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皮茨《一个乞丐的墓志铭》

1．陆游的家世

关于家世，陆游自称“世谱推原自楚狂”（《草堂》）。所谓楚狂，指春秋时代楚国的陆通，字接舆，佯狂不仕，时人称之为“楚狂”。《论语·微子》篇中有楚狂接舆凤歌笑孔丘的故事。陆游的老师曾几又称陆游是“贤哉机云孙”，所谓机云，指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他们是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关于这些远祖只能看成是传说，年代久远，无法确证，而且与陆游没有多大关系，对陆游也没有什么重要影响，可以不必深究。比较可信的是陆游为其从兄陆洸所作的墓志中所说的一段话：

“吴郡陆氏，方盛唐时，号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吴之嘉兴，东徙钱塘。吴越王时，又徙山阴鲁墟。宋祥符中，赠太傅讳轸，以进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太傅生国子博士赠太尉讳珪，太尉生尚书左丞赠太师楚国公讳佃，太师生中散大夫赠少师讳寘。少师八子，皆以文学政事自奋。公讳洸，字子光，少师第四子。”

陆洸与陆游是堂兄弟，洸比游年长一岁，儿时分梨共枣，一同在家塾读书。从以上墓志可知，陆游近祖于唐宋时从江苏吴县迁至浙江嘉兴，再东迁至钱塘。因避五代战乱，隐退乡野，不再出仕。在吴越王钱镠时，又迁居至山阴鲁墟务农，“世守农桑之业”，以苟全性命。直到宋真宗祥符年间，陆游高祖陆轸才放下锄头，步入仕途，重新恢复为士大夫世家。所以陆游曾说：“太傅（陆轸）始以进士起家，楚公（陆佃）继之，陆氏衣冠之盛，寝复如晋唐时。”

在山阴陆氏世系中，高祖陆轸、祖父陆佃是陆游诗文中经常提到的人物，也是使陆游感到十分自豪的先辈。陆轸是山阴陆氏家族的中兴之祖，在陆轸之前，陆氏世代务农，而陆轸聪明好学，七岁能诗，宋真宗大中样符年间成了进士，做过会稽太守、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后又任睦州（即后来的严州）太守，赠太傅。陆轸性格鲠直，“尝因奏事，极言治乱，举笏指御榻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上须好作，乃可长保！’”可见陆轸是一位敢于谏诤的忠淳之臣。陆轸为政清廉，终身未置家产，故子孙家境清寒。

陆轸生二子，长子名琪，曾任万载县令；次子名珪，为国子博士，是陆游曾祖。陆珪生四子，其中陆佃就是陆游的祖父。

陆佃是宋神宗熙宁三年进士，补国子监直讲。陆佃是著名经学家，尤精于《礼》，著有《埤雅》、《尔雅新义》、《礼象》、《春秋后传》、《鹖冠子解》、《陶山集》等。陆佃曾从学于王安石，颇得王安石的赏识。但王安石执政时，陆佃并不十分赞成新法，因而王安石在政治方面并未重用他。而在王安石失败后，新党遭排斥打击，王安石的故旧门生都不敢与之往来，而陆佃却不讳言同王安石的关系。王安石死后，陆佃不畏权势和压力，率诸生前往哭祭。陆佃修《神宗实录》，又多肯定王安石，故被劾落职。至徽宗即位，方才重新起用，召为礼部侍郎，命修《哲宗实录》，迁吏部尚书，曾奉命出使辽国，归来著《使辽语录》，富有爱国思想。死后赠太师、楚国公。陆佃为人正直，不计个人得失，家境一直清寒。陆游在诗中曾感慨说：“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家居自戒》）陆佃的《陶山集》收诗二百余首，以七言近体见长，这对后来陆游七言诗的高度成就产生了积极影响。

陆游的父亲陆宰，在北宋末年曾任淮西常平使者、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京西转运副使等职。南渡后，由于有爱国抗金思想，交游多属主战派人物，为秦桧所忌恨，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奉祠杭州洞霄宫，闲居于山阴，无所事事。陆宰能诗，经学亦有根底，熟悉朝章典故，著有《春秋后传补遗》。陆宰喜藏书。南宋绍兴年间始建秘书省，征集天下遗书，派百余人借抄陆宰藏书一万三千余卷。死后赠少师（亦作少傅）、会稽公。

陆游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曾几说：“陆子家风有自来。”陆游自称“五世业儒书有种。”（《闲游》）“吾家太傅后，衿佩盛青青。”（《示子遹》）

2．诞生和命名

陆游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陆宰自淮南卸任进京，携带家眷由寿春赴汴京，十七日大风雨清晨，在淮河上游岸边的舟船上，陆游诞生了。陆游曾自述道：“予生淮上，是日平旦，大风雨骇人，及余堕地，雨乃止。”（《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诗题）陆游的名字为何称“游”？据宋人叶绍翁说：“陆游，字务观……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这里提出了两种说法。前说认为，母亲生他的前一天晚上，曾经梦到前辈诗人秦观，迷信地以为是秦观投胎。秦观，字少游。于是父亲陆宰以秦观的字作孩子的名，起名“陆游”。陆游长大后，字务观，是以秦观名作字。后说认为，陆游的名与字是因仰慕秦少游而起的，而非由于母亲之梦，此说也有根据，陆游《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诗云：“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诗中未提母亲之梦境，而只提及敬仰之情。

关于陆游名字的由来，还有第三说。清代查慎行说：“陆放翁名游，字务观，其义出于《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如务内观。外游者取足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观字从去声，后人作平声，盖未详出处耳。”此说产生较晚，响应其说者不多。我以为，《列子·仲尼篇》中这段文字，也许是秦观命名的由来。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仲尼篇》这段文字记的是列子与壶丘子的一段对话，段首云：“初，子列子好游。”听了壶丘子一番教诲后，“于是列子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少游”不就是此意么？为何又字“太虚”？《庄子·逍遥游》说：“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都说：“列子贵虚。”可见，《列子·仲尼篇》与秦观之名字可能有直接关系，与陆游之名字无直接关系，或者说通过秦观之名的中介作用，才与陆游之名有间接关系。

3．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陆游的童年生活是十分艰险困苦的。其父陆宰进京以后，调任京西路转运副使，负责供应泽州、潞州一带（在今山西东南）粮饷。他把家属寄顿在河南荥阳以后，就轻装上任了。第二年都城汴京沦陷，接着徽宗、钦宗做了金军俘虏。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为高宗，仓皇南逃，建都临安（今杭州），偏安于东南，是为南宋。在战乱中，父母怀抱幼儿陆游自中原逃归故乡山阴。陆游曾说：“建炎绍兴间，予为童子，遭中原丧乱，渡河沿汴，涉淮绝江，间关兵间以归。”他又在诗中回忆说：“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三山杜门作歌》）六岁时，金兵渡江南侵，又随父避乱于东阳山中，九岁时金兵北撤，才重返惨遭金兵焚掠、残破不堪的山阴。

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陆游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了仇恨敌人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个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一些好友也都是爱国志士，少年时代的陆游就深受爱国主义的熏陶。陆游曾回忆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陆游又说：“及先君……自淮祖江，间关兵间，归山阴旧庐，则某少长矣，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关于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等英雄人物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给少年时代的陆游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陆游曾跟从曾几学习诗文。曾几是南渡后统治集团中主战派人物，具有爱国思想，高宗朝，历官江西、浙西提刑，与其兄曾开皆因反对秦桧，不附和议而罢官。侨寓上饶茶山寺，自号茶山居士。曾几的爱国思想对陆游也有积极的影响。

年轻的陆游，为实现自己的爱国壮志，特别注意兵书和剑术。“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夜读兵书》）“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醉歌》）“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这些斗志高昂的诗句，在其诗中经常出现。陆游甚至在五十三岁时还学习射术，他曾写有《万里桥江上习射》诗，诗中有“丈夫未死谁能料，一笴（gĕ，箭干）他年下百城”之句。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想把自己铸就成一个“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文武兼备的人才，以报效国家。陆游的尚武精神还受到其叔父陆（shí，古实字）的影响。陆曾在宁海、仁和、长洲、真州等地任过县丞、县尉、通判等职，以廉能著称，“发奸伏，申冤枉，号称神明”，“老吏宿奸，畏慑缩栗”。后提举京畿常平等事，同转运、提点刑狱都在陈留设衙办公。1126年金兵南侵，直逼北宋首都汴京，有一股金兵游骑窜犯陈留，这时兼掌兵权的转运、提点刑狱都仓皇逃跑，唯陆岿然不动，毅然出面召集戍卫燕山的军队和民兵数千人，严加训练，扼守险要，遏阻了金兵凶焰，而前方溃退下来的宋军也不敢在陈留境内骚扰滋事。陆措置号令很有章法，“赫然有大将风采”，当时舆论认为，像这样的抗敌英雄，朝廷应委发重任，领军抗敌，但卖国投降的当权者却把他罢归，“卒敛智略，老于里闾”。少年时代的陆游对这位英雄叔父极为崇敬，思想上深受其熏陶。

4．不幸的婚姻

绍兴十四年（1144），陆游二十岁，与舅父光州通判唐仲俊（一说为舅父郑州通判唐闳）的女儿唐琬结婚。婚后，夫妇情爱甚笃。但陆游的母亲对这位内侄女很不满意，逼令陆游与唐琬离婚。陆游二十二三岁时迫于母命，忍痛分离。陆游之母为什么不能容纳这个儿媳妇，一直令人不能理解。有两种说法可供我们参考。其一，据宋代刘克庄说：“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曾温伯言其详。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陆游婚后倦学引起父母恐慌，因为结婚前不久，陆游在临安应进士举落第，如果婚后再沉溺在温柔乡中，功名前途就无望了，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家庭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此说来源于曾黯，曾黯是曾几之孙，又是陆游的学生，对陆游家事当然十分了解。其二，唐氏被休弃，可能与唐氏未能生育有关。《剑南诗稿》卷十四《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有作》一诗说：“……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陆游为什么闻姑恶声就会触景生情，“感而有作”？为什么会提到不能“生男”就遭“谗言”？这不会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而是在宣泄自己内心郁抑着的苦闷，在影射唐琬的不幸遭遇。此诗透露了唐氏婚后未能生育的消息。古代人们普遍希望“早生贵子”、“母以子贵”，新娘盼望能够有“进门喜”。然而唐氏婚后两三年无子（可与陆游后来再娶王氏，次年即生长子子虡相比较），唐氏再嫁赵士程后也无生育子女的记载。在封建时代，妇女婚后不育，是“七出”之条的第一条罪状，因而唐琬也难逃厄运了。我想，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存在，即陆游婚后倦学，影响功名仕途；唐琬婚后不育，影响宗祀香火。这在封建时代，特别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这两条“罪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它们的综合作用，必然会造成陆游与唐琬的婚姻悲剧。

5．科举落第

青年时代的陆游，在爱情上遭受了不幸，在仕途上也遭受了挫折。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再次到临安参加省试，秦桧的十七岁孙子秦埙（xūn）也来应考。如果通过省试，便可以参加第二年的殿试。陆游此时已经颇有名气，夺魁可能性很大。而秦埙在门荫制度下，已经官居敷文阁待制、右文殿修撰。秦桧想让秦埙通过省试、殿试以取得状元及第的荣誉。这就给这一年省试的主试官两浙转运使陈之茂（字阜卿）带来了难题：一边是有名的才子，一边是丞相的孙子，真是左右为难。最后陈之茂根据考卷秉公处理，陆游获得第一名。《剑南诗稿》卷四十诗题曾说：“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陆游省试虽然取得第一，但“桧怒，至罪主司”（《宋史·陆游传》）。主考官陈之茂岌岌可危。秦桧的淫威，使陆游第二年参加殿试时被黜落了。幸而秦桧死亡，陆游、陈之茂才免遭进一步的迫害。秦桧死后，爱国人士感到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崩毁了，稍稍能够透一口气了。

6．初入仕途两度罢官

绍兴二十八年（1158），三十四岁的陆游被起用为福州宁德县的主簿。一年后调到福州，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属员。不到一年，三十六岁的陆游调回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主要工作是编纂已经公布的法令，地位并不重要，但能更多地接近中央，有机会和士人来往。不久调任枢密院编修官，枢密院是南宋的军事领导机关，编修官名义上是担负编纂职务，实际上是担任秘书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向宋高宗赵构提出过许多积极的政治主张，但竟因此引起高宗对他的憎恶，绍兴三十一年（1161）被罢官，回归乡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赵眘（shèn，古慎字）即位，朝中主战派稍为受到重视，老将张浚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也被起用，受召见，特赐进士出身，任枢密院编修。不久孝宗下诏修太上皇帝圣政。圣政是一种类似实录的记载，因为太上皇赵构还活着，所以不称实录而称圣政。于是陆游调到圣政所任检讨官。这个时期，陆游向孝宗赵眘提出许多有关军政方面的建议，要孝宗亲贤能远小人，积极支持张浚北伐，剪除植党营私的曾觌（dí）、龙大渊集团。但曾龙集团此时深受孝宗信任，陆游被排挤出临安，出为镇江通判。不久张浚北伐失败，朝廷再度向金人屈服议和，朝中主战派又被压制。孝宗乾道二年（1166），四十二岁的陆游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陆游传》）的罪名，被免除了镇江通判职务，又归山阴故里，在镜湖之三山闲居了四年。

7．在川陕的峥嵘岁月

孝宗乾道六年（1170），四十六岁的陆游赴夔（kuí）州（今四川奉节）任通判。三年后任满，受到驻在汉中的四川宣抚使王炎的邀请，在幕府中任干办公事。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的峥嵘岁月，他意气风发，经常身穿戎装，参加各种军事活动，曾有雪中刺虎的壮举，曾在边防要塞大散关驻防。汉中地区民俗豪壮、物产丰富、形势险要，使陆游产生了“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宋史·陆游传》）的战略思想，主张以汉中陇右一带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据地。汉中的军旅生活提高了他的思想，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他向王炎提出进取的策略，协助王炎积极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可惜后来王炎调回临安，陆游的北伐愿望未能实现。王炎走后，陆游调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1173年至1174年还在四川先后代理过蜀州（今四川崇州）、嘉州（今四川乐山）、荣州（今四川荣县）的地方官。

1175年（孝宗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阁直学士范成大来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邀请陆游任参议官。由于他和范成大曾经共事，又是诗文之交，彼此深知，不拘礼数，这就引起同僚的讥谤，再加上陆游由于思想苦闷，经常出入于酒肆歌楼，以排除忧愁，于是臣僚弹劾他“燕饮颓放”，因而受到罢免的处分。诗人也就因此自号为“放翁”。

1178年（孝宗淳熙五年）春天，五十四岁的陆游离蜀东归。他在川陕地区总共生活了九年，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后来他把全部作品命名为《剑南诗稿》，反映了诗人对这一时期生活和作品的珍重和怀念。陆游的儿子陆子虡曾说：“先君太史……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以见其志焉，盖不独谓蜀道所赋诗也。”

8．东归后在抚州、严州的政绩

陆游于1178年秋天到达临安，被朝廷任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冬季抵建安任所。第二年秋天，奉诏召见，未到临安，得旨，任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二月抵抚州（今江西临川）任所。主管钱粮仓库和茶盐专卖等事。他对民间疾苦十分关心，施政时“詟伏豪强”，“抚绥鳏寡”，“务均力役”，“思广赈恤”。淳熙七年（1180）江西发生大水灾，抚州一带田庐漂没，鸡犬无存，民众逃往山坡高阜避难。陆游立即开义仓拨粟赈济灾民，亲自以小舟载米赴灾区发放，并通知各郡一起救灾。昏聩腐败的朝廷竟以“擅权”的罪名将陆游撤职。因爱民而获罪的陆游，怀着“江路迢迢马首东，临川一梦又成空”（《早行》）的凄凉心情，默默地离开江西，退归山阴。

陆游这次回山阴闲居长达六年之久。直到1186年，六十二岁的陆游才被召见，任为严州知府。

严州地瘠民贫，连年水旱，陆游为了当地民众丰衣足食，“劝农”成了他的施政首要任务。他说：“盖闻为政之术，务农为先，使衣食之粗充，则刑辟之自省。”他“延见高年，劳问劝课”，谆谆教导民众“无事末作，无好终讼，深甽（zhèn）广耜（sì），力耕疾耘，安丰年而忧歉岁”。他自己向民众保证：“太守亦当宽期会，简追胥，戒兴作，节燕游，与吾民共享无事之乐，而为后日之备。”他还向神灵祈祷发誓说：“新定为郡，地（xiá）民贫，而回禄冯夷，数见谴告，市邑萧然，至今未复。某蒙恩来守是邦，宜知所报。如或黩货以厉民，淫刑以饰怒，事燕游以废政，纳请谒以挠法，是宜即罪于有神，死不敢悔。”陆游还为民请命，争取到朝廷对贫困的严州百姓给予减租优待。陆游在严州过着简朴的生活，为穷苦百姓日夜操劳，废寝忘食。“朝先鸣鸡兴，夕殿栖鸦还。符檄积几案，寝饭于其间。……岂无一杯酒，吾事何时闲！”（卷十八《秋兴》）在陆游的精心治理下，严州呈现了一派政简刑清、民众安心的祥和气象，“民租屡减追胥少，吏责全轻法令宽”。（卷十九《秋兴》）一百四十年前，陆游的高祖陆轸在宋仁宗时也曾做过严州（即睦州）地方官，现在陆游又来做严州地方官，当地父老为感谢陆氏祖孙的惠政，就在子城西的兜率佛寺建筑一座陆轸祠堂，以“慰邦人无穷之思”，并请陆游为陆轸遗像刻石作记。这也反映了严州人民对陆游的热爱和感激。

陆游在严州任上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当初陛辞时，孝宗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宋史·陆游传》）意思是暗示陆游，不要妄议国政和抗金问题，以免再遭贬谪。陆游在严州任上，利用业余时间，将历年诗稿严加选择删削，刻成《剑南诗稿》二十卷，收诗二千五百余首。

1188年严州任满，陆游回临安任军器少监，第二年改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参加修撰国史的工作。这时孝宗赵眘传位给光宗赵惇。陆游利用在京的机会，多次向赵惇上书，谈国事则主张修兵备武，伺机以复中原，坚持其抗战主张；论内政则主张制大姓，均赋敛，恤小民而抑豪强。这又大大触怒了昏庸的当局，遭到投降派的忌恨，竟以“吟咏专嘲风月”的莫须有的罪名，罢免了陆游的官职。很少称许他人的朱熹曾说过：“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陆游回到山阴故里，就以“风月”二字作为书室之名，曰“风月轩”；就这像在四川时，“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宋史·陆游传》）一样，以示不满和抗争。

9．退隐于三山镜湖

诗人这次退隐后，直到逝世，二十年间基本上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中间只有不足一年时间（1202年6月至1203年5月）在临安修撰《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陆游在农村生活贫苦，亲自参加劳动，与农民有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暮春》）“年丰米贱身独饥，今朝得米无薪炊。”（《贫甚，作短歌排闷》）“行年七十尚携锄，贫悴还如白纻初。好事邻僧勤送米，过门溪友强留鱼。”（《贫病》）陆游有时还骑着驴子，带着药囊，到村落里去行医施药。“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陆游关怀人民生活，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在诗中写道：“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答榜。”（《农家叹》）“数年斯民阨凶荒，转徙沟壑殣（jìn）相望，县吏亭长如饿狼，妇女怖死儿童僵。”（《秋获歌》）诗人对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欺压，作了无情揭露，他与人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0．关于与韩侂胄的关系

宁宗嘉泰四年（1204），宰相韩侂胄倡议伐金，八十岁的陆游听到北伐即将进行的消息极为欣喜：“北伐谈笑取关河，盟府何人策战多？扫尽烟尘归铁马，剪空荆棘出铜驼。”（《书事》）眼前展现一派胜利景象。当宋宁宗于开禧二年（1206）五月下诏伐金时，诗人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他兴奋地幻想自己化身为老马，希望还能为国出力：“一闻金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可惜，不久北伐失败，抗战派遭清洗，投降派杀韩侂胄向金求和。

这里要澄清一下陆游与韩侂胄的关系。

在陆游与韩侂胄的关系问题上，《宋史·陆游传》以及罗大经《鹤林玉露》、刘埙《隐居通议》等书曾对陆游有过不公平、不符合实际的论述，认为陆游晚年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阅古泉记》，“见讥清议”，“不得终其晚节”。因此有人把陆游看成权门清客。对于《宋史》及他书的失当之评，后代学者纷纷起来进行批驳。以求还陆游以公道。下面就择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评论：

明代张元忭说：“《宋史》谓其晚年为韩侂胄作《南园记》，见讥清议。予独谓不然。夫泉石品题，非有大关系也。以时宰求为一记而必峻拒之，不已甚乎？顾其记所云如何耳！予于《西湖志》见此记而详味之，其以忠献有后为言，盖歆之以法祖也。又以许闲归耕为公之志，盖讽之以知止也。游自以为无谀辞，无侈言，殆信然矣。是又何足为病哉！甚矣，议者之固也。”

清代袁枚说：“《宋史》称陆游为侂胄记南园，见讥清议，余尝冤之。夫侂胄，魏公孙，智小而谋大，不过《易》所称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园成，延游为记，出所宠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为文加规，劝其禔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亲仁；在游，劝善，俱无所为非。宋儒以恶侂胄故，波及于游。……使游果有附权贵希冀幸进之心，则当曾觌、龙大渊柄国时，略与沽接，早已致身通显矣，而乃大与之忤，逐归不悔。岂有垂暮之年，反丧其守之理？卒之侂胄自咎前失，大驰伪学之禁，又安知非游与往来，阴为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清议者，或阴享其福而不知。盖《宋史》成于道学之风甚炽之时，故杨时受蔡京之荐，史无讥词；胡安国受秦桧之荐，史无讥词。京与桧之奸，十倍于侂胄，游之过小于杨、胡，而反诋之，何也？游不讲学故也。张浚代金之谋，与侂胄同；符离之败，与侂胄同。然而张浚不诛，士林不议者，何也？则一与朱子交，一与朱子忤，故也。善乎宁宗之言曰：‘恢复岂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谥曰‘忠缪’，言其忠于为国，缪于为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尚且一敌国一君父为之末减，而游作一记之过，乃著于本传中，不亦苛乎！”

清代赵翼说：“朱子尝言：‘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宋史》本传因之，辄谓其不能全晚节。此论未免过刻。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其时韩侂胄当国，自系其力。然放翁自严州任满东归后，里居十二三年，已七十七八，祠禄秩满，亦不敢复请，是其绝意于进取可知。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职在文字，不及他务，且藉以报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职为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辟还山，不稍留恋，则其进退绰绰，本无可议。即其为侂胄作《南园记》、《阅古泉记》，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一则讽其早退，此亦有何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而论者辄藉为口实以訾议之，真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清代娄谦说：“陆放翁作《南园记》，《宋史》讥之。然少陵有上哥舒翰诗，太白从永王璘之畔，以放翁视二公，似当末减。《唐书》不讥二公，而放翁独不免者，以侂胄毁道学所及也。卒之，放翁惓惓不忘恢复天下，后世无不谅之。赵瓯北于数百年之后，为作年谱，可见公道愈久愈彰。虽史传亦不得而主，况悠悠之志乘出于一二无识之手，何足贵乎？”

近人林纾说：“陆放翁代韩侂胄为《南园记》，一时士论哗然，可谓冤极矣！《南园记》中前半叙园之景物，处处责之以韩忠献之忠，于侂胄未尝贡其谄词。文之末段则曰：‘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游窃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词，无侈语，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放翁之意，终始未有所希冀于韩，不过彼来乞文，以忠献之故，不能峻却，初非中慑于权贵也。篆额者为吴琚，国戚也，以填词名于南宋，人何以不责琚，而专责游？严嵩《钤山堂集》，唐顺之亦为之作叙，卒无损于荆川。后人不读《南园记》，而争诋放翁，宜乎随园老人有所谓‘士论群吠声’也。”

今人朱东润师也对刘埙《隐居通议》中的说法进行过批评。刘埙《隐居通议》曾说：“务观耻于附韩，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地邪？’务观为之动，竟为侂胄作记。由是失节，清议非之。”这就是《宋史·陆游传》的讹传的来源。朱东润师经过深入考证说：“陆游幼子子聿生于淳熙五年（1178），作《南园记》时，子聿已逾二十，更无可抱之理。……罗大经、刘埙的时代，和陆游都很近，两书亦颇有名，其不可信如此。陆游和韩侂胄的关系，中间有不少纠缠。没有经过考证，很容易走入歧途。”“宋史的记载是否可信，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便不至为庸俗的史家所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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