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评价应放弃“科学管理”的思想

眭纪刚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焦点：量化科研评价机制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科学管理”思想。这种管理模式希望通过明确标准与绩效测量，把科研变作一种可以量化考核的生产过程。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工作与流水线生产的体力劳动显著不同。真正的原创性科学不是通过计划产生的，更不是考核促逼而来的，而是通过创造优良的环境激发科学家的原创性思维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产生的。

科研评价是对各项科研活动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科研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环境的营造以及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研评价。南京大学首先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科研评价的定量时代。在当时科研评价中掺杂大量主观因素的现实情境下，量化指标因其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被国内科研界当成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影响的科研评价标准。量化后的科研评价制度将纷繁复杂的科研评价变得条理清晰、操作快捷，改变了科研管理的无序状态，因而成为科研评价的主要方法。此后，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竞相模仿，SCI论文逐渐上升为衡量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尺，甚至拥有了某种权威地位。

虽然量化科研评价制度曾经对我国科研活动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SCI的功能在中国被严重异化，时至今日又显露出制约科学发展的弊端：论文数量成了衡量科研最主要的指标，与个人的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密切挂钩；高校和科研院所为追求排名，设立奖金鼓励科研人员发表SCI论文。这种唯SCI的量化评价标准过于简单绝对，导致科研人员过于注重外在因素，只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而不注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面向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开展科研，引发各种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甚至出现抄袭和造假等不端行为。在这种评价机制的引导下，尽管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和SCI论文总量已上升到世界前列，但难以突破“大”而“不符”的局面。

量化科研评价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科学管理”思想。19世纪末的科技革命让科学在改造自然增加人类福祉方面显示出巨大威力，人们对科学寄予无限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来征服自然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科学知识与技术万能”的科学主义观念，即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应该被应用到一切研究领域；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惟有借助科学的力量才能解决。这种思想逐渐渗透到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人文领域，科学占据了难以取代的统治地位。有人甚至设想了一个由科学精英控制的社会，管理着人类的一切事务，以便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

伴随着这场科学运动，在19世纪末提出“科学管理”理论，致力于把组织和员工打造成高效运转的机器，强调管理方法的理性与科学性，主张组织与工作设计应该建立在精确、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工作要素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管理者就能判断工人的绩效。为此，“科学管理”采取了物理学的典型分析方法：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个人从社会组织中抽象出来，把人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者，排除了人的价值和情感等非理性的成份，使人的行为有了一个可以借助数学模型进行确定性分析和科学研究的基础。按照“科学管理”的观点，组织管理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这种管理范式极力推崇科层制组织结构，强调组织的科学性和运行的技术化。

“科学管理”迎合了管理部门试图把复杂烦琐的工作变得简单容易又能提高产出的需求：通过实行职业化管理、明确标准与绩效测量、重视产出控制，就能把科研变作一种可以量化考核的生产过程，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科研管理的科学性。尽管“科学管理”建立了完美的数学模型，从形式上看更接近于自然科学，但“科学管理”范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人的因素，没有从人的心理成本-报酬角度探讨组织中的人际互动、无形社会成本和利益交换(如尊重、声誉、情感、友谊及关心)等问题，没有从人的需求、动机来研究心理成本和心理报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忽视了群体认同的重要性以及满足个体需要所能发挥的作用。“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这一假设出发推导出的理论在解释、预测时的正确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管理是典型的与人有关的活动，特别是在强调思想创造的时代，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工作与福特制流水线生产的体力劳动显著不同。人本主义管理范式强调，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人的潜能是最重要的资源或资本。国外一些著名实验室的工作和运行环境表明，真正的原创性科学，不是通过计划产生的，更不是考核出来的，而是通过创造优良的环境激发科学家的原创性思维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例如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不鼓励发表论文的数目，也不在乎什么杂志，而支持扎扎实实做有长期深远或重大意义的研究。这样的管理环境使有才能的科学家对科学生涯产生强烈的信赖感，他们不是满足于发多少篇什么杂志的论文，而是尽最大的努力，以求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正是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中，该实验室不但诞生了DNA模型，还培养出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近年来，我国科研界已认识到过度量化评价的危害。为正确引导科学技术工作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与制度，试图弱化量化评价的主导地位。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制度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本体的贫乏不可能由工具的扩展来替代”，如果只是在原有机制的基础上缝缝补补，而不从根本上追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不仅原有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还会引发种种新的问题。中国科技发展阶段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以及管理范式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都呼唤着科研评价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新的评价机制需着重考察科研成果是否有实质性的发现或创新，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最具创造性的工作上来。

引用方式：眭纪刚. 科研评价应放弃“科学管理”的思想[J]. 科学与社会, 2016, 6(4): 23-26.

来源：《科学与社会》， 2016年第4期: 23-26.《科学与社会》和作者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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