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季新平：北大荒的那位“哥哥”，先进知青成了现行反革命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季新平（笔名耶子），1953年出生于杭州，随父母工作调动，迁移绍兴、宁波。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2团，先后在六连、团部学校、28团照相馆。支边三年后病退回原籍打零工，期间从父母原单位省委党校图书馆借阅大量书籍。钻研诗歌鉴赏评论，涉足哲学神学思考和研读。

原题

记忆深处的北大荒

那位现行反革命“哥哥”

作者：季新平

1969年5月，我和一位同学来到北大荒黑龙江兵团三师22团6连，被分配到六班，那天从马车下来正逢春季化雪，从连部到六班的道上，一路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地被班长领到宿舍，刚放下行李，就见一位男知青前来，他用典型的带南方腔调的普通话说：“这就是新来的？”

我正在解行李，于是抬起身看了他一眼，谁知他似乎一惊，走到我跟前，“你……”，我就主动作了自我介绍，但他还是直愣愣看着我，又说：“你怎么这么像我妹妹。好像好像。”我一笑，没在乎，但他却把“怎么这么像我妹妹”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之后我知道他是68届高中毕业的上海知青，比我早来兵团半年多时间。

这个上海知青他真是多才多艺，一个人用口琴和笛子轮换着就能把《白毛女》大部分段落演奏下来，而且写诗歌作画，还能跳好几种民族的舞蹈。每次过节，排里班里表演排练节目，就得请他指导。他劳动积极，政治上也表现不错，不久就被调到连部当了文书。

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我像他妹妹的传闻在连队传开了，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这样说起过，看来是这位上海知青自己在别处那儿说的缘故吧。开始我也不当回事，但后来有的男知青见到我就语气怪怪、大有言外之意地拿这传闻猥琐地调侃我。我不高兴了。

于是，只要见到这个上海知青我就表现得异常冷淡，不但回避他，甚至有时在他对我说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借口离去，以致后来干脆不与他说话了，对他生出厌恶之情，哪怕他依然如先前那样对我热情和关心。几次遭遇我的生硬态度后，他知道我真的生气了，好像不知所措非常失落，有时甚至遇见我对我说话时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我那时才虚岁17岁，一个准少女，本应该情窦已开吧，但我非但不懂男女关系，而且极其反感和规避男女关系。因为男女关系在知青中，当时就是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青年，绝对不能沾染的资产阶级的肮脏事。况且对男女关系的认知，在当时的我和时代革命大环境、以及与连队领导知青主流的认知是完全一致的，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革命立场的问题。

一直到那件他自取灭亡的事发生后我才终于明白，当时在这位上海男知青心目中，他看待我如他的妹妹，根本不是什么男女之恋情。

那是我去兵团第二年，关节炎住院一个月多。这期间，班里的女知青经常来医院来我，但我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他竟然也到医院来看我了。我非常吃惊，看他坐在我的病床脚边，尽管吃惊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冷淡，只听他说：“我是到团部商店给连部买些文具用品，顺便来看你。他们都说你的关节炎很严重……”

我没有反应，只是低着头听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说了许多。

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沉默了好一会才又说：“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我还是没有说话搭理，“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他重复了一遍。

我依然沉默，想起连里那些男知青因为他说我像他妹妹而对我猥琐的调侃样子，气就上来了。气氛非常僵硬——彼此沉默。终于他站起来，低声说了一句：“多保重……那我走了。”

他走后，我也没有想什么更多的，走就走吧。只是半个月后的一天，一位北京女知青来医院看望我，我才被瞬间震惊了。她告诉我——他成了“现行反革命”。

十几天前，他在连部走廊两边的宣传黑板上用空心美术字竟然写下了整块黑板那样见方大小的打倒主席和副主席那九个大字的标语。更令人咂舌的是事后团部派专案组下连队彻查时，他也非常积极协助专案组成员在全连追查。

整个连被搞得鸡犬不宁，有几个被怀疑的就先进行了隔离审讯，后来包括连长指导员人人都得写字交上去被专案组用来对笔迹。结果搞了一星期，最后竟然从对笔迹中认定是他了。他不但不否认，还非常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整个连队轰动了——连里表现如此积极的五好战士、先进知青竟然成了反革命，而且在整个事件中如此从容自若。在押交军事法庭审判前先在连队进行批判，批判会上，先前被冤枉而隔离审讯的那几个知青冲上去把他打倒在地，拳打脚踢。上海男知青也涌上去打他，因为他被认为丢尽了上海知青的脸。

如果不是被团部专案组的人强行拉开，无疑他肯定会被活活打死的。在大家义愤填膺、声嘶力竭的口号呼喊声中，他在批判会上交代了作案的动机：

他恨“文革”，恨上山下乡。他认为“文革”毁了他——

他本可以参军去，什么都通过了，最后政审没有通过，因为他的爷爷和父亲都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工作过，有历史问题；他通过了上海电影制片招收演员的考试，但又是政审通不过；他来兵团必须和家庭脱离关系、划清界限，他做到了。本以为他来北大荒，妹妹就可以留在上海了，谁知上海68届初中高中“一片红”，全都得上山下乡，他的妹妹只好去了崇明岛插队。

他没有能帮上妹妹留在上海，而妹妹是当时他唯一相依为命的人，因为父母爷爷都已被隔离，不知生死，也不知去向。他恨“文革”，恨国家领导人……所以他要在黑板上表达自己的仇恨。他还承认被专案组从箱子搜出的子弹就是想哪一天逃往苏联不成功的话，就自杀。

我被彻底震住了，也被搞懵了。这时才想起他半个月前离开我时说的“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这件事是什么事？为什么要和我商量？“这件事”不可能是写反动标语，因为他知道我绝对不可能同意和容许他做这样的事，那“这件事”又是什么？

他写这反对标语就是从我这儿回去后立刻做的事，难道“这件事”真的就是干这事？我蒙了……他想给我什么留言吗？他想让我转告他唯一相依为命的妹妹什么话吗？那他可以写信告诉妹妹呀？……

我一直在猜想他究竟要和我商量一件什么事？——至今我已经满头白发，有时想起知青的岁月，就会想起他的事，但始终他说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还是无法搞明白，或许这已经成了我一生困惑的谜。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点，我在林彪事件后被彻底改变了。林彪事件动摇了我要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理想和信念，“文革”中的中国从此永远在我心目中开始变得怪异和荒诞极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并由此历史性定格，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由此，以后我还常常地想起这个我在黑龙江兵团想认我为妹妹的现行反革命“哥哥”，想起这个和我要说“一件事”的他，在最后见到我那一刻，是以如此的蔑视的目光投向我，而让我又一次永生难忘地被震动了——

那是我离开22团（出院后已经从连队调到了团部中学）要调往28团去时，去和六连战友告别进连队时发生的事。

那天天气晴朗，一望无际白雪皑皑。我的棉胶鞋踩在雪地上，“咔嚓、咔嚓”声格外响，快接近六连大门时，我听见铁镐刨冰的声音，往声音寻去，只见一个剃光了头的人，穿一件退了色的军绿色球衣在起劲砸架空的厕所底下的粪冰柱（在北大荒，拉的屎很快就冻住形成粪冰柱，不砸掉就会高过坑沿，无法再蹲下去方便）。他尽管背朝连队大门，但我从侧面还是认出了是他。

我的脚步犹豫着停了一下又往前走去，走过了他的身后。这时我听到他停下了镐子，我回头看到他拿起放在雪地上的军棉衣，搭在肩上，一手提起镐子，从我身后走过来。我终身难忘他在走过我身边时，一言不发只是极其轻蔑地扫了我一眼，没有停下脚步径直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去。

一刹那，他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所产生的气场，几乎是排山倒海地完全压倒了以往我在他面前总是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也顷刻扫荡了我的一贯冷漠。同时我感到，心中猛地掠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荡荡和说不清的苦涩滋味。在他远去的背影中，我第一次突然强烈地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惶惶然了……

——今天我再回想当时的感受，这大概应该属于一种五味杂乱的情感吧，道不清，说不明。在他当时如此蔑视我的目光中，留给今天的记忆让我再阐释，我读到的已经是一种羞于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谴责和痛心。以后我在反思中逐渐才慢慢明白了，当时的生存处境让他绝望了，他以这样一种艺术型的犯罪和调侃式的戏剧性认罪过程来书写他的兵团人生。

按今天的认知，实在是他那种激情浪漫的秉性天赋，驱使他以一种艺术行为来表达青春反叛的愤慨加无奈的黑色幽默，来书写他内心深处的仇恨。因为既然青春已经被那个荒诞不经又残酷无情的历史时代给彻底抹黑了，看不到星辰，就不再奢望黎明了。

所以他视我为像妹妹其实在于他，实在不过是在一种绝望的生存处境中寻找温馨的莫大自我抚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一种通过移情来进行自我失衡的心理调节的方式。而当时的我在那种极左或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洗脑下，将人性中最纯净的友爱之情感视作必须鄙弃的最肮脏不齿的情感，并且还将此归推给资产阶级专利所属，由此将人性中的最具脉脉温情特征的本质情愫拒之千里，简直愚昧到人性丧尽不齿于为人的地步了。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烙在大多数像我那样的知青或中国许多人精神上的历史之邪恶印记，这种烙印我一辈子无法抹去，因为它存在过，而且不仅仅只属于个人记忆史册。

以后我到了内地28团，以及病退回家后，都通过各方了解他，知道他因为认罪态度好，自我反省深刻只被判了5年，暂时在连队劳动改造）。但我想他1970年被判5年，1975年才能成为“自由人”，那他1975年或许能探亲见到他的妹妹，如果服刑期间没有节外生枝的话。

这一生我都会始终遥祝这一对兄妹能够早日获得幸福的团聚。不过我还是感到某种忐忑不安，因为即便他获得肉身自由了，但档案制度的特点，会让他致死都背负着沉重的永远也洗不掉的“政治污点”……一想到这点，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窒息……

所以，当看到虚假到胡编乱造的《知青》电视剧时，不免又想起这位其实比当时许多中国知青已经更早具备朦胧意识能认知那是一场浩劫的上海知青“现行反革命”，至少他竟然已经将自身的命运认知为不幸，而不是我的那种狂妄的解放全人类的自豪幸福，更没有如我那样把到广阔天地视为天经地义的大有作为改天换地的革命疯狂继续；并且他还将自身的命运能与浩劫时代进行联系而一语道破其渊源。

不知梁晓声面对这样的“知青现行反革命”又会塑造出何种他笔下的那类常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的青春激情荡漾的“旅游知青”，或者又做出何种让人周身都会压制不住起鸡皮疙瘩的“青春无悔”高论？！

后记：

几年前在凯迪组织的关于《知青》大讨论中我发了以上文章，意想不到当年的六连有人与我联系，告诉了我关于这个“现行反革命”的现在情况，他已经回上海了，家庭幸福，六连的上海知青经常聚会，他也参加。他还在我的帖子上贴上了一张他们聚会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胖了，老了，好像显得平庸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向那位六连的人要了根本不可能去打的他的电话号码，我想赎罪吗？不是！我想安抚我自己的内疚吗？也不是！我想永远留住普希金说的“一切过去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更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我的确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一个人如果能回答你自己一生中所有自己提出的只属于你自己灵魂深处的问题，你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神的……可我根本没有能力、也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意义上的神，我只想成为一个具有最高美学精神的、有缺陷的、真实意义上的人。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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