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拿出压箱底的钱，《长津湖》三大导演如何托市？
《长津湖》首映礼上，总监制黄建新透露，这部戏是中国影史投资最大的作品。他曾问博纳老板于冬还能撑得住吗，于冬抽了六、七根烟回答他，还得撑下去，还得往前走。
集结三大导演、近3小时的片长、因疫情停工9个月、拍摄期长达6个多月，《长津湖》的超大制作规模，当然面临着很多制作难题。
于冬说，博纳是拿出了压箱底的钱投资《长津湖》，他也认为如今的市场需要一部大片，让观众对中国电影重拾信心。
演员们在《长津湖》剧组经历了两个疲劳期，导演同样有此体会。虽然很累、有困难，但全体主创们都怀着对电影的爱，完成了这部大片的制作。
合作
《长津湖》为什么需要三个导演？
在筹备初期，于冬和黄建新就意识到，对于这样大体量的电影，任何导演都无法在一个冬天内拍完，可能需要两个甚至三个冬天。但电影人的创作激情就像一把火在胸口燃烧，一旦熄灭了几个月，到第二个冬天就很难燃起，所以要保证三个组在同一个冬天里重叠拍摄。
三个导演一起拍，一种方法是一个成熟导演带两个年轻导演，为一个风格去服务；另一种方案是邀请三位大导演协同合作。让三个独当一面的导演放下个人风格，去融合统一，第二个方案的挑战显然大得多，但如果合作得好，成品的质量也更有保证。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的组合共同拍摄《长津湖》的方案，就这样诞生了。
他们都是如今电影市场响当当的头部导演，如何合作起来拍一部戏？于冬是那个负责给导演们分工的人。
“就是要让三个导演发挥他们最擅长的方面，比如陈凯歌导演最擅长把握时代气息，1950年的新中国是什么样子？人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子？陈凯歌导演负责确定时代气息、史实感和人物塑造”，于冬分析，“徐克导演更擅长故事的完整性，人物的生动细节，林超贤导演更擅长的是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和战斗当中人物性格的情感表达。这三个导演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
《长津湖》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把三个导演的风格、特质都涵盖进去，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做极致发挥，每位导演都会根据文学剧本的内容，伸发出自己的想法和变化。
《长津湖》导演在片场：陈凯歌、徐克、林超贤
电影最终时长176分钟，每个导演都拍了很多素材，再进行精简精修。谁的段落多，谁的段落少，并不是导演们纠结的事。导演们不会去为镜头和时长争论，而是希望电影最后能够没有废笔。
陈凯歌常说，这个电影最怕的就是你好我好他好，但最后呈现得不好，导演之间的融合，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希望能够在影像风格各方面有我们自己独具个性的表现，但是这个戏的根本方向大家一定要把握，就是《长津湖》这样的题材是不能做太强的个人表达，因为它不是这样一个类型的电影，在这一点上，我们三个人是有共识的”，陈凯歌说。
林超贤表示，他并没有担心过三个导演的融合问题，“从陈凯歌导演突然转到我的部分，因为是转到了朝鲜战争的战场部分，气氛、色调本身就不同了，再转到徐克导演的冰天雪地，又进入另一个状态，很明显不同，所以风格上我不担心。如果说动作戏方面，我是比较真实，徐克导演出了名的天马行空，不同风格给观众来看，更有趣。”
《长津湖》的剧本用三种颜色，对三个导演负责的段落进行了区分。实际拍摄中，林超贤发现，自己负责的美军部分，有些段落需要走到徐克负责的场景去拍，这样费时费力，于是从场景的便捷性上出发，导演们之间也会更换一些戏份，以提升工作效率。
《长津湖》美军场景
徐克曾有三个导演合作完成一部电影的经验。2007年上映的《铁三角》，是徐克、林岭东、杜琪峰三位导演的接力创作，当时三位导演商量，合作的前提是互不干涉，保持对剧情的未知性，三个人合在一起出招、接招。
“那时候我们在尽量统一的方向里面，觉得每个导演本身也要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东西”，徐克说，之前拍《铁三角》已经让他体会到了三个导演合作的不容易，而这次《长津湖》难度升级，“这次跟上次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剧情互相穿插影响，我们就觉得如果接不上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三位导演在拍摄前期就开始了多轮讨论。拍摄中，总监制黄建新是导演之间的桥梁，在片场，组与组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一两公里，黄建新要时时奔走在几个组间，帮大家协调衔接上的问题。
比如在陈凯歌的段落里，梅生女儿的照片首次出现，在林超贤拍摄的战争戏里，照片被烧了，在最后照片如何再出现？比如雷公和伍千里讨论过回老家盖房子的愿景，到了战争场面这段对话要如何呼应？这些都是细节的铺陈和衔接。
最后呈现出的衔接效果让徐克有些惊讶，“很神奇，没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
《长津湖》，梅生女儿的照片
重头戏
进入朝鲜战场之前，七连的战士们登车、给万里举行入连仪式、一抹太阳的金光照射到长城上、战士们为祖国的山川震撼，这是《长津湖》前半段的高光戏份。
这场重头戏出自陈凯歌之手。
陈凯歌认为，在战争场面，炮火连天，观众有时候也看不清交战双方，所以战争片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让观众对主角们的遭遇不关心。如果没有军列上的对于七连的整体描绘，直接进入朝鲜战场开打的话，观众可能会对这些人物没有建立起情感基础。
《长津湖》里的长城
在《长津湖》中，陈凯歌负责给整部电影打好人物底色，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让观众了解七连的每一位战士，感受到他们的壮怀与激烈，和他们之后的遭遇共情。
“所以我自己感觉我们首先要写好九兵团登车的这样一场戏”，陈凯歌说，登车戏是一个长镜头，大家奔跑着上车，摄影机跟摄影师都跟着上去了，吴京一个敬礼，然后看到外面的景象，车已经开始在移动，那一瞬间吴京的眼里泪光闪闪，“这个镜头对我来说，情感上的冲击力很大，这就是要去战斗去牺牲的一些人，他们就在此刻跟自己的国家告别，跟家乡父老告别。我们又拍了夕阳落下朝阳升起的景象，万里江山如画的感觉，这些都是他们上战场时的记忆，他们很清楚，为什么而战。”
在车厢戏里，通过万里的入连仪式，主要角色一一向观众们展现了自己的性格特质，而战士们轮流报编号的一幕，不仅能让观众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朱亚文说，演员们本身也通过这场戏深入感知了自己的角色。
“当时凯歌导演用了比较冷调性的光源，然后在画卷里擦出一抹鲜红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冰冷的车厢灌入了滚烫的鲜血，年轻的鲜血，那一刻你会觉得非常振奋。”
《长津湖》登车戏，吴京、易烊千玺
在片场，导演陈凯歌就如同连长，他要负责调动起现场所有人对《长津湖》的激情和投入。
调动演员，一大难点是如何调教群众演员。如何让群演们有军队的气质、精气神，尤其要像上世纪50年代的军人，对陈凯歌而言是一个技术性难题。他的方法是，告诉车厢里的100多个战士，当你们站立的时候，要挺起你们的胸脯，要挺到直到你感觉到身体没有办法再移动。
拍摄现场距离监视器所在的导演棚大约100米，但每拍完一条，陈凯歌会让主演们到监视器前来回看一次自己的表演。制片人有时候觉得，并不需要每一条都看，但陈凯歌还是坚持让大家每一条都看看，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挺奏效的。”
《长津湖》片场，导演陈凯歌和主演吴京、朱亚文等
在《长津湖》剧组，林超贤拍的第一场戏是七连过石头滩，被美军空袭。
这场戏主演们都是躺着的，没有动作，如何营造出很紧张的感觉？林超贤思考了很久，最后他设计了一镜到底的方案。这对摄影是巨大的挑战，镜头要上天入地，有全景有特写，运镜很复杂。这场戏实拍了10天，而从筹备第一天到最终后期完成，则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
《长津湖》石滩戏
以前林超贤拍戏，一天能拍四、五十个镜头，而在《长津湖》剧组，他只能拍二十多个，难度是全方位的。比如他负责的乡村遭遇战，是《长津湖》里第一个大型战斗场面。在实拍前，林超贤做了一个模型村庄，反复试验拍摄的可能性。
一方面，这个村庄的景在一个山坡上，每天剧组都要经历上山下山，山上的工作空间有限，调度比较困难；另一方面，这场戏需要使用到坦克这样的重型道具。
村庄遭遇战中，一辆道具坦克的重量就有5吨重，道具引擎能否驱动坦克？在坦克内部的武行能不能操控好坦克？万一冲下山后武行的视线被遮挡要如何继续行进？这些都需要调试。
《长津湖》片场，导演林超贤和主演易烊千玺
当坦克冲下山后，按设计要穿墙而过，推倒大片民宅，坦克是否会按照设计好的线路行走？会不会穿墙的时候卡住了？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重新改变路线、改变山坡的形态、甚至重新搭建民宅。
为了真实感，民宅本身也都不是虚有其表，林超贤告诉道具师，要用真材实料搭出稳固的建筑，这样坦克撞上去，才会有房屋飞出去的真实感。
《长津湖》，坦克穿墙过
更难的是，这还是一场夜戏，又涉及到全景大场面，打灯很难打到如此大的范围。于是剧组只能改成每天黄昏时拍摄，也就是太阳刚下山、还有余光的短短15分钟里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戏份。太阳下山前一个多小时，剧组就开始忙活，15台摄影机就位，大家默默等待当天太阳下山，然后立刻开工。
最后拍了5天，才完成了这场坦克冲下山的戏份。
用胡军的话来说，林超贤的风格是，前一天已经把第二天要拍的镜头，在脑海中反复过了很多次，第二天会严格执行。林超贤表示，因为他负责的场面都需要大量机械、爆炸的配合，他必须要让所有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明确自己的任务，才有可能配合好。
《长津湖》，夜间坦克戏
升级
如果没有疫情，《长津湖》原定于2020年春节期间开拍。按照原定计划，《长津湖》的筹备或许有一些匆忙。徐克不知道，如果2020年2月真的开机拍摄了，如今的《长津湖》会长成什么样子。
疫情暴发后，于冬把原定的导演之一刘伟强派去《中国医生》剧组，《长津湖》暂时搁置。全剧组在等待下一个冬天再开工，9个月的等待中，主创们不断打磨剧本。
不仅主要角色的人物特点、关系更加丰富，再出发的《长津湖》最大变化是制作和故事上的全面升级。
“如果2020年2月拍了，那很多故事会被压缩得厉害，会更局限在七连的故事，不会有那么宏大的场面”，于冬说，“后来我们决心做成一个史诗级的电影，要把长津湖战役全景式展现，要把艺术形象和历史真实有机结合。这么大的制作量，我们没有用一个资料镜头，全部是大特效大镜头，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电影的制作规模制作水准。”
《长津湖》战斗场景
徐克2014年给博纳拍过《智取威虎山》，也是冰天雪地里的战争场面，他曾经以为这会给拍《长津湖》带来经验，结果发现可以参考的部分很少，这次的大场面升级，带来的都是全新挑战。
徐克在《长津湖》带了一个2000多人的剧组，这是70岁的徐克从影以来带过最大的剧组。在雪地里，他要创作大规模战争场面，处理枪、火、人、生命、死亡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连风雪也比《智取威虎山》更凶猛，用的大风扇更多，得注意避免风雪吹得演员睁不开眼睛。
“有时候场面太大，你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做什么，时间上怎么配合，我们剧组里面的统筹责任很大，很累，大家都比正常电影花的精力多上几倍，才可以每天把我们要做的东西凝聚在一起，完成一个拍摄。每天回去都会想到底明天可不可以舒服一点，但其实一点都让人舒服不起来。”
《长津湖》风雪戏
《长津湖》2020年2月曾经在丹东准备开机，等到疫情后复拍时，升级成了群众演员7万人次，前期组7000多人的超大规模。主创们发现丹东这个地方根本无法承载如此大的剧组，连住的地方的都没有，于是更改了拍摄地。
2020年疫情暴发后，中国电影市场停滞了一段时间，如今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电影业因疫情停摆半年，民营电影公司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为什么《长津湖》还在逆市加大制作规模？
于冬认为，越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更应该拍出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电影。博纳从《智取威虎山》开始主旋律大片的创作，以前是两年一部，到了2019年，能够在一年内完成《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三部主旋律大片，说明在主旋律大片的制作上已经驾轻就熟。
“当大家都去拍主旋律的时候，那我就要完成主旋律的升级”，于冬表示，“制作、视觉、美学都要升级，没有人把这个压力压给我，没有人要求我，但是我知道市场是有要求的，在浩瀚的主旋律影片的红海竞争当中，你如何能够让观众依然对主旋律保持新鲜度？所以在疫情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是减少制作量压缩投资，而是加大投资。”
虽然资金压力巨大，但电影已经因为疫情停过一次，所以复工后，肯定不能因为资金困难而停拍，不然电影很可能就拍不成了。
2020年电影院关停半年，整个市场票房相较于2019年蒸发了440亿票房，这440亿也是整个行业的现金流。2019年博纳靠《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决胜时刻》和《叶问4》的票房，到账接近30亿元，虽然2020年经历了亏损，但于冬说，好在2019年积累了20亿的盈利，足以支撑《长津湖》。
“所以博纳是把压箱底的钱拿出来，把压箱底的班底拿出来干一部大片”，于冬说，开拍《长津湖》这样的大制作，不仅是要给观众奉献出好电影，也是希望带头复工复产，不然内地市场的片荒可能还要更长。
《长津湖》主创
如今《长津湖》上映至第四天，票房已经突破15亿，市场给出了不错的回应。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长津湖》不仅是一部激起观众家国情怀的电影，也的确是市场的一针强心剂。
推荐阅读
关联阅读
主笔专栏
点击图片即可阅读
点击标题可阅读更多娱理精彩内容
微信公众号最近更改了推送机制
推文不再按照时间线显示
也就是说，需要大家
将[娱理]设置星标
多点在看
这样算法就能
提升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联系啦
亲爱的你
就能更及时地收到我们的信息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