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11首

这样的一个青年又生在处处都见不平的19世纪初年的英国，其情感之愤激也就可想而知；然而他不止喊叫几声，而且还要问一问社会有这样多的不平的原因。为此他读当时进步思想家戈德温的《政治正义》。戈德温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人，包括青年时代的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但是接受他的主张最多最彻底的却是雪莱。雪莱的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Queen Mab ，1813）就是明证。不仅诗的主题——反暴政、反宗教、追求自由、追求真纯的爱情——正是戈德温的主张，就连诗后注解里大段大段地引用戈德温的文章也说明这一点。例如在注解诗里“雇用的暴徒”一语，雪莱就引了戈德温的名言：“在各类的人当中，兵士是最完全的机器”。

他从个别不平事追索到社会制度，而且不止于感叹“这个坏制度”。感叹，甚至诅咒，是别的诗人也做的，雪莱却进一步触到了这制度的中心人物：

国王，僧侣，政客，摧毁了人的花朵，甚至嫩苞也不留。

在下面一节（第9节）里他还提到：

不需要暴烈的法律的锁链

加上前面提到过的“雇用的暴徒”即军队，这就把国家机器里的主要支柱都包括在内了。

而环视这种制度下受压迫的人，雪莱首先寄同情于妇女。18、19世纪之交是女权运动开始在英国抬头的时候。戈德温的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的《替妇女权利辩护》（1792）就是公然向男性中心社会提出了宣战书。作为他们家里座上客后来又成为他们女婿的雪莱无疑受过他们的影响。但是用诗来表达对妇女解放支持的，又数雪莱最为突出。也是在这首少作《麦布女王》里，他已经想象出一个男女完全平等的社会：

女人和男人，彼此信任，彼此相爱，

平等，自由，纯洁，相伴而行，

走在道德的山径上，那里的石级

再不沾染朝香客脚下的血。

这里最后提到朝香客，是说人们再不受宗教的愚弄，不至于再为迷信而流血了。

在接着而来的《阿拉斯特，或寂寞的精灵》（Alastor, 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 ，1816）里出现了一位女诗人，雪莱让她代表了完美的人生理想。在叙事长诗《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 ，1817）里，女主角茜丝娜更是起义领袖之一，雪莱写她骑一匹大黑马挥剑而来：

忽地里敌群大骇，

四散逃奔——瞧！一匹高大的

鞑靼黑马风一样疾驰而来，

践踏了路上的死尸，活的人

也在这大马的铁蹄下流血，

马前上端坐一个白衣人，宛如天使，

却挥舞着长剑……

这是何等的气概！但这不是个人突发的勇敢，而来自她的觉醒，她的社会观：

人类的一半被关在笼里，成了淫欲和仇恨的牺牲品，是奴隶的奴隶。

如果女人是奴隶，男人能够自由么？

这样的根本问题，以前有别的诗人问过么？

而等雪莱在1819年来写他的杰作四幕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的时候，他更进一步写理想社会里解放了的女性是什么样子：

女人也洒脱，美丽，仁慈，一如

那向大地洒下光和露水的蓝天，

体态轻盈，光彩夺目，再没有

旧风俗打下的污渍，完全纯洁；

谈吐生智，而过去她们不敢思想，

真情坦露，而过去她们不敢感觉，

她们变了，过去不敢做的全实现了，

这一变使人世成了天堂……

妇女的解放又只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部分，这思想是雪莱在几首诗里表达过的。然而到了那时，整个社会又是什么样子？也是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雪莱一再提到“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御座、祭坛、法官的席位、监狱”全都空无一人了，宗教在过去是“黑暗和有力的，其权力之广阔一如其所毁灭的世界”，现在却同“国王和僧侣的骄傲”一样，只引起人们的“诧异”。过去人的生活像是蒙在一层纱中，现在揭去了面罩，露出了新面目：

自由，不受管辖，不受限制，真正的

人，平等，没有阶级、种族、国家，

没有恐惧、迷信、等级，每人都是

自己的王，公正、温和、聪明……

这种理想是从古以来许多人都有过的，然而把它用诗句明白地表达出来，而且是通过一个在宇宙中进行了三千年大搏斗的戏剧性场面生动地表达出来，使人们能在惊心动魄之余沉痛而又清醒地思索“每人都是自己的王”这样的名言的意义，则是雪莱第一个做到了的。

雪莱之所以深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是一个哲理诗人。几乎是不论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哲理性的思考。例如他有名的小诗《致——》（“To —”）

致——

有一个被人经常亵渎的字，

我无心再来亵渎；

有一种被人假意鄙薄的感情，

你不会也来鄙薄。

有一种希望太似绝望，

又何须再加提防！

你的怜悯无人能比，

温暖了我的心房。

我拿不出人们所称的爱情，

但不知你肯否接受

这颗心儿能献的崇敬？

连天公也不会拒而不收！

犹如飞蛾扑向星星，

又如黑夜追求黎明，

这一种思慕远处之情，

早已跳出了人间的苦境！

这诗的开始十分巧妙，明明是求爱却不直说，到第二节首行才出现“爱情”字样，但又立即换作“崇敬”；紧接着是两个比喻——飞蛾扑火，黑夜追求黎明——把求爱同求理想联系了起来，扩大了意境，使得爱情更加高尚，脱尽脂粉气了；而最后一行虽说“跳出了”，却仍提到“人间的苦境”，又使得爱情不至于显得轻飘飘的。这真是一首别开生面的情诗，其特点在于扩大、升高、精神化——也就是哲理化。

小诗如此，中长篇也如此。《智美颂》（“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1817）追求“美的精神”。《敏感木》（“The Sensitive Plant”，1820）探讨现象与真实，认为只有美永存。《我灵中之灵》（“Epipsychidion”，1821）对于爱情本身进行哲理思考，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人生最长也最无味的旅行”，而反过来，

真正的爱情不同于金珠或陶土，

分享并非取走。

这一点就在今天也是许多人不能接受的，何况是在一百多年前！《阿多尼斯》（Adonais ，1821）既悼英年早逝的济慈，又探究存在与死亡的关系：

一存而众逝，

天光永照，地影飘散。

人生宛如圆顶上的七色玻璃，

永恒的白光被它沾染，

直到死亡又把它踩烂。

……

这是富于哲理但又充满想象力的美丽诗行，其中形象的灿烂同思想的深远形成了奇异的对照，使读者感到宛如置身于哥特式教堂之中。

当然，雪莱的哲学思想又是复杂的。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智美颂》里的“美的精神”，《敏感木》里的永存的美，贯穿他全部诗作的泛爱思想，都属于唯心主义范畴。这些是与他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思想相矛盾的，但也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从诗人自己来看，两者也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的：凡大爱人类者必大恨残暴。不同而又相通，雪莱身上就是有这样一点内在的自我争执，使他多思，使他深刻。

而对于整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说来是重要的一点是：他还有诗艺能把他的哲学思考写得动人。他自己完全理解他写这类诗的困难，曾经借《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命运大神德莫高根之口说过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真理之深者无形象。

这就是说，最深刻的道理不能靠形象描绘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像一切有能耐的诗人一样，雪莱是善用形象的；但他还有其他艺术手段，素朴甚至透明的语言是其一，音韵是其一，行与行间结构的变化又是其一。这些因素合起来，产生一种交响共鸣的总效果。这句关于真理的名言之所以有力，还因为它出现在一场大辩论之中。辩论在普罗米修斯的妻子、海洋女神亚细亚同宙斯之子、命运大神德莫高根之间展开：

德莫高根

你想知道什么，就问什么吧。

亚细亚

你能回答什么？

德莫高根

一切你敢于提出的问题。

亚细亚

谁制造了有生命的世界？

德莫高根

上帝。

亚细亚

谁制造了世界包含的一切：思想，热情，理智，意志，想象力？

德莫高根

上帝，威力无边的上帝。

但这不是求知性的问答，接下来是一方的质问、谴责、呼吁和另一方的搪塞：

亚细亚

谁制造了恐怖、疯狂、罪恶、懊丧？

它们拖住了事物变化的大链，

使它难于运转，压抑了人心的每个思想，

使人人都如背负重物，

只能踉跄地奔向死亡的黑坑！

谁制造了失望，把爱转化为恨，

使人自鄙，这比血还难吞咽的苦汁！

痛苦的号叫，叫惯了也就无人理睬，

还有尖声的嘶喊，天天在耳边，

还有地狱，和对地狱的深刻恐惧？

德莫高根

他在统治。

亚细亚

说出他的名字。一整个痛苦的世界在问他的名字。诅咒就会把他咒倒。

德莫高根

他在统治。

亚细亚

我明白，我感得到，但他是谁？

德莫高根

他在统治。

亚细亚提出的问题实际是：邪恶是怎样产生的？这是对天神的权威的直接挑战。诗行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

这里的紧问慢答形成一种“急—缓—急”的节奏，伴之以“高—低—高”的音调，就是运用了音韵手段。等到雪莱在特意增加的第四幕里，用有韵的歌代替了前三幕的白体无韵诗，让众神咏唱，又让歌队此起彼落地相和，形成诗和音乐的交响，剧就提高到了另一境界，成功地表达出了旧事物的消亡和人的复兴。雪莱自己说：“我以为我在写这首诗时自己的实践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好”（见玛丽·雪莱写的本剧后记）。当代西方的批评家如C. S.路易士和平素不喜欢他的诗的T. S.艾略特也都说这里所表现的雪莱的诗才达到了但丁的高度，也就是西方人眼里的诗的最高峰。

然而雪莱不仅是政治诗人和哲理诗人，还首先是抒情诗人。他的抒情气质贯穿了他的全部诗作。上面引的许多诗之所以动人，一半原因在于它们的抒情色彩。当然，雪莱还写过别的体裁的诗，诗剧如《钦契一家》（The Cenci ，1819），时事讽刺诗如《暴政的行列》（The Mask of Anarchy ，1819），对话体诗如《尤利安与马达洛》（Julian and Maddalo ，1824），而且诗的风格有过变化，语言也各有特色。但这些作品里也有抒情笔法，《钦契一家》里彼亚屈里丝在受刑时对那些屈服者的责备就是一例：

你们这卑鄙的心！

这一点皮肉之痛，最痛也超不过

四肢还有生命的那会儿，为了它

就使几百年的灿烂光华化为尘土？

这几行是无愧于处于悲剧巅峰时期的莎士比亚的。

当然，他还写了大量的短小抒情诗。我们在前面引过的《哀歌》、《悼芳妮·戈德温》、《致——》就属于此类。一些十四行诗（如《奥西曼提底斯》（“Ozymandias”）、《1819年的英国》（“England in 1819”））也属此类。此中佳作甚多，《悲歌》（“A Lament”）、《云》（“The Cloud”）、《致云雀》（“To a Skylark”）都是，而《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一首更是赢得了全世界爱诗者的赞美，由于它充沛的革命精神，由于它完美的诗艺，由于它有力地写出了西风一身而兼二任——摧毁者和催发者：

豪迈的精灵，化为我吧，借你的锋芒，

把我的腐朽思想扫出宇宙，

扫走了枯叶好把新生来激发，

凭着我这诗韵做符咒，

犹如从未灭的炉头吹出火花，

把我的话散布在人群之中！

对那沉睡的大地，拿我的嘴当喇叭，

吹响一个预言！呵，西风，

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

这最后一问鼓舞了当时和以后全世界向旧事物进行斗争的人们，就是在辽远的中国，也是有处于困境中的不幸的革命者读了它而重新抬起头来的。

雪莱在诗的技巧上是做了多种试验：白体无韵诗（如几部“抒情诗剧”），但丁三行体（如《西风颂》），意大利八行体（如《阿特拉斯的女巫》），以及用“普通白话式”写的双韵体（如《尤利安与马达洛》）等等，所抒写的意境也各种各样。然而有一个特点又是贯穿他全部诗作，即他的音乐性。

我们已经提过《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音乐性。更易看出音乐性的又是他的各种长短的抒情诗。短的如《悲歌》：

呵，世界！呵，人生！呵，时间！

登上了岁月最后一重山！

回顾来路心已碎，

繁华盛景几时还？

呵，难追——永难追！

日夜流逝中，

有种欢情去无踪。

阳春隆冬一样悲，

唯独乐事不再逢。

呵，难追——永难追！

这首诗使人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两诗都是篇幅奇小，而天地特大。同样是登高远望，思绪万千，同样是悲歌，只不过后者体会更深，而雪莱所作还有一种少年情怀，忧伤更多于感喟，而这忧伤之所以感人，原因之一是诗的音乐性强。

到了后期，雪莱又写了一首《致琪恩，随赠六弦琴一架》，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用多情的声调轻唱：

山林的美好预兆，

幽谷的夏天风涛，

它学到了所有乐曲，

不论来自天空或泥土，

来自森林或山岗，

还有喷泉的流响，

山峰的清脆回声，

溪水的柔和清音，

鸟和蜜蜂的旋律，

夏天海洋的低语，

雨的拍打和露水的呼吸，

以及黄昏的歌；它熟悉

那难得听到的神秘声音

在作着日常的巡行，

飘过无边际的白天，

一路把我们的世界点燃。

这一切成功地用英雄双韵体表达了六弦琴的铿锵和变化，是雪莱全部作品中最富于音乐美的诗。

音乐美，抒情气质，使得雪莱在讲最深的哲理时也不枯燥，而同时他又总要把道理说清说透，不因文害质。甜美而又深刻，这是雪莱功力所在。

雪莱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生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fe ），虽未完成，却已显现其力量和深刻。它用但丁用过的意大利三行体写类似《神曲》中的地狱景象，一开始就描绘一大群人在狂奔，一辆叫做“生命之车”的大车开来，车后用铁链牵着一长串俘虏，其中有

一切在掌权或受苦中

变老了的人……

包括拿破仑，伏尔泰，弗烈德里克大帝，沙皇保罗一世和他的母亲叶凯杰林娜女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特二世，古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亚历山大，罗马帝国创始者凯撒和他的子孙，以及历代教皇和主教等。这些当年赫赫不可一世的“智者、伟人、未被忘却者”现在都被生活征服了。指点着这些人向诗人一一介绍的也是一位名人，即启蒙主义者卢梭。他自称：

我怕过，爱过，恨过，苦过，干过，死过，

并认为自己比那串人高明，因为：

他们被赋予权力，

却只用权力来毁灭。……而我

有过创造的经历，

尽管只创造了一世界的苦果。

然而生命之车也没有放过他；同那串人一样，他也因为赶不上车子的进程，终于筋疲力尽，落在道旁，不过直到最后，还在问：

“那么，什么是人生？”

雪莱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只留下这首被称为可能是他最伟大作品的一半，在斯比齐亚湾里被海浪吞没了。

不过30岁，这位卓越的政治诗人、抒情诗人、哲学诗人就死去了，但他敏锐的历史意识却已告诉他他是一个辉煌的文学世代中不朽的一员。在他的文论文章《诗辩》中有这样一段话：

英格兰文学再度升起，宛如获得了一次新生。每当我们的民族意志有一次伟大、自由的发展，必伴随以一次文学上的有力发展。不管思想低劣的人怎样从妒忌出发贬低当代的优点，我们这个时代必将成为一个以智慧上的成就著称的可纪念的时代。我们身边的哲学家和诗人的成就之高，是上次［按：指十七世纪］为人身和宗教自由进行了全国性斗争以后所出现的任何人不能比拟的。一个觉醒中的伟大世族在舆论和制度上实现有益的转变时，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就是诗。

将近两世纪之后，我们验证了他这论断。在英国诗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继文艺复兴高峰之后而来的第二个高峰（即浪漫主义）上，就有雪莱迎风挺立而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