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克尔凯郭尔：反讽的真理（汤晨溪 译）
……反讽……是无限绝对的否定性，这个刻画充分展示了反讽的矛头不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独的现象、单独的存在者。其实，反讽的主体对整个存在感到陌生，而他对于存在也成了陌生人，由于现实对他失去了其有效性，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变得不现实了。这里，“现实”这个词应首先被理解为历史的现实，也就是说，在某一时代中、某种状况下既存的现实。亦即这个词既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在历史的意义上来理解。
在所有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运动。一方面，新的事物必须出现；另一方面，旧的事物必须被排斥。由于新的事物要出现，所以这里我们首先会遇到在远处隐隐约约地瞥见了新的事物的预言家。预言家并不占有未来，他只不过是预感到未来。他不能够实现未来，但他也不再为他所属于的现实效力。他与这个现实的关系是和睦的，因为既存的现实并不感到任何对立。接着，真正的悲剧性英雄就会出现。他为新的事物而奋斗，他竭尽全力摧毁对于他来说即将消逝的事物；不过，他的任务与其说是摧毁，毋宁说是实现新的事物，从而间接地摧毁过去。但是另一方面，旧的事物将被排挤，旧的事物的缺陷必须被彻底揭露。这里，我们遇到了反讽的主体。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存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的形式。
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占有新的事物。他仅仅知道面前的事物与理念有极大的差距。他是作出判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但他并不知道这将来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他是先知的，但他的位置和处境却和预言家正好相反。预言家和他的时代携手并肩，从这个立场出发，他瞥见了将要来临的事物。上面已经指出，预言家不再为他的时代效力，但他之所以如此，其实只是因为他沉醉于他所看见的景象。与此相反，反讽者逃离了同时代的队伍，并与之作对。将来的事物对他来说隐而不现，藏在他的背后；而对于他所严阵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圣经》中的一句话可以运用到他和现实的关系之上：瞧他们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这并不是说反讽者在严格意义上总需要成为牺牲品，而是他为世界精神服务而心力交瘁。
这里我们看到反讽是无限绝对的否定性。它是否定性，因为它除否定之外，一无所为。它是无限的，因为它不是否定这个或那个现象。它是绝对的，因为它借助于一种更高的事物进行否定，但这个更高的事物其实并非更高的事物。它是一种神圣的疯狂，像铁木尔一样肆无忌惮，不把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就是反讽。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世界历史性的转折点都必定具有这种思想潮流。综观世界历史、对这种思想潮流一一予以探讨不无历史意义。不过，我这里不拟对此予以详述，只想提及宗教改革时期的几个思想家作为例证：卡达诺、康裴内拉、布鲁诺。鹿特丹的埃拉斯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讽。我认为，这种思想潮流的重要意义迄今未曾得到足够的重视，鉴于黑格尔如此喜欢谈论否定性的东西，这的确是件怪事。与哲学体系中的否定性的东西遥相呼应的是历史现实中的反讽。在历史现实中存在着否定性的东西，可在体系中它却从来不存在。
反讽是主观性的一种规定。在反讽之中，主体是消极自由的，能够给予他内容的现实还不存在，而他却挣脱了既存现实对主体的束缚，可他是消极自由的。作为消极自由的主体，他摇摆不定地飘浮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他。然而正是这种自由、这种飘浮给予反讽者某种激情，因为他陶醉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之中，因为倘若他眼看一切覆没、灭亡而需要慰藉的话，他总可以去投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能性。不过，他并不沉迷于这种激情，这种激情只不过是激发、滋养他毁灭的渴望而已。一一由于反讽者无力支配新事物，人们大概会问他是如何毁灭旧事物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以既存现实本身来摧毁既存的现实，不过我们不得忘记新的原则已作为可能性存在于他的身体中。在反讽者以现实自身摧毁现实之时，他就开始为世界反讽服务了。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62页指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人所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反讽”。这是对世界反讽极确切的理解。正因为每个历史现实总不过是理念现实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在自身之中已经蕴含着覆灭的萌芽。犹太教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即它作为中间环节的地位尤为引人注目。在摩西律法公布了戒忌之后，预告幸福之日终将到来，这已经是一种对世界的深沉的反讽：倘若你达到这些要求，那么你就会获得幸福。由于事实上人是不能够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的，所以以此为条件的幸福至多不过是假设性的。可是，真正证明了犹太教是自己毁灭了自己这一事实的是它与基督教的历史关系。我们不能对基督来到世上的重大意义深入探讨，只要我们不忘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反讽的局面。在施洗的约翰那里，这个反讽的局面已经形成了。他不是将要来的那个人，他不知道将要来的是谁，然而他却毁灭了犹太教。他不是借助于新的事物毁灭了它，而是以它自身毁灭了它。他对犹太教的要求是：犹太教提供正义；但这却是它所无力提供的，因而它覆没了。可见，他让犹太教继续存在，可同时却培育它自身中覆灭的萌芽。不过，在施洗的约翰那里，他的人格根本不占主导地位。我们在他的身上所看到可以说是世界反讽的客观形态，所以，他只不过是世界反讽手中的工具。然而，要使反讽的局面得到尽善尽美的发展，主体也必须意识到他的反讽，他必须通过谴责既存的现实、消极的自由并享受这种消极的自由而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要使这成为可能，主观性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旦主观性脱颖而出，反讽也就出现了。面对既存的现实，主观性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的活力自己的效用以及重大意义。一旦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也就可以说把自己从既存现实所强加于他的相对性中拯救了出来。倘若这种反讽在世界历史上是合理的，那么主观性的解放就起到了为理念服务的作用，尽管反讽的主体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合理的反讽的天才所在。就不合理的反讽而言，凡要救自己灵魂的，必丧失灵魂。至于反讽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只有历史才能判断。
但是，就因为主体反讽地来看待现实，这决不意味着他在坚持这种对现实的看法时也反讽地行动。在现代谈反讽、谈对现实的反讽看法的人多了，但是这种看法很少表现为反讽的行为。然而，人们越是把现实的反讽看法付诸实施，现实的覆灭也就越是大势所趋、不可回避，反讽的主体与他欲摧毁的现实相比也就越会拥有优势，他也就越是自由。这里，反讽的主体静悄悄地采取了与世界反讽相同的行动。他让既存的事物继续存在，但这对他已不再有效；不过，他假装这对他继续有效，在这个面具之下他让既存事物走向其确定无疑的灭亡……
人们曾不厌其烦地赞颂莎士比亚是反讽的大师，不容置疑，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不过，莎士比亚绝不使实质性的内容蒸发为愈来愈具挥发性的升华物，他的抒情诗虽然不时在疯狂之中达到其高潮，但即使在这种疯狂之中也有一种极度的客观性。这样，如果莎士比亚反讽地看待他的诗作，那恰恰是为了让客观的东西起主导作用。此外，反讽无所不在，它对所有特征予以鉴定，以确保不太多也不太少，以确保一切因素均各得其所，以确保在诗作的微观世界里能够达到真正的平衡，以确保诗作不偏不倚、自成一体。有越大的对立在运行着，也就越需要反讽，以便操纵、控制那些自行其是、竭力冲脱的魂灵。有越多的反讽，诗人也就越自由地、越具有创造性地飘浮在他的作品之上。因此，在诗作中反讽不是这儿一处、那儿一处，散落各处，而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至，以至于在诗作中所呈现的反讽又被反讽地控制住了。因此，反讽使诗作和诗人同时取得自由。但是，为了使这成为可能，诗人自己必须是反讽的主人。可这却不总意味着，由于诗人在创作的那一瞬间成功地控制了反讽，他因此在他自己所属于的现实之中也是反讽的主人。人们一般惯于说诗人的个人生活不关我们的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本研究中大概有必要指出在这一方面常常发生的冲突。
此外，诗人越是不甘留在天才的直接立场上，这种冲突也就会取得愈来愈大的意义。诗人越是离开这个直接立场，他也就越有必要具有一种对世界的总观，以便在他的个人生存中成为反讽的主人，他也就越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哲学家。如果情形如此，那么单独的文学创作与诗人也就不仅仅具有外在的关系，他将在个别的诗作中看到他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在此，歌德的诗人生存是如此博大，以至于他得以使他的诗人生存与他的现实协调起来。这再次需要反讽，但应该强调的是，这是被掌握了的反讽。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个别的作品要么是一个他爱不释手的玩偶，他自己也解释不了他是怎么可能赋予了它生命的，要么是一个令他厌倦的对象。当然，两者都是不真的。其实，单个的作品是一个环节。在歌德那里，反讽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一个被掌握的环节，他是一个为诗人服务的精魂。一方面，单个的诗作通过反讽而构成一个圆浑的整体；另一方面，单个的作品证明是环节，而整个诗人生存通过反讽而构成一个完满的整体。作为诗人，海波格教授也站在他同一立场上，几乎他所写的每一个对话都是剧作中反讽的内在动态结构的例证，而同时也有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贯穿他的所有剧作，这种追求表明每一个单独作品在整体中具有其特定的位置。这里，反讽被掌握了，它被降低为环节，本质与现象无异，现象与本质无异，可能性并非唐突莽撞，以致不愿跨入任何现实，其实现实就是可能性。歌德一向是信奉这个观点的，不管是作为争斗者，还是作为胜利者，他自始至终以一种惊人的热情阐明了这个观点。
适用于诗人生存的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亦即诗人不是因为创作了某个文学作品而诗意地生活着。如果作品与他个人之间没有有意识的、内在的关系，那么在他的生活中就没有内在的无限性，而内在无限性是诗意地生活的绝对条件(因此，我们也发现诗常常通过不幸的个体性发泄出来，诗人痛苦的毁灭甚至是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适应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只有当他在他所属于的现实中是积极自由的，他才诗意地生活着。这样，诗意地生活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达到的。然而，能够对诗意地经历的东西加以诗意的塑造、使之成为文学作品，这却是一种少见的才能、一种神赐的好运。这种才能和好运当然是少数人令人羡慕的运气。
反讽曾在狂妄的无限性中四下奔突，耗尽了精力。掌握反讽、阻止它在无限性中肆无忌惮地奔腾绝不意味着它将丧失其重大意义或者将被全盘抛弃。与此相反，只有当个体采取正确的态度之时——这不是别的，乃是对反讽予以限制——反讽才获得其确当的意义、其真正的效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曾对怀疑对科学的重大意义侃侃而谈，反讽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可与怀疑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相比拟。恰如科学家们声称，没有怀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我们可以同样声称，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只有当反讽被掌握了，它才会扭转未被掌握的反讽所倡导的生活。反讽分辨是非、确定目标、限制行动范围，从而给予真理、现实、内容。它责打、惩罚，从而给予沉着的举止和牢固的性格。反讽是个严师，只有不认识他的人才害怕他，而认识他的人热爱他。谁要是压根儿不懂得反讽，听不见它的轻声低语，他当然也就缺乏可称作是个人生活的绝对起点的东西，他缺乏时而对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他缺乏令人精神振奋、令人变得年轻的沐浴，他缺乏反讽的净化人心的洗礼，这个洗礼把灵魂从尘世生活中拯救出来，尽管它在其中生机勃勃地活着。当空气过于沉闷之时，人若走出家门、跳入反讽的大海，当然不是为了留在那里，而是为了健康地、快乐地、轻易地再次穿上衣服，人的精神就会焕然一新，人的体魄就会顿感强壮，可不懂得反讽的人根本体验不到这种精神之焕然一新、这种体魄之顿感强壮。
我们不时听到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地讲反讽在其无限的追求中脱缰奔逃、肆无忌惮，我们固然可以赞成这种说法，但只要他看不到在反讽之中搏动着的无限性，那么他就不是居于反讽之上，而是居于反讽之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人只要忽视生活的辩证法，就会产生同样的情形。绝望向人表示同情，建议他诀别生者的行列；不屈服于绝望的这个精明的建议是需要勇气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随便一个天天大鱼大肉、吃得肥胖滚圆的肉贩子比屈服于绝望的人更有勇气。当忧伤使一个人神志恍惚，当忧伤教人把所有欢乐转变为忧郁、把所有向往转变为悼念、把任何希望都转变为回忆之时，要想快乐是需要勇气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随便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年幼儿，脸上带着令人恶心的微笑、瞪着洋溢着快乐的双眼，比一个忧伤得直不起腰来、忘记了微笑的人更有勇气。反讽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警告人们提防反讽，就像我们警告人们提防引诱者一样，但我们也必须把它当做引路人予以赞颂。恰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需要赞颂它。例如，在我们的时代，科学渐渐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果，以至于它几乎与科学挂不上钩了，不仅仅是对人类秘密的见解，而且对神灵秘密的见解也在市场上廉价贩卖，令人不得不起疑心。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结果兴高采烈，忘记了倘若不是苦苦争取来的，结果没有丝毫的价值。谁要是受不了反讽来算清这笔账，啊，那他就太不幸了！作为消极的东西，反讽是道路。它不是真理，而是道路。每一个只有结果的人，并不占有它，因为他没有道路。反讽一旦出现，它就会带来道路，但是自以为有结果在手中的人并不能通过这条道路来占有它。不，在这条道路上，结果将离开他。除此之外，我们时代最迫切的任务大概是，把科学的成果置于个人生活之中，即个人地来吸收这些成果。如果说科学教导我们，现实具有绝对的有效性，那么真正至关重要的是科学获得有效性。不可否认，下述情形会是极为可笑的：一个人年轻时听说而且说不定也曾教导别人说现实具有绝对的有效性，他慢慢老了、死了，可一生一世现实没有任何别的有效性，它唯一的有效性乃是此人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一直宣告“现实具有有效性”这一智慧。倘若科学中介所有对立，那么重要的是这个丰足的现实真正地出现在眼前。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惊人的热情，但很奇怪的是，激发热情的东西似乎极少极少。这里，反讽将会是大有裨益的。在耕种之前就想收获，这种急躁只需要让反讽来教训。在每一个个人生活中都有那么多亟待摒弃的东西、那么多亟待铲除的野草：这里也是反讽大显身手的地方。如上所述，反讽一旦被掌握，它的运作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以便个人生活能够获得健康和真理。
反讽作为被掌握的环节正是通过学习使现实现实化、通过轻重适宜地强调现实而展示其真谛的。但这绝不是说，它将像圣西门主义者那样神化现实，或者否认每个人心中都有、或至少每一个心中应有一种对更高的和更完满的事物的向往。然而，这种向往不能侵蚀现实。与此相反，生活的内容应该成为更高现实中的一个真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而灵魂所渴求的是这种更高现实的丰足。现实由此获得其有效性。现实不是一个炼狱，因为精炼灵魂的方式不是让它赤裸裸地跑出生活之外。现实是历史。在这个历史里，意识一步一步地得以充分的发展，而极乐不在于遗忘这一切，极乐恰恰显现于意识的逐步发展之中。因此，现实不得遭鄙夷，而向往应是一种健康的爱，不应是骄气、疲软的遁世。因此，浪漫主义向往更高的境界未尝没有真理的成分。然而，恰如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分开的，人也不可配合，浪漫主义的那种病态的向往恰恰是一种想提前得到完美境界的企图。因此，现实是通过行动而获得其有效性的。不过，行动不得蜕化为某种愚蠢的不知疲倦的勤奋，它必须蕴含这一种先验性，以便不至于在毫无内容的无限性中迷失。
这是在实践方面说。在理论方面，本质必须展现为现象。反讽一旦被掌握，它就不再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聪明人那样相信背后一定总是暗藏着什么东西，但它也防止把现象当做偶像来崇拜。由于它教人重视静观，它也就把人们从以下这种无稽之谈之中解救出来：为了叙述世界历史，我们需要与世界在它的整个历史中所度过的时间同样长的时间。
(选自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
选自何怀宏主编“大家西学”之《幽默二十讲》，李静 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本期编辑：陈涛
校对：许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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