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 || 主持人语 | 吴俊：探寻“革命历史小说”前史的吕彦霖

    主持人语：

探寻“革命历史小说”前史的吕彦霖

吴  俊

因为我有个在读博士生周洲，正在撰写以现代文学中的“晚明书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我近年对这个领域就格外关注起来了。常有这种情形，导师并无某种专门研究，但因为学生要写论文，不得已只好自己补课。由此，我特别关注到了几个年轻人的研究情况。比如温州大学鲍良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张涵的硕士学位论文等，还有就是时在南开大学就读的吕彦霖的文章。大概前年吧，我看到公示，吕彦霖还有文章入围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他那时已经入职杭州师范大学三四年了。杭师大人文学院是我的老朋友洪治纲教授在主持院政。有十年以上了吧，我指导的博士生毕业，几乎都会把杭师大作为入职工作的目标大学。多年来洪老师网罗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尤其是现当代领域的年轻学者，每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一方面竞争激烈，一方面形成了学科人才优势，在气氛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中，营建、凝练成了突出的学术特色，包括现代文学和作家传记研究、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做出了近年学界评价极高的重要成果。学科学术的门槛高了，年轻人要入职就难了。你要足够优秀才行。可以想见，吕彦霖在读书时就已经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否则入不了洪院长的眼。吕彦霖的研究先后涉及现代、特别是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就个案来说，能把这些研究面向适当贯通、形成深入研究对象的独特案例，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姚雪垠及其长篇巨著《李自成》了吧。即便吕彦霖现在还处在学术起步未久的阶段，但他对自己的学术认知和规划显然已经相当明确而成熟了。他的学术设计的策略性甚至具体体现在单篇的论文中。我这次和他商量，支持一下《文艺论坛》的“起点批评”专栏。他考虑后说，决定了，还是写一篇有关《李自成》的文章。开始我并不清楚或料想他会写成一篇怎样的文章。我个人最早知道《李自成》，是听到的。应该是在高中或大学早期，中国城市居民主要还生活在广播和黑白电视机的时代。广播里男声播音员的声音很是雄浑厚实，适度的夸张表演中有一种抓人的吸引力，营造出的是一种英雄气概的氛围，李闯王的形象也就该是这样的吧。但是很快，时势变迁，对于《李自成》的评价出现了严重分歧，其实主要就是出现了严重的批评性意见。迄今40年左右了，分歧犹在。这是一个不易研究的案例或现象。对于这类个案，很多年轻学者采用的主要是重新“翻案”式写法，此一时彼一时也。重新清理历史脉络，呈现文学生产的实况，侧重或强调某种因素、原因的作用，一般是此类文章的套路，也属正道。吕彦霖的想法好像要更高一层。他没有正面介入歧义纷争的历史场景，也没有具体还原或辩证具体写作过程，而是把《李自成》作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前史案例、进行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特定“文类”生成研究的一次学术探讨。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作家个人写作史的综合因素，也因此全面融入了这一案例的研究中。关键是，他把《李自成》看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特定小说文类的典型——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作品。文学的流变、文学史，乃至作家创作，总不免于时代大潮、时势变迁的牵引。时代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能不是巨大的，甚至是制约性的。特定文学类型的出现，在历史上或许可以找出一些蜿蜒绵延的相似、相识的线索，但最终的成熟、成型一定是依托了现实的具体支撑。由此，这种文类就会成为今后文学史上的一种合法、固定的命名。吕彦霖要谈的就是“革命历史小说”这一小说文类的特定来历和踪迹，以及《李自成》在这一文类成熟成型中的典范性。中国古代文类、文体的创制和流变极为活跃、繁盛。大凡文学发达成熟的民族文学，文类文体应该就是一种主要的形态标志。因此，文体文类研究往往也随之成为一种显学。不过，虽然中国古代文体文类的学术堪称繁荣，现当代文学的这一领域研究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没有达到符合现当代文学创作能够支持的高度和广度。现当代文学的文体文类学显然相对较为薄弱。这使我很看重，首先看重的是吕彦霖对于“革命历史小说”这一现当代小说文类的研究取向。我近年对于文体文类的探讨特别关注，而且，偏重于从文学史脉络中观察文体文类的理论。我觉得一部重要作品的重要性，一定体现在文体文类的创制、拓新的贡献上。写什么、怎么写及其关系的这一老话题，在文体文类创制上是合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意识形态也是由其作品的具体形式才能构成或成立，不只是一种观念的理论或抽象的形态。典型的作品体现也是就此才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一般所谓的审美价值之类，应该是依附于文体文类的形式之中的。单纯的审美价值是不存在的吧。这可以成为我们文学史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自成》应该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当然，这一论断的前提是“革命历史小说”确实能够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成立。吕彦霖说，他聚焦的是作为历史小说的《李自成》的独特结构，探索作者姚雪垠建构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互动机制的思想历程，对小说的创作取向与历史意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把握。换言之，他就是在以《李自成》的创作形成作为考察对象，探索“革命历史小说”的具体生成结构。时代、思想、作家个体、文学形式成为“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文类的生成要素和机制。他着眼的是“革命历史小说”的类型生产这一现当代文学史问题，入手的是《李自成》及作者姚雪垠的创作“前史”——同时也是“革命历史小说”类型生产的前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就是“历史”和“革命”的叠加与融合——在现当代中国革命中叠加和融合历史，而不再是历史与革命的某种分离。这种叠加和融合或许是政治书写必须清晰分出界限的一种难题，但在文学的类型化创制中完全能够合法、圆满地完成合体。这其实也就是古代原型母题、文化模式、类型写作能够迁延千年而活在现代文学中的深刻理由。文学情感和历史文化大于、包容了时代政治，并能从容创制出新的形式。我的看法未必完全就是吕彦霖的文章主旨。不过，他的具体写法确实是着眼在更大更高处。对于像《李自成》这样的文学史名作，政治正确的主张或重申恐怕不是关键，而且易落纷争的旋涡。不如在文体文类的创制上论定其文学史的特殊性。其他褒贬不必在意一时的聚讼。回想起来，哪怕是一种貌似正确的主流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代，也是很无趣甚至浅薄的吧。不确定性的时代给了文学更多评价的可能性。吕彦霖表现出了他的年轻的智慧。他在新的学术流向中走着自己的路。（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

注：本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4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编辑：张   觅

一审：刘   瑶

二审：佘   晔

三审：曹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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