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堕落：一战篇
一战纪念碑
二十世纪的堕落：一战篇
文丨苏则 来源：读嘉
编：瑞秋的春天
一
一战·世界·中国
世界史叙事比较有趣的一点在于：根据叙事者本人在世界文明中位置的不同，会产生差别很大，甚至完全对立的版本。我们这次讨论的二十世纪世界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于部分国人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热血革命的世纪，民族解放的世纪，或者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世纪。即使是两次伤亡惨重的世界大战，最终也是使人类朝向积极的、“世界大同”的方向行进——所以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与此相反，西方史家对于以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为主要特征的二十世纪主要持一种批评和反思的态度。特别是欧洲史家——美国文明在两次大战中损失相对不大，但欧洲遭受了重创——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德裔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尔克·贝克汉恩（Volker Rolf Berghahn）对他眼中二十世纪世界史的描述：
（西方）史学界早已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定性为20世纪各种灾难的“元凶”。从1918年后数十年，到1989年至1990年两年间东欧集团的分崩离析，这一“元凶”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到了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这一影响仍然清晰可见。
当我们用一个非历史事实的思辨游戏来寻求下列问题的答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便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1914年8月列强们没有坠入导致两千万人丧生的全面战争的深渊，我们的时代会是今天这样吗？1917年俄罗斯会爆发两次革命吗？中欧、东欧和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政体会土崩瓦解吗？法西斯主义会产生吗？斯大林主义会产生吗？人类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吗？会有冷战出现吗？吞噬无数生命的解放战争可以终结殖民主义吗？以此类推，肇始于1918年的问题之链可以不断地延长下去。①
非常清楚，在贝克汉恩的叙事中，二十世纪带给人类的记忆，主要是惊人的杀戮和压迫——根据他援引的数据，在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大约就有一亿八千七百万人。而这个灾难的链条，又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面（World War I，又被称为the Great War，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战是没有打完的一战，而冷战又是没有打完的二战。不但如此，二战和冷战过程中的许多模式——我们指的不是那些武器或者具体战术，它们是可以更新换代的——例如总体战（或者超限战）、革命输出、种族屠杀，又正是一战模式的翻版。反过来说，我们要理解二战和冷战，要理解二十世纪，首先需要理解一战的逻辑。
然而，比较不幸的是，对于国人来说，“一战”就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虽然听说过它的名字，却并不觉得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历史叙事会随着你在文明中位置的不同产生偏差。这个认知偏差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是欧洲，主要打击的是欧洲文明。当时国人对一战有一个别称——“欧战”。从这个称呼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一战只是欧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狗咬狗一嘴毛，和我们关系不大——甚至还可能对中国有点好处。
从短期效应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欧洲的衰落，对于中国民族企业是一大利好；战争也显著地增大了列强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作为初级产品的供应者的中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于是，“中国的货币单位‘两’（白银）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②。
但是，欧洲的衰落并不就等于中国的崛起。一战在远东创造了一个输出革命的苏俄，以及一个失去制约的日本。一战后西方在远东的退却，意味着东亚大陆将被交给这两个国家争夺，而这并不就必然优于过去“机会均等”的时代。苏俄的情况我们比较清楚。日本方面，我们要知道，甲午战争后辽东半岛没有被割走，正是因为欧陆三国的干涉，而之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也就是在列强一战无暇东顾的时间节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贝克汉恩他们的历史叙述仍然对中国有效。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之所以能够暂时置身事外，只是因为我们相对处于边缘的位置，但德皇威廉二世、鲁登道夫一战时在欧洲掀起的海啸，终将从中心区域传向远方的海岸线，总体战和残酷斗争的幽灵最终还是抵达了东亚大陆。
二
绑架平民的总体战
我们今天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必须要去梳理具体某些战役，讨论这些战役在哪里开打，有哪些国家参加，由哪些将领指挥，又是谁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些内容也许是军事迷非常感兴趣的，但对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大意义。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无穷无尽，为什么我们唯独要特别称这一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体现在哪里，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个破坏。
从表层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征首先当然是它全球性的战争范围，不单单在欧洲本土，列强在非洲和远东的殖民地上也开展了战争（远东方面，日本在1914年8月23日向德国宣战，11月攻占德国在亚洲最大军港青岛。中华民国段祺瑞政府也在大战后期，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但更重要的是它惊人的动员率与伤亡人数，在这次大战中，欧洲主要参战国动员的人口比例普遍在10%以上，保加利亚和法国甚至达到总人口的20%以上，换句话说，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要上战场做炮灰——这种动员率在一些专制国家的历史上容或有之，但在欧洲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不但在人力方面，在经济方面，欧洲参战国在战时汲取了往往超过30%、40%甚至50%的GDP用于战争。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生产创造的财富，有三分之一到近一半被政府汲取，化作炸弹和子弹，用于杀戮其他人类。下图显示的是一战前和一战时参战各国政府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比值③。我们容易看到战时法国、德国政府动员本国社会财富的彻底程度（超过50%）。
同以往多数欧洲战争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造成了极大的平民伤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和平民伤亡超过3500万，总死亡人数在900万至1500万之间，而平民伤亡接近士兵伤亡人数，而这些平民大多是死于战争造成的饥荒的——这是一战时期各国彻底经济动员的后果之一。
这种竭尽社会财力人力用于战争的模式被称为“总体战”（total war），和十八世纪之前几乎所有欧洲战争都不相同，在十八—十九世纪期间也只被用于少量局部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总体战第一次在世界范围打响了。
这种战争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按照西方传统的战争法则，战事局限于参战的贵族和军人，战争主要打击对方的军政首脑和设施。但总体战突破了传统军事的底线，它要动员社会的所有资源来参与战争。总体战的宣扬者们认为，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他们就可能比对方获得更大的胜算。
但这个突破底线的逻辑是双向的，既然你可以突破底线，那他也可以突破底线。既然你可以汲取所有的民用资源用于战争，那么他要打垮你，就需要同时针对所有与民用有关的资源和基础设施。
某种程度上说，总体战绑架了所有民众，使他们不得不被卷入战争之中，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变得混乱，甚至完全消失了。一战时期德军最著名的劣迹就是：用潜艇攻击所有驶近敌国港口的船只——不管是军舰还是商船，是敌国还是中立国。
一战时期德意志帝国重要主将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根据自己的一战经验，曾经在1935年概括和“畅想”了他眼中的现代战争模式——《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
《总体战》的主要军事“思想”是：
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四、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要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五、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鲁登道夫的军事“思想”或者“理想”，实际上是在一战时期，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得以实现的。突破底线的行为一旦开场，就再难收场了。德国能够开展总体战，法国、奥匈帝国、俄国当然可以照样画葫芦。在战争的末期，1916年11月中旬，罗曼·罗兰这样记录了欧洲文明的毁坏：
欧洲正在奔向奴役和毁灭。两年以来，它一直疯狂地沿着这条灾难的道路越走越远。病势日益加剧，发展日益加速。欧洲正像一个狂暴的疯子，头向下，一直栽落到深渊。在德国，已经宣布所有十六至六十岁、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公民全体动员.....德国报界赞同这个方案，声称“往后再也不能容忍无赖和寄生者。”其他国家无疑也将仿效这个榜样。这样，一切大小国家都将成为大杀戮的参加者，任何人即使自己未犯过一大罪，也不能逃脱罪行。④
三
出柙之虎：民族主义
前面我们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特征，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因素使得欧洲战争从非总体战时代走向了二十世纪残酷的总体战——总体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如果我们前面足够仔细地阅读鲁登道夫《总体战》的主要军事思想，就可以发现这个驱动因素是什么：“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列强正是以不加节制的狂热民族主义为依据，整体动员社会力量的。
我们至今生活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建构的民族主义影响下，也许很难理解一个历史事实：民族战争并非理所当然之事。在典型的封建时代，更重要的政治关系是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双向关系。所以我们看欧洲历史较为悠久的王室和贵族，他们的身份地位并不是来自于种族——事实上，在俄罗斯帝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叶卡捷琳娜大帝（ЕкатеринаАлексеевна，1729年－1796年，1762年至1796年在位）是普鲁士贵族出身；我们熟悉的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即位至今），她的先祖乔治五世其实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Hous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即今日德国的图林根州），并以此得姓。所以很多国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英国人竟然接受自己的国王是德国人——这并不妨碍温莎王室带领英国人打赢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的主要对手都是德国人。
传统的封建制度下，军事义务主要落在享有政治权利的贵族身上，而并没有政治权利的平民理论上也并不需要承担军事职责，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近代以前的战争往往被称为贵族战争（许多欧洲国家的普通农民需要履行的45天无薪兵役，通常处于春秋之间的所谓“战争季节”，避开了农民们需要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而平民伤亡较小的原因。
但这种模式的战争显然不能够让后世部分野心勃勃的君主们满意。在他们看来，传统战争并没有竭尽民力，没有充分动用社会资源，不足以让后发国家一举崛起，挑战现有世界盟主。德国在十九世纪前长期处于诸侯邦国林立的状态，直到1871年，才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精巧的外交手腕下统一，此时西欧诸强的势力范围已经几乎把全球划分干净。普鲁士公国先前又不过致是德语区的一邦，对于其他诸侯邦国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恩德可言。统一德意志并团结全体民众，竭尽社会资源，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因此需要其他的理论支持——这个新理论就是泛日耳曼民族主义（Pan-Germanism）。俾斯曼就是用它聚合北德诸邦的。
民族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类似的：树立民众对某一个民族主体的认同，通过民族历史叙事和民族神话，加强民众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比起君臣互动的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在发动平民方面更为有利。这是因为，平民和实际存在的君主联系较少，但和相对抽象的民族可以形成更强的心理联系。德国军政界上层借此可以要求平民们承担更多的义务。
然而，民族主义的泛滥，也使得维持民族和国家间的和平发生了困难。封建的君臣对等关系是普世的，德国人可以去做英国的国王，可以去做俄国的女王。但是，民族主义可能产生更多的激烈冲突，因为不同民族的民族神话、民族历史叙事往往是对立的。
当代中国人非常熟悉一个梗：“一切都是韩国人的”——这个笑话最初源于韩国的民族神话，在20世纪初，朝鲜半岛为了建构他们的民族主义，创作了《揆园史话》、《桓檀古记》之类的伪史，例如朝鲜先祖檀君派舜取代尧、派太子扶娄教大禹治水之类。但反过来看，20世纪初中国搞民族主义的时候，也同样发明过类似的说法——例如章太炎曾考证：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不是哥伦布，而是东晋和尚法显（见《太炎文录初编·法显发现西半球说》）。这类说法我们可能因为听惯了，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其他民族的人听了，恐怕和中国人听到“汉字源于韩国”的感受是一样的。
甚至到现在，一些中国学者还在做类似的事。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尤其我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这本书揭示，无论是古希腊的三大民族，还是古罗马三大民族，他们都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国移民到西方的。而且从祖源上来推论，都起源于大湘西地区。”
这种小争论倒还不要紧，然而，一旦牵扯到不同民族国家间领土、战争、历史压迫等等问题，就有可能引发战争了。而要制止这种各民族自说自话导致的残酷战争，就需要相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来约束各个民族和国家。然而，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狂热的民族主义把自己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上，当时流行的理论是：每个民族国家必须拥有绝对的主权——应当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控制。而舆论界则鼓吹，不管他的国家对不对，每个爱国者的责任都是为他的国家的“民族荣誉”而战。
这种民族战争一旦开打，和封建时代的贵族战争不同。贵族战争是贵族之间的事，民族战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其中。塞缪尔·亨廷顿说得好：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150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按，在1648年）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正如R. R. 帕尔默1793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19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⑤
四
远未结束的一战
1918年11月11日，一战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结束了——但它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这场由狂热民族主义催动的世界大战，仍然是以民族主义的逻辑结束的。
在1919年1月于法国巴黎举行，意在收拾战后残局的和平会议中，七十名代表代表着在战争中对抗德国的三十二个国家，但德国和其盟友——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没有代表。战胜国商定了极为苛刻的条款后，召来战败国代表要求签字。其中，针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le Traité de Versailles，全称为《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尤为苛刻，根据这一和约，德国失去了65,000平方千米的领土和近7,000,000的人口，完全放弃前殖民地主权，战败赔偿总额估计为1320亿马克（1921年统计，大约相当于2019年的4420亿美元）。
最有争议的是《凡尔赛和约》的第231条款，这一条款要求：德国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⑥，但是一战并非先由也并非只由德国引起。一战导火索是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狂热民族主义分子，具有恐怖组织背景）对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刺杀。奥匈帝国因此向塞尔维亚下达最后通牒，塞尔维亚加以拒绝，于是引发两国战争，分别作为双方盟友的沙俄和德国相继加入，这才引发世界大战。而有研究显示，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下达最后通牒而未开战的时间段，沙俄就在西面采取了可以和军事总动员相提并论的大量军事部署，这至少需要承担引发大战的部分罪责⑦。
中世纪的骑士受封食税，受伤战死是他们的本分；被民族狂热和总体战裹挟到战争中，做出重大牺牲的德国平民受到本不该他们承担的伤害，就需要寻找应当为此负责的人们。总体战和狂热民族主义的后果，最终反噬到利用它们的德意志帝国上层身上。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连普鲁士国王的身份也不能保留。
被种族仇恨煽动起来的德国民众进一步还认为：那些最终选择议和、终结战争的德意志上层，正是祖国和民族的叛徒。他们要推翻这些人，转而支持那些坚持狂热种族立场、继续谋求德国霸权的极右领袖。他们相信，这场世界大战德国本来不会失败，都是因为本国的外国人和非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们——在国内煽动革命和舆论，这才使政府不得不向敌国投降，这就是著名的背后一刀传说（Dolchstoßlegende）：许多德国平民认为，一战中德国的失败是因为犹太人和左翼人士在他们背后插了一刀的缘故。而这正是后来纳粹上台、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一个源头。
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帝国上层不但煽动本国的底层民众，甚至试图煽动协约国一方沙俄的底层民众，企图引发俄国内乱，迫使它退出战争。据有关资料显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
这笔钱的极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Dr 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这位海尔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100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皇政府的报告中说，在俄国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已经投入行动……他接着还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应通过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⑧而这种不光彩的手段不是没有后果的。德国帮助建立起来的苏俄最终成为自己的强敌，以它的无产阶级军队给柏林的女性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耻辱。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人类历史上其他政治灾难的模式本质上并无二致：堕落的上层贵族孤注一掷、突破底线，尚不具备承担重大政治责任的能力和智慧的下层民众被煽动利用，造成更大破坏。二十世纪历史上的种种悲剧，是“上诈”和“下愚”联手写成的。
注 释
① 弗尔克·贝克汉恩《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少庠译本，上海三联书店，p.1.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37.③ Broadberry, S. , & Harrison, M. . (2006).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a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66(2), 514-514.④ 罗曼·罗兰《战时日记》，转引自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p.349.⑤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p.38.⑥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Governments affirm and Germany accep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 for causing all the loss and damage to which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Governments and their nationals have been subject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aggression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 译文为：基于德国及其盟国之侵略行为，协约国之政府及其国民因战争因而受害。协约国之政府，确认德国必须就她及其盟国引致的一切损失与破坏而负责。⑦ 参看西恩·麦克米金《一战倒计时——世界是如何走向战争的》（July 1914 Countdown to War），何卫宁译本⑧ 李凌《从普京怒斥“布尔什维克卖国”说起》https://www.yhcqw.com/13/9559.html⑨ Daniel Johnson, Red Army troops raped even Russian women as they freed them from camps,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382565/Red-Army-troops-raped-even-Russian-women-as-they-freed-them-from-cam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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