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四）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论美国民族性格研究的衰落
本章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联手击败了国家主义的原因和过程，特别是以纳粹德国为典型的极端国家主义的兴起和覆灭。从结构上讲，本章承接了上一章对共产主义的讨论，继续探讨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界定了国家主义，第二部分分析了极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第三部分讨论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
本章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对国家主义的界定。资本主义以掠夺和财富支配一切的社会激起了共产主义的反抗[1]，同时也引发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以同一民族和共同语言为核心，包括国家利益至上、保卫民族和领土、排斥其他种族和文化等内涵[1]343。国家主义既可以是恢复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和传统，也可以激发民族独立运动。西方国家理念在英法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期间萌芽。在西班牙与荷兰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成形，随着威斯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1648）和比利牛斯条约（Treaty of the Pyrenees, 1659）的签订，欧洲封建制度瓦解，民族国家出现，国家主义兴起。到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先后统一成为民族国家，国家主义走向极端。虽然国家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手段去建立和巩固政权，但在深层次中它却是反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1]349。国家主义不满没有国界的全球资本对国家主权的支配，但也恐惧国际化的共产革命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国家主义既想控制资本又镇压共产，其实是对全球资本和国际共产的挑战[1]343。
本章第二个重点是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国家主义有两个唯一真：国家意志和国家自主，出自卢梭的“共同意志”和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影响。资本主义也有两个唯一真：个人自由和资本自由，出自洛克与经验主义[1]349。资本主义中个人自由与国家主义的矛盾涉及卢梭、黑格尔、尼采对自由的演绎。卢梭提出共同意志（the general will）作为国家权力的源头；黑格尔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出国家（state）理念。在卢梭和黑格尔的演绎下，个人自由消失。之后，尼采把权力意志引入了国家主义，用“超人”来表现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最终，在海德格尔“历史时刻”的演绎下：德国魏玛政权是“不真”，纳粹德国（极端国家主义）把德国人民重新召集起来去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质”，去建设一个“真”的德国[1]351。资本主义中资本自由与国家主义关系复杂。国家与资本之间相互利用，但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资本自由受到国家边界的约束。其次，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也存在矛盾。共产主义也有两个唯一真：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1]351-352。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人类社会进化，这个历史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与黑格尔唯心的国家主义历史观有根本矛盾，而主张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的阶级斗争也与强调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有原则性的冲突。
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如何理解国家主义击败资本主义？（2）纳粹德国与天主教的关系？（3）美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4）如果理解西方思想家对国家的演绎？（从卢梭、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民族性格研究衰落的原因。
有关民族性格的研究早在西方古代就已经有相关记载。公元前5世纪，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了西亚、北非和希腊地区的民族，包括他们的语言、习俗、制度、信仰等文化特征。从公元前58年开始，古罗马将军恺撒在《高卢战记》（公元前50年）对古罗马时期的高卢和日耳曼地区的民族特征有着系统性的记述。到西方中世纪，远行的商人、学者、传教士也记载过欧洲、地中海、中亚、北非等地民族文化特征。最典型的当属《马可波罗游记》，该书记载了非洲、亚洲多国的民族文化。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国家相继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随着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知识积累和对殖民地管理的需要，西方学术界和政府开始有目的对殖民地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民族性格则是民族研究的一个重点。到18世纪，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一词最早用来描述一个政治实体的边界大致吻合其民族的分布疆域。但是“民族”和“国家”同为nation，它们的意义根据语境的变化，有时相同，有时不同】理念兴起，民族性格则成为民族的主要特征。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传播，对民族性格优劣比较成为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途径之一。1920年代，美国人类学界的文化与人格学派（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tudies）兴起，民族性格是其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最具代表性学者有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杜波伊斯（William E. B. Du Bois）、约翰·怀廷（John Whiting）、许烺光（Francis L. K. Hsu）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性格研究的对象从简单、同质的原始社会转向复杂、异质的现代民族国家，研究内容从基本人格结构转向众数人格。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成立了战时情报局，招募了大量人类学者对敌对国（日本、德国）的民族性格进行研究，为战争服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对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研究报告《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于战后出版。1945—1955年，民族性格研究进入了全盛期，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成了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但是，文化与人格学派于1960年前后突然沉寂，民族性格研究也从此中断。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R. McCrae）把玛雅文明消失和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衰落进行了类比。他认为人类文明中最让人迷惑不解的事件之一是玛雅文明（古典期）于公元9世纪前后迅速衰败，尽管玛雅文明在建筑、天文学、文学、数学等领域曾取得巨大成就。在社会科学领域，最相似的事件是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这个跨学科专业在留下诸如《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34）、《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50/1969）等闻名于世的研究成果之后，于1960年代突然销声匿迹[2]。由于民族性格是文化基因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主要从文化基因理论、美国国情和美国学术研究路径来分析美国民族性格研究衰落的原因。
从文化基因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联手击败国家主义，作为国家主义特征的民族性格研究受到质疑。国家主义是以同一民族和共同语言为核心，包括国家利益至上、保卫民族和领土、排斥其他种族和文化等内涵[1]343。国家主义不满没有国界的全球资本对国家主权的支配，但也恐惧国际化的共产革命对国家存亡的威胁[1]343。虽然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曾相互利用，但随着国家主义的日趋强化，其与全球资本和国际共产的矛盾激化。国家主义谋求建立以单一民族为核心，主权独立、有固定边界等要素的民族国家。强势的民族国家可以控制个人自由和资本自由，资本家不得不放弃部分利益与国家合作。但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是个人自由和资本自由。个人自由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资本自由则是资本运作超越国界，追逐最高回报[1]351。民族国家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以，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性矛盾。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斗争，要求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不分国籍和国界。但是，国家主义以民族为核心，约束和阻碍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瓦解就是因为各国共产党分别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虽同是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但却处于敌对阵营。二战后，国家主义被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联手击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全球意识形态，能够代表国家的民族性格在本质论上受到质疑。
从美国国情的角度出发，美国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内部种族和文化由单一走向多元，民族性格的存在受到了挑战。美国民族性格主要特征“黄蜂”，指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文化【参见第二十二章读书心得《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早期移民大多来自欧洲各国，他们与美国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比较容易融入美国社会，形成共同的“黄蜂”民族性格。但是，从20世纪开始，美国移民更多的来自亚非拉地区，他们不仅在种族上与欧洲白人有根本区别，而且在语言、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也有显著差异。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提出：美国所谓的“移民”其实是分为两类，一类是17世纪从英国来的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WASP），他们是定居者（settlers）或殖民者（colonists），而不是移民（immigrants）。他们对美国文化、体制、历史发展和特点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英语“移民”一词在1780年代才出现，移民迁入美国多是个人行动，是为了加入定居者已建立的社会。由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移民会感到“文化休克”[3]。美国移民带入的多元文化，引发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美国传统的“大熔炉”（melting pot）走向“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和“沙拉拼盘”（salad bowl）。相对于美国主流但单一的“黄蜂”民族性格，少数派或者边缘群体更注重文化多样性，而反对同化和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在民族性格研究衰落的1960年前后，美国爆发了反文化运动（1960s counterculture movement），包括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女权主义（feminism）和LGBT权利运动。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以黑人、女性、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开始不再满足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他们开始注重自身的“成长经验”（lived experience）。美国黑人从马丁·路德·金最初要求的种族平等发展到强调黑人群体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当下的社会是白人主导的，白人对黑人存在敌意，而黑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白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黑人应该为自身的身份而骄傲。黑人的这套逻辑逐渐被其他边缘群体借鉴，他们不单要求在法律和制度上将他们与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还要求社会更广泛地认可，甚至赞颂他们同别人的差异[4]。以此为起点，美国社会主动或被动地分裂为各式各样的群体：黑人（African American），女权主义者（feminist），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非异性恋者（queer）所组成的LGBTQ群体，原住民（Indians or Native Americans or Indigenous），穆斯林移民（Muslim），，拉丁裔（Hispanic Americans）和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等。这些群体都强调自身身份的特殊性，而反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身份政治成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象征。作为美国民族性格主体的“黄蜂”（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特征则逐渐边缘化。总之，民族性格在美国社会层面被否定。
国际形势和美国国情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美国学术研究路径上，文化与人格学派被心理人类学取代，民族性格研究并入心理人类学。二战结束后，文化与人格研究进入高潮。1946—1949年，美国人类学会的四任主席均为文化与人格学派学者（拉尔夫·林顿、鲁思·本尼迪克特、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阿尔弗雷德·欧文·哈洛韦尔[A. Irving Hallowell]）[5]。1950年代—1960年代，文化与人格学派转向美国自身的民族性格研究和跨文化比较。其中，对美国民族性格的经典研究有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的研究》（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1950）和许烺光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1953）。当然，文化与人格学派学者也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研究。如杰弗里·戈尔和约翰·里克曼（Geoffrey Gorer & John Rickman）的《苏联人：一项心理学研究》（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 A Psychological Study, 1949）以及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性格研究。虽然文化与人格学派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进行了转向，但仍受到学界的诟病。如文化与人格学派在方法上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但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相去甚远，并不被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所承认；以及文化与人格学派忽视个体差异性，强调文化心理的均质化[5]。虽然文化与人格学派在学术上走向衰落，但在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基础上，人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互动正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迈进。随着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问题的关注范围日趋扩大，一些人类学家已经不愿意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文化与人格研究范围内，他们希望通过改变学科名称，以对这一领域的各类研究进行重新整合[6]。1961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主编的《心理人类学——研究文化与人格的方法》（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1961）提出心理人类学。1978年，美国心理人类学学成立，隶属于美国人类学会，心理人类学得到学术界承认。心理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继续研究文化和个人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探讨文化与心理的关系[6]53。民族性格研究成为心理人类学旗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327.
[2] MCCRAE R R. Trait psychology and the revival of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studies[J].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Beverly Hills), 2016, 44(1): 10-31.
[3] 萨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 译. 新华出版社, 2005: 34-41.
[4] 李纯一. 福山论身份政治：对尊严的热望[EB/OL]. 文汇网. (2018-08-31)[2020-09-28]. http://www.whb.cn/zhuzhan/xueren/20180831/210731.html.
[5] LEVINE R A.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1918-1960: myth and histor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2, 69(6): 803-818.
[6] 周大光, 编. 现代民族学（下）第一册[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52.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可极端
我曾经认为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但是读完这章以后我的想法改变了。“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人民的热爱时，那就是爱国主义；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他国的人民的仇恨时，那就是民族主义”，戴高乐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微妙差别作了精辟的描述。爱国主义是个褒义词，而民族主义似乎是个贬义词。
个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人对他所归属的人群、地域环境和文化自然产生的情感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维护。这种情感和行为就像一个孩子对至亲的亲近和维护一样，即便没有接受有意识的教导也会自然产生。凡是自然而生的情感和行为都没有对错好坏之分，那是最质朴、最纯粹的，但往往民族主义容易走向极端。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本民族是至高无上的，怎么可能有别的民族做得比我们好？所以他们看起来狂热又盲目。纵观纳粹德国挑起的世界战争以及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极端的民族主义带给人民的是无限的仇恨和争端。
爱国主义是理性、平等的，爱国主义者追求的是本民族和本国家的长治久安，关注更有利于民族自身发展的制度建设等，并不以比别的民族强大为目标和原则，即爱国主义重视自身发展兼顾普世原则。理性的爱国主义保障本民族主权的稳定，带给人民勇气、力量和希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主义。希望每个华夏儿女都能够理性爱国，为振兴我们深爱的中华民族而奋斗。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国家主义与个人自由之争：卢梭、黑格尔、尼采
本章以20世纪纳粹德国的国家主义兴起和消亡为例，分析了两组意识形态之争：一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即国家意志对阵个人自由、国家自主对阵资本自主；二是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即唯心主义历史观对阵唯物主义历史观、民族为本对阵劳动阶级为本[1]351-352。也就是说，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包含两个“唯一真”，国家意志和国家自主。这两个“唯一真”是理解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意识形态对立的关键。围绕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阵，本文主要分析了三个思想来源，即卢梭的共同意志、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和历史进程、尼采的“超人”理念。笔者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为何说在这种国家主义视角下，“个人自由”会逐渐消失，从而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对立？
国家主义的意念包含国家利益至上、保卫民族和领土、排斥其他种族及其文化[1]343。有学者将国家主义的理念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表1），即“国家”合法性来源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希腊时期人类群居的自然之法，中世纪宗教及神学的价值观，古典时代以主权为特征、独立的国家意志，以及现代时期国家本身作为目的的观念[2]。笔者理解，在古希腊或中世纪，“国家”主要是人类自我保全的手段和工具，被置于自然之法或宗教及神学之下。而进入古典时代，即14—15世纪开始，在新兴民族国家反对教会与封建统治的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才形成[2]。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国家”本身被认为具有独立的国家理性。
其次，单纯的个人自由失去意义。黑格尔（1770—1831）国家意志的提出，标志着国家主义理念从古典走向现代[2]。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实现普遍的最终目的与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但个体利益不会总是与普遍利益相统一，所以需要国家权力作为外在强制力发挥效力，保证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一致，从而合理实现普遍利益[4]。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只有通过与普遍利益达成一致，即个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个体时，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才成为实体性的存在，从而具有意义。
再次，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存在。尼采（1844—1900）的“超人”理念，源于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主义将在第二十五章读书心得中具体阐释】。实际上，尽管黑格尔与尼采的哲学思维有本质区别（表2），但都涉及时代“英雄”的概念，并且都抹杀了个人自由的空间。黑格尔的“英雄”的本质体现国家历史属性，而尼采的“英雄”本质则是个人无法获得绝对自由、迫于应对虚无的反应。
表2 黑格尔和尼采的“英雄观”比较
参考文献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