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俳句17首

博尔赫斯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博尔赫斯在一次谈话中说：“我曾努力要成为另一个，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办到。我根本不喜欢做博尔赫斯。”他曾说道：“这也许是我家族的军人血统使然。因为我本应该成为另一个人。”“在我那些岁月的书中，我好像犯过文学方面的大多数主要罪过。我已不为那些过分的表现感到内疚，因为那些书是另一个博尔赫斯写的。”

自我分裂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分裂为两个具有不同品性、乍分乍离的人物。博尔赫斯说，正是多年的写作体验使他产生了这种分裂感，因为写作时，他往往要强行改变自己的某些特质和省略某些特质，这种在自身中产生离合的方式很快就成为博尔赫斯进行自我认识的典型方式，“博尔赫斯”就成了博尔赫斯聊以自娱的对象，晚年的失明和年岁的增大加深了博尔赫斯的孤独和自省，他越来越沉迷于对自身二重性的探讨，越来越多地以两个博尔赫斯的方式进行反省。

博尔赫斯相信“唯我论”（当然也意识到其缺陷），认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唯我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个人。其余的人都是他梦中所见。”相较于“有利于一切伪装和谎言”的心理小说，博尔赫斯更愿意“把自己交给梦”。他将做梦与构思等同起来，“我整天构思诗歌和故事，到了夜里我就做梦，这与构思是一回事”。正如余华所言，博尔赫斯“叙述上的似是而非，使这一切都变得真假难辨”。

博尔赫斯的个人经历，他的阅读经验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构成了文本中的“博尔赫斯”们的来源，这些博尔赫斯们看似虚幻，但是在博尔赫斯本人看来，却是本质真实的，他煞有介事地去分裂自我，审视不同的博尔赫斯，实际上有别于其他元小说的作者揭露虚构和暴露自我的特点，因为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虚构与写实的界限是被削平的，自我意识是不可认知的，或者说，他的形式与内容是难以区分的，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略萨曾说：博尔赫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新颖，原因并不在于他使用的材料上，而是在于他把材料变成的那些东西：一个不大的虚构的世界，里面有老虎和教育水平很高的读者，充满暴力和陌生的派系，还有胆小鬼的行为和毫不妥协的英雄主义，在这个世界里语言和想象取代了客观现实，借用理性还构筑幻想的智慧，使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都相形见绌。

博尔赫斯俳句17首

一

黄昏和大山

对我说过些什么

我已经忘记。

二

漫漫的长夜

此刻只是变成了

一缕缕香气。

三

在天亮之前

那被我忘掉的梦

是真还是假？

四

琴弦已消寂。

悠扬乐声倾诉了

我心中感受。

五

园中的杏树

唤起了我的欣喜。

我联想到你。

六

在冥冥之中，

书籍、图片和钥匙

伴我生与死。

七

自从那一天，

我没有再移动过

枰上的棋子。

八

在漫漫荒漠，

曙光也一样绚丽。

会有人知道。

九

闲置的宝剑

梦着自己的战绩。

我另有所梦。

十

人已经死去。

胡须却毫不知晓。

指甲还在长。

十一

正是这只手

曾经抚摩过一次

你如丝秀发。

十二

在屋檐底下，

镜子照得出来的

只是那明月。

十三

在月光下面，

变得修长的影子

孤独而无伴。

十四

将息的火焰

或者流萤的闪亮

可是个王国？

十五

新月悬夜空。

在另外一处门口，

她也在凝望。

十六

啁啾起远处。

夜莺却并不知道

在把你安慰。

十七

那苍老的手

还在为了被忘却

把诗句书写。

林之木译

在全面危机中发生与发展的

中国近代文学

全面危机，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西方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生存意识，危机感与忧患感弥漫士林。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无不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死而不僵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衰落、崩溃与瓦解。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着许多从没有遇到，依靠祖宗成法、治乱经验所无法解决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封建社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惯例，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调节自身的机能，恢复整个封建社会大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与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相伴随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到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民族生存危机是以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标志、政治危机是以封建政体失调和政治动乱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则是在古今与中外两对矛盾中凸现出来的。发生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这是两种具有明显时代差异和根本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与交锋。这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还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图式”的冲突，涉及从语言思维、信仰追求、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结构等系统整体的巨大差异。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氛围，决定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必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议题和首要任务。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构成了两种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既相互交织而又有所背离的双重命题。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御西方。学习西方，就要批判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中国生存、有碍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糟粕；而值此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中华民族同时也需要张扬民族认同感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筑起全民族心理上的文化堤防。中西与古今的两对矛盾，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与文化重建中，变得特别的纠结复杂。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跋涉。

在这种全面危机下孕育发展的近代中国文学，在其呱呱落地之后，时代之父便带领它开始了生命旅程上风驰电掣般的奔走。它来不及回味母体的温馨，来不及述说梦般的憧憬，来不及思考生命的归宿，甚至来不及舒展一下它早熟但发育并不健全的肌体。历史的发展是那样的迅猛，使它不得不以匆忙而惶惑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走向自新中的中国近代文学运用并不纯熟也无暇雕琢的艺术手段，参与了历史的进程，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与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救亡反帝热情，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与反封建的艰难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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