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书记粗暴回应背后：一些拆迁干部已走上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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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受关注的事件，是9月12日凌晨，河北平山县公安局退休干部关翠敏给该县县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发了一条短信反映问题，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一个“滚”！作为世界语言中音、形、义三种要素的绝佳结合体，汉语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字比这个字更能表达瞬间的愤怒和厌恶的激烈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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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好的是，地方还是有舆情意识的，赶在事情闹到不可开交和上级问责之前，常委会立即开会对尹惠强进行了批评，定下的基调是“误会”，而尹惠强也进行了道歉。关翠敏所反映的拆迁问题也被承诺尽快解决。正如有的网友说，如果不是收到这个简洁有力的回复，问题说不定就难以解决了。
由于涉及到干群关系和官员作风问题，这样的舆情总是迅速受到围观。有人会批评这位政法委书记没有媒介素养，在手机上留下“呈堂证据”；有人也会说书记位高权重却性格粗暴，怕是难以处理好干群关系等。一个热点舆情事件爆发，总会引发多个侧面的观察思考。
我们却看到这种粗暴处理矛盾关系的背后，是在过去十多年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从事拆迁或信访等类似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的工作的基层干部，已经开始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获得了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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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这位政法委书记来说，相关资料显示，尹书记最近在负责平山县的拆迁工作，此前，他担任的职务是乡镇党委书记。对中国县城及以下社会生态有所理解的人应该会知道，在基层做一把手，如果没有强硬的工作作风，那很多工作是很难推进的。可以说，几乎每位基层的一把手，都是一个人肉推土机。基层干部多是苦拼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说基层特别能锻炼干部的意思所在。
我们曾在苏北一个地级市和地方组织部长见面的时候，见到一位刚从区级领导调任到市局的官员。他的老同事惊呼他看起来“胖了”，他解释说，到了局长位置上，突然闲下来了，而以前在区委书记位置上，忙得简直没时间吃饭！
如果考虑到该书记的经历以及目前从事的繁重的拆迁工作，我们几乎就可以理解他对于一个反映拆迁问题的排斥和粗暴的态度了。至于地方给出的理由是尹书记大清早以为遭遇了电信诈骗，所以给出了一个不耐烦的回复，但是不是这回事，相信人们心中都有答案。可以想见的解释是，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基于职务，尹书记对于这类投诉是高度抵触，怒火终于抑制不住爆发了。但是，这种作风在基层如果还可以算一个工作优势的话，那么一旦走上了一定的级别岗位，成为公众人物，那么这样的作风就是一个迟早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会破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给地方带来较大的声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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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分析平山县这样一个舆情事件为样本，来说明一个事实是，在尹书记的背后，在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之后，一大批在基层奋战的工作者开始走上了各个地方的领导岗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从事过拆迁、信访等繁重复杂的工作，需要和相关联的基层百姓面对面发生利益和情绪碰撞，双方在心理上和情绪上都留下了创伤和负面阴影。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曾经有过利益冲突的群众，或者触发他们不愉快回忆的事件，抱有条件反射般的反感。
中国长达近30年的城市化运动，深深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并间接改变了世界。今天中国的崛起、中美力量的消长、中国奉献的14亿人口整体性的解决温饱、美国从接触到威胁“脱钩”等当代事件的背后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运动，以及与城市化如影随形的工业化运动。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事件。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的成功，背后是无数基层领导干部的没日没夜的付出。一家著名媒体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特别向中国的干部致以敬意。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如果没有一群拼命干的领导干部带领队伍冲锋陷阵，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阳光下的事物，都有阴影。在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的进程中，高楼大厦的崛起和大广场、大马路遍地开花的背后，是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侵害，强拆、强征导致过去不少地方出现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中国汹涌的网络舆情的爆发源头之一，并由此引发了上访、信访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地方追求政绩的冲动，制造了侵占群众利益的事件，另一方面，过去的维稳压力又需要他们防范上访和信访的群众，为此出现截访等冲突事件。这种故事，相信已经嵌入了不少人的记忆里，出现在不少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新闻作品中，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回忆。
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今天来看，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如何评价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那些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也大多受到了处理甚至司法责任追究。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充满了冲突性的发展时期，毕竟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干群关系，影响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生态。这个过程中，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冲突性的关系纠葛之中，双方留下的灰色记忆，会影响接下来的社会认知。尤其是那些有过这种工作经历的地方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会影响他们的权力观、群众观，以及他的情感和情绪支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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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从事过拆迁、信访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会带着负面情绪来处理和特定范围的群众有关的工作，但是，曾经的工作经历给他们的心理打下的烙印，如何能轻易消除？即使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不再从事和以往有任何联系的工作，但是一旦触及他们的灰色情感记忆，他们或许就会启动那种“心理模型”，开启对抗性的思维模式。比如，态度变得粗暴，作风变得强硬，情感变得冲动，等等。再以上述的平山县政法委书记为例，作为一个地方大员，本不该如此冲动，如果不是在看了短信之后，个人被某种情感模式支配，如何会做出这种不理性、情绪化的举动？
这意味着，曾经有过类似工作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一些领导干部，有一个作风和意识转变的问题。这不光需要个体的自我反思，也需要组织的耳提面命，更需要有人正式地将这个容易被忽焉不察的隐性风险当做一个正式问题严肃提出来，摆上台面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从基层走到更高层面的领导岗位上，有个岗位职责和使命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进退问题。个人将成为所在的系统、部门、岗位的代表性符号，他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常常是作为符号出现的。一旦这个符号因为个体的出格言行受到质疑，那么就很可能给组织和单位带来很大的污名，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一句话，领导干部意味着公众人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需要时刻检视，防止不当言行殃及身后的一大堆的系统性的东西。
在本文写就的时候，看到最新的新闻，石家庄市委已于14日上午对平山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做出停职检查处理。
每个作为公众人物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明晰，当你的言行产生系统性伤害风险的时候，组织有责任和你进行“切割”。
作者：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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