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温良的大中国

Original JSWDG 京都闻道阁 20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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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易书生

中国人有着一些明显的文化特质，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说：“中华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之一，虽然在历史上不断出现战争，不断出现杀戮，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如此，不同的是这都不是中华人主动的追求。只有在受到外来异民族过度的侵略，或受到贪暴官员过度的迫害时，才会发出壮烈的反击。中华人真正的英雄气概和高贵的精神价值，在反击中全部显露，也在这种反击中，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也提到：“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

对于中国人的理解，西方人也有其不同的认识，西方人曾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在门多萨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半历史的中华帝国。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君主，宗教宽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感到惭愧。而以英国海军军官安逊为代表的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则是狡猾、肮脏，中国是个堕落的地方。

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大量的论著中，阿瑟·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较有代表性，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美国传教士有着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知足常乐、孝悌为先、仁爱之心、缺乏同情、株连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元信仰。现在看来，对中国人的这些描绘，仅仅只能局限在清朝中期、后期，是一个时代的印迹，如果阿瑟·史密斯能进入到此前的唐、宋，相信他所总结的中国人的性格一定得改写。中国人的性格除了具有一个时代的印迹之外，更深层的则是民族文化所形成的那种时代相传的特征。我们注意到，阿瑟·史密斯也不认为中国人具有好战的特点。

只要我们深入到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就会很容易地看到几个贯穿始终的重要概念：中庸、天人合一、道、德、和等等，而这些重要的概念所蕴涵的则是中国人注重于人的道德、强调天人共存等等的文化理念。而几千年所形成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走向。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道德取向，道德的尽善尽美是个人及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倦的追求之中。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道德取向源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论。《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象征着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天子”便是位于天人之间的中介。道德实践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考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姑且直接进入到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来分析，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回答本文的目的。中国军事文化同样是构成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深层文化本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所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系列的战争事件。但是，与美国人以战争为主线的历史脉络不同的是，在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的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国所进行的战争几乎都是以内战为主，其次是抗击外族的侵略。从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1979年，中国在上下4500年间共进行了2700余次战争及重要战役战斗。绝大部分都是进行国家统一的战争。即使出现了以元朝为代表的对外侵略，也只具有缺少文化根基的偶然性，并不代表中国进行战争行为的基本文化目的。代表中国军事文化的是一个以和平为目的的界线分明的战争观和军事发展观。中国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对此，在中国庞大的军事典籍中，是一个占主流的观点。

道家经典之首《老子》明确不逞强、反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帝范》：“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

《兵经·辑》称：“不得已而治军”。

《孟子》说：“故君子有不战”。（仁君圣主或者不进行战争，而以德义使之屈服）

《百战奇略》明确提出：兵器是杀人害命的凶险器具，战争是违背德治的暴力行动，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它。国君不能以自己的国家大、人口多，就倾尽全力地进行征伐，使战争无休无止，最后导致国家败亡，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发动战争如同玩火一样，不息灭它，必将带来自我焚毁之祸。所以，恃强好战，用兵不止，其祸患将产生于来不及转身的瞬间。诚如兵法所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

《孙膑兵法》则告诫说：“乐兵者亡”。即使一些杂家论兵也坚持强调少打仗或不打仗。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说：“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而中国进行战争也不允许“师出无名”，必须有正确的目的，要成为“义战”。要成为“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中国五经之首《周易·师第七》说：“师贞，丈人，吉无咎”，明确指出兴兵打仗要合乎正义，又要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

《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即：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不义而战，就理屈气衰。

《吕氏春秋》：“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军事是天下的凶器，勇敢是天下的凶德，拿起凶器实行凶德，是处于迫不得已。）“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明确提出对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战争的态度。

当然，当战争“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中国对于进行战争的韬略思想还是非常丰富的。即使如此，也希望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战争的目的。

在中国近代经历了一连续的屈辱和战争，也没有改变中国对战争的态度。当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而毛泽东军事思想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8页）“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3页）

我们从古代的中国、近代的中国到当今的中国，我们应该肯定，毛泽东的这种战争思想是代表了中国军事文化的主流的。

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检讨中国科技的发展，为什么类如“四大发明”这样的创造没有在中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对各种事物所抱的和平的目的和愿望。结果，本来军事上出现的指南针，却用于了为人们寻找福源宝地的“风水”盘；造纸术也用来为逝去的先人制作冥币，以保先人在“阴间”能永保安宁；火药也被用来制作成庆祝丰收、祝贺欢乐的爆竹……这种看似令人沮丧的创造和运用方法，实在是包含着中国深层的和平文化的必然性。以这样的民族，以这样的民族文化，谁还能厚颜地硬要把它涂抹成浑身上下沾满“血腥”的战争狂人呢！

如果说，中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存在的时间和内容上的差异是因为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所致，那么，判定类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与中国会不会怀着军事的目的发展科技，其国家或民族已经形成的对军事的选择和态度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体现。我们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表现和深层文化特征的表现所进行的考察，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当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时候，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之尽快进入军事领域，转化成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中国呢？首先想到的是经费从哪来？是能不能得到人们认可？是喝庆功酒？是向领导邀功请赏？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是找个地方大睡三天？是……反正不是军事！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止一次地被推上人类发展进步“领头羊”的角色，远的不说，只秦朝、汉朝、唐朝等时代都具有世界性，但是，中国并不因此就傲慢无礼，也并不因此就大肆扩张、开拓疆域，相反，都是很慷慨地任由各国来吸收引进先进的文化和科技，而不是强行去推销。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从这种慷慨的开放文化吸收了很多先进的东西，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对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试想，即如我们所说的“四大发明”，如果中国不慷慨的由人学习，不慷慨地任由传播，哪怕收取些“专利费”、“知识产权保护”，世界的科技发展将又不知是个什么样。

于今张扬西方“丛林规则”的时代，中国人的“温良”特性，必然是要吃亏的，但是，丢弃了“温良”，再习以“丛林规则”，除了拾人牙慧，却又与禽兽何异？我不得而知。

10月19日晚10时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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