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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五)

王建華 文字研究 2022-06-27

王建華: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字運動——以延安縣冬學爲中心(五)

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五)


检讨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不能忽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革命的大背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黄桥决战与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得国共两党处于紧张对抗状态。国民党除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外,还用停发军费等手段限制中共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经费紧张,中共从根据地群众中汲取的社会资源大幅增加,由此导致政党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紧张。[112]可以想象的是,如何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赢得根据地群众乃至全国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一定是中共领导人急于摆脱的困境。基于此,我们对这一时期边区在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变革就有了清晰的认识:自1940年开始,中共为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政治上,在“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下,全面开展民主选举运动;文化上,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如果说民主选举是顺应了民主化浪潮, 汉字拉丁化则让人想到了“饥不择食”,而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则最好地诠释了“生吞活剥”的后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汉字拉丁化虽然带来了文化大众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但不能否认拉丁字母“识得快”的客观事实。因此,及至建国后,部分拉丁化方案倡导者依然沉浸在缅怀拉丁字母简便易学的热情中,[113]而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同样是中共领导人明确的改革目标。[114]由此可以理解,部分历史当事人对这场运动保持沉默,或刻意回避的原因。回首“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还是为这场运动做了最客观的注解:汉字拉丁化促成了汉语拼音方案,但它仅是为汉字注音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文字改革可以走简化汉字的道路,而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废除,也告诫改革者,切忌“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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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新文字协会发起人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与边区教育厅长柳湜、教育厅三科(社会教育科)科长李之钦等的文集与回忆录中, 均未说明原因(参见李玉非等编:《柳湜教育文集》,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李之钦:《李之钦论教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林伯渠:《林伯渠文集》, 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6年;《谢觉哉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武衡等主编:《徐特立文存》第3卷,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2]胡现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

[3]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9页。

[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年, 第467页。

[5] 《边区中央局关于政权问题的研究材料(1941年1月)》,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 -1941)》甲2, 1994 年, 第565页。

[6] 《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1937年4月29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 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15页。

[7]  《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1937年4月29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7 -18页。

[8] 《边区教厅计划在三个月内消灭一万个文盲》,《新中华报》1938 年5月15日,第2版。

[9]《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总结(1938年2月5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8页。 

[10]《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识字运动月(九月)工作决定(1937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1994年,第25-27页。 

[11] 楚云:《陕行纪实》, 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年, 第52页。

[12] 《秧歌文艺丛书》编委会编:《秧歌文艺丛书》第7卷(秧歌剧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205 -206 页。

[13]在农民看来, 担任乡村以上各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公家人”。当“公家人” 意味着在征粮、扩兵工作中就要起带头作用, 并影响自家生产。为不成为“公家人” , 部分群众甚至不愿当劳动英雄(参见《关于劳动英雄的几个问题》, 陕西省档案馆藏, 档号:6-1-242。本文所引档案均为陕西省档案馆所藏, 以下仅注题名与档号)。 

[14] 《延安县1940年1 -9 月份工作报告及边府核备》,档号:2-1-152。

[15] 《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通知(1940年2 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甲2,第23页。

[16]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4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

[17] 《开展冬学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4日,第1版。

[18] 蔡元培等:《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张岱年、敏泽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 郑州:大象出版社, 1999年,第747页。

[19]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 日。

[20]鲁迅:《关于新文字———答问》,《鲁迅选集》第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第100页。

[21]这些字母包括:a、b、c、ch、d、e、e' 、f、g、h、i、j、jh、k、l、m、n、n' 、o、p、r、s、sh、t、u、w、y、z(参见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 辑,第322页)。 

[22]参见倪海曙编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第4-13页;《对于教学新文字的意见》,《新中华报》1937 年3月19日,第5 版。 

[23]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论》,上海:时代出版社, 1949年, 第207 页。 

[24]蔡元培等:《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第749页。

[25]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论》,第95-97页。

[26] 毛泽东:《给蔡元培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3-445页。

[27]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1940年11月21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 辑,第392、393页。

[28]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1940年11月21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 辑,第395-396页。

[29]《推行新文字与扫除文盲(1941年6月4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448页。

[30] 徐特立:《漫谈(五十一则)》,《徐特立文存》第3卷, 第106页。

[31]《我对于新文字运动的意见》,《新中华报》1937年4 月23日,第6版。

[32]《在提高苏区文化教育声中,延安市新文字促进会成立》,《新中华报》1937年5月23日,第3版。 

[33]徐特立:《漫谈(五十一则)》,《徐特立文存》第3卷, 第106页。 

[3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708页。

[35]《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新中华报》1940 年11月21日, 第4 版。 

[36]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 年5月1日)》,李光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 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87页。

[37]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1940年11月21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 第391页。

[38]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新中华报》1940 年11月21日,第4版。 

[39]参见《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通知(1940年2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甲2,第23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 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 辑, 第216页;《延安县市工作计划报告》,档号:2-1-212;《教育厅李世荫视察教育工作的来信》,档号:10-180;景林:《怎样教新文字》,《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3日,第4 版。

[40]《延安县讨论冬学工作, 决定开办冬学五十二处, 区乡级干部一律入学》,《新中华报》1940年10月31日, 第3版;《延安县1941 年10月、11 月工作报告》,档号:2-1-178。

[41]《延安市县冬学举行给奖总结大会》,《新中华报》1941年2月13日,第3版。 

[42] 《延安县1940年冬学工作总结、报告》,档号:10-355。

[43]李绵:《陕甘宁边区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怀念吴玉章同志》,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编写组:《怀念吴老》,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6年, 第243页。

[44] 《新文字冬学,千五百人一半完全学会了》,《新中华报》1941年3月9日,第3版。

[45] 《开展冬学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4日,第1版。

[46] 《开展冬学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4日,第1版。

[47] 李绵、翟准:《关于延安〈新文字报〉的始末》,《新闻知识》1990年第12 期。

[48] 《开展冬学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4日, 第1版;吕应利:《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延安文史资料》第6辑,1992 年10月, 第84 -87页。

[49] 动员对象为15 -30岁之成青年, 条件是除本人外, 家中尚有劳动力的(参见《边区教育厅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及信件》,档号:10-400)。

[50]《延安县1941年10 月、11月工作报告》,档号:2 -1 -178。 

[51] 水草:《延安县金盆五乡新文字冬学调查》,《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7日, 第2版(该文是1941年冬学的调查材料);《延安县冬学工作总结报告》,档号:10-356。

[52] 《边区教育厅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及信件》,档号:10-400。

[53] 延安市冬学工作实则也不理想, “开学时210人, 参加毕业考试者仅有83人,毕业者仅为47人” (参见《来函照登》, 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第2版;《延市冬学举行毕业礼,学生能读新文字》,《解放日报》1942年2 月8日,第4版)。

[54] 《边区教育厅总结新文字冬学工作,志丹延安最好,延川庆阳最差》, 《解放日报》1942 年3月30日,第4 版。另延川县897 个学生, 仅有70人毕业, 延川县冬学委员会检讨新文字冬学失败原因,认为“在经验人力不够的情况下,今年冬学数量太多,质量太差” (参见《延川县冬学为什么失败,冬委会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日报》1942 年2月22日,第4版)。

[55]《延安县冬学工作总结报告》,档号:10-356。 

[56]《延安县冬学工作总结报告》,档号:10-356。

[57] 水草:《延安县金盆五乡新文字冬学调查》, 《解放日报》1942 年10月17日, 第2 版。

[58] 《直属七县冬学概况:从边青救宣传工作会议中的检查所得》,《解放日报》1942年1月19日,第4版。

[59] 《延川县冬学为什么失败,冬委会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第4版。

[60]1941年,延安县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全县由8个区增至10个区, 由45个乡增至60个乡。计划每乡成立1处男冬学,川口区、姚店区、盘龙区各成立2处女冬学, 其他6个区均为1处(金盆区不设女冬学), 每处冬学需教员1人,计72人;另恐将来有新文字程度不够做教员者, 给每区多布置了1人参加培训, 即再增加10人,共计82人(参见《延安县新文字冬学教员训练班工作计划总结》,档号:10-469)。

[61] 《延安县新文字冬学教员训练班工作计划总结》, 档号:10-469。

[62] 《边区教育厅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及信件》,档号:10-400。

[63]海稜:《到冬学去———记延安市裴庄新文字冬学》,《解放日报》1942 年1月11日,第4版。

[64] 《延安县冬学工作总结报告》,档号:10-356。

[65] 实际上办公费都不够用,超过2倍到3倍,超过数目也由学生负担(参见《边区教育厅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及信件》,档号:10-400)。

[66] 《延安县市工作计划、报告》,档号:2-1-212。

[67] 《边区教育厅总结新文字冬学工作,志丹延安最好,延川庆阳最差》,《解放日报》1942年3月30日,第4版。

[68] 萧世文:《延安市的木匠》,《解放日报》1942年2 月27日,第4版。

[69] 《延安县1941年10 月、11月工作报告》,档号:2-1-178。

[70] 《根据去年经验, 教育厅发出指示, 要求质量优越, 改良动员方式, 课程以识字为主, 慎重请教员》, 《解放日报》1942年9月9日,第1版。

[71] 《今年怎样办新文字冬学? 教育厅召开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 年8月18日, 第2 版。

[72]《根据去年经验, 教育厅发出指示, 要求质量优越, 改良动员方式, 课程以识字为主, 慎重请教员》, 《解放日报》1942年9月9日, 第1 版。 

[73] 《今年新文字冬学以延安县为中心, 教育厅表扬私人办学》,《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0日,第2版。

[74] 《延县冬校明日开学, 辅导团拟定工作计划》,《解放日报》1942 年11月16日,第2 版。

[75] 《延安县1942年冬学工作计划、报告及教育厅的批复》,档号:10-357。

[76] 《延安县筹备冬学》,《解放日报》1942年10 月21日,第2版。

[77] 《延安县1942年冬学工作计划、报告及教育厅的批复》,档号:10-357。

[78] 《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 档号:10 -179。

[79] 《延安县1942年冬学工作计划、报告及教育厅的批复》,档号:10-357。

[80] 林伯渠:《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1942年12月)》,《林伯渠文集》,第310-312页。

[81]  《中共宣传部、教育厅1940年至1943年关于教育问题的训令、指示、决定、函件》,档号:10-6。

[82]  徐金山:《山路霜华》,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第3、10页。

[83] 《边区教育厅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及信件》,档号:10-400。

[84] 《延安县1942年冬学工作计划、报告及教育厅的批复》,档号:10-357。

[85]《延安县1942年冬学工作计划、报告及教育厅的批复》,档号:10-357。 

[86] 《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 档号:10 -179。 

[87]《延安县1942年冬学工作计划、报告及教育厅的批复》, 档号:10-357。

[88]《延县冬学委会编印自修课本》, 《解放日报》1942年11 月27日,第2版。

[89]《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 档号:10 -179。

[90] 根据《解放日报》1月19日的“更正”,1月10日所刊延安县冬学“650人经常到校”实际上是350人(参见《延县冬学650人经常到校, 川口女学生与家庭关系好》,《解放日报》1943年1月10日,第2版;《更正》,《解放日报》1943年1月19日,第2 版)。

[91]《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档号:10-179。 

[92] 《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档号:10-179。

[93] 徐特立:《漫谈(五十一则)》,《徐特立文存》第3卷,第106页。

[94] 徐特立:《关于新文字与扫盲问题———给山东省教育会议的一封信(1948年7月17日)》,《徐特立文存》第3卷, 第276页。

[95]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新中华报》1940年11月21日,第4版。

[96]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1940年12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541页。

[97] 徐特立:《关于新文字与扫盲问题———给山东省教育会议的一封信(1948 年7 月17 日)》, 《徐特立文存》第3 卷, 第276页。

[98] 《边区政府重申前令,保障新文字合法地位,号召干部民众努力学习》,《解放日报》1941年9月18日,第4版。

[99] 萧云:《新文字冬学里的几个问题》,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4日,第4版。

[100] 有些人遇着新文字写条子来,自己看不懂,或看起来很慢,有时就不知不觉说,“请大家用汉字写”(参见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6日,第3版)。

[101] 萧云:《新文字冬学里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1年11月4日,第4版。

[102] 《延安县讨论冬学工作, 决定开办冬学五十二处, 区乡级干部一律入学》,《新中华报》1940年10 月31日,第3版。 

[103] 《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档号:10-179。

[104]《李世荫关于延安县巡视报告》,档号:10-179。

[105]《边区教育厅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工作报告及信件》,档号:10-400。 

[106] 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1940年3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 第207页。 

[107]倪海曙编:《反对拉丁化的十种“理由” 》, 上海:化文出版社, 1941 年, 第9、26页。

[108] 倪海曙编:《反对拉丁化的十种“理由”》,第47-57页。

[109]倪海曙编:《反对拉丁化的十种“理由”》,第47-48页。

[110] 转引自倪海曙编:《反对拉丁化的十种“理由”》,第57页。

[1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 

[112] 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边区群众,公粮从9万担增加到20万担,由此造成边区政府与群众关系紧张。及至1942年,延安农民因负担太重, “搬家八百多户, 安塞五百多户,其他县份亦有”(参见《西北局关于春耕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指示(1942年4 月7 日)》,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年)》,1994年,第113 页)。 

[113] 《新文字报》主要负责人,也是1942年边区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团长李绵,对运动持肯定态度。他在怀念吴玉章的文章里写到,“后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没有再试验下去”,但这次试验“风行一时,卓著成效”,很有意义(参见李绵:《陕甘宁边区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怀念吴玉章同志》,《怀念吴老》,第246 页)。

[114] 1956 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中,明确赞成文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转引自王登峰、祝丽华主编:《汉语拼音50年》,北京:语文出版社, 2010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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