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新朋友吗？记得先点中国伦理在线关注我哦～在这里，与伦理学爱好者在一起～2021年7月16号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中国老年与老年医学学会孝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肖群忠教授应邀在“江南书院”举办的“传统文化与国学游学营”为来自国内60多所高校的近100名本、硕、博和社会人士营员举行公益专题讲座，主题是“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传统孝道及其立德树人作用”，弘孝传道，嘉惠学子。讲座主要讲了六个问题：孝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孝的三种基本含义；孝的行为规范体系亦即如何行孝；传统孝道的现代命运；孝的当代价值；以孝的伦理精神实质看其立德树人作用。肖教授首先强调了“孝”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价值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本源的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中国国民性和人格的首要品德。对于孝在传统中国文化与道德中的功能，总结起来就是四点：第一，它以伦理文化的巨大力量，充分保证并实现了家庭养老，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老有所养。在传统中国，主要依赖家庭养老，是一种代际反馈式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说到底就是子孙在父母亲祖年老体衰时奉养亲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孝道养活了中国人自己。第二，它以道德的力量维护了亲子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家族的团结、兴旺发达。孝道的家庭道德狭义就是子孙对亲老的养敬伦理义务与规范，父慈子孝的家庭道德的伦理原则与规范，明确了父母亲子之间的伦理义务，各尽自己的伦理责任，互以对方为重，使亲子关系亲切和谐。明代吕坤说，“肯替别人着想是第一等学问”，它从家庭开始培养。家族的团结、兴旺发达则是光宗耀祖的大孝追求，也使子孙辈产生了深厚的对家族的责任感，鼓励他们努力奋斗，扬名显世，以显父母，从而推动了个人与家族事业的兴旺发达和人生幸福。第三，孝对建立传统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发挥了重要的政治治理功能。《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编者按崇尚英雄模范才会产生英雄模范，争做英雄模范才能英雄模范辈出。通过此次疫情来看，在危难时刻没有英雄挺身而出是不行的，但我们又无时无刻不渴望回归到平凡的生活，然而平凡的生活决不能等同庸俗的生活，我们要捍卫英雄的意义就在于此——在平凡中超脱庸俗，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此次抗疫的逆行者从平凡的生活中走向抗疫一线又在抗疫之后回归生活，这诠释了新时代的人民英雄史观：英雄可能就是昨天我们身边的平凡人，我们身边的平凡人可能就是明天的英雄。作者简介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治华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传播失真的情况时有发生，人们的恐慌情绪往往容易被放大和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猜忌、冲突和对立。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冷静地、宽容地、友好地对待特殊情况下的人和事。为此，中国伦理在线在抗疫专题中策划了主题为“全球疫情中的伦理与人情”系列文章，邀请此时仍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向我们客观讲述当地的疫情和抗疫纪实，同时从伦理的视角透视疫情下的文化百态和人情冷暖。我们首篇推出的文章是由正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逍同学撰写。希望这个系列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从伦理上加深对异域文化的理解，面对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燃起一支小小的火把。01导读距离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爆发至今已经约有3个月了。面对一场爆发在8800公里之外的疫情，英国政府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在格林尼治时间1月31日，由政府组织的撤侨专机承载着83名英国人从武汉抵达牛津郡的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机上的乘客随后接受了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在同一天，英格兰公共医学部门也宣布首次在英国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两名近期到过中国的中国籍人士被确诊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随后也被送往纽卡斯尔的NHS（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医院进行隔离观察和治疗。一直到2月26日，经过检测的7132人之中，只有13人被确诊携带新冠病毒，而这其中已经有8人康复出院。不过，在英国新冠病毒的爆发似乎以一种令人超乎意料的速度进行着。截止4月9日上午9点，英国政府官方公布已经累计进行了298,169次针对新冠病毒的测试，在243,421名被检测者中，其中65,077人确诊。截止到4月8日下午5点，在已经确诊住院的新冠病毒患者中，7,978人在与病毒的生死搏斗中失败，不幸离世。居住在一个新冠病毒最先爆发而又最先得到控制的国家，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对新冠病毒是否在世界其它地区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仍然保有一丝关注的话，那么他/她或许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是：其它国家如何应对本地疫情的传播，这些措施对本国居民有何影响，以及他们的做法是否借鉴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那么也许有人还会希望知道形成这些现状的原因。这片文章将以英国为例探讨上述问题。文章的第二、三部分都将基于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分别描述英国政府自病情在英国出现伊始至今所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英国普通居民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则简述英国主流媒体中所出现的对中国应对新冠病毒措施的一些评价。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读者则可以期待看到一些从价值判断角度对英国应对新冠病毒传播措施的分析。02防疫措施路线图1月-2月：对疫情进行控制英国政府防止疫情传播的措施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并无不同。测试具备新冠症状的疑似患者、将确诊患者送往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追踪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并建议其隔离、及时更新针对公民出行的旅行建议，这些总结大概就是英国政府在1月和2月之间的主要防疫措施。在1月27日的议会质询上，卫生大臣表明：政府，特别是NHS系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每一项急救服务方面，NHS都拥有专业的团队。一些具备受到良好训练的工作人员和设备的医院，也已经准备好接收并护理任何高度感染的患者”；在2月6日，NHS英格兰地区主管要求每一家英格兰地区的NHS医院设立独立的区域，隔离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在2月11日的议会质询上，卫生大臣表示，政府已经建议所有从中国及其周边返回英国的旅行者，即使出现非常轻微的咳嗽、发烧和呼吸不畅，也要及时告知NHS并自我隔离14天。等到2月底，政府要求所有去过意大利11个已经被隔离城镇的居民务必在家自我隔离。3月初-3月23日：延缓疫情传播整个英国并没有在政府应对疫情行动计划中的“控制”病毒传播阶段停留很久。在3月12日，政府公共健康部门就正式宣布，现在已经进入到“延缓”病毒传播的阶段，也就是政府行动计划的第二步。正如鲍里斯数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一样，英国政府的决策将会严格依赖科学证据的提供，

该救谁：紧缺医疗资源如何分配？43、钟芙蓉：从孟母教子的故事看网课大潮中的家庭德育问题44、李营营：抗疫视角下的中华美德45、郭清香:

疫情之下的生命抉择与生死反思46、英雄走好，逝者安息！47、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48、吴付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几个伦理问题49、李慧琳：谣言为什么这么“好”吃？50、鄯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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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交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美等国众多左翼学者中产生了一场长达30多年的“马克思和正义之争”。在这场学术争论中，艾伦•伍德（Allen

摘要：准确认知疫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提升领导干部伦理素养，加强危机应对中的伦理管理，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方面。疫情防控中领导干部的伦理素养包括价值观、伦理知识与道德情怀、伦理选择与行动能力等三个层次，应加强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培育，通过文化知识学习、自我修养和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领导干部伦理素养，锻造中国特色的疫情防控领导力。关键词：疫情防控

伦理学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2020年4月3日，应中国资本市场50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百度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付来在“助力复工复产系列公益演讲”中发表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几个伦理问题”的直播演讲，中国伦理在线特此整理刊发，敬请关注。吴付来教授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已经蔓延成一场世界级的疫情。从疫情发展趋势来看，抗疫工作已从中国主战场转向全球多国战地。全球联防联控工作迫在眉睫，不断在加码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系数。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作了《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发言，提出了“四点倡议”，即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团结应对疫情，为全球携手防控疫情开了一个好头。这次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快、隐蔽性强，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据此，很多国内评论者认为，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起步阶段的一次突击“大考”。现在看来，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以令世界刮目的能力、毅力和担当，成功地应对了这次突击考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为联防联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石。这些作为，被普通民众看在眼里，感同身受，再一次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当前，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疫工作逐渐进入收尾阶段的态势下，已有不少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始有针对性地在国家治理这个大主题下开展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如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关键物资生产与流动管理、公共卫生法制建设、公共危机舆情应对、公共危机中的心理干预与疏导等。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也和治理有关，但不是上述这些“刚性”的治理主题，而是一种“柔性”的治理主题，即“伦理道德治理问题”。其实，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几乎关系到防疫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应用伦理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涉及生命伦理、医学伦理、法律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企业伦理、公共管理伦理、环境伦理、科研伦理、慈善伦理、体育伦理、传媒伦理、国际关系伦理等十多个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方向。了解这些伦理道德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次抗疫工作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也能启发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疫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有很多，不可能都讲到。我将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这四种关系中讲一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生态伦理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公共伦理问题；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政治伦理问题；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国际关系伦理问题。我首先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谈起。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问题属于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在这个伦理关系中，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类应当如何定位自己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地位，这种定位是否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我想结合疫情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一是从人和动物的伦理关系来讲善待动物的问题；一是从脆弱性角度来讲人为什么要和自然和谐共生。其一，如何善待动物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原因现在还扑朔迷离，但是这次疫情的确又一次从食用野生动物的角度把善待动物的问题再次提到了人们面前。大家可能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暴发的一些重大流行性疫情，很多都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造成的。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包括扑杀、贩卖、滥吃野生动物。由于这些不正当的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特别是为了猎奇心理扑杀和滥吃野生动物，把本来不太会流入人类社会的病毒带了进来，造成疫情暴发。大家知道2003年在国内暴发的非典疫情也是因为滥吃野生动物造成的。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国家已经加大了对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处罚力度，就是想在这个源头上堵住这个入口。滥食野生动物其实根本没有那些在很多人口中津津乐道的“特别好处”，完全是出于“尝鲜”“猎奇”，满足毫无理由的口腹之欲。为了迎合这些食客，市场上就出现了贩卖野生动物的商业链条，实际上增加了自然病毒对人类感染的风险。但更重要的是，超越这一功利的考量，我们应该对动物具有同情心，这是我们善待动物的一个伦理前提。我们人类也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而且和一些动物还有亲缘关系。人类通过动物增进对自身理解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透彻。这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的了解依然不能完全脱离我们对动物的了解。人类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的自我意识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无限扩展。这种意识应该服从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说到底，人类社会目前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或许只是对自然界的肤浅认识，这种成就不能被无限放大，这就需要我们和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伦理关系，而非把自然当作是满足人类欲望和需要的工具。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脆弱性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向度、一种视角。其含义就是，人类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是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其实，这只是人类的一种自以为是，人在本质上有脆弱性的一面。脆弱性概念告诫人类，人必须从脆弱性的角度知道人类只有相互依赖、相互联合并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才可能有可以期待的未来。如果人类觉得自己可以一劳永逸且毫无顾忌地做所有的事情，那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脆弱性概念并不是要消解人类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积极关系，而只是让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中提醒自己：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针对自然的所谓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次又一次征服；我们还应该关心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和一个又一个迷茫。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总是人类所具有的强悍的一面，或许更多的是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措手不及、无计可施的脆弱一面。脆弱性概念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陷入脆弱无所作为，也不能无视脆弱自以为是。就拿这次疫情来说，无论人类在此之前对自己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何自信，但当真正面对这次疫情的时候，才知道死亡和无助与每一个人是如此接近。那些只有在史书上才能读到的瘟疫，又一次和人们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所有人都觉得，原来生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原来人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这就是人的脆弱性。理解了脆弱性，反而会使人在脆弱基础上寻求改变现状、获取希望。这是在承认脆弱性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人类的坚强力量。在这次新冠肺炎面前，虽然很多人觉得人在微生物世界中简直不堪一击，但是，人类的进步就是在这种不堪一击面前通过一次次努力而取得的。所以，承认人类对自然的脆弱性不是坏事，反而是人类寻求更高更远发展的新的起点。二、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伦理问题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最容易引起矛盾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在区域封堵、限制出行和隔离过程中发生的所谓“干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一个公共伦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把握自由与限制之间的那个“度”。自从有疫情以来，由于区域封堵、限制出行、隔离导致的人际冲突案件就频频出现。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例子：事例一：在很多社区和区域开始实施限制出入的管制以后，有些人因各种理由与防疫人员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理由多半是管制限制了自己的出行自由。事例二：一位从意大利回国的女留学生在上海接受14天的医学隔离期间发飙，原因是她认为开水壶烧水水质太差，坚持要喝矿泉水。提出的要求没有被隔离点采纳后，就让朋友把矿泉水寄到隔离区。因为隔离区要统一管理进入隔离区的物资，所以矿泉水被暂时保管起来。这位女学生不能自己去取。在这种情况下就对防疫工作人员吵着要讲“人权”、“要活下去”。事例三：大家还记得前不久被拜耳公司开除、并被北京公安部门通报限期离境的澳籍华人“跑步女”梁某某。她从澳大利亚飞到北京后，不遵守居家观察14天的规定，非要不戴口罩出门跑步。面对防疫人员的劝说，她不但不听劝告，还十分轻佻地大喊“救命啊，有人骚扰”。这些和防疫人员发生冲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限制出行和隔离这些防疫措施限制了个人自由，因此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个伦理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呢？个人自由在任何一种现代伦理学中都不意味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哪一种伦理学理论是这样理解自由的。恰恰相反，即便在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主流理解的自由是“自律”，简单地说就是，自己要管好自己才是自由。但人在自律过程中应该用什么样的规范来管理自己呢？这就牵涉到哪一种规范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规范。这些可以被合理地看作约束个体的规范中就体现着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所谓的个人自由问题，其实讲的是个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自由和责任之间所谓“度”的问题。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限制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是合理的，个体就应当遵守。首先，个人自由是每个人都有的，你不能把你的自由建立在让别人不自由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你有不能干预和妨害别人自由的责任。结合这次疫情，有防疫常识的人都知道，新冠肺炎有14天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你在不能得知自己是否患有新冠肺炎的情况下，如果你自由出行，就会让别人承受巨大的感染风险，进而给别人的自由造成伤害。在这点上，特别是在事例二和事例三中隔离情况下，自己的自由行为会给他人造成巨大的隐患，这在根本上是违背自由精神的。这不是自由，而是自私。其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是一体两面。这意味着，一旦你是自由的，所有出于你的意愿做出的行为，你都要承担责任。这也是个人自由的基本含义。但是，那些不顾防疫人员合理劝阻的人，一旦自己所谓的自由行为把病毒传染给他人，他们就必须对那些被传染的人负责。试问，这些人考虑过这样的责任问题吗？个人自由中所自带的责任意识就是为了告诉自由行为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一个根本不考虑责任、也不想负责的人，是谈不上所谓自由的。再次，这种不负责任的所谓个人自由，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完全有正当理由明令禁止。由于新冠肺炎有长达14天的潜伏期，所以不进行相应的隔离、限制出行和区域封堵，根本不可能防范交叉感染所造成的恶性后果。在疫苗没有投入使用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这是从根本上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考虑。何况这些限制措施有着严肃的医学学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这些道理都已经讲明，当事实都摆在眼前，刻意违反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刻意危害公共安全。这就不是所谓的自由问题了，实则涉法涉罪。我们也在相关新闻报道中看到，有类似情况的人已经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最后，我来说说这个“限制”问题。前面三点都说了个人自由要受到合理正当限制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限制即便是合理正当的，也要考虑到“度”的问题。这在伦理学上讲就是要在限制中同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这个人道主义原则也是伦理原则，就是要关心、帮助别人。这意味着，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本上是从关心、帮助别人免受病毒传染这个基本前提出发的。所以，不能为了限制而限制，不能把限制当作暴力拦截，不能在管制过程中有任何地域歧视和偏见。应尽量耐心地做好劝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家被封闭在家里有些情绪是正常的，防疫人员要理解，做好生活保障工作。应该说，在这次疫情中，我们防疫人员的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其中尽管有些小摩擦，也是个案。总体上，大家都是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从伦理学角度讲，对于个人来说，即便是从个人自由出发，也要积极配合正当合理的防疫工作，理由有三个：不妨碍或伤害他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对公共安全负责。另一方面，防疫工作要讲求“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把关心、帮助别人当作根本目的，隔离、限制出行和封堵只是手段。这两方面理由大家都想明白、能接受，相互配合也就自然顺畅了。这就是伦理学的说理作用，它可以在根本上解决人们在观念领域的冲突，对行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这些理由落实在实际工作中的时候，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防控制度要求，这些防控制度要求其实就是对自由与责任之间关系的具体落实。有了这个“具体落实”，大家在心理上、道理上想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要按照规章制度要求的程序办事就可以了，这样就会使防疫工作既顺畅也高效，这就是程序正义的伦理问题，同时也是伦理治理体系的要义。三、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伦理问题国家是个政治概念，所以人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里主要谈一谈公民和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这个政治伦理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动员和组织联防联控工作中的公民和国家的伦理关系。我们常讲，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制度优势里面也有伦理的作用。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举国体制的联防联控能得到老百姓的积极响应？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力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配各方资源？这些仅仅靠行政命令就能实现吗？并非如此。现在自媒体都很发达，大家通过手机可以看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其中有一个很难让中国人理解的情况是，比如在美国，老百姓明知道有疫情，但就是不肯戴口罩，也不限制活动出行。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商店不允许戴口罩的人进入的情况。虽然美国政府早期对疫情不够重视甚至对疫情的宣传不实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坦言，戴口罩是不健康的象征，限制活动出行是对自由的妨碍。不错，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所以，反过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觉得配合国家防疫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美国有些人那里却评论说是侵犯人权。为什么武汉封城这样的事会在美国人看来不可思议。这就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价值观念的不同就会使得同一件事呈现出不同的处置方式。这是基于价值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方式，这就是伦理问题。而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伦理文化上的不同鲜明地体现在了这次抗疫工作的各个方面。各国防疫情况就像一面镜子，映射着各自的伦理文化。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伦理文化各有特色，没有优劣之分。我们不去妄加评判。我们要讲的是中国自己伦理文化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当然有很多，但结合前面讲的公民与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我主要讲体现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一种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整体精神”。这种整体精神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时，看重“整体精神”，看重“公利”。强调“整体精神”和“公利”，就是强调“大义”。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义利之辨”。这里的“义”其实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公利”，而且“公利”是高于私利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推崇“义在利先”“先义后利”，其实说到底就是强调公利要高于私利。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传统。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国家情结和爱国热忱，都源于这个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开始号召大家联防联控的时候，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积极响应并能落实在行动上的根本文化原因。这种“整体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是需要维护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是通过“德治”来维系的。从“民”与“国”的关系来看，要“民”服从大局，服从国家的“整体精神”，看上去好像只有对“民”的要求，强调“民”对国家的无限服从。其实不然，“国”的根本就是“民”，国家要为民众的生计谋，治理国家没有比“民”的生计更重要的事了。这就是古代“民为邦本”的德治理念。在这个德治体系中，国家政治从来就是关心老百姓生活的“民生政治”。当代有学者作过调研，结果发现，中国人对“民主政治”这个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的理解其实是“民生治理”。这种对民主政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方式，其实体现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延续。这个“德治”传统的内在逻辑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服从国家是因为国家是为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之“公利”而存在的。在这种国家治理逻辑中，国家的“整体精神”得到了维系和巩固。如今，我们固然要抛弃那种封建社会才有的“君-民”思想，但我们不能丢掉这个文化传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国与民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伦理关系。国家依然以民生治理为政治之根本，公民依然服从这个为民服务、追求“公利大义”的国家。“整体精神”就是在这种亲密的伦理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质。在这种精神气质中，国家可以聚集更多的政治能量造福于民，而国民也可以获得更深厚的自我认同和尊严感。透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整体精神”的优点。放眼世界，这是别的国家正在努力争取获得却很难达到的一种精神能量。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把这种优质的传统精神力量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集中力量打造国家治理的伦理系统，让这种力量持久、稳定地发挥作用。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伦理问题这段时间，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联防联控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里面也就开始出现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伦理问题。这里所谓的国际关系伦理问题，就是在疫情中，国与国之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伦理原则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上讲，无论是什么原则，都要有道德上能站得住脚的理由。首先，我想讲的伦理原则是平等。在现代社会，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个原则。尽管人与人之间在肤色、语言、文化上有所不同，在收入、职位上有所差别，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主观上把人与人之间看成不平等的理由，因为只要是人，就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人之为人就有的，基于这种平等的相互尊重也是人之为人就有的。这就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是如此，国与国也是如此，平等相待是基本的伦理原则。但是在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在疫情暴发初期，有些国家把新冠肺炎说成是“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直到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才改口不再称呼这次新病毒是“中国病毒”。事实上，属于天灾的流行性疫情不应被归结为哪个国家所有，它是一个全人类问题，全球各国有责任共同对抗。早在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宣布，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世卫组织多次强调，给一种新发传染病命名必须避免带有歧视色彩的名称，不能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防止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污名化的名字被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这些言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污名化都是一种偏见和歧视，都违反了平等的伦理原则。或许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违反了一个平等的伦理原则能有多大损失？其实不然，正如没有一个人打心眼里愿意和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交往一样，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打心眼里会和一个骨子里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国家走得近？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持伦理原则，是一种国家形象的象征。这就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做人有做人的样子，一个国家也应当有一个国家的样子。从根本上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持伦理原则，在这种坚持中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才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其次，合作互助的伦理原则是全球联防联控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次疫情的暴发愈发让人体会到全球是个生死相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各国都采取自保的防疫策略，根本无法应对这次全球疫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防护墙）。只有合作互助才是根本的出路。我在开头的时候就讲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周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就号召全球各国携手联防联控、抗击疫情。他说：“抗击全球疫情，需要全球行动。病毒无国界，病毒不会区分感染目标的民族、种族、信仰、国籍、政治制度和贫富差异，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各国需本着团结精神，组建全球‘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这一严重威胁。”合作互助显然有合作互助的具体办法，但和这些具体办法融合在一起，甚至对这些办法起指导作用的合作互助的伦理原则极为重要。采用自保还是合作，这种伦理原则的切换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是真诚的、值得信任地、不遗余力地加入全球防疫工作。坚持什么样的伦理原则，就会有什么样的策略选择、工作态度、工作程序。在一个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合作背景下，个别国家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全球联防联控的全局。这是国际关系伦理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再次，在国际关系伦理中，除了平等原则、合作互助原则之外，还应该说一说人道主义原则。这里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我在公共伦理问题中提到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对象上从国民变成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这里，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地关心和帮助别的国家的防疫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避免出现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过，在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也包含着如下考量：在首先确保本国疫情得以控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帮助别人。这次疫情是一次全人类流行病，从这个意义上讲，管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不给别国添乱，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全球行为。但超出了这个基本行为，有能力的国家应该更多地帮助别的国家有效控制疫情。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帮助过本国的国家，更应该怀有感恩之心，有能力的时候给予报答。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可圈可点。我前段时间在抖音上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说意大利外长当时向中国捐赠了4万只口罩的时候，在国内不被理解，还受到一些指责。而当中国给意大利捐赠数百万只口罩后，这位外长在接受采访时感到扬眉吐气。我们在这里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道德上的行为真的会感染到别人的内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从怀疑、猜忌、对抗、冲突走向谅解、和解、合作、相互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真正的有益行动。人类社会在这次疫情中是培养出互助合作的美德，还是蜕变为各自为政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自利者，关键就看各个国家在伦理上的选择了。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选择决定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刚才讲的这三点，其实和我们国家目前在全球联防联控工作中所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出各项决策过程中，是充分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是有一定伦理原则作为指导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讲道义、有办法、敢担当的国家形象。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伦理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到每个人生存发展的问题。只不过，这次疫情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直面、审视并作出选择。此前，大家可能对伦理问题不那么敏感，或许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所谓的伦理问题。今天我结合疫情和大家交流这些内容，就是想告诉大家，伦理问题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通过这次公益讲座，我想说的是，了解伦理学，学会运用伦理学理解并指导生活实践，会让人们生活得幸福，会让社会更加有序和谐。这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宗旨，也是伦理学这门学科能为目前抗疫工作所做的贡献。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责任编辑：张伟东

此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标题为“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对疫情的恐慌渐渐平静之时，人们都在反思我们做错了什么？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从生态角度反思，生态是人类直面的紧迫问题，切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中，他谈到了阿尔贝特·施韦泽著《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一书。敬畏生命是施韦泽提出来的，也是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敬畏生命》阐述了他的敬畏生命思想的由来、践行和意义，这也是施韦泽最基本和最深刻的道德要求。“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等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敬畏”有“崇敬”和“畏惧”的双重意义，表达对生命的一种虔敬态度。阿尔贝特•施韦泽施韦泽认为，自然作为一个自发过程不懂得敬畏生命，它最有意义地产生着生命，又毫无意义地毁灭着它们。但是，自然作为生命在人那里达到了自觉。人一方面受制于利己主义的生存竞争，另一方面则能对生命施加各种影响。人所有的德性的根据在于：“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命苦陷其中的无知。”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人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拯救其他生命，把这种奉献给生命的行为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此外，对施韦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敬畏生命不仅要求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求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他不满足于欧洲哲学否定善待动物和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要求的传统，强调要“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以实现伦理学的革命。这就是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的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因为“作为这种区分的结果是这样的看法，似乎有毫无价值的生命，伤害和毁灭它没有什么关系。而对什么是毫无价值的生命的理解，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是各种昆虫和原始部族。”植物、动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先于人类而存在，他们是人类共生共存的朋友，与人类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敬畏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是“敬畏”的应有之义。无论为人为己，都不能成为伤害和毁灭其他生命的理由。当然，生活中的人尽管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但还是无法避免为了保存这一生命而牺牲其他生命的必然性。例如，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把一些动植物作为食物。那么，该怎么办呢？对此，施韦泽的回答是：“敬畏生命的人，只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会由于疏忽而伤害和毁灭生命。”人应该尽可能摆脱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保存自己的必然性。敬畏生命就是要扬弃生命的自我分裂，实现全体生命的休戚与共。生命的休戚与共在实践上体现为人为生命进行的一切救助活动，包括慈善行为、保护动植物、反对战争和核武器、保护环境，等等。最能说明敬畏生命内涵的是：“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当你对自然界的全部生命有了敬畏之情，你就会承担起对一切生命的责任，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而努力。施伟泽身体力行敬畏生命的原则，尽可能尊重和不伤害生命，他在非洲无偿行医50多年，他的自传《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感动了无数人，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都是施韦泽的追随者。《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思想的代表作，他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基于这部著作。而且由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此，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一般说来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就可以了。阿尔贝特•施韦泽1875年出生于法国上阿尔萨斯，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一位享有盛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研究家。38岁时获医学博士，取得医生执照，1913年携妻子一起前往非洲的兰巴雷内（现在属于加蓬），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五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直到1965年逝世。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伦理在线小编微信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http：//www.ethics.com.cn

向英雄致敬

生死问题是每个人也是人类面临的终极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蔓延，对人类生命产生了巨大威胁，对人生选择提出了重大挑战。对疫情中各种事关生死的抉择进行思考，是重整旗鼓走向未来必须要做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李营营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导语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素来以重德著称。中华美德塑造了我们特有的民族品性，成为我们逾越千难万险的精神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苦斗争，充分彰显出中华美德的力量。一、个人美德：智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仁勇三达德，激励着中国人民成为此次抗疫战争的中流砥柱。“智慧”是一种指挥之德，具有统揽全局、调度八方的能力。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时，党和国家准确判断、统一调令，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使抗疫战争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抗击疫情过程中，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分区分级复工复产、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稳定就业，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社会井然有序。当国内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时，瘟疫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我们积极向多个国家与地区分享治疗经验，开展国际合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抗疫胜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现阶段，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境外输入，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把好海关关口，防止抗疫成果功亏一篑。“仁爱”是一种悲悯之德，是善行义举的精神渊泉。在疫情肆虐之时，人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有一个群体却冒死逆行，不顾生命危险奔赴一线，他们就是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挥医者仁心，有效遏制了病毒在中华大地的蔓延。武汉封城之后，全国人民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纷纷捐资捐物，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勇敢”是一种兴发之德，促进善行义举的落实。但真正的勇者必须同时具备智慧、仁爱的品质，没有智慧的勇敢是蛮干，没有仁爱的勇敢是争强斗狠。疫情持续数月之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让医护人员及时休整以保证治疗力量的可持续性，这是智慧；懂得疼爱医护人员的疲劳与困顿，这是仁爱；亲自带领共产党员冲在一线，这是要求言行一致的正义与勇敢。这样的张文宏医生，是真正的勇之大者。智仁勇三达德促使中华同胞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抗疫斗争中凝聚成磅礴之力。二、国家美德：协和万邦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始终秉承睦邻友好、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称赞尧帝弘扬美德，使宗族和睦，社会和谐，邦国友好。后来，协和万邦的理念被历代政治家所继承，被应用于协调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习近平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化大趋势使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共同发展，也面临共同挑战。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无国界，它所威胁的是不分国别、地域、种族、人群的全人类，人类只有密切配合才能共渡难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当我国防疫物资缺乏之时，新西兰、韩国、日本、泰国、阿尔及利亚、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尼、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德国、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与地区纷纷向我国提供援助。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之际，中国积极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分享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制成功快速检测试剂盒。并在第一时间筹集防疫物资紧急救援阿尔及利亚、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多个受灾国家与地区。可以说，在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在全球性的疫情面前，不同国家、非政府组织、个体纷纷加入抗疫斗争，世界各国人民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共同为人类的美好明天而努力。三、天地美德：天人合一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中的人混沌无知；功利境界中的人只顾追求功名利禄；道德境界的人能够知礼明义，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天地境界的人除了与社会相融合，还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天地境界是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万物的母亲，无论我们的工业文明如何发达，都必须以民胞物与的精神，处理好与大自然母亲的关系。首先，要善待动物。尊重动物的生存规律，不破坏大自然的食物链。不轻易猎杀动物，让其在大自然中长久生存。对待家禽类动物，取之有道，用之以时，选择人道的屠宰方式，不竭泽而渔。不虐待流浪动物，条件允许的话进行收养。其次，要善待植物。植物是地球之肺，以今天植物被砍伐的速度，人类不久将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诗经》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那路旁的芦苇刚刚发芽，不要让牛羊去践踏它们。今天的我们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仁及草木的大爱情怀。超市货架上卫生纸消失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森林生长的速度。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相参。人类只有不妨碍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才能与万物一起并列于天地之间，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状态。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存与发展。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当美德散播于个人、国家、天地之间，灾难就不仅仅是灾难，也会是反思与成长。图片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张伟东抗疫专题1、梁立智：医生是战友而非神！2、王福玲：瘟疫当前，我们该如何面对脆弱？3、喻丰：这10个道德心理学思考，让我们看清疫情中的人心与人性！4、曹刚：如何化解疫情防控中的七个道德风险5、曹刚：关于疫情防控的七个道德主张6、曹刚:疫情防控带来的七大伦理问题7、乔法容：“发国难财”之恶8、传染病爆发时的伦理问题应对指南9、请善待和保护“逆行者”10、曾建平：滥吃动物为什么不道德？11、邱仁宗：如何控制流感大流行的传播？12、杨通进：疫情防控、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13、李义天：保卫平凡生活14、周中之：湖北红十字会令人痛心！慈善组织更要有良心！15、致敬李文亮，致敬疫情中的每个普通人！16、“毒”眼看生死17、王露璐：应用伦理学如何面对疫情中的道德两难18、张雪松：“不惜一切代价”是对谁说的？这是一个伦理问题！19、龚正伟：疫情防控，也是体育大考！20、原理：“后真相时代”，我们能否了解真相？21、席玥桐：疫情防控之下的国人美德22、冯涛：疫情防控的伦理守护23、龚群：说真话，就是在护卫我们的生活世界24、李慧琳：瘟疫防控要有人本精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考25、王荣发：抗击疫情、“守土有责”的伦理意涵26、王伟：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消费伦理旨趣27、中国人民“正在为全人类作贡献”——抗击疫情海外观点综述28、温海明：如何运用《道德经》哲学智慧解读当前疫情？29、朱慧玲：应激性奖励不是公正——从给抗疫医生子女高考加分说起30、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抗疫留下的宝贵财富31、疫情防控中的群己权界32、中国伦理在线文章被卫健委直属《健康报》转载33、许川川：抗疫医用物资为什么不能唯市场论价格？34、王文东：方舱医院的创举及其伦理学意义35、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临床研究伦理指南36、郭敏科：疫情防控中的义利抉择37、战胜疫情，“信任”是最大的力量38、曹刚：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39、曹刚：《方方日记》的写作伦理40、专访伦理学家周中之：疫情大考呼唤加强慈善伦理建设41、张永超：疫情防控下的公德意识与多元他者42、李金亮：疫情之下，如何实现人的社会价值43、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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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网页：http://www.bjd.com.cn/a/202003/29/WS5e7f7cb8e4b03cc9592db17a.html。访问时间：2020年3月29日。[5]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讲师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

导读“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对我个人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但疫情中出现的诸多慈善问题，却大大推动了我对慈善伦理的思考。”中国伦理学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如是说。周中之先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慈善伦理的专家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关注慈善组织的伦理建设问题。“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慈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道德上的定位应该反映这一本质。”在接受专访时，周中之先生提出，与汶川地震对慈善的影响不同，这次疫情凸显了慈善伦理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他建议慈善组织应该以参与此次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为契机，加强伦理建设。“大灾大难面前，政社关系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但也要给社会组织一定的空间，让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周中之建议，“一定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这次疫情，周中之也在思考中国慈善伦理的未来。他说：“中国未来的社会将会更加文明、人道，中国的慈善伦理研究将会有更加广阔和美好的前景。我对中国慈善伦理的期许，就是善心和善行统一，让伦理之光照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周中之中国伦理学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1日记与日记体：关于真诚写日记就是记自己当日所见所闻所感,鸡零狗碎或世界大事，皆可落笔。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就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我的对话，是一种最纯粹、最隐秘的私人著述，因此，日记常常是秘而不宣。若想着写下的日记，可能会被别人看到，作者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作，毫无顾忌的自我袒露就变成了小心翼翼地向外窥探，自我的隐秘世界有可能成为表演的舞台。列夫·托尔斯泰就特别担心这一点。娶妻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自从我娶了我所喜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时看我的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显然，《方方日记》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放在网络上给别人看的。2020年03月11日方方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有几天，人太多，我是有点不太想写的。感觉自己被一种什么东西给绑架了。他们就是在等，晚上有一拨等的，看完了再睡，早上有一拨人，起来就看。如此以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方方日记》能感觉到的那种期期艾艾和欲语还休了。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因为要写给人看，就必然充满了谎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记”不只是为自己而写，也为读者而写，真诚才是日记体随笔的首要德性。李卓吾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大骂那种“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人，朱光潜把这样两种人叫做俗人和伪君子。他认为，俗人迷于名利，伪君子则有着“沐猴而冠”的伎俩，身上透出虚伪和丑陋。我读完《方方日记》的感受是，方方既不是俗人，也不是伪君子。她既没想着通过《方方日记》发财，也没想着把《方方日记》当做进阶的垫脚石，相反，她是一个认真而严肃的作家，真诚和克制是贯彻日记始终的主基调。有人说，她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这话的人，心理是阴暗的。2在场与不在场：关于真实方方家住武汉，和其他人一样，是疫情事件的当事人，我们称其为在场者，她的日记记录了疫情生活的日常点滴，且为世人所周知，这使得她的日记又成了事件的一部分。换言之，写者是在场的，她和疫区百姓有着同样的担忧、恐惧和达观；作品也是在场的，《方方日记》天天更新，且平铺直叙，不尚修饰，没有居高临下的思想灌输。而这种在场性带来的真实性和真情实感，更令人信服，也更打动人心。但另一方面，方方又是不在场的，她虽身在武汉，却隔离在家，并不在事件现场。所以，她只能大量地是借助朋友圈里的视频、微信及听闻来传达自己的理解、判断和立场，这使得真诚的意愿并不能抵达事件的真相。方方对此是有所自觉的。2020年03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问：“武汉日记”均为白描，这是否是突发大事件中最客观的文学表达方式？方方回答：这个肯定谈不上最客观。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视角看到的东西。而且掺夹着很多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它就只是日记，是一个人的记录，而不是别的。但方方的这种自觉并没完全体现在她的写作上。她通过视频或图片貌似给我们看到了真相，譬如，正月十九（2月12日）日记中就用了好几个朋友圈的图片和视频来说事。她写道：好几个城市都派人前来支持武汉的各个殡葬馆。支援者们全都亮开旗帜照相留念，然后贴到网上。政府要求公务员下沉到基层，有朋友传给我一个视频：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还没写完上一段，同学群又冒出一个视频。它让人看了更加不适。某个方舱医院里，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其中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歌虽然人人会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这么高歌吗？想过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没有？这不是传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气吗？紧接着，正月二十（2月13日）日记中写道：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我们要问的是，这些视频或图片是真实的吗？即便是真实的视频或图片，它的意义也需要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和说话人的具体语境中得以揭示，但这些在日记中却没有或难以完整表达。另外，事件的完整性也需要在选择材料和选择叙述对象上做到平衡，彼此对照，相互补充，以期对事件有个全面的了解。譬如，有关患者的事件，就要有医护人员的出场。因为只有不同视域的交叉汇合，才能描绘出事件的全貌。在这个意义上，《方方日记》是不严谨的，对《方方日记》真实性的质疑恐怕也来自于此吧。3个人记录与网络写作：关于责任2020年03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问：有没有想过，希望人们如何定位“武汉日记”？方方回答：定位成“一个作家在疫情中的个人记录”，就可以了。毕竟，它就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3月19日，胡锡进谈“方方日记”现象，他认为，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国家、时代、大事件都属于宏大的叙事，两者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老胡说的对，但我觉得方方既是为她个人而写，也是为社会而写，她在抒发自己情绪的同时，从没有停留在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惊蛰已过，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全国各地的疫情，也开始慢慢清零。我们可以谈论疫情过后的道德愿景了。愿景不同于远景，远景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所描绘的必然出现的远期图景，而愿景更多地带有主观的愿望，是基于疫情带给人们的反思和启示对未来的一种道德期待。那么，疫情过后，我们期待的道德图景有哪些呢？愿景一：最可爱的人最应该享有尊荣1951年魏巍写了一篇影响了数代人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疫情其间，习近平也称赞医务人员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返程时，送行海报上的那行“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就是对最可爱的人的注解。最可爱的人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前几天看到一个抖音上的视频，一个有着健硕体魄的医生和一行刺眼的文字：你问我为什么一个医生还要这么健身锻炼，当然是为了在医闹时保护自己。我不禁在想，疫情过后，当白衣天使们回到平常的岗位，人们还能把他们作为最可爱的人来尊重和关怀吗？我们得有信心，但前提是：第一，回归医患关系的本质。医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支配关系、契约关系抑或是伙伴关系？其实，疫情中，当重症病人被推进急诊室时，我看到的是滑向死亡深渊的病人，而医生是唯一可能把他拖回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医患关系的本质，即治病救人的关系。那些所谓的技术上的支配、药品上的交易、权力上的博弈，不过是落在这种关系上的尘埃，拂去尘埃，看到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回应和帮助就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理解和感恩则是依赖者最起码的德性。第二，我读过一篇“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琪方只有16岁，她的妈妈和外公都是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为了帮妈妈做点什么，她给患者们写了一封的鼓励信：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大年三十，彭渝驰援武汉，怕家里人担心，她谎称自己在医院值班。她老公知道后着急地跟她打电话大吵了一架。几天后，彭渝看到了老公这样一条微信：“你是我妻，也是战友。使命在先，盼早日凯旋。”这些故事给我们展现的场景是这样的，在生死之间，在听诊器的两端，不再只是医生和患者，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群人，而所有这些人，组成了以病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的治病救人的同盟军。可见，医患关系其实包含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医患伦理其实是社会伦理。疫情期间，有地区出台了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医生子女加分政策，引起了争议。我以为，只要程序公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医患关系的社会伦理所要求的。第三，疫情像面镜子，显现出医患关系背后的社会生态。SARS疫情中，医生同样是最可爱的人，为啥疫情过后仍然伤医事件不断？从道德眼光来看，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关键，一线医护人员因此成了“背锅侠”。因此，以预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为主体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必须成功，否则，最可爱的人不过是一句空话。愿景二：做有礼有爱的文明人郑州毒王“郭某鹏”出名了，他从郑州出发，到意大利兜了一圈，途径北京，回到郑州，还挤地铁上了两天班，最后确诊传染了新冠病毒。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因此被隔离。据说，其密切接触者遍布11个城市。按道理，郭某去意大利看球，是他的私事，是他的行动自由，但现在这个私事，却变成了最大的公共事件，因为他的活动涉及到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现代社会分化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个领域，人们一方面通过隐私权、自由权等各种权利来明确公私边界，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另一方面，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界又是模糊和移动的，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边界，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原来私人生活的活动都具有了公共的属性。“郭某鹏”的游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疫情防控凸显了公共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公共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第一，行为者要有公共文明意识。公共文明意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行有所止。所谓行有所止，是指人能意识到行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社会规则。规则意识可以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动物活动的边界由其本能所确定，而人的活动则受到规则的约束，只有人才会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来约束自己。二是行有所耻。所谓行有所耻，是指一个文明人在没有遵守规范的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羞耻感。没有羞耻感的只能是动物或者野蛮人。第二，要有公共文明行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汪勇只是武汉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但现在却成为了“志愿者汪勇”，从疫情爆发后，他主动组车队接送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医护联系到每天几百上千份的公益供餐，为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汪勇说，做这些事不为什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志愿者汪勇是公共文明的模范，也许我们做不到像汪勇那样，但我们起码要做到：一是在公共场所，要爱护公共设施；要维持公共卫生；要遵守公共秩序。譬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遵守社区的管控措施，等等。近日有澳籍返京女拒绝隔离，外出跑步还不戴口罩，社区工作人员劝阻时，竟大声叫嚷：“救命啊！骚扰啊！”我们可以称其为撒野，这个“野”就是野蛮的意思。二是在公共交往中，要注意文明礼貌，要乐于助人，起码不能损人利己。三是在公共参与方面，不但自己要遵守规则，还要勇于监督、检举和矫正他人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公共文明建设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公共文明行为一方面要靠自觉，另一方面也需要法制。这几年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其中设置了鼓励和禁止的两类规范，并通过对行为者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促进公共文明行为。这种惩罚与促进并重的立场与基调，无疑是正确的立法姿态。愿景三：谣言和暴力不再肆虐网络世界宅在家里，就是挂在网上。网络生活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就像另一种病毒在网络世界中扩散，搅得人心神不宁，甚至造成精神伤害。一部Discovery探索频道8年前拍摄的纪录片被翻了出来，这个视频中，钟南山儿子钟惟德接受采访时，系了一根爱马仕皮带，由此对钟南山父子的恶意指责便汹涌而来。73岁的李兰娟，为疫情防控拼命工作，每天睡3小时，却有谣言称她推销儿子旗下公司的药，攻击辱骂随之而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匿名的键盘侠往往借助网络谣言，以道德为面具，以攻击性的言论为武器，四处寻获道德猎物，以逞一时之快，其结果不但伤害了当事人，更污染了网络环境。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往往随影而行，又因此产生了一种衍生的暴力，即任性删帖，暴力的叠加又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生态。怎样才能阻止网络谣言和暴力的肆虐呢？在虚拟世界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困难。这是因为，与现实生活空间相比：一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参与者是匿名的不特定的网民们，谁是造谣者，谁是施暴者，难以确定。二是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扩散性、流变性等特点，网络谣言和暴力事件一旦发生，就变得难以控制。三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伤害程度有多大、扩散的范围有多广、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难以预料。因此，要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不但要多下功夫，关键是要换思路，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治互联网的“病”。第一，传播者要有他者思维。网民是挂在网上的存在，先有网，才有“民”。每一个网民都是网络上的一个纽节，也都是一个传播中心，他们搜索、收集和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链，向广阔的网络世界传播。可见，要消除网络谣言和暴力，网民作为传播者的道德自律极其重要。问题是这里的道德是什么道德？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我认为是关系为本的道德，可以叫连带主义，其基本原则是“以对方为重”，这是开放的、多中心的、平等的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所决定的，翻译成网络术语，也就是数年前互联网大咖们热衷讨论的“用户思维”。意思是，每个网民，也就是每个传播者，在你敲下键盘时，就要设身处地地理解挂在网上的对方，尊重对方的差异性，并友善地回应对方的需要。第二，平台管理。如今的网络平台多元而丰富，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不一而足。平台对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整治责任重大，删帖就是一种管理责任，但任性删帖却演化为另一种暴力。其实删帖的主体有三个，个人的发帖或删帖是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网警删帖是职责，只要依法依规，合乎程序，也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平台的删帖。平台通过“删帖、封号”，可以及时的切断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网络暴力，但在网络管理的实践中，却常常因“删帖”权力的任性和对事件的定性不清，不但助长了流言和谣言的滋生，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道德焦虑和不满情绪。我以为，平台删帖首先要确定底线思维，要谨慎运用删帖的权力。何为底线？2013年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此篇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伦理与生命，原标题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临床研究伦理指南”，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01前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中国以及全球范围蔓延，传播力强、致死率较高，尚无有效治疗药品，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已逐步发展成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人/物/简/介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人/物/简/介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2020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诞辰2591周年纪念日。相传《道德经》已问世2511年。为了纪念伟大哲学家老子，我们推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运用《道德经》哲学智慧对当前疫情的解读。温教授于2019年出版了《道德经明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道德经》作了意本论的解读。疫情期间，他从道家哲学智慧角度带给我们新的哲学思考。《道德经明意》是对《道德经》的哲学解读，传统道家哲学的智慧，对于今天思考疫情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呢？《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传说是位两千多年前历经沧桑，骑牛西行的老人，他出关之前留下的《道德经》，被认为是道家哲学的源泉，其中留下的道家哲学智慧，今天还能启发我们思考疫情吗？请看温海明教授对《道德经》哲学智慧的解读和思考。

以下文章来源于：求是网，作者：狄英娜

南昌工程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伦理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共景德镇市委党校副教授

人物：席玥桐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为响应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号召，规避疫情防控中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引发的诸如社会恐慌、对患者的歧视、污名化、骚扰、恐吓、暴力等次生灾害风险，上海玛娜数据科技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内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力量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项目组，在法律法规和数据伦理的框架下，编撰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手册》正式发布。大数据为形势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大量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让人心生恐惧，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的个人信息在微信、微博遭到泄露，各种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表格（来源不详）中涉及个人姓名、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返乡车次，甚至还有高校学子的高考成绩、录取院校等信息。个人信息泄露会给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带来歧视、污名化、骚扰、恐吓、暴力等次生灾害风险，同时也会让健康人群在疫情防控被采集信息时产生抵触消极心理。泄露个人信息不仅有损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而且涉嫌侵犯隐私等违法行为，全国各地已有多起因涉嫌侵犯个人信息而被查处的案例，较为典型的有湖南一区卫生局副局长泄露患者隐私被查处的案件。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也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月30日至2月4日，交通部、卫健委和网信办接连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尽管我国已有《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等多部法律对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和安全作出具体规定，此次国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紧急通知，但是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且人们长期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很多一线工作人员并未对疫情防控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引起重视。上海玛娜数据科技发展基金会作为国内第一家数据类公益基金会，致力于个人数据权益保护，希望可以通过公益倡导的方式让一线工作人员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我们联合国内九大高校和机构的专业研究力量，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项目组，共同推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这是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一份面向疫情防控中一线工作人员的实用操作指南，手册中强化了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流程管理，规范并保证了疫情期间个人信息的采集、存储、传输、使用、销毁等各个环节均在法律法规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彰显程序正义，同时提升大众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意识和信息隐私保护的基本能力，以合法途径捍卫自身数据权益。今年我国将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公民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将会更加健全。但是人们的数据隐私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念淡薄，却是保护个人数据和信息安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复工复产和开学工作紧锣密鼓，相关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亦将迎来高峰，希望此次手册可以帮助到疫情防控的有序进行，发挥大数据的支撑作用，还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个人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这个由“数据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强保护意识和观念。联合发布单位上海玛娜数据科技发展基金会上海大学法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伦理委员会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数据法律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科技伦理研究所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浙江数字医疗卫生技术研究院联合倡导单位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高通律师事务所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NGO2.0）搜信源行动村项目指导专家项目主要成员电子文档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toHwXAfMfo9SmQ2IU_CDQ

原理1如今，信息的披露和传播，在网络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发展的助力下，变得更为迅捷，正因为如此，“真相”成了一个敏感的词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后真相时代”（the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张雪松20多年前，笔者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王漫宇教授讲授写作课，特别强调同样的语言文字针对不同的听众对象，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特别举例了一个“解放”与“会师”的例子：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陈毅市长召集上海各界人士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周谷城先生说道：“如果解放军还不来，我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现在好了，上海解放了，我也被解放了……”陈老总插话说：“不是解放，是会师，你们从里头打出来，我们从外面打进去，所以是会师。”当时在场的上千人都激动得站起来长时间鼓掌。如果还是同样的话，我们将说话的两个人物颠倒过来，想必是绝不会有当时那样好的“统战”效果。我们探讨语言文字针对的不同听众对象，其实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有时甚至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人们在传达“死命令”的时候，常常会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这样说可以彰显说话者的决心勇气，增加气势。但问题是这话是针对谁说的，谁要不惜谁的代价？说“不惜一切代价”所针对的听众，必须是我们，而不能是你们；换句话说，如果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你（们）”的代价、“我（们）”要让“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笔者只能不客气地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惜一切代价”应该是自律的，而不应该是他律的。即便是非常虔诚的上帝信仰者，在祷告时也常常会说：愿我们免受试探。对基督教文化不大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真金不怕火炼，基督徒为什么怕受试验呢？《圣经》上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在基督教信仰的话语体系中，一个人遭受试探，总是不好的事情，总是要遭受苦难；所以信徒总希望免受试探，而且相信仁慈的上帝给人的苦难试探，不会超过人的承受范围。在我们无神论者看来，这也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既然“试探”是不好的，那就要尽量避免。“代价”也是一个能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词汇，我们当然也希望要尽量免于付出代价，如果在所难免，也希望尽可能小地付出代价。“不惜一切代价”似乎显示出非常大无畏的精神，但这种大无畏精神只应该是自身勇气和毅志的流露，而不应该是对他人的无理要求，否则就很容易变成“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残忍，乃至于别有用心。按照佛陀本生故事的说法，佛陀的前世能够舍身饲虎，能够把自己的肉体布施给饥饿的动物；这种行为在佛教徒看来是佛陀慈悲伟大的表现，但按照佛经的记载，具力太子想害死龙树菩萨，便以同样的“高标准”来要求龙树菩萨布施头颅，龙树菩萨只好让具力太子用吉祥草割断了他的脖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战胜疫情。这种说法如果是彰显自身的勇气，描述自身的行动，是值得称道的；但不可以盲目用在他人身上，甚至成为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不管实际情况、不加甄别、大而化之地“一刀切”的借口，这实际上并非勇于担当，而仍然是一种“懒政”。早在2004年，世卫组织就开始建立以证据为基础的、经过实地检验的交流指南：即能否以最少的干扰，促进迅速控制疫情的社会公共卫生目标。今年2月3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发表讲话时重申：“没有理由采取不必要措施来干扰国际旅行及贸易”。对于阻断中外贸易来所谓抗疫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我国政府更是坚决反对的。相对“不惜一切代价”来抗击疫情，以尽可能“少干扰”的方式来有效抗疫，是对我们工作的更高要求。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者按：疫情仍然持续，很多学校都陆陆续续通过线上网课的方式，开启了新学期的历程。生活是最好老师，面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往往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日前，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就以一封信的形式，寄语“应用伦理学研究”专业课的博士生，从对疫情带来的道德两难出发，揭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要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研究中心乡村道德与文化振兴研究所所长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相持阶段。很多专家已在评估疫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我认为，如何看待疫情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建设的影响，也许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疫情对道德生活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我们把疫情对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可能的消极影响称为道德风险。我们认为，疫情防控需要化解七大道德风险。一“举国体制”大考，谁来应考？作家方方在正月十七的日记与大家分享了她的心情，她写到，局势的好转，在于举国之力，前来相助。毫无疑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展现了在疫情防控中的“硬核力量”。但冷静思考，事情本可以到不了这一步，如果“吹哨人”制度得到有力的实施，如果“人传人”的信息发布得更早一些，如果武汉封城来的更早一些……又何须这样的一场考试？如果把疫情防控看做是一场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考试，也许没有这场考试，才是最好的答案。但这场考试终究还是来了，问题是，我们写上举国体制，就是正确答案吗？当然不是，因为举国体制必须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上重新定位。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恰恰在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疫情防控也好，道德建设也好国家治理也好，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一个有机的复杂工程，既不能仅靠国家政府的管理，也不能只靠公民个体的自律，还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治。在疫情防控的危机时刻，举国体制体现了其巨大的优越性，但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国家大包大揽的传统意义上的举国机制。在新的举国体制里，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社会组织，都应作为治理的主体发生独特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考试是对政府、社会和个人的综合考试。我们有这个资格进入考场，但也有这个责任把考题答好。由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同时作为这场考试的考生，我们是否是一个自主的、有正义感和仁爱心的负责任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沟通国家和个人、协调不同社会组织、约束组织成员、实现各自领域内的目标和功能的负责任的组织？政府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们是盯着上级，还是盯着百姓？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考试还没结束，答错了还有改的机会，但最后的成绩要等着人民群众的评判。二回不了家的“肖师傅”们，怎么办？看过一个视频，湖北的肖师傅，跑运输为生，因为疫情，回不了家，在高速路上被困近20天，累了困了，就不停的用手打自己的脸，最后50岁的汉子哭着说，自己太累了。这个视频看了让人心酸。肖师傅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老人，可能是打工仔，也可能就是“武汉人”，甚至也包括那些在疫情中频临破产的企业主。疫情当前，这些人一下子就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和救济，他们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就会陷入生活的贫困之中，或者产生破罐子破摔的自弃心理，或者对社会产生报复心态，或者通过代际传递使弱势地位固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分裂和冲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要预防这样的风险，第一要靠政府的政策。制定政策要遵循的原则有两个，一是要尊重，不能有歧视和排斥；二是要关怀，危难时刻送温暖。浙江省政府决定，提供4万张床位，给返工人员隔离使用，并承诺只要返工，吃住费用由政府承担。这个决定就体现了这两个原则。第二要靠企业要尽责。其实，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本身也是弱势群体，因此，政府要考虑到企业的困难，在政策上扶持企业。譬如，《浙江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17条政策》。同时，企业也要关怀自己的员工，同舟共济，度过难关，尽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第三要靠社会慈善。疫情来临，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三如何摆脱生活的无意义感？不能出门的日子，无法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体会到了难以自主的无力感；没有朋友聚会吹牛的日子，更多地是在刷朋友圈，但圈里的“朋友”更多地是熟悉的陌生人，各种话题争论不休，令人心烦，无关痛痒的闲聊，又倍觉无聊；小孩作业、一日三餐，这些个鸡零狗碎，带来的只有挫败感，而非成就感。生活的无意义感由此滋生，更有甚者，犬儒主义的心态和虚无主义的情绪也会伴随而来，这些因素，自然会带来精神上的消极影响。如何摆脱这些消极的情绪呢？有心理学家提议，不妨走一条比心理学更彻底的道路，就是从当前疫情下的焦虑情绪开始，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在焦虑什么？”“关于死亡，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如果还有机会，我想要在无意义中创造怎样的人生意义？”

【编者按】此次新冠肺炎病毒使整个中国开启了生死竞速的战役。但像上海师范大学张永超副教授思考的，需要拯救的不仅是为病所侵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把此次病毒的入侵当做一双眼睛，甄别世间百态，以为后事之师。在生死之间逾越生死，使勇气化为希望，使良善值得追寻。“你”若还在多好！——这才应是社会应努力的目标。谨以此缅怀为此次抗疫付出生命的勇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永超一、“毒”来“毒”往_纵观本次病毒的缘起，总的来说有三种说法：野味谈、阴谋论、泄露说。但实事求是的就目前态势而言病毒的真实起源尚未得到某种确凿而必然的链接，因此于笔者而言对于所谓的“三种起源”说法的来源更值得思考。最早流传的说法是病毒源自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宰杀而导致的感染，加之病毒变异，由此引发人传人，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各种野味集锦流传，让人目瞪口呆，原来“舌尖上的中国”还有这种在“野”史，甚至比莫言《酒国》里的“特宴”更活灵活现。只是，无论是否吃过“野味”，这些“野”史所载大都令人“倒胃”。再后来，听说与“吃蝙蝠”有关，诅咒有了对象，似乎便骂的义正辞严。只是，我很好奇，新型冠状病毒只是蝙蝠物种生命体的一部分，两者相安无事，为何就找上人了？似乎不是蝙蝠的为非作歹，也很难说是病毒的居心叵测。这种偶然的无妄之灾似乎和大部分人无关！但回顾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和对待其他物种的态度怕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很快当年日军“细菌战”的现代版又起死回生。据说是美国无奈于中国的逐渐壮大而无它策，因此出了“阴招”，趁过年之际，在武汉上空喷洒毒雾。让忙于回家过年的人们带着病毒回家。足见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等只能响应号召，宅在家里，保命要紧。病毒虽毒，却也只能戕害身体，而插上翅膀的谣言则戕害人的灵魂。隔离病毒的传染虽然困难，却也能勠力同心，而漫天飞舞的谣言则让人心浮动。后来，又说不是因为吃蝙蝠感染，也不是美帝喷洒毒雾，而是某个病毒研究所不慎泄露。我很难想象，这么严重的病毒怎么就泄了？后来有研究人员以“性命担保”，保证谣言是假的！不过依照目前的蔓延态势，谣言好像比病毒更加咄咄逼人。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与病毒的问题，更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他人的问题、人与自己良心的问题。再后来，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死于他较早发现并预警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李文亮医生的死亡，让我们看到脆弱的生命是坚韧的、是可贵的、是顶天立地的。同时还有更多我们无法道出名姓的抗疫者，我们为其默哀，可心里又时常回想：或许他们是可以不死的，他们为什么死了？生死之间，不仅为了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更应该引起我们何以为人的思考。二、“毒”前“毒”后_何以为人的道理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清楚明白的，但这个道理遇到何以为生的问题总会让人困顿和窘迫。现代社会节奏飞快，因此我们常劝自己“慢下来”，要“慢生活”，可是所以一直在劝，却终究慢不下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帮我们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而且发现，许多忙的借口，原来可以不管不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平时所忙的，也并不那样紧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也让人无所隐遁，连出小区门都需要办“签证”，大家慢慢发现家才是最好的避难港湾。然而，同居并不意味陪伴，在家并不等于顾家，彼此厮守一旦落实，或许发现彼此都不好受。当家成为被迫的避难地，家园与囚室甚至不再有一墙之隔，只是异名同实。然而一旦可以出门，大家怕是仍会急不可耐，一如既往的“忙”生活，然后继续劝诫自己“慢下来”……病毒是现实的隐喻，在病毒面前，我们无所隐遁；如同在现实中，我们无处隐身。病毒是生命的镜鉴，不仅照见我们肉体的脆弱，同时也照明我们灵魂的不堪。病毒带来的灾难与不便，甚至对那些让我们感到默哀的沉重，最终会在回归日常生活中让我们释怀，而这种忘却终会成为“静好”中的隐患。三、“毒”是“毒”非_然而，除了诅咒，是否需要理解“病毒”呢？程炼教授的《思想与论证》其中有一篇“生与死”，他分述三题：“生物与死物”（the

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者按】当灾疫突如其来，我们才发现，过一种自然而平凡的生活，竟也是这般地难。清华大学李义天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那些在疫情困顿里坚强抗疫的人们当中，就有他的家人、亲戚，还有同学、朋友，他们或奋勇，或迷茫，或恐惧，但他们都在为了保卫平凡的生活而努力。平凡的生活并不容易，面对疫情，让我们为平凡的生活而战！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