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李矗：我与"五四老人"杨晦许德珩罗章龙的交往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矗，原名李康林，笔名李束、李挺拔，广东吴川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日报社编辑，法制日报社编辑部副主任、副刊主编，高级编辑、高级记者。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未名湖之恋》《立体文学论》《曙色曚昽的早晨》《当代包公传奇》《中央门银行抢劫案》《当代法案大观》《21世纪大眺望——中国记者十人谈》（合著）《未来100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合著）《法制新闻报道概述》《现代媒体编辑技巧》（合译）等，主编有《人与法》系列丛书（18卷）、《中国普法之歌》系列丛书（7卷）《中外法学之最》（合编）《中国新闻学之最》（合编）等。长篇报告文学《SOS：公路战争》序篇《世界第一公害》。
原题
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燕园琐忆（五）
作者：李矗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6期
2018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9周年，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拨新生77级入学40周年。适逢此际，我看到77级校友撰写的多篇回忆文章，有诉说报考的曲折与艰辛的，有回顾入学的喜悦与兴奋的，有追忆在读期间的勤奋与拼搏的，也有调侃校园的趣闻笑谈的。所有这些，都令人似曾亲历而深有同感，令人恍如眼前而倍感亲切。
如今我要回顾的，也许是许多校友不曾经历过的一段往事，也就是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与杨晦、许德珩、罗章龙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说起这段故事，最早缘于我在读大三时一个异想天开而不能自拔的创作冲动。
我们77级新生，说是77级，实际上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1980年夏天，也就是我在读大三的阶段。记得即将放暑假的时候，学校团委和学生会传达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筹备举办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的通知，并向全校师生征集参演节目。有关负责同志还召集我和胡小钉等十多个爱好写作的同学作了动员。
给会演写个什么节目呢？我想，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是北大的光荣历史，作为北大学子，何不把五四运动的壮丽史篇搬上舞台？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五四运动的素材。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给了我极大的便利。我利用课余周日，阅读了大量五四运动的史料，包括亲历者的日记、著述和回忆录，还有当时报纸杂志的报道等等。
通过大量阅读，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中国近代乃至当代历史上，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纵观自近代以来直至1980年长达60多年中堪称琳琅满目的文艺作品，虽然不乏以五四运动为背景、以五四精神为指引的创作，却鲜见直面表现五四运动的舞台艺术作品。
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重大历史题材，在舞台艺术创作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若能把五四运动史实搬上舞台，不管艺术表现怎样，至少在题材上是一个新的开拓。由此，我产生了创作一部正面表现五四运动的历史话剧的冲动。
在此需要顺带说明的是，史家对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指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列强草拟通过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款而举行的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口号，以“火烧赵家楼”为高潮的爱国游行示威运动；后者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 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强国革新道路而以新民主主义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本文所述剧本题材，即前者所谓。
也正是这个创作冲动，纠缠和耗费了我后来的许多时日。1980年暑假，同学大多回家探亲度假了，我在参加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组织的为期5天的首都大学生北戴河夏令营之后，立即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图书馆。在那个暑假里，图书馆里有关五四运动的史册，几乎被我借阅一通。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史料虽然丰富，但要由此进入创作，却并非易事。在剧本构思过程中，我挖空心思，辗转反侧，几度陷入困境。有一天，我在中文系碰上副主任严家炎老师，便说起了创作中的困惑。严老师提示说，要加深对五四运动的感性认识，不妨去走访当年亲历其事的“五四老人”，听听他们的讲述和体会。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由此，我利用课余假日，开始了寻访“五四老人”之旅。
（一）
经多方寻查了解到，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四人物，大多已经作古，而健在的“五四老人”只有寥寥几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只有许德珩、罗章龙、杨晦等人，都已经是耄耋之年。他们之中，许、罗二老，人在校外，感觉路途遥远，杨晦先生住在校内，可谓“近水楼台”。于是，我决定先去拜访杨晦先生。
杨晦先生
我给杨先生写了一封说明拜访意向的信，投放在中文系收发室的信报架上。不久，杨先生的儿子杨铸代为收转杨先生，并回信告诉我杨先生的住址和会面时间。我按照约定，径直找上门去。杨铸把我领进杨先生的书房，我看见年逾八旬的杨先生头发全白了，身体癯瘦，满面皱纹，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但老花镜后面的眼睛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杨先生和我握手后，让我在紧靠他身边的藤椅上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想创作五四运动的剧本，这是个大题材，你的创作意愿很好，但不容易。你是个年轻人，要写历史剧，就更不容易了。”
杨先生当年是北大的预科生，是参加五四运动年龄最小一拨，但也是奔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一拨。五四运动后期，他和陈讳谟、陈翔鹤、冯至等人成立的“沉钟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并从事创作和翻译，出版有《老树的阴凉下面》《除夕》等现代剧和多幕历史剧《楚灵王》等，可谓剧作大家，深谙剧本创作之艰辛。我听得出来，他开头说的一番话，大有“泼冷水”之意。
但我向来就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脾性，我对杨先生说：“我知道这是个难题，但是我不怕难，也不怕失败，反正也是学习，是练笔嘛。”
杨先生停了一下，接着问我：“你都读了哪些书？” 我把我读过的有关五四运动的30多种书籍和当年的报刊目录，一一向杨先生作了汇报，并谈了我对剧本的初步构思，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设计等。
杨先生听了，面露喜色，说：“看来你是读了不少的书，也经过了一番思考。你刚才谈的构思很不错，但写剧本一定要有‘戏’”。
杨先生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又是戏剧大家，深谙剧本创作奥秘。为了加深我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人物的感性认知，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半是鼓励半是激将地说：“这是一个大工程，你要想写，就得下大决心。”我说：“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通过对杨先生的访谈，我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感性认识，思路豁然开朗。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当时宿舍其他同学都回家过暑假了），向壁虚构，日夜奋战。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匆匆拉出了剧本的初稿，共得六场，六万余字，起名《曙光，你在哪里？》，意在表现五四青年在历史长夜中的探索和追求。
因为写得匆忙，边写边改，原稿字迹潦草，而且多处涂改，斑驳陆离。为了送杨先生审阅，我请来78级汉语专业书法工整的倪文杰等同学帮忙，用复写纸将剧本誊写了 3 份。
当我把装订好的一份剧本送到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用手掂了掂厚厚的一摞稿子，高兴地说：“你倒是写得挺快的啊！这样吧，你把稿子留下来，我看完了再找你谈。”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杨铸来电话说，杨先生已经把剧本看完了，让我过去谈谈。他还在电话里告诉我，在那一个星期里，杨先生每天都在看我的剧本，有时坐着看累了，就躺在躺椅上看，六万余字的厚稿，他一字不拉地全都看了一遍。
当我再次来到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半是火焰半是冰水地说：“你的大作我看了，主要人物安排和基本情节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还不行，还缺少‘戏’。”他接着翻开稿子，指点着他在上面标记的文字和符号，详细地谈了他的修改意见。
末了，他又担心我一下子接受不了似的，和蔼地对我说：“我谈的这些意见，也不一定对，你回去再考虑考虑，主要是加强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情节的戏剧性。总而言之，现在的基础不错，但还得花很大的力气去改。”
我说：“杨先生，您放心，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有这个决心。”杨先生听了，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很好！”
杨晦先生和作者谈剧本创作（杨铸摄）
参照杨先生的意见，还有中文系严家炎、张钟、洪子诚、陆颖华、汪景寿等诸位老师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反馈回来的意见，我对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眼看寒暑易节，大三的暑假过去，大四的暑假又来了，周围的同学，写诗的，写短篇小说的，时有新作发表，而自己的剧本几经打磨却未能杀青，心中难免有些焦躁。
杨先生发现后，总是热情地开导我说：“搞剧本创作是一件相当艰苦的劳动，往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功。千万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要沉得住气，要坐定下来修改，修改，再修改。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做‘十年磨一戏’，那是一种窒息创作积极性的带有极大盲目性的口号，是不对的。但是，要想真正搞成功一个大型剧本，花上一年半载，甚至三五年的功夫，也是值得的。”
在杨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对剧本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加工，至大四暑假时，前后三易其稿，但基本的框架结构和人物设计没有变，还是六场，第二稿剧名改为《五四风潮》，后来觉得过于直露，第三稿又改成《曙色曚昽的早晨》，意喻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当我把剧本第三稿送到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很高兴，他认真地翻阅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后，欣然命笔，在封面上题写了剧名：《曙色曚昽的早晨》。
剧本第三稿送北大团委和北大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审阅，也获得了通过。学校团委决定将剧本打印30份，一方面让话剧团试排，另一方面送有关领导继续征求意见。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筹备举办的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后来因故胎死腹中，我和其他同学为之创作的节目，最终未能搬上舞台。
毕业离校前，我去向杨先生辞行。他知道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创作的剧本未能如愿演出，也未能找到其他发表的途径，安慰我说：“写了作品不能发表，而且是自己花了大力气，感觉很不错的作品，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可不必焦急。我始终认为你这个剧本是很有基础的，人物安排和情节描写都很不错，再努力加工一下，是一定会成功的。”
告别的时候，我请杨先生给我写几句话作为毕业留念。“写什么呢？”杨先生想了想，笑着说：“我看你写诗用过李挺、李拔和李挺拔的笔名，也就是追求一种正直挺拔的人生吧，这也符合你的个性。我把楚大夫屈原《橘颂》的一段抄录给你吧。”
说完，杨先生拿起钢笔，没有拿书对照原文，凭着记忆就用他苍劲而有些颤抖的笔触，在我的笔记本写下了《橘颂》的这一段：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徏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屈原：《橘颂》
杨晦
1982年1月2日
我知道，杨先生的留题是在借以寄望我们年轻一代要有“独立不迁”的理想信念，要培养“秉德无私”的道德品格，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毕业后第二年，即1983年的5月，杨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杨先生的教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二）
剧本第三稿完成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暑假，我给许德珩先生也写了一封信，信中简述了剧本的写作起因和主要情节，提出了拜访请教的愿望，但没有附寄剧本。我心里想，许老当时已经 91 岁高龄，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多个领导职务，政务繁忙，肯定无暇顾及一个大学生的习作。对于他是否会拨冗接受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学生的访谈，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用如今的俏皮话说，也就是“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信写好后，我在北大三角地的邮政所买了邮票，粘贴好后，就把信投到了邮筒里。
没想到，信寄出一个多星期后，就收到了许老回信！信中写道：
李矗同学：
来信今日收到，高兴与你相谈。请收到此信后，先将剧本送（寄）本市地安门**胡同*号，借阅一时。具体会面日期，请打电话与于永水同志联系。电话号码：*****。
（李矗附注：信中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属于私人信息，未经请允，故为代隐。）
回信是许老的孙女许苏苏代笔的，她当时也正在上大学，但信中“高兴与你相谈”一行字，以及让我寄送剧本“借阅一时”的话语，让我倍感亲切，喜出望外！
许德珩先生
当时我手里只留了一份打印的剧本，因为时看时改，多处涂抹，实在不好意思示人。后来打电话询问，得知送给文化部艺术局苏伟光同志的剧本，因为他那段时间忙于开会尚未翻阅，所以还保持完好无损。第二天，我叫上78级的王扬泽同学，互相轮换骑车相带（那时骑车带人不算违章），赶到苏伟光同志处把剧本取了回来。
现在说来我们当时也真是笨得可笑，文化部其时位于沙滩红楼，离许老住的地安门**胡同不远，却没想到把剧本送上门去，而是一门心思把剧本带回学校，再从三角地的邮政所寄给许老。剧本寄出几天之后，我试着给许老秘书于永水同志打了个电话，于秘书在电话里说，剧本收到了，也已经送许老看过了，还说许老最近住在西山，让我到西山去见面相谈。
之后，他和我约下了见面的时间。
记得那是1981年8月24日下午，天下着小雨，我邀上同班的宋聚轩同学作伴，披着雨衣，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按于秘书指示的路线，从学校西门出发，向西山许老的住处驰去。不料雨越下越大，车子很不好骑，更怕雨水把衣服打湿了，骑到颐和园路段时，我们就把车子存在路边，改乘 333 路公交车。于秘书说的是在正蓝旗站下车，可是我们到站下车后，看见周围都是树木，没看到什么房子和人，只看到一个叫四季青汽车修配厂的厂子。跟厂子看门的两个师傅打听于秘书说的“甲 2 号院”在哪里，他们也摇头说不知道。
我只好借用厂子里的电话机，再打电话问于秘书。于秘书说，继续沿着山路往前走，看见一个有岗哨的门楼就是了。于是我们又冒雨继续行进，在半山腰处果然看见一个有岗哨的门楼。我们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拨电话通报过后一会，就见山上走下来一个英俊少年，手里打着一把雨伞。少年自我介绍说，他是许老的孙子许进，因为于秘书临时有事不能来接，所以让他来接我们。
在许进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山路往一片密林中走去，只见几幢雅致的房子坐落在青松翠柏之间。许进指着其中的一幢说，这就是许老夏天住的地方。
我们随许进走进屋里，刚脱下湿淋淋的雨衣，于秘书就过来说许老要见我们。当时，我和宋聚轩同学都不觉有点慌乱。因为当天下雨，我们两个都没穿袜子，光脚板穿着当时人们通称“水陆空”的那种塑料凉鞋，鞋和脚板都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裤腿也沾满了斑斑点点的泥巴。当我们通过走廊的地毯时，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看着自己这副“拖泥带水”的样子，我们俩不觉面面相觑，哑然失笑。
当我们怀着羞涩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客厅时，看见许老正站那里等着我们，手里拿着我前几天寄给他的剧本。
“欢迎你们！”许老伸出手来，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亲切地说，“你们是北大的学生，我们算是老校友嘛，我对北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许老亲切热情的话语，像春风一样把我们的羞涩和慌乱一扫而光。
握手之后，许老让我紧挨着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他把我的剧本摊开在茶几上，亲切地说：“你的来信和剧本我都看到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剧本我看了大部分，因为我现在也在写点东西（许进插话说：在写回忆录），很可惜没有时间看完，但总的感觉写得不错。”许老对剧本的题材和主题作了充分肯定，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现在文艺作品反映得还很少，你写了剧本反映它，这是很好的，很有意义的。”
接着，许老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对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印象，还讲述了他的同班同学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故事。许老当年是北大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之一。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他和黄日葵等同学创建了北大学生救国会，创办了爱国会刊《国民杂志》。他是五四游行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他受学联委托起草了游行宣言《五四宣言》，也是率先冲进赵家楼的带头人。
许老虽然年逾九旬，但身体健朗墩厚，声音深沉洪亮，略带江西口音的话语，饱含着一种穿透历史隧道的感染力。
那天下午，许老和我们从三点见面起，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其间，秘书进来通报，说政协孙秘书长来了有事商谈，许老也没有停下来。直到秘书再次进来说，孙秘书长已等候多时，许老才对我们说：“很抱歉，我的老朋友来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吧。”
许老站起身来，又与我和宋聚轩同学握手告别。在许老和我交谈过程中，许进给我们抓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当天是雨天，光线比较暗，照片亮度不够，但我一直视为珍藏。
几天后，许进还让北大哲学系邹士方同学转来了许老为我签名题字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李矗同志存念 许德珩书 一九八一年八月”。许老的会见和谈话，许老的合影和题赠，对我的剧本修改和后来工作，都有着一种倍感亲切而深受激励的情义。
许德珩先生和作者谈剧本创作（许进摄）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年我去西山拜访许老时还有一些我所不知的情节。多年之后，许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约略作了披露：
记得在 1981 年夏天，祖父在北京西山撰写回忆录。一天，他收到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李矗的信。李矗在信中说，他正在写一部描写五四运动的剧本，希望与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交谈，以增加感受。我祖父马上请秘书给李矗同学回信，约他到西山来见面。
西山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得知此事以后来到我祖父的办公室。他说，许老，咱们这里是保密单位，让学生到这里来是不是合适呀？我祖父回答说，他是我的客人。我祖父在这个保密单位里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在校大学生谈了两个小时。此事使我受到深刻教育。（ 引自《世纪风采》2008 年第 8期许进文）
由此，更足见许老平易近人和关爱青年的风范，也使我诚如许进所言而深受教育。
1990 年许老逝世，享年 100 岁。
（三）
拜访许老之后，我还给另一位“五四老人”罗章龙先生写了请教信，并附寄剧本。 罗章龙不仅是带头“火烧赵家楼”的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还是中共初期乃至中共六大颇具声名的领导人之一。
1915 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最早的响应者。毛罗二人由此结为好友，很长时间内相处融洽，联系密切，毛泽东曾誉之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
1917年，毛泽东、罗章龙等湖南青年来北京寻梦。罗章龙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后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毛泽东没考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长沙，与何叔衡等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中共成立后，罗章龙任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同年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罗章龙兼任北方分部主任，多年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以及陇海沿线与津浦沿线等地，结识和领导了史文彬、王俊、邓培、王荷波、孙方鹏、姚佐唐、康景星、游天洋、苏兆征、伦克忠、唐宏经以及王维俭等一大批路矿工人领袖，先后组织发动了1921年底的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长辛店八月大罢工和十月开滦五矿大罢工。他是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央工委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等职。
罗章龙还是中共历史上比张国焘还早的第一个“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头子”。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高压手段，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以王明等为中央领导的决议。罗章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不但在会上与之激烈交锋，会后联络三十余名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罗被选为“书记”。罗领导的“非委”不但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还指令他领导下的党组织和工会部属在部分省区开展“夺权”活动，另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等。
后来，罗章龙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罗领导的“非委”大部分成员和北方工会组织负责人，或被开除，或被撤职，或被出卖而惨遭捕杀，或被锄奸队所杀，或脱党消失，几乎无一幸免。罗章龙辗转逃生后，夹起尾巴做人，从1934起先后在河南、湖南、湖北等地高校以教书为生。
罗章龙先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的关怀下，罗章龙奉调北京，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毛泽东在“文革”中曾掰着手指头，数说中共党内九次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次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罗章龙被排行“老四”。
对此排列“殊荣”，被落实政策后的罗章龙曾幽默而不无自我解嘲地说：陈独秀有个“独”字，因此排行第一；瞿秋白的姓有两个“目”，所以排行第二；李立三名中有个“三”，当然排行第三；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有个“四”，自然排行“老四”了。他一直认为当年成立“非委”为的是对抗米夫擅权和王明的错误路线，对被开除出党的处分不服，曾长期多方申辩，要求平反，但终于无果。
我给罗老寄信后，翻阅有关史料，想到要拜访这样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可是，直到1981年12下旬，我才收到罗老的回信。
罗老的信是用钢笔写在一张红线条的信纸上的，措辞很典雅，很简约，也很客气，很谦虚。他作为那么年长而资深的老人，对我这样一个平头大学生甚至用“您”字相称，让我感到“受宠若惊”而心生恻隐。
罗老的信不长，原信照录如下：
李矗同志：
接到11月29日惠函及尊著《曙色曚昽的早晨》剧本，敬悉一是。
您虚怀若谷，写作精神诚属难能可贵。
剧本正详加阅览，如有所见，容当后告。
现因琐务繁忙，今后如有其会，再图良晤。
先此奉复。
致以
敬礼！
罗章龙
1981.12.24.
罗老回信婉言谢绝我的拜访，也许确实因为“琐务繁忙”，因为他奉调回京后一直在撰写回忆录，忙于笔耕；当然也抑或得知了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已因故搁浅的消息，“皮”之不存，焉谈“毛”事？以其耄耋之年而饱经沧桑的睿智见识，与其当时见面坦言相告，何如“容当后告”与“再图良晤”更为合适呢？哈哈，真是个老家伙！
罗章龙先生写给作者的回信
而我收到罗老回信的时候，恰逢我们77级听候毕业分配之际。几天之后，即1982年1月初，我们77级就毕业离校，各自奔赴所分配工作单位上班了。所以，我当时也没顾得上与罗老再联系。之后，因为工作繁忙，也一直没有与罗老“再图良晤”。
后来，从报上看到，罗老奉调回京后，虽是耄耋之年，却仍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500多篇革命历史回忆录，著有《椿园载记》《椿园诗草》等著作。
1995 年罗老逝世，享年 99 岁。
（四）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如今，五四运动的历史已经翻过了 99 个年头，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也已经过去了30多个春秋。当年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如今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当年的同学和同龄人也大多从各级领导或非领导岗位走了上去而又退了下来，台上，台下，权力，地位，声名，以及各色各样的人生景象，也看得多了，看得淡了。
如今回首往事，并非为了显摆与高层领导或历史名人见面访谈的幸运与荣耀，只是为了记叙一段已往的故事，只是为了怀念一段已往的情份。也如年轻的我一样，当年的叩访，并非为了攀附高官或名人，而是为了一个创作冲动，为了寻访一段历史的真实和真情。
当年拜访许老时，事前我只告诉了宋聚轩等两三个同学，为的是邀他结伴而行；事后我也只是记在自己的《大学日记》里，从未与人多言过，也从未有过找关系办私事的想法。
当然，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我对三位“五四老人”都充满后生对长者敬意，别的不说，历经沧桑而生命犹存，谈何容易！当年的叩访，虽然有些许慕名猎奇的成分，但在我心目中，更多的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他们当作历经沧桑而见多识广的老师长和老校友。
他们的年龄虽然与我相距半个多世纪，仿佛隔着遥远的时代鸿沟，但是他们当年的青春呼号却与我辈同声相应，他们当年的青春梦想却与我辈同气相求，乃至吸引着我辈穿越历史的隧道，去寻访他们当年曾经披荆斩棘的足印，去倾听他们曾经叱咤风云的声音。
当然，我与三位“五四老人”书信联系的往事，尤其是与许老访谈的往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没有组织介绍，没有熟人引荐，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许老，仅凭一封来信和一篇习作，在自己的住处约会了一个非亲非故而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并且和他亲切交谈了两个小时！这在后来或者如今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说来，都有点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我当年的亲身经历。这不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见证么？
回首往事，可以告慰三位“五四老人”的是，我当年创作的六幕大型历史剧本《曙色曚昽的早晨》，虽然一直未能搬上舞台，但是终于在200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锲先生以《青春的礼赞 爱国的颂歌》为题撰写了序言，对剧本创作给予了热情的赞赏与鼓励。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阅读这个剧本的。五四运动距离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今天阅读这个剧本仍然觉得很新鲜、很亲切、很有震撼力。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那些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又都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心潮激荡，热血沸腾。作者不仅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蔡元培、李大钊等高擎五四运动思想火炬的先驱者的形象，而且巧妙地把以唐守珍、许日珩等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编织在一起，使他们聚焦在1919年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聚焦在旧中国北京这个古城，共同演出了一部呼唤思想解放和文化解放、呼唤共同挽救祖国危亡、挽救民族衰颓的伟大历史正剧。剧本场景恢宏壮阔，人物形象饱满集中，情节丝丝入扣，戏剧语言也很有文学色彩，其最精彩的部分甚至可以作为朗诵诗来读。而这样一部大型历史剧本，却出自一个当年还在一边上学的青年学子的课余创作，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振奋！
《曙色曚昽的早晨》封面
如今，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百年沧桑，功过是非，谁与评说？我看到，北大依然遵奉五四为校庆，全国青年依然在五四过青年节，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竖立在国家博物馆，五四运动的浮雕依然镶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
当然，我也看到有那么一种议论，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是一种“违法暴行”，意在否定五四运动。其实，此议不值一驳，也无需多驳。即以此议推论，那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辛亥革命、南昌起义……岂非都是“违法暴行”乎？岂非都要一概否定之？由此足见，这种以“放大镜”窥测历史而以“绣花针”挑剔历史的非议，何其荒谬而可笑！
宏观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机运与爆发，都是历史的必然。观史论史，当以高屋建瓴而盱睃全局之大视野而审视其大脉络大趋势，方知其大规律大逻辑。倘若囿于细枝末节，甚至一叶障目，抑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必然不知其所然，不知其所云，甚至南辕北辙，颠倒黑白。
我至今依然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生动最活泼的青年爱国运动，它点燃“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火炬，不但照亮了 20 世纪前半页，开创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而且光耀整个20世纪乃至穿透此后深远的时空而彪炳史册。
最后，也如我在剧本献词中的寄语一样，我也将这篇燕园琐忆，献给伟大的五四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奔走呼号的先驱们，献给踏着五四足迹而继往开来的青年朋友们！
2017 年12 月 4 日
于北京，文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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