文化元典”。(董秋英、郭汉民2001:239-240)

《新青年》对翻译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翻译规范的贡献，绝不亚于翻译期刊或以翻译为主的刊物。据作者统计，从一到九卷共刊登翻译作品234篇/首，占总篇幅的30%，如果将介绍西方的文章统计在内，比例会大大超过30%。《新青年》同人对晚清翻译传统的批判、有关翻译本质、功能、策略和语言形式的思考与论争，以及他们自己卓有成效的翻译实践，不仅展示了晚清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流变的轨迹，同时也营造和构建起现代翻译叙述空间。

一、新青年与晚清翻译时尚

100年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被誉为翻译圭臬。耐人寻味的是，晚清翻译时尚最明显的特征是:1)间接翻译;2)创译不分;3)译评合一;4)翻译形态的高度中国化。“信”在译家的实践中是悬空的;即便是严复自己也常常采取“达旨”和“取便发挥”。翻译家和评论家并不注重翻译的本体特征，而是以社会批评、道德评判和艺术审美代替翻译批评。

到了五四时期，受惠于晚清翻译的《新青年》同人开始质疑传统的翻译风尚。1914年，在参考借鉴了马君武和苏曼殊翻译的基础上，胡适重译《哀希腊》。他尖锐地指出:“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均非善译者也”(胡适1984:92)。与此同时，林纾和严复等影响深远的翻译大家也首当其冲，受到非议。钱玄同曾多次批评林纾的翻译“多失原意”，并“掺进一种迂谬批评”(钱玄同1917:10-11)。罗家伦也曾以林纾和马君武为例，批评晚清的翻译家常常“更改原意”，“错的地方非常之多”(转引自陈福康1992:216)。傅斯年的批评就更加尖锐:“论到翻译的文辞，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傅斯年2003:189)。刘半农和王敬轩则批评“原稿选择不精”“谬误太过”，而且“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王敬轩、刘半农1918:373)。这些系统性的批评引发了翻译观念的更新，标志“五四”以原文为主体的“翻译原则确立的开始”(赵稀方2013:42)。

二、《新青年》的翻译观

针对晚清的翻译时尚，《新青年》同人提出了全新的翻译观念:1)翻译名著;2)坚持(忠实)直译;3)白话表现形式。

首先是强调名著意识。胡适曾多次主张，要创造新文学就必须“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并称“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胡适1993:52)。

第二是坚持(忠实)直译，要求译文附寄原文、实行外汉对照和不同译文对比。为了杜绝“任情删易”和“取便发挥”，《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刊登《投稿简章》，要求“来稿译自东西文字者，请将原文一并寄下”。其后，《小说月报》《现代》《文艺月刊》《新中华》月刊、《世界文学》《西风》月刊、《时与潮文艺》《文学译报》等，都有措辞基本相同的规定，规范译文已成为译界“对译介方式的一种共识”(王建开2003:140)。除了附寄原文，《新青年》还大量刊登外汉对照的译作，其中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甚至一般的哲学和社科译作，保证了译文的忠实与完整。不少翻译都能达到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甚至以诗行为翻译单位，增删发挥的甚少。这标志着晚清的“豪杰译”和“取便发挥”已不再风光;译文与原著对等的质量标准开始确立。

第三，主张白话表现形式。首先，《新青年》同人从理论上颠覆了晚清的语言观，主张白话应成为现代生活的表意工具。胡适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角度，正式提出废文言而倡白话的主张，提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赏玩”;“古文译小说……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胡适1993:111)。他还从“八事”入手，制定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具体原则。《新青年》同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积极撰文，参与白话文论战。钱玄同将文言与传统旧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古文“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钱玄同1918:354);他号召同人身体力行，在《新青年》上翻译和撰文都改用白话。

细读《新青年》就会发现，语言的白话化始于戏剧(话剧)翻译，逐渐扩展到短章和其他文类和诗歌。到了六卷，《新青年》上所有的小说、诗歌、话剧、散文的翻译都已完全采用白话。诗歌翻译的白话化标志白话已取代文言成为翻译语言的正宗。从此，文言不可逆转地退出了翻译主流规范。

三、《新青年》翻译的经典化

现代翻译规范确立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译作的经典化。《新青年》文学翻译的经典化主要得益于:1)一校一刊(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一方面，杂志的撰稿队伍迅速扩大到北京大学的师生;另一方面，《新青年》旋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陈万雄1997:17);2)《新青年》的不断再版、重印，翻译作品的多次转载在传播科学民主观念的同时，新的翻译观念迅速得到普及和强化;3)典范作品与经典形式库的传播和大师的推举，让《新青年》同人的翻译实践和有关的翻译理念，以种种形式进入大、中、小学课堂，演变成一种“群体意识”而成为“权力符号”(黄亚平2004:6);4)其他同人刊物的协作巩固和强化了现代翻译诗学。有《新青年》开风气之先，北京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和《新青年》《新潮》以及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四百余种报刊一道，组成了新文学传播的强大阵容”(杨义1996:158)，形成了不同杂志之间互补、默契与同气相求。

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新青年》同人坚持的名著意识、以文本对照为基础的忠实观，以及语言表达的白话化，迅速转变为译界共识，推动了翻译规范从晚清向现代的转型。《新青年》同人草创的翻译规范至今仍然是翻译和翻译批评遵循的参照。

作者简介：廖七一，四川外国语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现当代译论。

来源：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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