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五）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论资本主义对存在主义观念吸收的选择性
本章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存在主义中追求生命的意义逐渐被追求生活的丰富多彩所取代，这与强调个人享乐的个人主义和强调消费的资本主义不谋而合。从结构上说，本章对存在主义的讨论是本篇的第三部分，前面两章先后讨论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从内容上讲，本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尝试用先验（a priori）协调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出发，引出对存在本质的讨论；第二部分分析了存在主义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19世纪上半期的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时期；19世纪下半期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时期；20世纪上半期的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时期；20世纪中期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1908—1986）、保罗·约拿·蒂利希（Paul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时期。第三部分对本篇所探讨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存在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总结。
本章的关键之一是存在主义在全球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唯一真”和“个人”“泛人”两对文化基因的纠缠造成了近现代西方人性格分裂。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化了人性；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引发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存在主义引发了人类对这些灾难的思考，也是个人主义发展的最高峰[1]365。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存在与本质的关系是什么？（2）本章研究存在主义的思路？（3）存在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异同？
本文主要讨论资本主义对存在主义观念的选择性吸收这一特点。
存在主义流派众多，虽然基本观点相似，但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资本主义对存在主义观念吸收是有选择性的。资本主义排斥尼采的“超人”[2]6（upper man）理念，而加缪的“重要的不是最好的生活，是最多的生活”[3]75（not the best living but the most living）更符合资本主义的需要。
尼采是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哲学家，他对存在主义的影响深远。尼采在《快乐的科学》（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1882）中提出“上帝已死”（God is dead）。由于《圣经》的权威性受到科学进步（如进化论）的冲击，“上帝已死”说明西方传统的道德观被质疑，也是虚无主义的开端。在“上帝已死”的观念下，尼采提出了“超人”理念。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 1885）中首次提出该理念，并在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对其完善。尼采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在知识、智慧和胆略起决定作用的特殊时空下，一个英雄或杰出人物常常胜过千军万马。尼采主张由超人统治的社会，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2]3。尼采强调一个以现世为中心、超越传统道德、创造世界新秩序的“超人”，以“超人”的洞悉、智慧、道德、魅力去表现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并成为民族的伦理和文化整体的化身[1]350。尼采的哲学思想被纳粹德国利用，希特勒借用了尼采的观点，强调日耳曼民族才是可以统治世界的优等民族，而希特勒个人则可以代表日耳曼民族。资本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与尼采的观点有根本矛盾，并且以尼采观点为基础的极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资本主义最终击败了国家主义，但尼采的“超人”理念是为资本主义所排斥的。
加缪是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加缪反对别人给他贴的存在主义标签，但他的作品表现出的是存在主义，并且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颁奖词中也称他为存在主义者，故一般认为他是存在主义者。加缪出版了大量的小说、哲学随笔、散文和剧本，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西西弗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该书以荒谬为出发点，着重讨论生活的意义。加缪以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悲剧来隐喻荒谬和人生无奈。特别是现代人被社会“异化”的机械生活：每个人像工厂里的标准零件一样，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周而复始。加缪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解决方式，他鼓励人们“重要的不是最好的生活，是最多的生活”。如何把“最多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资本主义所强调的消费经济正好满足这一需要。消费经济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积累来自于生产，生产来自需求，需求来自消费[1]333。消费经济是刺激消费来进一步加速资本积累。消费经济中消费品日新月异，社会精英创造时尚、引导潮流，为消费者提供最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消费者只需要不断地消费就能拥有，就能找到生活的意义。最终，资本主义吸纳了存在主义加缪式的观点，把追求“最多的生活”演绎为“最多的消费生活”。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2]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黄明嘉,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3]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M]. 杜小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87.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可谓存在主义的创始者，他说，“人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世界中的存在。人就在世界之中，因为人完全处于存在之中”。二战后的法国社会，人们悲观消极，因找不到出路而沉溺于享乐，玩世不恭，于是一种标榜个人存在价值和自由生活的思潮在知识分子中形成——存在主义哲学被奉为一种时尚的哲学。标榜“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的萨特及其提倡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萨特堪称存在主义之集大成者。存在主义者们主张个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思想，提倡人们去感受现实的思想，为人的自由、生存呐喊。可以说存在主义是人类对战争等人为灾难的控诉。1950年代—1960年代，存在主义渗透至诸如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特别是肯定个人自由——绝对的自由。
1950年代—1960年代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思想文化的空虚形成对比。年轻人热衷于嬉皮、摇滚文化，对前途感到迷茫，却反对暴力，主张和平、利他；他们追随反传统、反社会的文化思潮，追求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和标准。此时，存在主义受到西方主流思想的欢迎，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社会影响，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作最时髦的哲学，功利现实文明成为社会的主流。
随着存在主义哲学迅速传播，在年轻人中，存在主义哲学以一种宣扬人生、个体存在价值意义的理念，极大地占据了他们因社会的颓废而受到冲击的痛苦心灵。于是，存在主义哲学逐渐被奉为经典和准则。很显然，存在主义哲学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人们心灵的安抚，这也是其得到认可的最重要因素。
但是存在主义往往把个体存在与人类的整体存在、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起来，往往突出和诉诸人的孤独、压抑、焦虑等非理性情绪；存在主义还贬低理性，高举自由，以期与理性主义对抗。这种思维的结果是把人变成了一团感性情绪，而这种人是不健全的。
正如《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中所讲：存在主义是多姿多彩的，但最后还是落在一个死结。人是想自由的，但人又是不可以自由的。这也许是西方现代个人主义走到最终的发现。
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
“本质先于存在”是承认上帝决定论、命定论，那么其所获得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但萨特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即人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品质属性，是为人的根本。显然，存在主义高举自由的旗帜，这点倒是与资本主义不谋而合。
萨特认为，人可以自由地对自己所要作出的任何行动进行选择，在进行选择时，人是绝对自由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具有“选择环境—作决定—进而行动”的完全自由，随时随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自由选择。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的一切都取决于自我选择。因此，每个人的存在就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它依靠个人的选择使我们成为所谓成功或失败的人。是选择和为选择而付出的行动成就了每一个不同特质的人。
我认为，萨特存在主义自由还有一点比较正能量，那就是他认为当自我一旦作了某种选择之后，不仅是在塑造着自我，而且也是在塑造着他人。人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存在，每一个单独存在的人又汇集成了庞大的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在进行自由选择时必须要为自己正在进行的选择负责任，而且也要替他人负责。所以个人的存在是无法摆脱整体所赋予其自身的使命和责任的，必须为自己所要作出的选择负责。在这一前提的保证下，每个人所作出的选择才是自由的。这与梁老师所提倡的“自存与共存”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显然，在萨特的“绝对自由”里，随时随地任何情况下的自由选择也包含着勇于承担责任的积极元素。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资本主义如何“拿来”存在主义
本章是第四篇“适者？”的最后一章，阐释了以自由功利为主要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拿来”存在主义为其所用，从而实现进一步发展。文章以“存在主义其实是‘反存在’，至少是反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存在观”开篇[1]，说明存在主义与本书之前介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从思考起点来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相信“本质”即“真”，分别通过理性（我思）和经验（我感）的手段去“求真”，它们手段不同但目的相同。与之对比，存在主义的思考起点不是“是否存在”，而是“存在有没有意义”，尤其是个人生命的意义。
笔者认为，本章的精彩之处是，作者在资本主义和存在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构建了被资本主义“拿来”的连接点。构建这种连接点包含两个重要环节。
第一，资本主义与存在主义关联的元素，即“个人主义”。在哲学层面上，个人主义包括强调个人享乐的享乐主义、强调个人尊严的人文主义、强调个人利益的个人至上主义、强调个人创造生命意义的存在主义[1]375。这种个人主义视角，强调个人价值，以个人为参照衡量个人行为。因此，资本主义（个体有自由消费）和存在主义（由个体创造生命价值）共享“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资本主义与存在主义关联的“逻辑链条”，即“个人为自己生活创造意义”→“过最多彩的生活”→“过最多消费的生活”→“资本主义能最大化地满足消费需求”。在这条简化的逻辑链上，一个关键环节是存在主义衍生出“过最多彩的生活”，该理念被资本主义“拿来”并演绎为“过最多消费的生活”。针对这一演绎，笔者尝试用演变阶段、历史背景、典型人物及其观点的分析框架，将本章涉及的哲学观点和逻辑进行梳理（表1）。
表1 资本主义与存在主义意识形态关联的逻辑链条
表1的逻辑关系并非聚焦存在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尝试厘清本书作者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存在主义观点中，找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拿来”发展自身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存在主义意识形态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它以“个人”为关注点，在人类历史发展到非宗教阶段，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及现代时期，个人面对世界无常失去归属感、感到“异化”的背景下，思考个人存在的独特性和意义。尤其当人需要“自真”地行使绝对自由去创造存在的意义，却发现“自真”无法达到而感到世界的荒谬时，存在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手段去面对这种“无意义”[1]362。其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拿来”加缪的“过最多的生活”（或丰富多彩的生活），将其演绎成“过最多消费的生活”以享受幸福，从而给消费尤其是过度消费披上了道德的光环。笔者认为，消费本身是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手段，但满足什么类型的需求却是一种个人选择，是价值观的体现。自由功利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鼓励消费甚至鼓励过度消费，以促进生产和资本积累。处于消费时代的我们，选择如何消费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