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新书丨刘震云：对性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爱和恨的立场
（文末福利：来自纯粹读书社群的邀请
身体的力量
文/刘震云
日本作家茅野裕城子的中篇小说集《韩素音的月亮》，1998年曾在中国出版过，时隔21年，再度出版，证明出版社判定，事到如今，这些小说，还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这些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21年间，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人类的交流手段已到5G；永远不变的是：人性。
文学的一大功能，是记录同时代生活的痕迹。有了《红楼梦》，我们知道中国的清朝人是如何喝水、吃饭、恋爱到生孩子的；有了《源氏物语》和《哈姆雷特》，我们知道日本的平安时代和丹麦十二世纪的人的行为和思维。茅野裕城子的《韩素音的月亮》，写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生活，那时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是BB机和传真；茅野裕城子在自序中还提到当时的流行动词是“打”，打开水、打饭、打字、打车，或打别的。“打”这个词很暴力，但转身变为日常的多功能动词，用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也反映一个民族的消化能力。正如民国时代和之前，“死鬼”“挨千刀的”，是老婆对丈夫的日常称谓。多么经得起摔打的民族，才能把仇恨的词语，用到她最亲近的人身上啊。
文学更重要的功能，是记录同时代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其中，对性的态度，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爱和恨的立场。除了性，还有食物，食色，性也。本来，食物为延续自己，性为延续后代；当人类的食物和性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时，它们又剥离出单纯的享乐和娱乐功能。当这种功能出现在不同民族的男女身上，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碰撞呢？这是这本小说集饶有兴趣所探讨的。
书中共有四篇小说，《韩素音的月亮》《淡交》《蝙蝠》《西安的石榴》，四篇小说中的人物，民族不同，从小生活的国度不同，因为偶然的因素相遇，或在北京，或在东京，或在纽约；但有一点相同，他们刚见面不久，甚至头一次见面，甚至言语都不通，马上发生了肉体关系。在情感和思想不熟悉之前，身体率先熟悉起来了。你可以理解成身体开放，但旧中国的包办婚姻，一男一女，也是身体熟悉之后，感情和思想再逐渐见面的。世界转了一圈，在不同名词和习惯下又重合了。
“没有任何手腕、计谋、筹划、目的，白玉般的心地，很长一段时间里，专心致志地交媾。”——多么好哇，书里的主人公这么想。
“这是一个间隙。”茅野裕城子写道。
同时她又写到，性像石榴一样，“这么麻烦的水果，没法让人产生吃它的心情。”
比这些重要的是，茅野裕城子在书中提出一个哲学观念，时间和相知的关系。中国人说，有几件危险的事不能做：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周易·系辞下》）；还有，交浅而言深……而茅野裕城子反其道而行之，相识多年未必相知，刚见面就能深入了解；用什么？用身体。她的意思是：这就是身体的力量；这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或许，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哲学观念上，恰恰把它们颠倒了。
这也是这本小说集的价值。
2019年4月，北京
本文为《韩素音的月亮》（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王中忱等译）序言
延伸阅读
语言不通……丑丑的字潦草地写在了那张纸上，那男人微摇着头，又继续往下写：心，然后又是一个字：急。心急，究竟是什么意思？语言不通，心，急，语言不通，心，急。语言不通，心，急。语言，要是颠倒过来，就是言语[1]，啊，明白了，话语不通，心脏跳动加快。对，准是这意思，可能是这意思。也就是说，尽管话语无法沟通，心可是扑通扑通激动不已。要是巴西人，就会恬不知耻地死死盯住对方，说：我爱你[2]。变成中国话，就是这么一句呀！
啊，他是在勾引我呢。一个刚刚见面话语不通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他就动心思写字勾引？这么一想，不由得有些感动，自己也激动起来，心情真好。
园子品着味道浓烈的红色鸡尾酒，开始了今年的告白。我默默地听着，白兰地掺果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成了我的习惯，不管工作怎么忙，也不管男人怎么不满，每年正月，我都要在东京等待园子从世界某地飘然归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清楚，虽说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女友中，园子是很珍贵的存在，但其实也算不上特别亲密，并且，园子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要听别人说话的意思。一年里，不过是她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寄来几张明信片，或者我去欧洲时见一面，然后便是正月的东京相会。仅此而已。可是，如果分别的日子稍微久了，我却会强烈地渴望见到她。
姑且不说这些，对于女人的小小狡黠，我是非常敏感的，稍有察觉，甚至会把以前曾有的一些很少的交往也搁置起来。园子可能是属于没什么心计的，观察了多少年，都没看到，没有。这可能因为她现在天涯孤旅，过着遗产继承者的优雅生活，但也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园子一旦朝向一个什么目标（多数是男人）的时候，一切心计都会消失，而变成一个纯粹的欲望体。但如果谁要因此以为她喜欢性行为，那我可以回答：绝非如此。性是方法，但绝不是她的目的。
记不清是哪年的正月了，在一个散发着八十年代气味的地下酒吧，园子突然很高兴地说：“真的，最近发现的，早泄的，有时居然感觉特别地好。”她的声音在冰冷的灰色墙壁上回响，酒吧里为数不多的客人都看着我们。可是，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和园子谈论性的时候，我们总是陷入错觉，觉得是在严肃地讨论别的，比如人生重大问题之类。在这种时候，园子的话斩钉截铁，像筱田桃红[3]说夏天的壁龛无须挂条幅而应直直地打上一道凉水一样有说服力，所以，我并没有认真考虑早泄好还是不好，就点头回答：嗯，可能是这样吧。而就在点头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对于园子，大概我只是一个点头称是的存在吧。过上遗产继承者的生活以后，园子以往的工作热情顿然消失，又不想成立家庭，恋爱事件就成了她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一定要我说喜欢和点头肯定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园子的“女人味儿”吧。
可是呢，等到明白了一点儿简单的会话之后，我愣了，原来在那个国度里并没有那么浪漫。语言不通，心急，不过是说，话语不通，心里着急。从最初的最初，就感觉失误……那个男人，肯定觉得我这个日本人，也可以说外国人吧，挺有意思的，搭个话怎么样，就是这样很一般的挑逗，我这个傻瓜，却以为是一见钟情，陷入热恋了。当然了，如果说一句“这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也可以收场，但这回却难堪了。要是话语能沟通，一谈就明白，这次是一句话也说不通，该怎么办才好？
去年正月见面的时候，我还在巴黎住着呢，来东京不久就顺道飘到北京去了。你见过金吧，没见过？我的老朋友，韩国的朋友，多数都叫金，但我的这位金，可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为了研究什么陶瓷，住在北京，跑了很多城市。金邀我说，好久不见，怪想念的，来玩玩儿吧。我呢，想也没想，就坐上了飞机。二月里，刮皮刮脸地冷，到处都噼噼啪啪闪着静电的火花。在机场，呼吸到降雪之前的沉滞空气，我已经后悔此行。但金戴着海獭帽子，正站在聚集着敲诈顾客的出租车的大厅里微笑着招手。我从口袋里掏出在成田机场买的沙拉油给她看，她非常幸福地大笑起来。
出租车奔驰在暮霭朦胧狭细的田间小道上，可以看到远处的羊群、令人感觉寂寞的路。咱俩那次不是从巴黎去柏林了吗，回来的时候，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本来是熟悉的风景，但那时却让人感到特别清寂，所以我固执地说，这是旅途中德国的一个什么城市。还记得吧。眼前的风景就跟那时候一样，冬日里一片冷清的农地，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国家首都的机场。没有一点儿亚洲气氛。
金的住处，在学校里边。在中国，好多人都住在校园里。在学校工作，下班了，就回到校园里的宿舍。有的人，从恋爱、性交，个人的私生活，甚至一直到死，都在一个单位完结。够无聊的了吧。并且不光是学校，大多数工作机构都是这制度。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像我这样讨厌学校没过过集体生活的人，想象一下校园里有那么多人性交，觉得挺不道德的，嘿嘿嘿。
到了金的学校，天已经全黑了。我说要住宾馆，金说，算了算了，住学校招待所，可有意思了，硬把我领到她住的一座旧楼房。哎，晚饭，去食堂吃吧。金用力扯着我的手，仍然戴着海獭皮的帽子，在黑影里走在前头。金的帽子没准是貂皮的，在黑暗中闪着光亮。为了那些什么陶瓷，金首先要学习中国语，就从东京迁到北京。她在东京住了十多年，但要说她的日语因此就很流利，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很简单的单词，她会满不在乎地说错。特别可爱。金的日语的语调，满载着她在日本生活的一切。就是这个金现在在学中国语。她最初说中国话，肯定也和她的日语一样吧。
据金说，她的学校使用的旧课本里，一些自己一生中从未使用的词语，如同志、宿舍、食堂、饭票、水房等，好像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打”这个字吧，当动词用，有很多意思。咱们现在一起去吃饭，就叫打饭，一会儿顺道去那个排着热水龙头的小房子往暖水瓶里灌热水，那呀，叫打开水。哎，对了，开水，就是热水。可是开头我可不知道，还想，把水打开怎么就是热水了呢。金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怪不得她提着暖水瓶呢。但是，为啥不在自己的房间里烧热水呢？我跟在金的后面，内心暗问。没有路灯，漆黑的校园中央大路，让人觉得怪怪的。路上的人多得摩肩接踵，在暗影里愉快地喊着笑着一起去“打饭”。他们说的话，语调都蹦蹦跳跳的，语尾部分使劲地向上跳。哎，金，那些人说的不是中国话呀，一跳一跳的，好像要跳回到拉丁语国家去。
是呀，这里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学生大都不是汉族，有西藏的，内蒙古的，从新疆来的特别多。语尾毫不用劲就挑到高八度的，那准是说维吾尔语的孩子。少数民族，翻译成英语，这里的人们，不说MINORITY，而是说NATIONALITY[4]。
可是让我吃惊的，还不止这些呢。金继续说，这个学校中国语的第一课，是关于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介绍。其中的一个，竟然是朝鲜族。你看，按这个国家的概念，我也成了少数民族出身了……这一惊可吃得不小，和在日本、美国的体验完全不同。金使劲地向我介绍。
穿过维吾尔族食堂和回族食堂，就是朝鲜族食堂，金在那里用母语点了菜，于是端来一碗辣白菜加炒饭。热乎乎辣酥酥，特别好吃。明天，有个中国人，具体是谁，不太清楚，举办一个什么“艺术家沙龙”，咱们顺便去看看。金夹起一片不知什么肉片，一边说。金的精神头儿很足。
附带说一下，所有来食堂的人，都把暖水瓶放在了地上。为什么呢，因为饭后要灌满热水带回房间。关于热水的看法，也被改变了呀。以前我毫不怀疑，世界上所有的人早上擦拭睡眼起来后，首先要往壶里灌满水，然后点着燃气。到这儿头一回听说，每个房间里并没有燃气，人们是用晚上带回来的热水来喝起床茶。不过，这说法也不过是金的臆测。其实，人们是在入寝之前，往热水里兑上凉水，用来洗脸洗脚。没人像金那样，早起不喝咖啡就不能活。又不是老爷爷，不需要早上起来就喝茶。把热水倒在洋瓷盆里，用来擦洗身子，然后泼到水泥地上，在这个极其干燥的地方，这样可以保护皮肤，可以说是一石二鸟。这是好久以后，一位英语很好的女孩子教给我的生存方法。后来呢，暮色里抱着两个暖水瓶打开水的男子的高大背影，曾让我停住脚步，呆呆凝望着出神，真有味儿。
第二天，金戴上帽子，没错，是貂皮，又披上俄式大衣，叫住路上的出租车，给司机看了看写着中国朋友地址的字条。以前你想在街上随时叫到出租车，那几乎不可能，现在的进步可真够大的了。金非常满足。拉达牌，什么地方产的车？不知道，东欧吧，或者是俄罗斯。那也够破旧的了。这铁格子是什么，好像被装进猪笼子里头了。你呀，太奢侈了，这种出租已经算高级的了，我还坐过被叫作面包的天津大发牌箱型车呢，像坐马车一样摇摇晃晃。已经一半儿中国化了的金批判我说。隔开司机和后面座位的铁格子的前方，是淤积着浅墨色的沉滞的天空。那是供应许多家庭暖气的煤炭燃烧的结果。偶尔有光线照射下来，空气里，确实可以看到有损健康的物质在飘游闪烁。
乍一看，觉得这里的街道和东柏林极其相似，那些集体住宅简直像是同一个人建造出来的。设计绝对缺少个性，但奇怪的是那外观也说不上整整齐齐，清扫起来将大不容易。此外还有一些高耸林立看上去经受不住地震的新楼群。出租车靠近其中的一座楼房，在一个像小学生习字似的用红漆随意写着“三单元”的门口，出租车停住。
这座楼的半地下室，是一位建筑师的工作室。穿过两边排列着一些房间的回廊，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沙龙……本来还是上午，室内却很黯淡，点着一个电灯泡。人们正围着一个长方形大木桌在讨论什么很严肃的问题。哎，你看，可能走错地方了……金对我小声说。但还没等想好该怎么办，我们已经被介绍给了金的朋友们。金是韩国的装置艺术家（这大致不错），而年轻时候写过几首诗的我，则成了了不起的日本诗人。是呀，昨天金是说去参加“艺术家沙龙”的呀。自称是艺术家，开沙龙，按常规说起来都是很让人害羞的事儿。这就是这里的国情吗？还是……我凝神一看，果然有，黑色的高衣领，长长的头发，梳着二十多年前的那种让人倍觉亲切的中分头型，那准是个画家。在他身旁，一位头发蓬乱脸色难看什么也不能决定的老人，可能正在谈中国艺术的未来。而谨慎地坐在后面的那个平头，像是个杂志编辑，没准也是个作家。横头那个学生衫，是个青年诗人？
哎，不知怎的，这房间很像是秘密地下室，真有意思。只要用日语，说什么都没关系。金说，她也在用好奇的目光观察这里的情形。人都干巴巴的，桌子上摆得很漂亮的水果点心也涩了吧唧。中国的老电影里，给灶王爷的供品，不就是这么摆的吗？凝神望着那些供品般的橘子、西瓜和供品四周的瓜子、不会好吃的饼干，突然撞上了桌对面一个男人直直盯过来的目光。毫无顾忌，直直的目光。被人盯了，就盯过去，放出绝不输于对方的能量回报。这不是谁教的，这应该是女人最自然的本能动作吧。这样做的时候，觉得是在使用自己作为女人的最善良的成分，精神变得特健康。住在欧洲所以心情好，我想，可能因为那里的视线主要是由男性女性相对而构成的。而现在的日本让人感到窒息，则是因为视线里总掺和别的因素。工作干得来干不来呀，心眼转得快不快呀，这些对我来说本来微不足道，但在东京，没谁会同意我的这些落后于时代的想法。
那男人的视线很强烈，有的部分却很阴暗，但最有特色的是其中的男人味儿。
糊糊涂涂当中，不知为什么，金突然陷入非发言不可的境地。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艺术家在中国新兴建筑中应发挥的作用”，金身旁的朋友用英语催促她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无法推托，她以不亚于任何大学者的稳重，大言不惭地谈起城市规划的重要性。我听着，同时提心吊胆，担心轮到我的班。运气还好，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菜，还有温涂涂的啤酒，烈性白酒，都搬到了桌子上。人们一边吃一边热烈地交谈。在东京参加聚会，贪婪地伸手夹菜是不礼貌的，可在这儿，完全无须那么想。金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我转来转去茫然失措，这时，刚才的那个男人从身后递过一个橘子。脸上浮现的微笑流露出对自己行为的羞涩，他把橘子放在了我的手里。
我偏过头去说谢谢，又用自己知道的一点儿外语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没有反应，难道是故意开玩笑作弄人？我用英语问站在身旁的金的朋友，那男人用中国语向金的朋友回答，说自己是舞台导演，只会一点儿俄语。然后向我苦笑。我也对金的朋友说，我是到金这里来玩儿的旅行者，昨天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中国话一句也不会。说完，我也做出为难的表情给那男人看。住到什么时候呢？男人问金的朋友。过几天就回巴黎。我回答。又不是谈生意做买卖，却要通过翻译对话，让人觉得怪怪的，挺不自然的。这时，金的朋友不知听到了谁的招呼，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走过去了。
突然，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沉默，沉重地在一对互不了解的男女之间弥漫开来。一瞬一瞬都那么漫长。这时，那男人不知想起了什么，一把抓住我的露在开士米套装袖口外的手腕，走向没人的走廊，把我领到一个小屋子，取过笔和纸，写下了丑丑的潦草的字。
[1] 言语：日语词，意为“语言”。
[2] 原文为葡萄牙语。
[3] 日本现代著名书法家。
[4] MINORITY：少数民族；NATIONALITY：民族性。
节选自《韩素音的月亮》（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王中忱等译）
韩素音的月亮
作者: (日)茅野裕城子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 王中忱 / 金海曙 / 周颖
出版年: 2020-1
本书收录了茅野裕城子的《韩素音的月亮》《蝙蝠》《淡交》《西安的石榴》四部中篇小说。《韩素音的月亮》的主人公园子是那种所谓饱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香甜部分、满足于快乐消费的女性，在一个“艺术家沙龙”上，一位对她一见钟情的导演约她相会，后来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经过阴差阳错的笔谈，成了床上朋友。后来园子敏锐地嗅出超越了人种、国界的爱情和身份认同的相克。最后园子和导演分手，但同时决意留在北京，果敢地开始了寻求再生契机的行动。《蝙蝠》和《淡交》鲜活地传达了移住东京和纽约的“少数民族”心情的一端，越过国境之后的青年面临着认同危机。茅野裕城子的小说叙述的大都是年轻女性的跨国爱情故事，其中涉及不同文化间的误读和沟通、遭遇他者和自我认同等问题，但作者本人却很少对其间的意义进行探究，甚或可以说她是在有意地消解意义，尤其是本次收录的她的近作《西安的石榴》，这种倾向越发明显。
茅野裕城子，1955年出生于东京世田谷区。曾就读于青山学院大学法国文学系，研究天主教作家。毕业后，周游南、北美洲和欧洲，开始写旅行随笔等作品。1992年开始关注中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1995年以《韩素音的月亮》获《昴》杂志文学奖。代表作有《韩素音的月亮》《大陆游民》《蝙蝠》《淡交》和《惟一的芒果》等。
王中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东亚近现代文化交流史。主要学术著作有《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走读集——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学散札》《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等；另有译著《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著）、《听泉》（东山魁夷著）等。曾获《世界文学》翻译奖（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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