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1日，一架东航波音737-800客机执行昆明－广州任务时，不幸于14时38分左右在广西梧州市藤县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
作为该事故客机的航班号，MU5735很快成为遍布媒介平台一串特殊符码，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无疑，机上的132名遇难者是无法被简单量化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且唯一的生命。对于这样一起悲剧式的重大突发灾难事件，公共领域的信息记录不可或缺。一位英国媒体记者曾指出，新闻报道所需要包含的因素有：“冲突、戏剧、排他性、权力精英、名人、娱乐、惊喜、坏消息、好消息、规模、相关性、跟进、视听、可共享性等。”而重大灾难事件通常被认为包含以上多重要素，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东航客机事故发生到现在，除了客机残骸、碎片以及部分失联人员物品，乘客遗体尚未被发现，而官方也并未正式公布失联人员名单。然而，已经有媒体第一时间采访到多位失联人员的亲属好友，并迅速编写推送了报道。3月21日23点46分，《三联生活周刊》推送《坠落的MU5735》一文，首先采访到了目击飞机坠落的广西当地村民；3月22日13点，《每日人物》发布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以下简称「人物报道」），采访联系到多位遇难乘客的同事好友，书写了更多“背后的故事”。一经发出，这篇报道便瞬间在网络信息瀑布上滚动播放。当然，这篇报道所引发的巨大共情效应自是在情理之中，然而，关于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新闻伦理问题，本文想简单谈谈。通常来讲，媒体报道有罹难者的灾难事故需要第一时间联系到其直系亲属或挚友，方式最好是面对面采访，所以记者往往会亲自上门拜访。因此，这也被业内称作“死亡敲门（Death Knock）”。但很多时候，记者能提前掌握到事故进展的最新消息，例如会比遇难者亲属好友抢先一步知道其身份信息和生还情况。如果受访对象尚不知道遇难者身份，那么记者就不能开始采访并向其获取更多信息；如果受访对象知道遇难者身份但尚在等待警方的生还通知，那么记者则有义务确保其不会向他们透露任何关于遇难者死亡的信息。这句话可能存在歧义，但其中一个意思明显指向：这位失联人员的老师同学并不知道其遇难的信息，而是被记者告知。这就属于在“死亡敲门”中没有遵循新闻业中关于“悲伤告知”的报道规范。而此处的“悲伤告知”失范问题在文稿中直接表现出来了，至于文中其他受访者是否也是被记者告知亲友遇难的消息，就只有记者本人知道了。总而言之，在事态尚未明朗之前，记者应明晰其作为信息记录人的身份，而不是办案警察和政务机关。 在灾难或不幸事件中，出于新闻报道的目的，记者可能会对事故创伤者带来侵扰，西方新闻界称之为“侵扰悲痛”（intrusion into grief）。由于灾难或不幸事件往往是突发的，新闻媒体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并报道。除了事故救援进展外，新闻职业惯性会让很多记者把报道精力放在挖掘和访问典型人物上，如受害者本人以及遇难者亲属好友。而为了使报道更富感染力，一些媒体往往会在成稿中添加大量细节描写和情绪化的文字，但这些也很容易造成对受害者及其亲属的二次伤害。人物发稿距离事故发生不到24小时，从报道中能够看出人物为了采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接触到多样的信源。也许深夜加班赶稿在媒体行业实属常事，但这并不一定是遇难者亲属好友的作息习惯，且他们也许正处于情绪崩溃的境地。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体的介入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侵扰。据统计，「人物报道」中共采访到了十多个信源，涉及大约14位失联人员的同事、朋友。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并没有地方明确地体现出遇难者的直系亲属接受了采访，而唯一一位遇难者的家属，如前所述，也拒绝了采访。因此，遇难者亲属作为最重要的信源被报道直接排除在外了，文章主要启用的是二级信源，即与遇难者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同事和朋友。并且文中也不惜笔墨地书写了一些能够挑起大众注意力的话题，比如职场奋斗辛酸和追星经历等。无论人物是因为被拒而无法进行采访，还是是出于道德考量而没联系这些遇难者的亲属，这样的报道都可能引起真正丧亲家庭的不满或痛苦，因为这些好友提供的信息和言论或许并非为其家庭所期望和承认的。当遇难者亲属好友得知空难事故的那一刻起，他们可能就进入了严重创伤的时刻。而在焦虑与悲痛之外，他们却被迫在最无助的第一时刻需要处理媒体的关注，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私人空间被侵占、被扰乱。这样的情况下，受访者的反应可能是混乱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例如Muller和 Gawenda曾对澳大利亚山火的幸存者进行了调研，发现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不记得在灾难后的第一时间对记者说了什么，有些人甚至对自己出现在新闻报道上感到惊讶。心理学上认为，灾难发生后，受害者及其亲属好友会因为心理上的震惊而使他们可能愿意与任何人交谈，包括记者。但很多情况下，他们将来会后悔自己的陈述，后悔同意接受采访。而且这些有着悲惨经历的人，往往面临遭受严重创伤性压力的可能。这种压力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人会随着时间淡化，但也有人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这是一种由受创伤严重而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严重者会危害生命安全。遭受创伤后的第一时刻是避免出现PTSD的最佳时机，但媒体的强烈关注会将受创伤者的私人悲伤推向公共领域，被刻画、被怜悯、被讨论，这会使创伤情况明显恶化。有研究发现，在灾难发生后的时间里，有的受创伤者会有意识地逃避新闻媒体或其他形式的媒体；有的会对电子邮件甚至电话感到恐惧；还有的甚至为了保护儿童或其他脆弱的亲人免受媒体关注，选择切断他们和媒体甚至社会的联系，这不仅限制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也影响了他们试图保护的人的行动自由。很多时候，记者对死亡事件的报道并非一定体现了记者本身的态度，其所承担的报道任务和工作压力也是影响因素。“其实我很期待死者家属拒绝我的访问。” 记者刘黄来曾在一篇文章中直言， “没有记者会喜欢采访死者家属，会访问他们也是基于工作任务。我们也是本着同情心去采访，绝不想二度伤害他们”。作为直面生活第一线的职业，记者对公共领域内的记录无可厚非，而灾难死亡事件确实也更需要及时的信息披露。所以报道死亡事件的敏感和压力并不意味着它不应被报道，恰恰相反，很多死亡报道是必须报道的，像一些犯罪、意外公共事故等，如曾有受害者就公开表示媒体对她女儿死亡案冷漠态度的不满。只是在这些事件的报道上，记者需要慎之又慎，对受创伤者需要富有足够的同理心，不应第一时间直击其伤口，而要为其消化创伤情绪留有足够私密空间。快新闻更应该体现在事故救援报道上，而不是故事化的软新闻上。数字新闻时代，大众在网络上的轨迹资料（如阅赞转评）成为新闻媒体衡量新闻价值的首要标准，新闻生产实践逐渐从「新闻专业价值惯习」转向了「量化评断新闻惯习」（habitus of quantification of the news），报道能否产生好看的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媒体在报道东航客机事故中的做法固然存在不妥之处，但受众对故事的渴求也是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写到「132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期待更多背后的故事」、「感谢人物报道让我及时看到数字背后的故事」……故事最重要的就是细节，而真正能打动人的细节往往是受创伤者的情绪反应，如抱头痛哭、一个踉跄，抑或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的细节，如遇难者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记录、一条社交动态或是一张照片。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严重创伤的人来说，被接触、被定格、被书写都有可能是莫大的侵扰与伤害。希望在面对东航事件上，无论是媒体，还是我们，都可以始终保有以下两个追问：
[1] Moreham, N. A., and Yvette Tinsley. "The impact of grief journalism on its subjects: lessons from the Pike River mi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Media Law 10.2 (2018): 189-218.[2]Sudden. Bereavement under the spotlight[EB/OL]. https://sudden.org/tools/bereavement-under-the-spotlight/[3]刘黄来.“记者与死者家属”[EB/OL]. https://www.sinchew.com.my/20160905/刘黄来%EF%BC%8E记者与死者家属/[4]郭文平(Wen-Ping Kuo). 当新闻遇见社群媒介:弥漫媒介场域中的新闻实践研究[J]. 中华传播学刊, 2018(34):43.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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