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话题新探 || 李勇 李姣：文学理论何以“去”文学——“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的三个立论层次

文学理论何以“去”文学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的三个立论层次

文 / 李   勇    李   姣 

摘　要：“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近年来文论中颇具争议，又富有讨论价值的重要话题。它关涉文论发展，特别是文论审美性与社会性、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关系当代重估等问题。从其提出者金惠敏教授围绕该话题的阐释及相关论辩中，可见出该命题内嵌的多层立论维度。从逻辑维度看，“没有文学”旨在表述文学理论在理解中其职能由“分内”（审美性、文学性）向“分外”（社会性、非文学性）的转移与扩展问题。从文论当下发展状况来看，该命题是对全球范围内文学理论发展状况和呈现面貌的一种凝练与概括。从历史发展维度看，该命题的重要价值与可贵处在其抓住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内在发展的脉搏，符合时代发展的吁请。该命题及相关论争包含着值得细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有助于把握文学理论生长须具有的开放性、对话性与自反性并在的运作机制；从其在现实的讨论与争鸣看，背后折射出理论研究存在的封闭与固化问题，可据此进入对学术民族主义、文化自信、间在对话等问题的关怀与省思。

关键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金惠敏；审美性；社会性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当前文论中一个引发较多讨论与争鸣的话题，自2004年金惠敏教授（以下简称“金”）提出以来，直接或间接参与讨论、批评、对话、回应的文章，保守估计也在百篇之上。不管这些争鸣研究持赞同抑或批评态度，均说明该话题具有关注和讨论价值，李春青教授将其称为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值得认真关注的”“绕不过去的”“几个热点话题”之一。从话题的性质及参与规模看，这场讨论可能关涉到文论的前途趋向，关涉文论在其审美性与社会性（或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天平上的张力“重估”，所以有必要回到命题本身，看一下立论的依据与逻辑。

金围绕这一话题，大致写了《阐释的政治学：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谈起》《作为理论的文学与间在解释学：“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辩》《“文学性”理论与“政治性”挪用：对韦勒克模式之中国接受的一个批判性考察》等文章，后结集出版，题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他本人将这几篇文章（包括2004年论文）界定为“初论”“辩论”“综论”等，每一“论”背后都有专门针对的问题（包含他所谓“误读”）及立论设计，一种对话和敞亮自身的冲动推动着该命题的完善与发展。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入手，有立论，有辩护，所谈问题有唯美主义、韦勒克（“内部研究”）理论的中国接受、强制阐释、消费美学等，这些看似零散的话题，却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立论框架，从而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从多个视角呈现出来，客观上也有助于认清文学理论何以绕开“文学”这个颇具争论性话题的内在运作机制。

大体来看，就“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而言，金的阐释及围绕该命题的相关辩护呈现为逻辑、当下、历史三层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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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维度来看，没有文学，旨在表述文学理论在理解中其职能由“分内”（审美功能，即文学的审美性或文学性）向“分外”（文化与社会功能，即社会性或非文学性）的转移与扩展问题。在通常理解中，文论的功能无疑是分内。所谓分内，即文论旨在为文学的创作、批评，也即为文学活动自身服务，文论关注的重心在审美性与文学性，认为文学理论之存在价值只有放在文学系统中方能得到合法关照与阐释，这也是文论教材的常规性理解。这种状态看似合理，却也道出了文论某种受压抑的状况，乔纳森·卡勒引英美批评家“仆人之仆人”的说法，金称之为“小妾”身份，即作为工具性知识，文论需臣服于文学，旨在为文学服务。文论若不甘于或安守其被规定之“本分”，自然可能会从“分内”越出，进入文学外的天地。当然，大多时候文论无法作出“自主选择”，这与其背后的生长土壤（或结构性要素）相关。

文论的结构者是谁？是文学自身吗？联系中西文论史的发展，特别是文论作为学科出现后的历史来看，不完全是，或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从根本上影响文论史走向的往往不是文学创作或文学活动自身规律，也不是作家和批评家，而是文学领域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性）要素。以改革开放前后为例，此前，整个社会主叙事是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则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间文学理论的建设，显然不是围绕文学转，执牛耳者不是文学，文学没有这个力道，文学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要素才是真正的决定者/结构者，是时代的这些“主人”话语决定着文论话语的生成与走向，文论话语则成为时代“主人”话语的某种延伸。以这种目光重审晚清、五四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美育代宗教、鲁迅之批判社会改造灵魂、文学研究会之“为人生而艺术”……这些文论主张呈现出一个类似的问题，即文学，不管是何体裁、样式，其功能均可改造或界定为对于文学之外社会、人生等更根本问题的某种应答与回馈，特别在国将不国，文化面临溃败的忧患语境下，那种要求文论必须为文学服务的唯美主义理论往往显得狭隘和脱离现实。所以，从根本上说，文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性要素间具有某种本质性逻辑关联，当时代要素与文论形成强相关时，文学自身的（审美性、文学性）因素则成为弱相关要素，既然弱相关，自非必要，或可抽离，“去”之。

弱相关意味着文论并不必然以文学为生长土壤，故不需以文学为家园和守责之土，文论完全可以越出这个被人为限定的身份“王国”而进入更广阔的空间，接通自己存在赖以生长的时代土壤，言说时代，对话时代。这一问题即金“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中着墨较多的关于文论的“分外”功能问题。这是文论在与其时代结构性要素碰撞后所生的一种对文化精神与使命更开阔的理解，金说，“文学理论对社会的作用不必绕道作家的创作与批评家的解读，而是完全可以直接地介入社会，形成文学或美学的社会研究”。抽掉了台上颇具迷惑性的对象幻象，文论径直走向对其背后土壤的社会批判，金实际上看到了文论深层的精神归属、时代面向与社会担当。用金的话来说，他所指文论的社会批判乃“社会批判美学”或“美学的社会批判”（或“文学的社会批判”），是“对社会的文学研究”，即“以文学的和审美的方式介入生活和现实”，其运作原理是通过重建审美感知系统，直接干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

强调社会批判，正是文论从以文学自身领地实践为坐标跃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因此指责文学的批判功能。然而，如果我们仍然承认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话语形态（如文学的阶级性、审美意识形态性或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属性），那么，再让文学理论蜷身于审美王国难道不是一种消解的避世主义？当然，如果说文学是表征、再现，那理论之走向也理应从文学之表进入表征之里，绕开文学之表层能指与意指外壳，随文学一道直接对其社会“所指”发言。

正是强调社会批判，文论才悄然越界、扩容至文化与社会领域。金本人所做的媒介研究、消费美学研究和伯明翰学派积极受众论研究等隶属此类探索。社会批判的本质，既是文化批判，即针对文化之合理性与合目的性之间差异的存在论批判；同时也是文明批判，即判断社会与文化之表征到底是真实抑或虚假，是善意还是充满欺骗的恶性故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批判也即其社会学关怀乃文学理论之精气神。

从“分内”向“分外”的逻辑转移完成后，金令人意外地将话题在逻辑上又推进一步。在新近回应文章中，他重点围绕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更具逻辑纵深的立论探讨。金的分析非直接的单边化逻辑推演，而是深入“文学性”概念由出之腹地，即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同时通过观察反动者（巴赫金）之批评意见，从而建立起一个对视镜像，将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历史论争重置目前。在这一历史挖掘现场，金在双方交锋中确认出一个颇为骇俗的断定，即“文学性包含并以非文学性为存在前提”。那么，文学性何以以非文学性为基础呢？他重点以巴赫金“复调”理论为案例切入，复调由各种非文学性之“调”构成，但当其共同进入文本空间，成为“复合之调”后，文学性竟奇迹般展现出来。其间原因在金看来，“‘复调’意味着多重视角、相与观看：突破了日常生活所习惯了的单一视角，出现在文学世界里的是各种意识的碰撞、互视、互相打量，这由此而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呈现出其独立存在时或未被反身性意会时的审美性”。也即是说，“每一种非文学性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视角，当多重视角出现、并形成交互视角时，文学性便被创造了出来”。金的这一论述，点中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对视中生出新的观看方式与视角，从而拉开距离，“复调”在此意义上绝不只是手法、技巧，更是能生出新“讯息”的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和刘易斯·芒福德的“容器”，或曰美学上的审美距离加工器。正是距离巧妙地玩味和掌控着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间的角色转换。金文在历史挖掘基础上的这一论断，其内在一个未明言但显而易见的逻辑在于：既然文学性之内在构成乃非文学性，文学中本然包含有非文学，那么，关注非文学，或者说去掉罩于非文学性之上的文学面纱，应该属文论功能自身逻辑使然。这一逻辑从根本上支撑起“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论断，同时给予相关论辩以较为深入的学理探讨与回应，并开辟了一个新的运思空间。所以，这里，文论关注非文学之举其实亦非分外，实乃分内也。

当然，分内与分外、审美性与社会学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在历史上二者更多是相融相处，如寓教于乐、兴观群怨、讽喻、春秋笔法等，分内分外其实难分，但在学科化程度日甚之今日，文学理论逐渐被目为文学之隶属与附庸，文论似乎今生再难摆脱“效忠”文学之宿命设置。正是在此意义上，理清分内、分外之关系如何以二元之方式展开并被拆解，旨在提请在当代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关注这种主从关系是如何被建构为自然化之常识，并将历史性与随时代变化之运动生成性隐藏。这也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潜含的一种对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当下状况及关系重估的呈现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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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状态来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实是对西方文论（后延伸至中国文论）发展状况和呈现面貌的一种凝练和概括。这一点也被批判该命题者承认，如著名学者张江教授指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当代西方文论的特征和通病，“20世纪的西方当代文论，从脱离文艺本体开始，先是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进而衍升为‘理论’，尤其是那种号称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他批判该命题的原因正是基于这一对当代文论走向“没有文学”、抽离文学发展之路的判断。该说法极具代表性，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响应，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基本上放弃了艾布拉姆斯经典的关于文学活动四要素的几乎所有构成，走上了理论独立为王的自主发展之路。这在逻辑上反向显示出，当下文论的确有如金所说“远离”“卸载”文学而径直“去”文学的发展趋向和现实事实。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或症候，批评者眼中的这一共识意味着该判断并非想象的或刻意的话语构建结果，或如某些批评所谓理论野心使然。这些批评所针对的多是西方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病症与问题，并在价值层面给予判断与防范，由此才生成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维护方的差异与交锋。大致来看，批判方多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导致文论忽略文本和作者意图，脱离文学现场，高蹈不及物。另则，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导致强制阐释，“以阐释的强制性和暴力性再现独断论幽灵，让人们对独断论的历史和当下生出诸多新的认识和思考”。金及该命题的认同者则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文论发展一次难得的突破。且该命题有助于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发挥文论之功能。

孰是孰非暂不细表，自有公论，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在争鸣中却成为双方把握西方文论发展状况难得的共识，双方之差异实不在逻辑与事实，仅在价值层面。由此使得该命题的一个重要意义得以彰显，即“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的确抓到了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特征，是对世界范围内文论走向的深入洞察与把握。如文化研究即为典型案例，其在中西皆有突出表现。在西方，其兴起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勃兴相关，观念上源于对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观的突破，使得文论等人文社科研究开始关注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大众文化现象，从而开启文学理论研究向文化层面的注意力转移，雷蒙·威廉斯等论者在此问题上颇有助推之功。其在中国，则是伴随“21世纪中国的两大问题”，即资本市场化与全球化之兴起，其中“市场化催生了文化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正是“市场化及其所催生的泛审美化与全球化及其所开辟的世界主义视野的一个理论回响”。这即是说，文化研究等乃是非文学的资本等社会要素促成的去文学化的文学研究。稍往前溯，该命题所以收获较多批判意见，大概与二十年前即新千年初文论界对文化研究的抵牾情绪相关。这种情绪可能延伸至今并表述在新的争论中。文化研究如今广被接受反向证明这些情绪的保守性。文学研究中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媒介研究、消费研究、图像研究、资本研究等，某种程度上均可视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如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并非以文学为对象，书中很少涉及文学，却可作为文学理论来理解文学发生与所表征社会语境的结构性变迁等文学问题，这是观察网文创作、身体写作、当下作家心态等文学现象重要的和难以绕开的入口，所以，尽管鲜少涉及文学与审美问题，该著却常被视为文学理论或文艺美学著作，且事实上，其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是重要文献参考，引用率极高。以此类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启蒙辩证法》《神话学》《知识考古学》《理解媒介》《娱乐至死》《理解大众文化》《图像时代》《话语，造型》等，均不（或较少）以文学为对象，却成为文论研究代表性参考书目，广被使用。卡勒在谈福柯“权力/知识”问题时，说了句貌似不经心的话，“虽然福柯在这里对文学只字未提，但已经证明他的理论对文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大多后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多有“去”文学化趋向，如对少数群体、后殖民、同性恋、跨性别、生态、环保、动物保护、环境、气候、核危机等非文学问题的关注关怀。文论的这些非文学关怀所关注的也正是文学反复触摸、关切，可能未有定解、充满迷惑的全球范围内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些“迷惑”的隙缝处文论找到了用武之地。大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金指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之“精髓”“归属于世界主义”，“其要义或诉求乃在于‘国际’和‘实际’，是全球时代的文学理论”。言下之意，当前全球时代文学理论研究不再限于传统的审美与文学性阵地，而将视野延伸并扩张至文学之外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与社会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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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来看，该命题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把住了中国文论内在发展的脉搏，符合其当下发展的时代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审美现代性问题成为文论研究的重要话题。从其现象呈现来看，审美现代性侧重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这有助于文学从政治附庸中摆脱出来自主发展，唯美主义因而成为一项别具意味的选择，1980年代文学“向内转”运动也因此成为文学向自身回归的重要事件和征象，这样文学研究慢慢从重“外部研究”转向重“内部研究”。今天看来这些早已是文学史、文论史的教科书常识了，其所遗留的问题是，文论在内部研究也即唯美主义趋向下该何以为继呢？金从另外角度提出八十年代这场审美现代性表层是内转，其实是“外突”，是文学“以此‘内转’实现外向地对现实的发力”，从而参与政治，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模式因此戏剧性地成为“‘政治性’地挪用”。金这一说法颇具启发性，比如可据此重观文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以“词”的功能问题为例，通常理解中，“诗”之文体长于言志，言济世、治世之社会理想抱负等宏大叙事，词则内缩，缩回家中，缩至闺中生活，不再是治国侍君，而是“要眇宜修”、儿女情长，是实实在在的内缩、“内转”。然而这一内缩非乃避世、逃离，而是通过变换叙事性别，借“美人”等隐喻方式，“表达自己期待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侍君理想与抱负”，同时也暗示自己的“政治身份、被动的政治处境（君臣关系似男女关系、夫妻关系）及政治策略”，所以词绝非简单的儿女情长。回到前述问题，金提请文论之发展并未因内转而封闭自身，或将自身辖入春花秋月的审美避世主义，文论自其“内转”之初并未忘（当然也未改）自己的社会批判责任，“‘内部研究’最终被谈成了‘外部’的问题，成了‘外部研究’的问题”。金这一说法给人以新奇感，的确，这场“内”“外”之争深层涉及对时代病态“主人能指”（拉康语）的矫正与疗治，从而构成当时那场在特殊语义环境下思想解放与观念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文论的这一责任也不会当其使命象征性完成后为时代或自身所弃。

新千年以来，时代又发生重大变革，特别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历史主题由改革开放逐渐转向“市场化与全球化”，学术上随之转向文化研究与全球对话过程中所出现的身份重建与文化自信等问题，“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于是成为其“理论回响”，同时也成为一种方向和使命，借以反思诸如媒介、图像、消费、资本、审美泛化、终结论等当代新生问题。然而，以上这些没有文学的理论研究，哪一个又内在与文学（文学性）无关呢？媒介重构了文化，“杀死”了部分文学（如手机杀死了情书等传统思念文学），创生了新的“趋零距离”（金惠敏语）环境下的文学样式；图像的“转向”带来了其传播效果在时效、空间等层面远超传统文学、文字的表征方式，对文学之跨媒存在与书写等问题产生深远影响；全球化是否终结文学更是关乎文学之运命今生，而审美泛化则涉及传统文学最为关心的“文学性”的外渗与蔓延问题。韦尔施说，如今艺术不美，广告接替了生产美的重任。审美表征外衣于传统文学、艺术领域外的“四散飘荡”难道不构成文学新的关切？这些看似不直涉文学与文学性的理论哪一个不关联文学与文学性，关注与思考其变异、外渗与新生呢？所以，这些漫溢出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多是随时代大河走向变化而发生相应更组改易，其间之文学与审美问题也以相应方式被隐藏，或被征用、重组至文学以外的空间，而文化与社会等外来问题则乘虚而入，占据这一空置领地，成为文学理论新的话题对象。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正是从历史中走出的，某种程度上，它体现出当代文论发展的必然。金后来将围绕“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几篇稿件结集出版时，在序言中特意谈道：“本书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置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论史中，提供一种动态的历史的视角，帮助读者看清楚‘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命题究竟是怎样从历史的潮流中浮现出来，以及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所发挥的作用。”换句话说，金在此命题论述中实际上有着明确的历史自觉，“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有其历史之必然性，它是从改革开放语境中逐渐走出来的问题，背后潜藏着历史的呼唤和使命嘱托。这里，顺带说明的是，该命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视域的生成，如对唯美主义、民族主义及韦勒克理论的理解等，均可在“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视域下放大并收获新的阐释可能性。

综上所述，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绝非信口诌来，或故弄玄虚、混淆逻辑，当然更不是某种个人化为求标新立异的话语投机。从上述几层维度看，该命题之合法性呈现出相对清晰的层次，既是事实呈现，又是历史必然，其背后亦有逻辑的合理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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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尽管收获的批评多于赞美，但客观来看，该命题及相关论争包含着值得挖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先看理论层面，首先，该命题有助于重审理论须具有的开放姿态和生长机制。某些针对该命题的批评，反而暴露出思维范式的陈旧与封闭，固守（困守）“文学”（文学性）之背后，往往是（过度的）学科化思维与本质主义认知观暗中驱使。在学科化思维影响下，围绕对象的知识铺叙与学科建制（而非对象背后关涉的不受学科局限的学理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最后目的；在本质主义思维下，固执于对象（如文学）之自然化可见面貌，无视其历史性与开放生成性。而事实上，知识乃话语，知识非真理，学科之终极目的在接近真，在不受任何学科规制下对问题的自由发见与沉思，在对人、文化与社会等基本问题之深沉关切，知识与学科充其量乃认知的中介或阶段化产物，不能成为目的，更何况知识背后可能蕴含着话语霸权之类伴生物；另外，对象（物）是流动的，其“名”（如“文学”之名）则是静止的，“非同”（non-identity）“非全”（non-allness）的，由此需要认清“名”的“静止化”机制及其在认知上与“实”之间产生的等值幻觉与框架效应，不能将认知对象限于静态之“名”，刻舟求剑，从而略其动态之“实”。因此，理论应有的发展之道首先在开放视野，开放意味着打开封闭状态，而打开的前提首先在打开自我（去掉加于自我之上的认知装置与话语重负）及据此对对象（物）之物性（如物之历史与生成性）之去蔽与敞亮，尽管绝对纯粹的去负、去蔽是想象性的，尽管“成见”自有其伽达默尔式的思考价值，但放空意义乃哲学层面摆脱观看枷锁，学会洞内“扭头看”，从而完成柏拉图所谓“灵魂上升”之重要前提。

其二，打开封闭，开启自知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充满难度，但靠紧现实，对话现实，做阿甘本笔下的“同时代人”无疑有助于这种认知“开启”，此所谓增强理论（如文学理论）与现实/时代的对话力，即不脱离现实，不沉溺于想象中的现实，或被某种话语构建的想象性“现实”所迷惑，以“同时代人”所需的理性距离，密切跟踪并正视现实。由此，对话现实，既是一种人格化的自塑要求，更是理论构建的内在规定与尺度参考。（文学）理论与现实/时代具有同源性互动关系，只有听从并回应时代/现实召唤，才能生发出活的、有阐释力的理论，也许这个理论初听如不涉利害的快感、“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等充满悖论与不合常识。

其三，重视自反性。卡勒称“自反性”为“reflexive”，也即自我调适/调整，伊格尔顿称之为“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因为理论本是在某个具体时空下的认知发见，它所适用的情境也因此有特定时空规定，也即理论有本然的语境性与限定性。生活中理论不遭人待见的原因通常因存在大量乏解释力的脱离语境的因而被称为虚的，或错误的，乃至病态的理论，自反性因此意味着理论坚守着一种对理论自身问题的反观、重审和纠错机制，哪怕其被一种霸权的、扭曲力极强的理论所压制，理论也总会在其后续生长中设法调适和矫正其在面对具体语境时所呈现出的局限性或扭曲性。简言之，理论有助于拉开观视距离，从而发见自身问题，并作出相应调整。卡勒所谓“理论即批判常识”中的“常识”其实也是理论，它是被大众普遍接受，成为共识的“公共性”理论。常识通常会以毋庸置疑的真理化面目呈现，在其发展中也常导致认知与实践合目的性层面的偏离，如果无法对这种偏离作出校正，常识就会走向僵化，逐渐失去创造性与阐释力。在此意义上，自反性是理论难能可贵之品质，它让理论在僵死之途重焕生机。就文论来说，围绕文学、研究文学、以文学为面向和支点无疑是文学理论的常识，这一常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世界，《楚门的世界》中的天空一样极具真理迷惑性，正是自反性赋予扭头的奴隶和楚门窥破洞穴与天空漏洞的可能性，哪怕这些发见初听耸人听闻，如同文论不须面向文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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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层面来看，理论的这些封闭与固守问题，背后折射出的学术民族主义等问题，引发了对文化自信、间在对话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整个社会从日常实践到文化观念与学术研究等层面，始终存在有排斥对话，夸大差异与特色的现象，如在传统与现代间顽固于传统（如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理论传统等），因此存有明显的边界意识（或领地意识）及乡土社会绵延而来的静态、固态的文化意识，对文化、文学、文明等乏开放视野，阻拒新的、外来的事物与观念，未建起理性对视距离等情况。这背后可能与个体趣味或文化结构等相关，但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可能是驱力之一。这种观念也波及理论研究，如前文所提文论之封闭、自限现象，不敢越界外展，将文论蜷缩于文学，困守想象性成规领域，对开放性探索反应过敏、过激，不重交往、对话，孤自独在。其实，“理论”一词本身即包含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其在古汉语语用中常被用作动词，意为“论述、说理；评理，论辩是非”，隐指真理只有在对话、比较中能得以鉴明；西语“理论”（theory）源自古希腊文（theoria），是动词theorein（观看）的阴性名词形式，意为“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该词词根为剧场（“希腊文thea，参较theatre”）之意，意即投身其中但超乎剧外的观看，言外之意，这种理论观看有助于摆脱常规观看中的束缚，因此更具“科学性”。另外，从其构建而言，理论多是交流之结果，是不同国家、区域、民族的学术交流与杂交的结果，交合之痕迹可能得见，更多以不可见方式运行，既然本质为杂交，就很难做到属地明确、边界清晰，进而固守自身，执着自我之绝对差异与想象化特色认同。更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通时代，我们要致力于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助于这种共通、互通。习近平说：“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正是在此意义上，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没有未来，无论其动静一时有多大”。“由于我们最终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一带一路’为具体之实施，以传统之‘和而不同’为文化交往原则，文论互鉴、互学、对话的主张便显得更符合时代大势和中国当代现实之需要”。金在《间在对话与文化自信》等近著中，更明确地表明对狭隘民族主义，如文化民族主义、审美民族主义、翻译民族主义（主张不可译性）等的批判立场，认为这些“都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的时代精神或世界大趋势背道而驰的”。

其实，过激的民族主义并非真正的文化自信，这种伪自信影响并伤害了理论创新的动源。真正的自信是对话式的，是自信与他信的互动，最终形成“互信”与“共信”，金说：“我们所言的民族特色是‘世内’而非‘世外’的特色，是世界文学星丛之中的特色，是与世界联通并从而得以互显的特色，是自美他美、美美与共、彼此欣赏的特色。我们的特色论是对话特色论，是坚持‘差异即对话’之信念的特色论。”也就是说，差异只有在对话中被人欣赏和肯定后才具普遍性，才能使独特性转化为普遍性，从而生出自信。金后来在全球对话主义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间在对话论，个体之间形成以个体间性为基础的间在关系，在间在中结为理性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一理性共识不是简单的共识，而是深层的共理，共理所以“深”因其内涵为理性，而共识中的“识”则为意见，尚未实现更高层面的认识论提升。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民族主义有其特定的合理化语境，如民族存亡年代需要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力以争取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但在经济高速发展、全球密集互动的今天，这一语境早已被置换。全球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以后基本完成，今天世界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对抗。按理说民族主义在新的时代生态下理应式微，但事实上，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与蛊惑性，其在文化价值等层面的偏执表现又影响到学术研究，形成学术民族主义。学术民族主义披着某种虚幻的道德正确性外衣，除了塞阻认知，给观念加负外，很少产生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与学术价值。于是，学理上对之鉴别与去蔽既成为任务，又作为难题。只有在开放视域下借助对话才能建构自身开阔的观察视野，不拘学科，不拘本质论的静止范式，不拘特色论的自我沉迷，开放自我，世界才开放性向我注入，自我由是在这种间性互动中得以壮大、生成，从而向理想化人格迈进。个体之存在如此，文化之认同与建设情同此理。金说：“我们的出路或未来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是说，从民族主义出发，但最终达到对民族主义狭隘性的超越。”

正是在此意义上，金命题体现出更大的关怀，不只在文学领域，更在文学外的文化（自信）领域，如在全球时代如何找准理论的生长法则，使其健康、开放地生长，在对话时代过程中如何体现创造性、创新性，同时体现理论之健全生长对文化自信建设的支撑作用与重塑价值。

理论创新几乎成为世人嘴边常挂的时代标语，但当其真正降临时可能给人带来叶公好龙式的不适感。“叶公”之所以对龙怀有如此复杂的悖论心态，在于龙的真正降临冲击了现实与符号间既有界限对个体存在曾给予的安全保障。理论创新类同此理，新理论的出现冲击并动摇了曾经赖以生存、信以为准的常识与法则，难免给人带来不适。

理论创新尽管在认知上能带来新见解，在表述上却难做到不温不火，常会采用夸张且偏激的修辞策略，旨在透过修辞偏颇所产生的冲击感，扩展新见解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此所谓理论之“片面深刻”。所以，在具体阐释时应避免“硬”阐释，因为一旦解码层面过于坐实或绝对化，外加具体语境的离场、脱域，就会产生阐释的偏离，从而引发精神交往不能同频的失效对话局面。

从世界文论整体发展状况而言，中国的声音其实是微弱的，文论界多年来常感慨叹息的理论失语也包含有这层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新理论的出现，就更需要包容、开放的心态，这样理论之花的生长语境就会多一点良性生态保障。

就学术态度而言，金惠敏教授这一理论无疑是严谨的，其间包含的内容和观点当然有值得商榷处，但讨论的前提须在理论的生成机制上有基础性共识，同时有开阔的视野和对常识与认知装置的反思意识。当然，更为关键的，还要有打开自我封闭性，放空非学术化心理杂质的自觉，涤除方能玄鉴，去除某种想象性的限制，才能让“真”问题回归，才能激活争鸣，从而引发更多的智识发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传承与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1&ZD2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河南大学文学院）

注：本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5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编辑：张   觅

一审：刘   瑶

二审：佘   晔

三审：曹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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