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王腊宝等《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研究》

翻译学通讯

2024-09-03

《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研究》

王腊宝等著

书号：ISBN 978-7-313-26338-4

定价：148.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的历史渊源、特色成就及主要代表作，范围广泛涉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五个作家群和20个主要代表作家的经典佳作。本书为作者新完成的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约30万字，是我国继杨仁敬、胡全生、陈世丹等的英美后现代小说研究之后推出的又一部英语国家后现代小说研究专著，更是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文学界填补空白性的研究成果。全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包含四章，每章集中分析一个作家的一部小说创作的特色与贡献。本书适合从事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文学研究的广大教师和研究生使用，也适合从事外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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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节选）

澳大利亚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派写作”（New Writing），其标志是一批优秀的新锐作家的同时崛起，其中最有具代表性的有弗兰克·摩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迈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莫雷·贝尔（Murray Bail）和彼得·凯里（Peter Carey）。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创作潮流，澳大利亚后现代“新派小说” （New Fiction）发展很快，短短几年之间, 这些小说家就把自己变成了澳大利亚文坛上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主打文学样式是短篇小说。澳大利亚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进程与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引发澳大利亚这场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越南战争。一方面，澳大利亚赴越南参战意外地让这个国家在闭关锁国数十年后再次向世界打开了国门，另一方面，军事上背离英国转向美国的国策一步将澳大利亚绑到了美国的战车之上。澳大利亚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处于巅峰之际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新派小说家”喜欢阅读欧美和拉丁美洲的作家，主张抛弃传统小说语言，努力打造一种全新的散文风格；他们主张抛弃传统的线性叙事，背离传统的丛林故事，努力以当代的澳大利亚生活经验为书写对象，用一种后现代的文学去回应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和社会。

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实验小说是在反叛本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过程中兴起的。怀尔丁在回忆澳大利亚“新派小说”兴起的情形时指出，“（澳大利亚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珍贵的历史阶段。它将我们从疲倦的、没有冒险精神的、无效的现实主义中解脱出来。”怀尔丁的这番话明确无误地表明，澳大利亚后现代“新派小说”在兴起之初针对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一点与中国的后现代小说相似，与英美等国截然不同。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澳大利亚国门不断打开，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开始崭露头角，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对于他们来说日渐失却了吸引力，他们厌倦了“赶牧路上的尘土飞扬以及男人们慵懒地翻身上马的形象” ，开始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外国文学，而此时欧美和拉丁美洲的后现代小说正大行其道。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家们一登上历史舞台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继续坚持本土的现实主义，要么选择国外的后现代主义。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对于战后熟读欧美和拉丁美洲后现代主义文学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传统的丛林生活离他们非常遥远，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令他们感到单调甚至窒息；他们渴望变化，普遍感觉国外的实验小说充满新奇与挑战，希望用崭新的手法书写当代澳大利亚青年一代体验中的新生活。所以不少人一开始就学着他们的样子尝试高度实验性的创作，用一种国际范儿的“寓言主义”（fabulism）向盛行数十年的现实主义发起了全方位的挑战。

澳大利亚“新派小说家”们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支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深刻地限制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大利亚脱胎于英国殖民地。19世纪9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殖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地推广开来。早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在英帝国的框架内独立建国。由于早期的多数澳大利亚白人居民都是英国血统，所以他们大多以大英帝国的子民自居，但他们同时希望澳大利亚能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他们就能成为“独立的澳大利亚不列颠人”。早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明确地建构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澳大利亚的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以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约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等人作为文学起点，以澳大利亚19世纪的淘金、尤利卡事件、联邦以及一战期间的加里波利战斗等为主要民族经历，围绕丛林生活和伙伴情谊构建起了自己的民族神话。“新派小说家”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学史上历来既有现实主义的程式化小说，也有非常实验性的形而上和幻想性小说，忽略澳大利亚文学丰富的多元特征，将其强行概括成一种唯我独尊的丛林现实主义，极大地伤害了澳大利亚文学。

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不提现代主义，澳大利亚的现代主义的兴起与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最直接相关。怀尔丁认为，后现代的“新派小说”与怀特所倡导的现代主义之间或许还存在的是一种取代（displace）的关系，这是因为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新派小说”也主张彻底抛弃现实主义，在革新传统这一目标的意义上，“新派小说”不仅全盘地接过了现代主义的接力棒，而且用更加前卫彻底的手段为澳大利亚文学通过后现代的实验创作走向世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取代了后者。在有些“新派小说家”看来，50年代前后的怀特对于澳大利亚文学传统的挑战未必彻底。他们认为，怀特在坚持形式实验的同时，不少作品选择了与主流的局部合作，他的这些选择本无可厚非，正是他的这些选择让70年代的“新派小说”家看到了他们与这位前辈文坛巨擘的不同。或许因为这个原因，研究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的批评家们都发现，“新派小说家”当中很少有人明确模仿怀特的写作风格，在他们被问及曾受到过哪些国内外作家影响时，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罗列出一串欧美和拉丁美洲作家的名字，但很少有人会提怀特。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自称全面进入了多元文化主义时代。80年代后期之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继续朝纵深推进，当英裔澳大利亚主流作家群中的后现代实验主义热情日渐消退之后，后现代实验小说转换了阵地，在女性、土著和移民作家的全面参与之下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后现代主义首次在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融合中获得了新的巨大的生命力。

8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继续大力倡导和鼓励创新实验，在边缘作家眼中，传统的澳大利亚文学倡导透过文学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但这样的文学理想常常无视自己作为边缘群体的利益和福祉，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所以后现代主义给边缘作家带来了一个人人得到尊重的不一样的世界愿景；此外，边缘作家长期受到来自主流文坛的压力，他们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只会简单初级的现实主义写作，不懂最新的文学创作方法，所以积极尝试用大家早已熟知的后现代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写作。90年代在澳大利亚文坛边缘处写作的作家要求性别平等，厌恶种族歧视，希望在民主的制度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重，他们共同的努力为新时代的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谱写下了举世瞩目的绚烂篇章。

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较之欧美等国稍稍滞后，但是，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后现代主义最终还是来了，澳大利亚应该为之高兴的是，后现代实验主义文学让澳大利亚与英美等西方大国文学首次实现了同步。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实验小说植根于它的后殖民语境之中，形成的是一种后殖民的后现代主义，所以，其创作无论在故事性上还是在人物刻画的方法上都更关注内容，这使它显著地更加接近当代拉丁美洲小说，强烈的主题性是它的一大特色，显著的主题性常常使它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之中。在当代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中，不同的作家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彼此之间有时并不十分和谐，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主义小说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整个当代的澳大利亚政治与社会的多元立场。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实验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异常复杂的价值体系，作为20世纪席卷世界的时代强音，后现代主义在澳大利亚并不总是折射出时代进步的方向，特别是在部分主流男作家的笔下，读者时常能听到上世纪上半叶激烈抵制现代主义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声音，他们讽刺新的文学观念，立足所谓的后现代伦理重写包括太平洋战争在内的历史，展示了异常保守甚至反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应该说，当代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在历经半个世纪之后形成的最大特点仍是它的多元性，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实验小说不是一个单一的创作流派，而是一个传播范围极广、绵延时间很长的文学运动，50多年的积累为它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要更好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实验小说的特点，有必要放眼整个当代澳大利亚文坛，通过广泛深入地了解众多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才能全面准确地澳大利亚后现代文学的风貌。

作者介绍

王腊宝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美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后殖民英语文学及文学理论。著有《多元时空的回响：20世纪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2000）、《最纯粹的艺术：20世纪欧美短篇小说样式批评》（2006）、《天之骄子》（译著，2005）、《新批评》（译著，2006）、《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2016）、《世界英语文学批评新趋势》（2023）等；主持《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研究》和《澳大利亚文学的“文化战争”》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以及英国、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研究成果获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研究著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建国60年外国语言文学及翻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等，专著《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成果文库”(2015)；论文“‘理论’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文章”（2019）。主讲教育部课程《英语经典美文：从培根到伍尔芙》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 “学习强国”。曾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主编、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长、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江苏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和江苏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教育部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分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十二、十三、十四届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文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澳大利亚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A&HCI)编委、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兼职教授等、全国外国文学会英语研究分会副会长、全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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