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诗12首

德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海涅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破落的犹太商人家庭。１７９５年，拿破仑的军队曾开进莱茵河流域，对德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残人”。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改善，因此海涅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

１８１９至１８２３年，海涅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他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海涅早在２０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诗作：《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反映了封建专制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恼。

“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每逢我在清晨》）这些诗句中所抒发的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些诗作于１８２７年收集出版时，题名为《诗歌集》。它们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感情淳朴真挚，民歌色彩浓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其中不少诗歌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在德国广为流传，是德国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从１８２４年到１８２８年间，海涅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地方，并到英国、意大利等国旅行。由于他广泛接触社会，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写了四部散文旅行札记。

在第一部《哈尔茨山游记》里，海涅以幽默活泼的笔调描绘了２０年代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讽刺嘲笑了封建的反动统治者、陈腐的大学、庸俗的市侩、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消极的浪漫主义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同时又以深厚的同情，描绘了山区矿工的劳动生活。

在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里，海涅描绘了法国军队进入故乡的情景，刻画了拿破仑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法国革命的向往和对德国封建统治的憎恶。

在第三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等意大利游记里，描绘了意大利的风光和社会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同时对贵族作家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在第四部《英国片段》里，作家描绘了富豪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尖锐对立，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

这四部札记的主要倾向是抨击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期望德国能爆发一场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四部旅行札记的创作表明，海涅在思想上已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艺术上，海涅已从青年时代对个人遭遇与感情的描写，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探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

海涅晚年思想上的矛盾与怀疑突出的表现在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理解上，他思想上的矛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时所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海涅本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１８５６年２月２７日，海涅逝世。

敦煌写本曲子

发现和被劫

藏经洞始建于什么时候？也是没有现成文献可资考证的。洞里有一尊洪的彩塑（内装骨灰袋，曾被转移别处）。西壁壁龛内嵌有洪告身敕牒碑、北壁又有关于洪生活场面的壁画，因而可以断定开凿此窟是与“标范奉祀”洪这位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有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义潮收复河西诸州。大中五年至懿宗咸通三年（851-862），洪是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称号。洞的最后建成当稍晚于咸通三年。

至于藏经洞什么时候封闭的又是个谜。据伯希和的推测：“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千零三十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时也。” 据说，他所见到的洞中敦煌遗书堆置杂沓，由此推论，“其时西夏人Tangnts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盖仓皇收藏所致。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遗书原本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画轴）、绣像等平铺于白布包之下，井然有序，而无仓皇逃亡之际胡乱装塞的迹象。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通考载（宋真宗）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犹表乞金字藏经。（仁宗）景祜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1049-1054）以后。”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入宋以后，佛教势力渐形衰落，同时海道交通日辟，国际贸易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敦煌经济地位江河日下。可能由于这些缘故，藏经洞封闭之后也就无人问津了。直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才被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先是在肃州巡防军当兵，退伍后穷极无聊，来到敦煌做道士，栖息在莫高窟第143窟。王道士发现敦煌遗书后，就邀请敦煌城里的士绅去观看。那些人都不识宝。唯独王道士的同乡、知县汪宗瀚略识文物，取走了若干写经和画像。随后，王道士怀着借以贸利的念头，私载经卷箱到酒泉，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一窍不通，以为无足轻重。王道士颇为沮丧，留下箱子，败兴而归。恰好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国人，回国前来拜谒廷栋，廷栋就随手送了他几卷。比国人归国途中，经过新疆，又去拜谒伊犁驻防大臣长庚将军和新疆布政使潘效苏，谈起敦煌文物，于是又把这几卷遗书转送给了这两个官僚。由此可见，其时这批稀世之珍还无人认识它的价值。

敦煌遗书发现了将近两年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苏州叶昌炽做甘肃学台。叶昌炽对古物特别爱好，刻过《邠州石室录》和《藏书纪事诗》，是位深通金石版本的内行。他通过汪宗瀚获得洞藏文物多件，叹为观止。随即建议将敦煌遗书全部运往兰州保管。可惜由于清政府腐败，运费无由筹集，只是由甘肃省下令县衙门清点遗书，由王道士就地封存，暂时保管。而王道士又是个贪财好利的民族败类，很容易为人所收买、利用。因此，铸成了国宝无可估量也无由弥补的损失。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英、俄、德、法列强就角逐于中亚细亚。接着，他们的势力又渗入我西北地区。

敦煌石窟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最早到敦煌的是俄国“帕米尔地质考古队”的奥勃鲁切夫。他于1905年听说敦煌发现古代写本文书后，就在当年十月赶到敦煌，通过王道士取走了一大批珍贵的文书经卷。

接着，受英政府雇用，以“考古”为掩护，在西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也闻风而至。于1907年到达敦煌，见到了堆放整齐、高达十呎的卷子。他用蜜语利诱买通了王道士，并雇用了湘阴蒋孝琬（资生）做翻译，在莫高窟支起帐篷，日夜检视，取走了其中精好者九千件左右，装了整整二十九箱（光是写本就有二十四箱，其中完整无缺的卷子有三千卷左右），驮载而去。先运往印度，成立西域图书馆，后运往英国，藏之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

第二年七月，法国伯希和（1878-1945）接踵而来。伯希和对汉学很有修养，知识面也广。他以一个元宝（重五十两）一捆的代价从王道士那里又取走了六千余卷。他专选卷末有年月、署名、题记的卷本；其中有对语言文学、考古学极有价值的汉文写本，是敦煌文物的精华。这些写本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卷部。

伯希和将敦煌遗书载运回国途中，在北京公开展出，竟恬不知耻地对梁启超说：“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到这时，才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

宣统元年（1909），北京学部正式电咨甘肃督抚，将剩下的经卷全部缴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并指定新疆巡抚何彦升代表接收。明年，由一个姓傅的负责解送。车到北京打磨厂，被何彦升的岳父李盛铎截留到家。由李盛铎伙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割裂、偷取了其中上好的二、三百卷。李盛铎选择尤精，所窃写本后来大部分流往日本。官僚窃取之余，尚存残卷已不足万件，现藏北京图书馆。

敦煌劫余遗书解送北京之前，王道士又私自藏匿了一部分。1911年冬，他又把其中三百余卷，盗卖给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交大谷光瑞处理。1914年，斯坦因又到敦煌，从王道士那里又一次取走了五大箱佛经，约五六百卷。俄国鄂登堡也到莫高窟取走了为数可观的敦煌秘籍（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科学院研究所敦煌馆。1963年孟西科夫［一译缅希柯夫］仅编出卷目，至具体内容尚待公布），据估计至少约有三千卷以上。至此，敦煌藏经洞的瑰宝，被取走一空。

敦煌，作为佛教的圣域，拥有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以佛经故事为内容的壁画、僧侣彩塑、佛像、供养人像和佛经写卷，这是合乎情理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倒是为什么这里还收藏了那么多的说唱文学写本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一切宗教为了宣传教义，都要借重于音乐、说唱。佛教自然也不例外。佛教于公元一世纪自天竺传入中国。不久，就出现了梵呗、唱导。散韵并用，说唱兼行，比较容易取悦听众。宗教总有它一些特定的节日。到时必须安排一些精彩的、适合群众口味的节目表演，以广招徕。这在《洛阳伽蓝记》里，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从宗教角度考虑，通过它可以进行比较集中的宗教宣传；就群众而言，可以趁机调剂生活。不少人来到寺院变场是以看把戏娱乐为主，顺便接受点宗教宣传，更有的专心观看演出，根本忘了教义。正因为适应宣传教义、取悦群众的需要，寺院僧徒、学郎、书手也亲自过录了一些乐曲歌辞或说唱脚本。寺院成了保存写卷、传播音乐的场所。因此，莫高窟藏经洞保留了一批曲谱歌辞也就毫不奇怪了。

单就曲子写本而言，大多散失国外，收藏在英、法两国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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