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讲堂||第227讲：村庄治理共同体的百年探索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4-06-27

南国讲堂第227讲

大国强基：

村庄治理共同体的百年探索

2021年9月17日上午，南国讲堂第227讲“大国强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百年探索”（南国讲堂第225-228讲：寻找经验与理论的无缝链接）在广州大学文逸楼509室开展。本次讲座邀请了我院曾维和教授作为主讲人。2021级全体公共管理硕士生、20级部分研究生代表参加了这次讲座。

讲座伊始，蒋红军副教授对本次南国讲堂主讲人曾维和教授进行了简要介绍。曾教授围绕“共同体之困”与村庄治理、村庄治理共同体模式变迁和村庄治理共同体变迁经验三个核心内容展开了讨论。

在讲座中，曾教授首先介绍了“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由来，认为对概念进行操作化、体系化之前要溯本源、究缘由、问因果，以便在中国的实践背景界定村庄共同体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厘清村庄共同体的内涵：村庄共同体是相对于城市的特定生活场所和社会空间，它具有传统性、生活性和治理性三大功能。曾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国家长治久安、处于超稳定结构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基层的可治理性。制度稳定赖以不稳定因素和条件的消除，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和条件形成了治理困境，即“共同体之困”。这种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庄衰落和村落终结。曾教授认为，学术界和媒体对村庄分析的持续性关注，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在把握“村庄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曾教授分析了村庄治理共同体的模式变迁。曾教授从历史维度着手，在时间轴上将我国村庄治理共同体的模式概括为：传统时期的“自然共同体”治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共同体”治理、改革开放后的“利益共同体”治理和乡村振兴时期的“社会共同体”治理四种模式。其中，改革开放后的“利益共同体”治理模式又形成了发展型村庄、维持型村庄和瘫痪型村庄三种治理类型。乡村振兴时期的“社会共同体”治理是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法治、德治与自治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达到“五位一体”全面振兴总目标的治理模式。此外，曾教授认为，以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关系网络重建的振兴、以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有机结合的振兴才是真正的振兴。人才和社会关系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重建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研究重点。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曾教授高度概括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变迁的经验。其一，从国家权力嵌入、经济资源支持、社会资本嵌入和内生动力激发角度选择治理方式。其二，乡村治理共同体变迁是国家行政权与村庄自治权调适过程，是村庄多种治理边界分化与整合过程，还是村庄治理主体与组织再造过程。其三，公共卫生事件下村庄治理共同体。

最后，读研期间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法宝，曾教授期望同学们多阅读、多写作，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科研核心竞争力。

文字|仇春妹

摄影|瞿小秀

编校|刘颖

监制|蒋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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