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荐书第42期】《导读布朗肖》——为什么是布朗肖？

- 每周荐书第42期 -

 - 乌尔里希·哈泽/威廉·拉奇《导读布朗肖》 -

《导读布朗肖》

〔英〕乌尔里希•哈泽 （Ullrich Haase）〔英〕威廉•拉奇（William Large）著

潘梦阳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10月

ISBN 978756248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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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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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布朗肖》围绕布朗肖的四大主题展开：文学、死亡、伦理学和政治。第1章和第2章讨论布朗肖的文学研究进路。第3章和第4章讨论死亡主题在其作品里的核心性。第5章讨论伦理关系及其与文学的关联。第6章至第8章讨论布朗肖的政治思想。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是作者自己而非布朗肖本人的安排。所以，在布朗肖的作品里，并没有专门论述死亡或政治的章节；他也没有用概括的方式总结自己，让自己的立场区别于其他理论家；更别提他会有那么一本单独论述某个主题的书了。布朗肖的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固执地抓住“文学的可能性”问题，拒不松手。因此，即便有人说他的后期作品更关注政治和伦理学，但这些话题也都是在“文学的可能性”问题这个大背景下得到思考的。

布朗肖这种透过某位作者或某部作品来整体地思考文学的方式，是他留给批评理论最重要的遗产。如果一位读者想要完整地体验布朗肖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那么他可以从《火焰之作》（1949）《文学空间》（1955）和《灾异的书写》（1980）这三本书开始。

本书只意在对布朗肖的作品及其与批评理论的关联做一些介绍，因此作者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将焦点放在布朗肖的理论性文本上，只在有助于说明理论性文本时才参考他的文学作品。本书结尾部分提供的进阶阅读书目也参照了上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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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

为什么是布朗肖？

法国作家、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将文学看作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在他自己的作品和他对其他作家的文本分析里，我们读不到对作品价值的那类置评（这种置评往往是很可疑的）：这部小说是否比那部写得好，这位小说家是否比那位高明。相反，他的写作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文学的可能性以及文学向我们的思想所提出的特定要求。正是凭借对“文学的可能性”进行长久不懈的思考，布朗肖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理论家，比如雅克·德里达（1930—2004），保罗·德曼（1919—1983）和米歇尔·福柯（1926—1984）。如果没有布朗肖，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后来的所谓后结构主义会是什么样子，同样，也就不会有从后结构主义那里吸纳了决定性影响的英美批评理论。

布朗肖的作品可以分成四类：时政文章、文学评论、小说写作以及一种避开了任何现有文类定义的混合风格，这种混合风格既有哲学的成分，又有文学的内容，用高度凝练的警句写就，十分晦涩。按照年代顺序来介绍这些不同的作品或许是个不错的想法，但这样做立刻就遇到一个问题：布朗肖对文学、文学理论和哲学三者间区别的模糊化，正是其文学理论的关键所在，而不仅仅是它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不过，随着这四类不同风格的演变，布朗肖所关注的主题确实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这几个主题分别是文学、死亡、伦理学和政治。

但是，我们不应把这些主题看成是彼此独立而毫无关联的。布朗肖的思想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学的意义和可能性。他并不把文学理解为“经典”，换言之，文学并不是将一些伟大作品按照价值高低来安排等级次序。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布朗肖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细致的文本解读，即便是当他以比较传统的方式来研究某位作者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对于布朗肖而言，文学触及的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所以不仅仅只关乎价值高不高或者品位好不好。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布朗肖认为最重要的写作者是哲学家与作家们，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学评论家。这样的哲学家包括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1906—1995）；而作家名单里则有奥地利（捷克）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对于这些作家而言，文学问题在写作活动中展露出来。

具体地谈布朗肖的文学研究进路，我们可以将之归纳如下：关键不在于文学文本是否具有某项特别的价值、它们是好是坏、它们属于哪个流派、可否将之列为经典作品，而在于它们如何把他称之为“文学的可能性”的问题带到面前来。对于布朗肖而言，这个问题又与我们如何理解语言和真理密切相关。一般我们都认为文学文本向我们传递了某个“真理”，而文学批评的目标就是要去获取这个真理。布朗肖则认为情况正好相反，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称之为文学的“要求”——去质疑这个真理的存在。每一份文学文本，在我们把它称作“文学的”这个意义上，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拒绝被还原成某种单一的解释或意思。这种进路的语境可以追溯到那场从十八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的文学与政治运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在这里，布朗肖看到了现代文学理论的起源，因为是这个流派首先注意到了现代小说那与众不同的特征：它转过身来面对自己，把自身当成自己的话题。只有到了这个时刻，文学才真正成为它自己的问题，而不再只是其他学科如哲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

当我们把其他主题也纳入视野，这种具体的研究进路就进一步拓展开来。从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布朗肖的所有作品都在反复地思考我们与死亡的关系。他在自己的全部写作中，不断地回到死亡这个主题上来。在某种意义上，他想说死亡是某种通过文学的要求被体验到的东西。当然，这种死亡不是指一个人的辞世，而是指向我们每个人自身的“虚无”，指向一个人的主体性的限度。文学的条件在于“主体”的毁灭和消解，这是让布朗肖感兴趣的。写作就是使自己暴露在语言的无名性（anonymity）之下。他想把这种生发于文学经验中的“死亡”与哲学中的死亡观形成对照。实际上，正是通过对死亡的思考，布朗肖在自己的作品与哲学传统之间画出了一条最清晰的界线。结果，文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向（to）哲学提出的问题，而不再是一个哲学的（of）问题。

对文学问题的拓展同样会关联到伦理学这个主题。正如我们倾向于从价值方面来理解文学那样，与他人关系的那种直接性（immediacy），也是立刻就被众多普遍的道德原则淹没。布朗肖对伦理学的理解的核心之处在于：与他者（the other）的关系超越了任何针对它的可能描述，我们无法给它贴上什么标签，也无法将其归类。这种伦理关系以语言作为媒介，由此我们看到了从伦理学通向文学的路径。对布朗肖而言，两者都是对思想的统一性（unity）遭到破坏的一种根本性经验。他者逃脱了任何指派（designation），就像文学文本拒绝任何单一化的还原一样。语言于是变成了一种丧失自我支配权的体验。

这里距离政治与共同体问题——对布朗肖来说，这种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共同体——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布朗肖看到了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那就是我们正把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东西都转化成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知识。但是，由于文学、死亡和他者都是无法被对象化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种丧失人类共同体——随后就是丧失我们自己——的危险之中。布朗肖于是（在他的著作和他以新闻写作为形式的政治介入中）提出了一套关于文学共同体的思想，以避免对人类生活的这种还原。他表明：除非能够就其文学性的本质真正地理解我们的共同体，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布朗肖朝着一种统一了犹太主义、共产主义和文学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共同体思想。

尽管在政治方面的介入似乎要求他应该公开亮相，但献身文学事业对布朗肖就始终意味着作者应该消失，好让作品自己站得住脚。因此，当这样一个人的作品要求作者本人不能在场时，描述他的生活就多少显得有些讽刺。而且，针对布朗肖的情况，我们的好奇心面对的不仅是理论上而且还是现实中的不可能。因为我们对他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一些近年来得到披露的事实（这些让人干着急的消息大多还是布朗肖本人放出来的）。他的默默无闻和彻底的隐身反而给他增添了知名度。这是一位不愿沽名钓誉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写他的书，这就是全部。如果说他的作品还只是一种抽象表达的话，那么他本人则将这种抽象真正具体化了——他是一位真真正正消失了的作者。以至于当网上疯传一则消息说找到一张布朗肖的照片（我们真能确定那就是他吗？）时，所有人都想拥有一份拷贝，好让一个仅仅只是名字的存在变得更加真实一些。

了解完这些十分重要的条件限制，让我们多少还是来说一点我们所知道的布朗肖的生活。布朗肖于1907年9月22日出生在法国东部勃艮第地区一个名叫奎恩（Quain）的小村。在1930年代他曾为极右翼报纸写稿。也正是他在这段时期的作品给评论者带来了极大的争议与困惑。这些报纸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它们将两者都看成是以经济作为支配原则的物质主义文化的化身。它们试图用国家的专制来代替市场的暴政，但这样的国家不是通过律法建立起来，而是依据神话、民族传统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纯粹性来获得合法性。这种民族主义必然会牵扯到反犹主义，因为据称犹太人不属于任何民族，他们的存在会污染其他种族的纯洁。

仅仅因为他与这些报纸有关联，就说明布朗肖本人也是反犹分子吗？我们在做出肯定回答的时候会有些犹豫，因为考虑到布朗肖与犹太裔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他于1927年的学生时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与列维纳斯结识。但这确实不能改变布朗肖为其供稿的报纸刊发了反犹材料的事实，而且布朗肖本人肯定也不是不知晓这一点。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也许这个问题更加根本——他是为这些报纸写过文章，然而光凭这一点就要否定他其他所有作品的价值吗？值得注意的是，布朗肖无意为这些文章道歉，也从未试图隐瞒自己参与其中的事实。他最近发表的评论，不过是更正了关于此事的史料报告中某些不准确之处。如果我们因为上述事实而贬低布朗肖的作品，或是将他作品的意义还原为仅仅与这些生活经历有关，那么我们就与他的作品所传达的教训相悖：文本所产生的影响并不能被回溯到其作者的生活经历上去。而更要紧的是，这还会导致我们看不到布朗肖对政治做出的更深刻的探讨，后面我们会提到，布朗肖早期的右翼君主主义所坚持的民族神话思想，受到了来自他自己的实质性批判。我们对“信息”和“事实”颇为迷恋，好像信息和事实可以把所有的文字变得能像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一样坚实（就如我们迷恋布朗肖的照片，好像照片可以让那个“名字”活泛起来）。然而，这种迷恋只会给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造成极大的障碍。当然了，这绝非要否认布朗肖应担负的伦理责任。

布朗肖在巴黎度过的战争岁月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笼罩在神秘之中。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三件大事：其一，他解救了列维纳斯的家人，使其逃离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列维纳斯本人是一名战俘，因加入法国军队而躲过了集中营）；其二，他认识了作家乔治·巴塔耶（1897—1962），两人结为至交。和列维纳斯一样，巴塔耶对布朗肖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类似，布朗肖似乎经历了一次德国行刑队的模拟枪决，这是一次颠覆性的体验。布朗肖在最近的一篇“叙事”（narrative）《我死亡的瞬间》（The Instant of my Death，1994）里向我们讲述了这一或真或假的事件。

战后，布朗肖重操旧业，向许多报刊供稿。比如由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和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1905—1980）主编的《拱桥》（L’Arche），这是当时最早独立的报刊之一；以及由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主编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这份报刊也很有影响力。但他最重要的作品，都发表在由巴塔耶主编的《批判》（Critique）上。战争原本使他在1930年代所从事的政论写作被迫中断，不过此时他并未回到这上面来。1947年，布朗肖离开巴黎，去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埃兹维尔（Èze-ville）居住，它位于尼斯和蒙特卡洛之间。1940年至1950年，布朗肖有五部重要的小说面世，尽管一部分是在早前就已经写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出版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叙事”。1953年，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复刊，它曾于战争将近结束时被关闭。一直到1968年，布朗肖每个月都稳定地向这份杂志供稿，这些稿件几乎都是书评。他后来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都是这类书评的再版。正是通过这一平台，布朗肖开始对法国知识界施以深远的影响。

1957年，布朗肖回到巴黎。如果说十年前他离开巴黎，让自己将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及研究他人的作品，那么这次回归，则宣告了他将重返自己在1930年代曾积极参与过的政治活动。只不过这一次，他从极端的右翼分子变成了激进的左派。1950年代，他参加了反对戴高乐的知识界运动。1960年，他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上签名——这是有可能要坐牢的。1968年，在著名的巴黎学潮中，他是“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étudiants-écrivains）的一员，据说这个组织的大部分宣传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但不久之后，他又因为这个组织表现出了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的倾向而与之分道扬镳。对布朗肖来说，大屠杀的恐怖，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时刻警醒着每一个有责任的思想家。他对大屠杀事件之意义的思考，因他与罗伯特·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的友谊而获得了更大的力度与深度。他们于1958年结识，安泰尔姆写出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布朗肖的最近一部重要作品《灾异的书写》（The Writing of Disaster，1980）就深受其影响。1968年后，布朗肖几乎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他的创作也慢慢减少。他最后一次出版著作是在1996年。目前他依然住在巴黎，直到现在，他仍然拒绝任何采访，拒绝公开露面。

本书围绕我们界定的四大主题来安排论述。第1章和第2章讨论布朗肖的文学研究进路，第3章和第4章讨论死亡主题在其作品里的核心性，第5章讨论伦理关系及其与文学的关联，第6章至第8章讨论布朗肖的政治思想。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是我们自己而非布朗肖本人的安排。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专门论述死亡或政治的章节；他也没有用概括的方式总结自己，让自己的立场区别于其他理论家；更别提他会有那么一本单独论述某个主题的书了。即使是在那些我们倾向于称作理论性的作品里，布朗肖的写作也不是“学术式”的；相反，这些作品里的每一篇文章——我们绝不能忘记它们最初都是以文学评论的面貌出现的——都是以一位写作者的名字或一部作品作开头，然后逐步向“文学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迈进。实际上，布朗肖的作品有一种十分显著的、一以贯之的风格，那就是尽管讨论的是不同的作家或作品，他却能不断地回到相同的问题上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说清楚布朗肖作品的发展过程。其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固执地抓住“文学的可能性”问题，拒不松手。因此，即便有人说他的后期作品更关注政治和伦理学，但这些话题也都是在“文学的可能性”问题这个大背景下得到思考的。布朗肖这种透过某位作者或某部作品来整体地思考文学的方式，是他留给批评理论最重要的遗产。最后，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很难下定结论说究竟哪些文本是布朗肖最关键的作品，因为每一个文本都在重复同样一些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补充说，如果一位读者想要完整地体验布朗肖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这类写作或许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那么他可以从《火焰之作》（The Work of Fire，1949）《文学空间》（The Space of Literature，1955）和《灾异的书写》（1980）这三本书开始。本书只意在对布朗肖的作品及其与批评理论的关联做一些介绍，因此我们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将焦点放在布朗肖的理论性文本上，只在有助于说明理论性文本时才参考他的文学作品。本书结尾部分提供的进阶阅读书目也参照了上述决定。和任何一本导读书一样，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而不是把此书当作原著的替代（这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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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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