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诗10首

策兰曾说过：“它，语言，永远不会丢失，是的，即使所有别的都丢失了。”可是，这种语言被纳粹的鼓吹、仇恨言论、拐弯抹角玷污了，不能直接拿来写诗：“它必须穿过自己的不负责任，穿过可怕的隐瞒，穿过千次带来死亡的演讲的黑暗。”策兰把语言拆解，回到语言的根源，制造表达和语气上的根本陌生性，从而清洗语言。他借助植物学、鸟类学、地质学、矿物学等领域的词汇，还有那些很久没人用的中古词和方言词，创造了一种新的德语形式，对奥斯维辛之后的语言进行重新构思。

他带着它如同天空带着我的发，在我爱恋的年华。

他出于虚荣如此带着它。

他赢。

　　他不输。

　　　　他不跨到窗前。

他不起称其名。

有一个人，他拥有我的眼睛。

他拥有它们，自从大门关闭。

他把它们带在手指上如同戒指。

他带着它们如同欢愉和蓝宝石的碎片：

他那时已是我秋天的兄弟；

他已经在数一个个日和一个个夜。

他赢。

　　他不输。

　　　　他不跨到窗前。

他最后起称其名。

有一个人，他拥有我曾说出的。

他带着它在腋下如同一个行囊。

他带着它如同时钟带着它最坏的时辰。

他带着它从门槛到门槛，他不扔掉它。

他不赢。

　　他输。

　　　　他跨到窗前。

他最先起称其名。

他将共一众郁金香被斩首。

它像我一样谈话，当我准许众心进入。

它会一首我在秋天唱过的法语的爱之歌，

当我在晚土的旅途中停留并一封封写信给早晨。

棺材是一只美丽的小舟，切削于感受的丛林。

连我也和它一起血一般向下，当我比你的眼更年轻。

现在你年轻得像三月雪之中的一只死鸟，

现在它向你而来并唱着它的法语歌。

你们是轻的：你们把我的春天睡到尽头。

我是更轻的：

我歌唱在陌生人前。

因为天使们死了阿克拉地区的主瞎了，

没有一个在梦中为我看护那些正在这里走向安息的。

月被击毁，阿克拉地区的小花：

于是绽放，那些赶得上荆棘的，那些戴着生锈戒指的手。

于是我最终必须俯身以吻，当他们在阿克拉祈祷……

哦那时夜之锁甲粗劣，有血正渗过锁扣！

于是那时我成为她微笑的兄弟，阿克拉的钢铁基路伯。

于是现在我仍然称名仍然感到双颊上的火焰。

不定，如同你的双眼泛蓝

在时辰之圆里。（那时的月更圆。）

奇迹在空荡的棚屋中被啜泣，

梦杯被冻结——这又如何？

想想：一片灰黑的叶子挂在接骨木中——

代表血杯的美丽标志。

带着发中的群鸟他离去沉剑。

徒劳你把心画上窗：一位神在队伍中，

裹进那曾经在楼梯上从你的肩

上落下的大衣里，夜间，

曾经，当城堡立于火焰中，当

你跟人们一样说：爱人……

他没认出大衣并且不吁求

星星并且跟随那先行飘落的叶子。

“哦　穗”，他以为听到，“哦　时间之花”。

之后一道闪电袭绕你的口——那填着小提琴残片的沟壑。

一个人用雪白的牙齿运弓：哦芦苇曾鸣响得更美妙！

爱人啊，你也是芦苇而我们都是雨露；

无可比拟的一罐葡萄酒你的躯体，而我们十人一组狂饮；

庄稼中的一叶扁舟你的心脏，我们将它划向夜；

一个杯子醉态，于是你在我们身上蹦跳起舞，而我们睡去……

在棚屋前百人团上岗，而我们痛饮着背负你到坟墓。

此时在世界的地砖上坚硬的梦之塔勒脆响。

森林从手中给你一个项圈，于是你死硬走过索。

你的发将分有一抹更晦暗的蓝，而我说起爱情。

我说贝壳和轻盈的云层，还有一只小舟雨中吐芽。

一匹小公马疾驰过翻书的手指——

门黑黑绽开，我唱道：

我们在此曾怎样生活？

策兰喜欢引用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对诗的描述，它像是漂流瓶里的信，被投进海水，许多年之后，冲上了海滩。一个漫步者发现了沙堆中的瓶子，读了信，发现收信人是自己。所以，读者就是诗的“隐秘的收信人”。

策兰的诗歌，特别是《话语门槛上的记忆玫瑰》中的早期诗歌，都急切地寻找某些读者。一些诗歌可以认为是对卡夫卡和里尔克等作家的回应，不过通常诗中的“你”没有确切指谁，也许是读者，也许是诗人自己。《罂粟与记忆》（1952）中的十多首诗，包括著名的《花冠》和《数数杏仁》，是写给奥地利诗人英格褒·巴赫曼的。他们的友谊从1948年的维也纳开始，通过书信持续了一年，然后在50年代末重新恢复。去年，维兰德•霍本在他的译本中翻译了两位诗人的书信，说明他们那种精神性的关系可能让双方都难以承受；在热烈的交往之后，往往是断断续续的对话，甚至是长达数年的沉默。

写给巴赫曼的诗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是策兰早期作品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巴赫曼出生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特，他的父亲曾经为希特勒的军队工作。后来，她回忆起小时候，一边听着轰炸机的响声，一边读着禁书——波德莱尔、茨威格、马克思。二人出身的反差，成为策兰痛苦的来源。他的许多爱情诗都充满暴力、死亡、背叛的意象。《远颂》中写道：“你眼睛的泉水里/一个被绞死的人掐死了绳索。”《夜的光线》中的比喻令人毛骨悚然：“最明亮时燃烧我夜的情人的头发/我送给她最轻的木头棺柩。”在巴赫曼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里，她回应了这些诗句；策兰自杀后，巴赫曼把一些诗句融入了小说《玛丽娜》，或许是为了几年他们的爱。

策兰给巴赫曼的诗，大多是在她不在身边的时候写的：1948年7月，策兰来到巴黎，在这里度过了余生。虽然身处新的环境，战争的回忆依然萦绕不去。在学院路上，他找到了第一个寓所。1938年，他和舅舅在这里住过几天。后来，舅舅死在奥斯维辛。接下来的几年里，策兰每年只能写七八首可发表的诗。“有时，我好像是这些诗的囚犯……而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它们的看守。”1952年，他娶了一名贵族出身的艺术家吉赛拉·勒斯特朗日。策兰把下一本诗集《从门槛到门槛》（1955）献给她；乔瑞斯的译本就用勒斯特朗日衣服版画做封面。这本诗集处处笼罩着策兰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这个孩子只活了几天。他在《你也说》中写道：“惟有那言说阴影，说着真实。”他在《夜下花唇》中写道：“一个词——你知道的/一具尸体。”

《话语之栅》（1959）中的诗，说明策兰开始走向他最后十年作品中的那种彻底的尖锐（starkness）：残缺的句子、一行诗只有一个词、复合名词。不过，这本诗集中最实际的一首《黑暗》，句式极为简单。

在策兰的诗里没有拯救，从而颠倒了荷尔德林的主旨。近在咫尺的是那个叙事者（集中营的囚犯）：“我们在靠近，主/靠近，伸手在即。”每人的肉体“交错，抓紧”。他们声音中的愤怒清晰可闻。以某种渎神的方式，奏起这首交响曲：“祈祷，主/为我们祈祷/我们在靠近。”他们饮的是血：“它把你的像投进我们眼里，主/眼睛如此张开无物，主。”这首诗末尾的两句，或许是威胁，或许是哀悼，正好和开头两句颠倒：“祈祷，主/我们在靠近。”我们很难想象，能有比这更强烈的对上帝无视大屠杀的控诉（几十年来神学家不断分析这个话题）。

策兰经常去德国朗诵他的诗，他的作品在这里得到的复杂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他走向另一种不同的诗学。虽然公众欢迎他（观众常常要求听《死亡赋格》）可是，对于彻底反犹主义的不理解，让许多人对他做出批评。汉斯·霍尔特胡森原来是党卫军的军官，后来成了德国文学杂志的评论家。他把这首诗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幻想：“它脱离了这些恐怖所在的血腥场所，上升到纯诗歌的领域。”策兰对此感到愕然：《死亡赋格》彻底扎根于现实世界，并不是要逃离或超越这些恐怖，而是要让它们现实化。在波恩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有人在在讲台上花了反犹太的卡通。还有一位评论家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点评《话语之栅》，说塞兰的“诸多隐喻既不是得自，也不能服务于现实”，并将他写大屠杀的诗比作“乐谱上的草稿”。塞兰在布加勒斯特时跟一个朋友开玩笑说：“现在，他们又请去德国朗诵。甚至反犹太分子也找到我。”可是，批评者的话让他备受折磨。他写信给巴赫曼：“在每一个街角，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某种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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