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人口占比持续降低：因为经济下降压力，所以年轻人就应该多生孩子吗？
山川网：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既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父母们的节日，同时可能更是广大商家们喜闻乐见的节日。
事实上，国际儿童节的诞生和新中国十分接近：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它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抚养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
曾经站立在中国风口浪尖上的八零后、九零后后浪们，如今不少都已经收起了各自的“冲浪滑板”，收敛了自己的脾气和个性，走上了结婚生子，养育儿女，为人父母的道路。
儿童，承载了这个社会的希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不妨也来和大家讨论一个特别的话题——中国的儿童人口。
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儿童人口占比持续降低
先来确认下“儿童”的概念，按照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但医学界一般是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我国卫生部规定：临床以出生至14周岁作为儿科的就诊范围。
而在中国历次的全国性人口普查人口结构分组中，也设置了“0-14岁”这样的一档，可见在国家层面也一直将14岁作为儿童的年龄分界线。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国目前已经进行的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中，0-14岁人口占比总人口的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显而易见，我国的0-14岁人口占比数据，除了在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同比出现一定的上升外，其余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其数据都是十分鲜明地逐年下降。
同时，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显示，2020年正好又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间点。按照大家亲眼可见的周边人口情况，我认为0-14岁人口规模相较第六次时再次下降，应该是大概率情况。虽然我国在2015~2016年全面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是相关数据显示这对于我国新生儿的增长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近些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无论是商界还是学界，均涌现出一大批的相关专家学者，不断对外发声中国的老龄化与少子化情况已经十分严峻，全面开放生育和政策鼓励生育，是上述人群的一致观点。
而在我们长期关注的区域经济领域中，国内多省多市近些年来也将历年的人口净增长数据，作为与经济体量增长同等光彩的重要政绩指标，并且相关媒体也热衷于以此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哪些区域未来发展机遇无限，哪些区域未来前途暗淡的结论。
那么，对中国人口状况起到重要影响的人口政策，经历过哪些变化呢？
中国人口政策：从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再到开放二胎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
以泰国为例：20世纪上半叶时期推行的是提倡与鼓励生育，到60年代中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2%；由于人口剧增，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供应紧张，于70年代开始大力推广“家庭生育计划”，199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3%下降到1.5%。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国家为了提高出生率，缓解老龄化程度，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人们多生育。
政府对于调节、指导人口发展变化所持的态度与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口政策指政府为了达到预定的与人口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旨在影响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生理素质、文化教育程度、道德思想水平，以及人口迁移和地区分布等方面变化的一系列措施。
狭义的人口政策主要指政府在影响生育率变化方面的措施。政府对人口变化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是一种政策选择，这种选择也将影响未来人口的变化。人口政策是一个政府的基本国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有无明文规定的人口政策，政府的各项方针措施中很多都会对人口的变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按照贯彻的方式，人口政策又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之分。前者通过制定有关规定、条例、法律和奖惩办法加以实施；后者则通过间接途径引导群众的生育行为，使之符合政策目标的要求。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人口政策，与赋役政策、婚姻政策关系很大。一些朝代长期战争之后，战祸使很多人死亡，造成人口锐减，影响赋役的征收和兵力来源，为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希望通过强迫早婚，达到人口增长的目的。
例如春秋时代的越国，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方针。“生聚”的内容之一就是繁衍人口。“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这是把男20岁、女17岁定为最迟结婚年龄。
再比如正式建立西晋的晋武帝在泰始九年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按照这一规定，女儿到了17岁，父母还不把她嫁出去，政府就要强行把她许配给别人。
而之于新中国人口结构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无疑就是众所周知的计划生育国策。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我国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是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到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由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
2015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及相关部门，围绕“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到了当年的10月29日， 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
至此，中国人口政策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影响深远的新中国建立后前二十年人口变化
虽然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在当下的全球多个国家都有所表现，但通过目前国内的种种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的情况更为严峻。而凡事有果必有因，当下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和建国以来我国采取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历了一个世纪（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左右战乱摧残的中国劳苦大众，终于迎来了得以喘息的机会。
无论是出于补充死于连年战争中的青壮年人口（以预备在当时看来诸多不确定潜在战争隐患），还是为接下来的国民经济全面复苏补充生产劳动力，抑或是旧乱初治后的人心所向，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口规模都迎来一个快速增长期。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49年中国总人口约5.4亿人，1959年中国总人口约为6.7亿人。十年时间，中国人口净增长高达1.3亿人。而哪怕是在当下的2020年，全球两百余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口规模能够过亿的也不过只有十余个，能超过1.3亿人的更是只有十个左右。
2019年，日本全国人口约为1.25亿人，人口规模位列全球各国中的第10位。也就是说，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的人口净增长就达到（当下）一整个日本国的人口总量。尤其当我们结合1949年中国既有人口规模为5.4亿的数据，完全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高。
迅速增长的人口数量和十分孱弱的经济基础，使得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样的人口增长显然是存在巨大问题的，作为资源的消耗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想要养活如此规模的人口显然是十分吃力的。
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开始逐步主张节制生育。但是生育这件事儿不同于其他，就像现在我们全面开放二胎后，也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新生人口迅速增长一样。在整个60年代，中国的人口规模事实上还在保持和50年代相似的增长惯性。
与1959年全国6.7亿人口的总量相比，1969年时中国总人口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8亿人。新中国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人口净增长仍旧是1.3亿人，这与第一个十年的近乎一致。
而与人口规模急速上涨的，是缓慢发展的国家经济：1959年中国GDP总量约为1400亿元，人均GDP约为210元；1969年中国GDP总量约为1900亿元，人均GDP约为240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人均GDP数据增长近乎是停滞的。这一方面和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另一方面显然也和迅速上涨的人口规模脱不了关系。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当下许多人认为的必然正向关系。而想要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正向因素，必须要非常多的前置条件。否则，规模庞大的人口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还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隐患与威胁。
补贴生育，不如补贴教育
事实上，世界也好，中国也罢，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人口体量，未来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不再增长，掉头向下的拐点，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对于未来经济体量未来一定会出现的止涨和回落，作为年轻人是否应该想方设法推迟这一天的到来，甚至不惜采取增加生育数量这样的方式来达成目的呢？
我想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经济体量增长停止甚至出现回落以后，人类就将迎来世界末日了吗？其实眼前就有一个十分鲜明的案例摆在面前——2020年年初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显著负增长。
显而易见，虽然大家的学习工作均受到的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生活一切都还在继续，并没有末日发生。同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回落毕竟是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所讨论的未来经济停止增长，并不是因为疫情这样的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应高度后，客观规律带来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相较于新冠疫情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硬着陆”，未来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应高度必然出现的，其实是经济增长“软着陆”。在这之前，人们有相应的时间进行适应。就像过去我们的GDP增长有过12%，后来变为10%、8%直至现在的6%。未来终有一天，它会变为0%。
所以重要的并不是想方设法推迟0%发生的时间，而是在0%出现之前的这个时间段内，我们应该去做好哪些事。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情况出现了，我们就想方设法鼓励（适龄）年轻人多生育，这样的做法无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本质上是十分短视的做法。
而当下我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中，其实有大量比老龄化与少子化更为严峻和急迫的问题。比如，在昨天我们推送的简评中提到的，中国目前还有多达6亿人月收入仅千元。
按照当下中国的平均物价水平和生活压力，我想大家应该能够大致想象到，这6亿月收入仅千元的国人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生存状态，可能还停留在今天能够看到这篇推文的各位，大约二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节点上。
但令人十分痛心的是，目前老龄化与少子化最为严峻的，反而是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而上述的大众眼中公认的低收入群体，反而是生育数量与意愿明显较高的群体。
哪怕是在当下的2020年，东部地区的居民还在犹豫要不要生育二胎，并且考虑相应的经济压力时，有你完全想象不到但规模依旧十分庞大的一群人，决定他们究竟会生几个孩子的关键，是基本不避孕的状态下人类自然受孕频率到底有多高。
2020年，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已经实施了三十余年。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儿童失学情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依旧十分严峻。特别是在经济极度贫困而子女数量又相对较多的家庭中，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什么多稀奇的事情。
读书几乎是穷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是穷人所能够分配的教育资源又是极度匮乏有限的。所以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如果国家财政真的有足够的资金来补贴鼓励生育，那么补贴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的权重不知道要比补贴生育高多少倍。
但是穷人只凭借九年义务教育就能够改变命运吗？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从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人案例来看，起码要读到大学毕业，甚至更高的学历，才有可能获得改变命运的微小机会。
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尽快将九年义务教育扩展为十二年义务教育，并且真正做到全体中国人在十八岁之前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学。
同时，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补贴，要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投入，而不能单纯流入区域大中城市的基建项目之中。世界各国按收入水平划分，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分别为高收入国家5.5%，中上收入国家 5.6%，中下收入国家4.7%，低收入国家3.9%。而2019年，我国教育支出占比生产总值为4%，仍处于低收入国家投入强度水平。
众所周知，走出农村，走进城市，完成城镇化，是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最有效也最可行的道路。但是如果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不掌握进城后工作的技能，那么这样的道路无疑是无法走通的。加大职业教育，正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更好地走进城市。更关键的是，能够扎根城市，而非打工几年重新返乡。
而全力补贴经济落后地区的师范教育，则是为了帮助该地区教育事业形成良性发展。教育需要人来做，但想要吸引经济发达地区人才到经济落后地区执教，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在当地自我造血，才有可能在未来形成持续运转的教育阶梯，不断帮助当地年轻人改变命运。
最后，从生物学的角度说，目前地球上人类总量已经超过77亿人。作为一种生物，一种哺乳动物，这样的族群数量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是长期以来只关注经济增长的专家学者们不曾深入思考过的。
持续增加人口规模以维持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增长，进而获得人类族群更好的物质生活与享受，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历史已经不断告诫人类，当资源不足以满足生物生存需求时，战争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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