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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巴格梁娜:春天和爱情即将到来

保加利亚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伊丽莎白·巴格梁娜(1893一)生于索非亚一个职员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教师。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文学刊物《九月》的编委。参加过多次国际作家会议和国际笔会。
巴格梁娜的抒情诗常推写妇女的反抗精神和要求摆脱小市民偏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强烈愿望。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作品大多描写保加利亚的建设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她还创作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全部诗歌富于健康的民族精神。
一九五〇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永恒与神圣》(1927)、《海员的星》(1932)《人心》(1936)《五颗星》(1953)、《诗选》(1955,1957,1964,1968) 《对位》(1972) 《抒情诗选》(两卷,1973)、《浅影》(1977)等。

伊·巴格梁娜原名埃利莎维塔·柳鲍米罗娃·贝尔契娃。生于索非亚一职员家庭,卒于索非亚。中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并开始写诗,后在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学习。1915年开始在《现代思想》上发表诗作。评论界认为,她属于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诗人,既不像无产阶级诗人那样呼唤时代的风暴,也不像她周围的现代派同伴那样封闭自我,而是以人道主义的眼光观照世界,表现自我。其诗歌的主旋律是表现妇女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自由与爱情的渴望。1927年发表的第一部诗集《永恒与神望》,数十年来一直享有很高声誉,到20世纪60年代中已被译成近30种文字。在诗集中,诗人把爱情,尤其是妇女的爱情讴歌为人类永恒的、与天地共存的、也是最神圣的感情。诗的抒情主人公是冲破了银笼的乳燕,要求自己全身心地呼唤爱情,寻找幸福。诗人也表现爱情给妇女带来的幸福、甜蜜、痛苦、惆怅等复杂的感受。评论界认为,她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高不可及的淑女,而是富于真切现实感和民族性格特征的保加利亚妇女。巴格梁娜诗歌的另一重要主题是对祖国的歌颂。如组诗《乔治节》(1933)、《巨大的杂耍》(1937)表现出对法西斯统治时期祖国命运的哀叹。在名诗《小丑开腔了》、《雾》、《心的地震仪》、《今日》、《桥》、《圣诞节–1942》等诗中,对法西斯分子恣意妄为的反人道行为表现出极大愤慨,对纳粹德国的战争叫嚣以及侵略战争的即将来临敲响了警钟。30~40年代巴格梁娜发表的重要诗作还有《海员的星》(1932)、《人的心》(1936)、《小小繁星》(1938)等。保加利亚解放后,她写了许多反映新社会和妇女生活的诗。如《五月的早晨》(1951)、《五颗星》(1953)、《我爱你,祖国》(1956)、《鹰长飞》(1960)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1950)和人民文化活动家等称号。






自 我 和 风 格

布雷地耶 的学问是淹博的,观念是坚定的;他有几个基本信条,他有自信心;他必须扫荡妖氛,挽回正气:“我们有政治或者财政的危机,同样我们也有文学的危机。学派解体,力量浪费,一遇到这种征象,文学的危机就算到了。我们不复有共同的路线,原则蹒跚了,文体的界石移动了,甚至于字的意义改变了……”他是正统的,武断的,而且他以为他是清醒的,客观的。一八八○年左右,他用了全部力量来对付创作方面的自然主义;一八九○年左右,又来了一个危机,这次不是外患,而是内乱了,但是这次胜利归谁却成了问题。这就是批评方面的印象主义。他给自己举了三个敌手,其中有两个是通常看做印象主义批评大师的法朗士 和勒麦特 。
勒麦特指出他三个最大的根据:一个是一部全套文学史的哲学,一个是一部全部美学的系统,一个是一部全套伦理学的系统。布雷地耶的学问不唯不能成全他,反而缚手缚脚,成为他的绊马索。他读一本书,同时他想起世界所有的书。想起所有的书,他不免拿来比一比;他能归并成一类的就是好书,不然的话,遭殃的不是古书,而是今书。他不能走错一步,错一步,他的全盘线索就乱了。勒麦特嘲笑他道:“先不提错了他不快活,简直错了就没有法子挽救;一错就错到头,丝毫不能为力;一错就是他整个存在的破灭。”尤其可怜的是,他永远在审判,就永远不晓得享受。
如若布雷地耶和他的原则触了礁,如若他所自命的正统的批评不是最可靠的批评,批评又是什么?
勒麦特告诉我们:“作者拿他某一特殊时间在人世所受到的印象记在一件艺术作品里面,同时批评,不管武断不武断,它的趋止是什么,所能做的也不外乎把我们对于作品在某一时间的印象凝定下来。”这就是说,批评是一种印象的印象,犹如柏拉图解释艺术,把艺术看作模仿的模仿。
我们用不着指出他的错误,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得另外来写一篇东西。让我们赶快来看另一个定义,那摇动而且迷惑了若干心灵的美丽词句。法朗士告诉我们:“犹如哲学和历史,批评是明敏和好奇的才智之士使用的一种小说,而所有的小说,往正确看,是一部自传。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所以一个批评家,依照勒麦特,不判断,不铺叙,而在了解,在感觉。他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把这些境界变做自己的。蒙田 指示我们,我们对于人世就不会具有正确的知识,一切全在变易,事物和智慧,心灵和对象,全在永恒的变动之中进行。被研究的对象一改变,研究它的心灵一改变,心灵所依据的观点一改变,我们的批评就随时有了不同。一个批评家应当记住蒙田的警告:“我知道什么?”唯其所知道的东西有限,他才不得不放弃布雷地耶式的野心,客客气气,走回自己的巢穴,检点一下自己究竟得到了多少。和其他作家一样,他往批评里放进自己,放进他的气质,他的人生观;和其他作家一样,他必须加上些游离的工夫。
假如我们的推论不至于过分妄谬的话,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如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
拿自我作为创作的根据,不是新东西。但是拿自我作为批评的根据,即使不是一件新东西,却是一种新发展。这种发展的结局,就是批评的独立,犹如王尔德 所宣告,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
和勒麦特比较,法朗士越发变本加厉,因为,说实话,他比勒麦特在任何方面的认识,只有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因而也就更加刻薄,更加胆大。一八六○年谢迺 ,他的先驱,呼道:“绝对死了!”这句话正好用来作为印象主义的注脚。法朗士以为外表和现象不是二,而是一。宇宙是一个潮汐。所谓真,所谓美,所谓善,犹如人世其他的现象,并不存在:它们不是力量的终点,也不是人类奔驰的鹄的。一切只是神秘。唯一能令他相信的,只有事物的相对性和现象的继续性。从这种悲观而怀疑的精神所出来的批评,自然不免要拿自己作为它的中心的。当着一部杰作,批评家不用说,便是它的作者也不见其就清楚在做什么。既然如此,批评家正用不着把意象的客观图解出来。客观性有什么用?人人有他自己的图解,任谁也不见其就对。为什么?因为人人有一个自我。于是法朗士干脆说出他的见解道:“所有一般的书,甚至于最值得人羡慕的书,我全觉得它们所包涵的东西算不了什么,可贵的是读者往里面放进去的东西。”这就是说:“不用走出他自己,他建设起来人的理智的历史。在所有文学的形式之中,批评末一个出世;它或许临了吸收一切。”
现在,假如我贸然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妨害批评的就是自我,你们会觉得惊奇吗?因为,话说回来,既然任谁也不见其就对,换一句话就是,任谁也对,如若学问容易让我们顽固、执拗、愚昧,自我岂不同样危险吗?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同情一下布雷地耶,虽说我们绝不赞同布雷地耶的见解。
我把自我特别提出来,不是有意取闹,而是指明它的趋势。它有许多过失,但是它的功绩值得每一个批评家称颂。它确定了批评的独立性。它让我们接受了一个事实:批评是表现。
但是,谈到表现,我们马上就触到另一座礁石。这座礁石那样美好,那样动目,有些人用尽平生的气力爬不上去,有些人一登就登在这珊瑚色的礁石的极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风格,或者文笔。什么是风格?毕风(Buffon)说:“风格就是人自己。”我们同样有一句老话:文如其人。如若批评是一种艺术,犹如其他的艺术,犹如诗歌戏剧小说,如若一切艺术是表现自我,我们晓得,对于所有的作家(批评家也在内),一个中心的萦惑便是文笔。作家所重视的不是被表现的东西,往往是怎样来表现。歌德那样伟大的诗人,还自谦道:“语言要是听话的话,我或许会是一个大诗人!”同样福楼拜,那样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作者,永久喊着:“文笔即一切!”大家把风格看得好不重要,几乎每一个青年都望着它害单思病。一个着眼在内容上的现代作家,例如萧军先生,会告诉我们:“每次无论是想到一个题目,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表现的方法,或甚至一个字句,如果已经知道了某个人,或是某部书中曾经用过了,总是像躲避一条美丽的蛇似地逃避着。”他要发见那更新的。这更新的不是别的,就是自我,而区别这自我的,证明我之所以为我的,正是风格。
在文学上,什么令人向往?什么又阻碍人和人的相识?谈到一位现代作家,我曾经说:“我们晓得,既属一件艺术作品,如若发生问题,多半倒在表现的本身。”它太吸纳人。一个作家对于文笔的偏爱会让他失去了平衡。一个读者对于文笔的癖嗜会让他忘记作家的全部的存在。福楼拜钟情文笔,当他清醒的时候,他会忏悔道:“一个人太爱文笔,就有看不见自己写什么的目的的危险!”这是一条美丽的蛇,它会咬人一口的。
我不能说印象主义批评家对于风格是否膜拜。但是,法朗士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留给我们参证:“美丽的感觉引导我前进。”我可以冒昧其辞的是,风格的感觉未尝不是美丽的感觉的一种。如若自我 是印象主义批评的指南,如若风格 是自我的旗帜,我们就可以说,犹如自我,风格有时帮助批评,有时妨害批评。尽管布雷地耶和法朗士同勒麦特吵闹,尽管他们不相容纳,他们有一点相似,就是敬礼圣佩夫 ,这19世纪伟大的批评家。他兴趣的浩广,学问的渊博,分析的细致,文笔的柔丽,便是和他气质迥不相同的布雷地耶,不能不承认他象征着批评的最特创的表现。他的气质更和法朗士同勒麦特接近。法朗士把他看做19世纪的圣·陶马斯·达干(Saint Thomas D'Aquin) 。勒麦特越发热狂了,用力洗雪他的不白之冤。圣佩夫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的是:
凡自身具有一种艺术或者系统的才智之士,愿意接受的只是和他观点相同,和他喜好相同的东西。批评的天才用不着自高身价,用不着装腔作势,用不着胸有成竹,用不着有关自我。他不停留在他的中心,然而离得也并不远;在宫庭也好,在砦堡也好,在学会也好,他绝不自图安全;他不怕和下流人接近;他到各地走动,沿着大街小巷,寻东问西,左观右近;好奇心诱惑着他,而他也不摈拒送上来的良食美馔。
法朗士绝想不到纠正他的是他心折的一个前人。让我们再引圣佩夫一段话,作为我们的警惕:
……一个丰盈的批评的天才的条件,就是他自己没有艺术,没有风格。让我们赶快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思想。一个人有了一种风格,举个例,譬如蒙田,他自然是一个伟大的批评的天才,然而他用心于他所要表现的思想,和他所表现的琢磨的姿态,更甚于他所要解释,所要发展,所要批评的思想……甚而,一般人有了一种艺术,一种诗,举个例,譬如渥勒泰 ,他自然也是一个伟大的批评的天才……然而他有一种规定好了的欣赏力,不管多柔软,很快就到了它的限制;他有他自己的作品在身后,在天边;他就永远望着那座钟塔。
读到这一段话,把渥勒泰这个刺眼的例子删掉,布雷地耶会全然同意的。但是,容我问一句话,天下有没有自我 和风格 的那一天?一个人只要说话,就是在表现,犹如法朗士所谓,就是在判断。那么,让我献一个乖罢,应当话多就话多,应当少说就少说,顶讨巧的办法是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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