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五章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古代汉语文学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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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版◎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五章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本章教学的重点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鲍照的乐府诗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要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和对前后文学的比较，加深理解南朝文学的新变。

第一节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一、山水诗（也包括田园诗）的源起、兴盛的原因：
　　在《诗经》、《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如《蒹葭》、《伐檀》、《山鬼》、《九辨》等），但那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曹操的《观沧海》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晋宋时代则是山水诗兴盛的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概括了这个时期山水诗的特点。
　　刘宋时期山水诗兴盛的原因大致是：
　　 1.文人生活环境变迁的影响。南渡以后，大批文人随之南下，会聚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由北方随之南迁。南方的山水风貌，迥异于北方，如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所写：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剑，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望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又如陶宏景《答谢中书书》，作品选450页】
　　这样的美景，在南方到处都是，令见惯了北方长城、大漠的南下士人，耳目为之一新。对自然美的领略，既已成为文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山水景物，就成了文人新的、独特的审美对象。
　　2.受魏晋之后隐逸之风的影响。晋宋王室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使得一部分士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个人的全身远害之间，持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朝隐”之风，由是盛行。“朝隐”不仅能缓冲出仕与入仕的矛盾，也能满足士人生活上溺于享乐，思想上追求玄理的需求。另外，佛教的传播，儒、释、道的融合，对于“朝隐”也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山林寺院之中，每见士人足迹。东晋高僧慧远托身庐山，所作《庐山记》，即精美的山水描绘文字。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朝廷与山林之间，或借山林写其超然世事的情趣，或借写山林化其心中郁结，则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3.玄学的影响。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追求“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王弼《老子》第29章注）的自然美。郭象注《庄子》云：“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有此认识基础，人格之美与自然之美得以统一。人格美与自然美密切相关，能否领略山水之美，乃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标准。不仅如此，在玄学看来，自然山水又成为人借以达道的媒介。庄子认为道生万物，而万物之中，唯有未受人世污染的自然，最能体现道的本质与真美。魏晋以来，这种观念更受到推崇。阮籍说：“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达庄论》）宗炳云：“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画山水序》）山水既已成为道的一种感性形式，人只有以我之自然，面对山水之自然，才能进入物道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建立的过程中，玄学的兴盛，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对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二、谢灵运的山水诗
　　谢灵运（386－433，47岁），出身东晋显赫世家（举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祖父谢玄曾是淝水之战的主将，谢家曾出现了谢混、谢惠连、谢朓等文化名人。谢灵运年青时即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有《谢康乐集》。谢灵运门第高，天资过人，为人性格高傲，政治上企望大。但他缺乏当官的素质，因他处处流露出诗人式的敏感，显露、急躁，故在仕途上多遭人忌恨，多次遭到打击，曾贬官为永嘉太守，他的山水诗多为此时所作。
　　谢灵运是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起了巨大贡献的诗人。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是鲜丽，清新，自然，他的诗开启了南朝一代的新诗风，实现了诗歌艺术由魏晋的古朴向南朝追求声色的转变。

　　【讲读】《登池上楼》　《石壁精舍还糊中作》
　　“池塘春草”句的赏析：上句写水中、写春草，横向扩大的意象中又有纵向的意象；下句写园柳、鸣禽，纵向的意象中（由水中写到岸上）又有横向的意象。两句诗自下而上，由近及远，精心选择南方春天特有的景象，再加上“生”“变”两个动词，描绘出了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景象。且对仗工整，声韵和谐，平仄相调，是谢诗中写景的名句，历来受到高度评价。宋·吴可《学诗诗》说：“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池塘春草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元好问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见文学史教材117页注释10）
　　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作比较，可以看出谢诗对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写意到摹写；（见文学史教材107－108页的分析。下同）

2.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三、谢诗与陶诗的比较　在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上还可看出两人诗风的区别：
　　1.谢诗善于描绘画境，在移步换景中领略山水之美，把叙事与写景结合起来。而陶诗写田园山水，往往是静观；静观须心境纯净，方能物我亲切交流。
　　2.谢诗中也有哲理，但主要在于化其心中郁结，且哲理往往游离于诗外，形成叙事-写景-说理的程式，往往在诗的最后拖上一个玄言的尾巴，这说明他的诗脱胎于玄言诗但仍留着玄言诗的尾巴。而陶诗的哲理则融于体物之中，故能达到超然物外、遇景成趣的境地。
　　3.语言上，谢诗精工绮丽，刻意追求，多用深奥的书面语和典故，深涩难懂，有佳句而无佳篇。而陶诗则朴素、平淡、自然。

　　四、其他山水诗诗人：
　　1.除谢灵运之外，南朝写山水诗的诗人还有谢惠连、颜延之、鲍照、谢朓、王融、沈约、何逊、阴铿等人。
　　2.谢灵运与颜延之并称“颜谢”，与颜延之、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他们的诗的共同特点是“尚巧似”，但颜延之的山水诗成就不及谢灵运。
　　　
　　五、山水诗的文学价值：

1.山水诗的产生，标志着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加深了，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大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变成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欣赏对象。山水诗启发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美学的角度去亲近大自然，发现和理解大自然。它的出现，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这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美学史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山水诗的出现，改变了“诗言志”的传统，打破了儒家功用主义的诗教观，为诗歌走向纯审美的艺术化铺平了道路，南朝诗歌所具有的美学特征，正是随着山水诗的建立而产生的。

第二节　鲍照及其创新

一、鲍照的生平。（见文学史教材118页注释18）

二、鲍照的诗歌创作　鲍照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赋、散文皆不乏名篇，但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他的诗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边塞诗，如《代出自蓟北门行》；有描写游子、思妇、弃妇的诗，如《代白头吟》；而以《拟行路难》18首为其代表。这组诗主要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抒发寒门志士备遭压抑的痛苦，传达出寒士们慷慨不平的呼声，充满了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较左思的诗，不但有不满，更有抗争）。

　　【讲读】
　　●《拟行路难》其四　全诗突出写“愁”，所叹者愁，酌酒为销愁，悲歌为泄愁，不敢言者更添愁。正如沈德潜所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古诗源》卷十一）。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而又激越奔放的感情。
　　●《拟行路难》其六　首四句情绪慷慨，激愤难抑。他拔剑击柱，仰天长叹，悲愤满怀，因为有志难伸。紧接着感情又跌下来，写罢官归家，其实在轻松的背后，隐含着失志后的无奈。最后宕开一笔，引古代圣贤尽贫贱以自慰，表明自己决不降心随俗的决心。
　　〔引李白的乐府歌行为例，与鲍照作简要比较：唐代李白对鲍照的《拟行路难》情有独钟，他的《行路难》、《将进酒》等乐府诗也写“愁”，但感情的跌宕起伏，有愁但力图突破愁的束缚，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对鲍照诗的继承。〕
　　
　　三、鲍照诗的创新　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还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它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并且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由换韵，为七言体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参文学史教材119页注释23，同时与曹丕的《燕歌行》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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