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41年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号召要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初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文艺应具备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1939年延安文艺界首先就“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讨论，陈伯达、艾思奇、萧三、周扬等人都参加了讨论。国统区的讨论在1940年展开，较解放区晚，但论争的分歧较大。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问题。论争的一方是向林冰，他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中指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林冰的文章把民间形式的地位提升到如此的高度，同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却持否定的态度，引起强烈的反响。论争的另一方是葛一虹，他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中全盘肯定五四文学，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1940年4月21日《文学月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召开“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6月9日《新华日报》副刊邀请以群、黑丁、胡绳、光未然、白薇等人座谈民族形式的问题。论争不再停留于“中心源泉”上，而是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如何评价“民间形式”问题，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问题，对于新文学的“欧化”问题以及“民族形式”的理解等更实质性的问题。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重点》和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等几篇文章理论水平较高，影响较大。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讨论，同时也是分歧最大的一次讨论。这次论争的深刻意义在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及讨论中的不断扩展，形成了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学、民间文艺、五四新文学、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群众、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内容与形式等内容丰富的大讨论。在讨论中，作家、理论家们所表现出来的严肃思考、大胆探索、自由讨论的精神，其意义远远高于讨论题目本身。“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最大成就，是在建设“中国化”、“民族化”的抗战文学方面，取得了共识，为以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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