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张复熙：鸡屁股银行，换来农民的油盐酱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复熙，1952年生于安徽省青阳县。68届初中生，1974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先后任职于青阳县委党校、青阳县政法委员会。1987年应聘安徽铜陵市委党校，先后任法律专业讲师、副教授。2012年退休。

原题

鸡屁股银行杂忆

作者：张复熙

提起银行，人们往往觉得很高大上，想到取之不竭的金钱，和一股异我的神秘力量。但其实，与其它门类的经济组织一样，商业银行也属于企业法人，只不过从事吸纳存款与发放贷款的业务，提供的是金融服务而已。银行的这一基本功能，连我国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也有所认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民平常日用钱，主要靠母鸡下蛋换取，所以在我的家乡皖南农村，将其戏称为“鸡屁股银行”。鸡屁股银行的时兴，反映了当时一定区域农民生活的风貌，是烟火味十足的真实历史，有研究思考的重要价值。

我记此杂忆，意在提供一些片断资料，以使那段农村史不因越行越远而被忘却。

01

鸡屁股银行是在特殊年代，农村集体生产经营过于单一，农民生活难以得到有效全面保障的情况下产生的。

我以自己的家乡——青阳县城东公社建兴大队为样本，具体展示那时农村集体生产经营以及农民从集体获得的收入。我热爱熟悉自己的家乡，我大哥六七十年代担任生产大队会计，每年年终都喜欢说说全大队年终决算的情况，我所说的数据，都有根据，非编造与拟想。

建兴大队紧邻县城，沿一条山脊作长条状分布，有十三个生产队，从一队到十三队有七里长。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1962年起，人口从一千五百余人增长到七十年代末一千八百余人。全大队有水田二千余亩，旱地六十余亩。水田种植粮食和油料作物，旱地主要种植苎麻。水田实行两季轮作制，即种一季水稻，收割后沥干，种油菜或大小麦；或者头年冬季放空，来年四月底五月初栽插早稻，收割后复种晚稻。因为头年种麦与油菜耽误第二年种双季稻，所以种麦与油菜的面积不大，六十年代后，水田基本不再种麦。苎麻是多年生经济作物，一年收获三季，头麻二麻质量上乘，产量也高，三麻质产都差。苎麻耗用农家肥量大，不能多种，全大队六十余亩旱地，麻地约三十余亩。

六十年代，水田两季粮食产量在六百五十斤左右；七十年代，随着水稻复种指数的提高，以及化肥农药使用的增多，达到八百多斤。油菜籽产量低，六十年代亩产只有七八十斤，七十年代普遍更换优良品种，亩产达到一百三、四十斤。苎麻亩产二百多斤。六十年代，全大队粮食总产约一百三十万斤；七十年代约一百六十万斤。六十年代，全大队油菜籽总产约二万二千斤；七十年代约三万斤。苎麻六七十年代全大队稳定在七千斤左右。

建兴大队从生产队到大队没有一家企业。六十年代末虽然办起了大队林场和碾米厂，因碾米厂为社员加工粮食只收取低廉的加工费，都是只有投入没有收入。

建兴大队的集体经济，在青阳县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收获的粮食，除去公粮即农业税每亩一百斤，种子四十斤，还要除去饲料及补助粮均摊约二十斤。公粮与种子粮容易明白，饲料及补助粮说明一下。青阳习惯，春耕前要喂耕牛半个月以上的糙米饭包子，以补养体质，否则耕牛难以胜任春耕夏种的高强度劳作；农民卖一口生猪给国家，补粮五十斤左右，不然农民不願卖，因为自家宰杀不比卖给国家得钱少，还能落副下水；生产队派社员从事特别繁重劳动，一般每天补粮一斤，不如此派不动。这样，合计每亩除去一百六十斤，全大队每年总约三十二万斤。

余下的，六十年代，全大队每年共约九十八万斤粮，七十年代共约一百二十八万斤粮。六十年代，分配人均口粮约三百五十斤，七十年代约四百斤。六十年代以一千六百人口算，合计五十六万斤；七十年代以一千七百人口算，合计六十八万斤。减去口粮，可卖给国家的，六十年代约四十二万斤，七十年代约六十万斤。当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每百斤标一稻谷价九元，全部以稻谷计，六十年代卖粮得款约三万七千八百元；七十年代约五万四千元。卖粮得款应当扣除之前垫付的化肥农药钱、置办和修理农具花费以及生产队与大队二级共百分之五的生产预留金和提取款。这项费用，六十年代每亩约十元，二千亩共约二万元；七十年代每亩约十五元，二千亩共约三万元。

建兴大队油菜籽派购任务少，所产油菜籽主要分配给社员兑换食用油。当时兑换率为三斤菜籽兑一斤油。六十年代每人每年约分配十斤菜籽，七十年代十五斤。余下卖给国家。六十年代每年约得款二千多元，七十年代约一千二百元。旱地苎麻收入在八千到一万元之间波动。

基于以上明细约略大账，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建兴大队农民六七十年代从集体获得的粮食，虽不宽裕，但杂以“瓜菜代”，和“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合理统筹安排，能吃饱。经济收入，卖粮款加菜籽款苧麻款，六十年代人均年约十八元，七十年代约二十元。

正常人都知道，现代社会人的生活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像原始社会那么简单，吃饱肚皮即万事大吉。六七十年代，农民以其从集体能得到每年近二十元的现金收入，要负担一年购置衣服鞋袜、油盐酱醋茶、洗涤洗漱用品、孩子学习费用、香烟钱，还有亲戚邻居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以及端午、中秋、春节的费用，缺口非常大。

本来，农村集体经济是翻身解放后，生活好起来的农民，为了帮助有困难的阶级弟兄自发组织起来的。初期叫互助组，后来很快发展为初级社、高级社，1958年更是一步跨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富帮穷的原始初心是很好的，在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民如遇特殊困难，一年即使未在生产队出一天工，基本粮油都能分到家。但由于发展过快，步子迈得太大，在生产力的整合利用上却顾此失彼了。

在集体化前，农民享有安排支配劳动的充分自由，高效率地做完农活后，剩余时间可以八方求财。如，依山而居的，“靠山吃山”，挖笋砍柴烧炭；依水而居的，“靠水吃水”，捕鱼捞虾捉鳖；什么也不靠的，可以跑长短途，做个小生意，贩买贩卖；再不济，也可以卖力气，帮商号挑盐挑粮，或者到城镇打零碎工。这些都给农民在种田之外带来可观收入。

集体化压缩了农民支配自己劳动的自由，使农村的生产趋向单一化，把农民紧紧捆绑在少量土地上，断了其他财路。这种弊病，在互助组时期不明显，低级社时开始显现，高级社时加强，公社化后登峰造极。高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有劳动能力的，无论男女，都由生产队长每天派工，不允许不参加集体劳动。如果有人不到集体出工，私自干活挣钱，生产队有权扣发口粮。这可是致命的大招，谁也扛不住。

于是农民们顺天承命，吃大锅饭，得过且过。“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探头望，三遍哨子慢慢逛”，出勤不出力，一年三百六十天，其它事没有做，还忙得一天无闲。

02

经济上窘迫，但农民的生活还得继续。勤劳聪明的家乡人，在政策的夹缝中寻觅，在比较中选择，眼睛盯上了鸡屁股，做起了鸡屁股文章。养鸡下蛋被冠以“银行”美誉，可谓实至名归。

首先，鸡蛋换钱方便。经济学告诉我们，流通交换的发达是推动商品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兑换不方便的时代，农民养鸡下蛋，基本上被吃掉了。我家隔壁施大爷说，他解放前打短工，农忙季节，雇主每天早上要给煮三个糖水蛋，否则不下田。咋一听，我们这些解放后出生、过年才能吃上几只茶叶蛋的青年，还以为打短工的生活美好呢。殊不知那时连城镇的住户都养鸡，鸡蛋不好卖，短工们才有缘享此口福。

这一状况，到三年困难时期后有了根本改变。六十年代初，传说苏联逼我们还债，鸡蛋是他们乐意要的物品，所以国家加大了收购力度，此说也不知真假？但六十年代供销社专门成立了收购鸡蛋的机构，是千真万确的。青阳县供销社在县城北门街专门开辟了门市部，收购鸡蛋，人们称为“蛋行”。供销社的触角伸展到各生产大队，各生产大队代销店同步开展收蛋。

供销社的下乡货郎担，更是将鸡蛋换商品的业务直接送到农民家门口。这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农民只要家中有蛋，随时可以变成现金，不再像过去，要提着篮子到城镇去卖，费工费力。那个时期，鸡下蛋等于下钱，鸡蛋简直成了另一种等价物。其时，农村中若有农户急用钱，一时又没有借到现金，往往转而借鸡蛋。这是其它养殖或副业办不到的。

其次，经济比较优势明显。养鸡投入成本小，收益大。那个时代养鸡，农户一般只在早晨放笼时喂一次食。喂的不是谷物，谷物没有用来喂鸡的。上等饲料是头天煮饭舀出的米汤，留下第二天早上拌以稻糠；二等饲料是头天的剩菜拌以稻糠；三等饲料就给一些菜帮菜叶子；然后让鸡整天在外找食。

农村有句俗语，叫“鸡抓命”，喻人为养活自己一生辛苦劳动；鸡亦如是，基本靠自己找食养活自己。出家找食的鸡，叫“打野”；会打野的鸡，能跑到一里外找食。谁家的鸡群打野远，会受到别人家称赞羡慕。现在人们推崇吃散养土鸡蛋，广告说散养鸡吃青草和虫子，现在的散养，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养鸡带给农民的收入很可观。以一只母鸡算，如果喂食好又会打野，一年能下约一百五十枚蛋；如果喂食跟不上，又不大会打野，约下一百二十枚蛋。一枚蛋均重超过一两，折算下来一只母鸡一年能下十三至十七斤蛋。当时鸡蛋收购价高，基本与凭票供应的猪肉同价，每斤零点七元，因此一只鸡每年能给农户提供九到十二元收益。

比较一下农民在集体劳动一年也只有人均二十元的现金收入，城镇职工月拿三十几元工资的比比皆是，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一家农户若养有五六只母鸡，能基本解决油盐酱醋的日常用度；有十只以上，手头就活泛了。

再次，好养省心。养鸡在我国有久远的传统。春秋末期，老子著的《道德经》中，就有“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文句。数千年来，一代代身口相传，农户家家都是养鸡行家里手。养鸡所需条件简单，无论草房瓦房，在挨门处的内或外做个鸡笼，上面随便放个筐子，铺些草，鸡就能栖身下蛋。鸡出笼、找食、上窝下蛋，晚上回家，母鸡孵小鸡，都由鸡前辈带着鸡后辈，或者由天性使然，不要人调教训练。

鸡也不需要阉割，农户每年孵一至二窝小鸡，等到鸡苗长到斤把重，仔公鸡将鸣未鸣，仔母鸡还未开窠生蛋之际，会进行一次挑选剔除，留下作种鸡的仔公鸡和替换已过下蛋旺期老母鸡的仔母鸡，其余或卖或杀，全部处理。不像养猪，公猪母猪都要阉割，此活技术性强，农户自己做不了，要花钱请专业人员做。

土仔公鸡仔母鸡肉质特别鲜嫩，佐以新收的蒜瓣加少许糖烧炒，味道极佳。条件好的农户，一般每年会给家中主要成员单独烧炒一只解馋。家庭条件较差的，拿到市场去卖，又可以得一笔钱。

最难的防疫问题，由于青阳属于半山半丘陵区，大村庄少，农户住居分散，对疫情有一定阻断作用，所以每年春夏虽有散发出现，但危害都不特别大。尤为奇怪的是，就像现在专家们说新冠疫情一样，鸡病毒也不会将鸡赶尽杀绝，虽然每年难免因疫情会死一些鸡，但总会有很大一部分活下来。农民见惯了也就无所谓，死了鸡，想法补上，热情不减，鸡照养，蛋照下。

真正对养鸡构成威胁，能挑战养鸡地位的是养猪。“穷不离书、富不离猪”，“养猪不挣钱，赚个粪肥田”。那些年种粮种经济作物，主要施农家肥，养猪是农家肥的主要来源，农民深明此理。六七十年代，政府也大力提倡养猪，宣传力度很大。农村户外墙壁上，常见绘有这样的宣传画：一口大肥猪，后面积了一大堆粪肥，再后面是一个高高的粮囤，寓意猪多、肥多、粮多。为保证城市肉食供应，国家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发生猪派购任务，与交统购粮一样，是一项硬指标。完不成，不仅社队干部要受批评，也不批准农民过年自家杀猪。

尽管养猪受到特别重视，但因为客观条件制约，许多农户还是弃养。其中最主要的，是饲料不够。猪吃的饲料多，每天需三斤以上稻糠。也正因为吃得多，拉的粪肥才多。

前面说过，农民那时每年从集体分得的稻谷在三百五十斤到四百斤，每月不到三十斤或略超一点。每百斤稻谷出米率在七十斤，余下稻糠三十斤。以五口之家计算，每月约一百五十斤稻谷，加工后得稻糠约四十五斤，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头猪。更何况稻糠也是鸡饲料的主要来源，全喂了猪，就不能养鸡了。

五口之家尚且如此，比五口之家人口少的，养猪就更难了。因此那些年，农户养猪没有不加喂青饲料的。吃不了的蔬菜，许多水生植物和野菜、以及某些树叶都可用作青饲料。采集青饲料，叫“打猪草”。打猪草是农村孩子和妇女一项重要任务。

我的许多小伙伴读初小后即退学，在家都挑起了打猪草重担。安徽黄梅戏有一著名小剧目，就叫《打猪草》。但青饲料只在春夏秋三季有，“霜打百草枯”，到冬季就采集不到了，而冬季往往又是养猪育肥季。此季，只好动用南瓜、红薯、萝卜菜等人的食源，造成人猪争食。实在喂不下去，农户只能提前或卖或杀。

此外，养猪时间长，一年才能出槽。在漫长的一年中，农民只有投入没有收入，很多人家需要有日用开支，等不得。尤其是那些超支户，年终从生产队进不到一分钱，平时在生产队也预支不到钱，日常用度迫在眉睫，人口再多也要首先选择养鸡，有余力才养猪。

受此限制，因此养猪户远远低于养鸡户。如果说农户百分之百家家养鸡，养猪户可能不到百分之五十；至于一户养二头及以上的，更是少之又少。

03

鸡屁股银行支撑着那时农户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大半壁江山，由此演绎出的悲喜故事，很多很多。

我认识张平安，是在朱备公社一次开到生产队长一级的三干会上。会议开始前，一群大队生产队干部，围着一位约四十岁、中等个子，身材墩实的男子说笑取闹。有的说：“快老实交代，是不是被相好的抓的？”有的说：“你作什么鬼，画符画到脸上？”原来，男子脸上有两道明显抓痕。男子很尴尬，讪笑着不言语。

中午吃饭时，听他解释说，最近早稻快熟，到了雨季，队里下雨天不出工。昨天他想将家中十几个鸡蛋拿到代销店换些纸作画，老婆不同意，说夏天来了，她特攒下些鸡蛋，要换钱给孩子买布做兜肚。两人拉拉扯扯，一不小心，鸡蛋掉在地上全碎了。他一时气急，顺手一巴掌拍了过去，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老婆又哭又闹，抓痕是老婆留下的。大家听了，不再说笑，纷纷安慰劝解。

不用询问，我已大致猜出，此男子可能就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农民画作者张平安。经向同桌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杨贤禄求证，果然没有错。

张平安家居朱备公社，1975年，青阳县文化部门曾办过一期农民画创作培训班，张平安以其较好的功底崭露头角。那些年讲究扶植新生事物，农民画创作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新生事物，在小县城关注度很高，张平安因此有些名声。

后来，我与张平安还见过多次，但仅限于简单地相互问好，未曾深交深谈。他的较多较细情况，我是听与他同生产大队的复员军人李喜子说的。

原来，张平安画画，有家学渊源。其祖父读过多年私塾，笔墨字画上造诣颇深，是远近闻名的文人。也许是传承了祖父的文化基因，张平安从小就喜欢画画，常用石块树枝在地上练习。成家后，有了一定经济支配权，开始买纸笔练习。因家中鸡屁股银行收入不宽裕，这笔负担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常常引发家庭矛盾。为此，他下狠心戒掉了抽烟，以戒烟换得了家人的谅解。

1979年后，万里在安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迎来了改革高潮。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民重新获得了劳动自由，张平安以其多才多艺、吃苦能干，家庭经济条件迅速改善，作画费用不再依赖鸡屁股银行，创作也渐臻成熟，步入佳境。1983年的《山村养鱼》，入选全国农民画展，获文化部三等奖。

后来，我离开了青阳。最近见到张平安，是几年前看中央电视台的地方采风节目，偶然看到青阳县的，其中有一分多钟采访张平安。现在的张平安，已然满头白发，在一张大画桌前，手握画笔，气定神闲，意走笔端，正在描绘他心中农村的真善美。张平安已经走出小山村很远。本世纪二十年代，青阳县人均存款达五万元，在安徽县级排名第一。已经过上了富裕生活的张平安，想必不会忘记画画路上鸡屁股银行曾经的托举吧。

与张平安的成才不可类比，我被推荐上大学，与鸡屁股银行也有直接间接关系。

我家所在的生产大队，虽离县城近，但那些年孩子上学率并不高。一些孩子因学习成绩不理想，更多孩子是为了帮助家庭增加收入，在初小阶段就纷纷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砍柴、带弟妹、打猪草，洗衣做饭。六十年代，上中学的只有三男三女。其中两男一女若念下去，当是高中老三届；两女一男属于初中老三届。我恭列初中六八届，另二位女生，一位与我同一班，另一位属初中六七届。

那时，农村孩子上中学，都住校，花费比上小学大多了。我家劳力强，在生产队是数一数二的进款户；母亲还常年养有八九只老母鸡，家中常能听到母鸡下蛋发出的“咯咯”声。尽管如此，为交生活费和买学习用品，也经常发生困难。

有一次，我回家要钱，家中没有，母亲找队长申请预支两元，生产队也没有。后来母亲东借西借，连同家中积存的，凑了三十枚鸡蛋，装在一个布袋里，让我带去县城蛋行卖，才解决了困难。

而另外两位男生，就没有我那么幸运了，他们两家都是超支户，鸡屁股银行也没有做大做强。与我同一生产队的男生，家中四口人，母亲常年生病，姐姐出嫁后，父亲要照顾生病的妻子，又要负担家务，还要天天出工挣工分，家中几只鸡下的蛋，连买药的钱都不够，负担读中学，实在力不从心。在初二下学期期中，父亲步行四十多里，到九华中学将儿子的被条日用品捆扎挑回家，不让再念。

另一位男生，与我队男生是小学同学，上青阳中学，父亲劳力不强，兄弟姐妹多，为筹费用，父母常常四处借钱，四处碰壁，见我队男生不上学了，初三开学时也未再注册。

比他俩低一届的女生，家庭条件可以，父亲是县农业部门的干部，但所上新建木镇中学，条件简陋，到初二时，父亲给她在相邻大队找了代课教师工作，也退了学。1970年，三位都相继结婚成家。

由此，1972年公社分配我大队一名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时，符合条件的，只有我们三位回乡初中生和下放知青。1972年时，我大队共接受了三批下放知青，第一批1969年初，来自合肥；1971、1972年两批均来自上海。因插队未满二年，上海知青没有被推荐资格。因此摸底推荐时，我队推荐了我，接受合肥知青的六队推荐了陈伟。也许是想等招工，不愿再读书吧，另两位女同学所在的队没有推荐他们。得益于从1969年开始，我在大队碾米厂当了一年多师傅，广泛接触社员，与农民关系好，最终全大队推荐时，我以绝对优势胜出。

我现在常想，人生命运真是难以捉摸。假若我大队三位学长没有中途退学，假若我未在大队碾米厂工作，那次推荐很可能就没有我的份。我上大学不仅有鸡屁股银行的正面发力，也有鸡屁股银行的暗中助力。

家乡农民拿鸡屁股银行调侃，实际上心中是深爱鸡屁股银行的，生活上更是离不了鸡屁股银行的。但在那特殊岁月，鸡屁股银行只是主体的集体经济之外的被“允许”，发挥的作用与积极意义，从来没有被正面肯定过。相反，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农民被要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养鸡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要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那些年，鸡是养了，但农民心里很不踏实，养鸡多的户更是战战兢兢，生怕什么时候一顶“落后分子”的帽子戴到头上。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改革开放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新时代，在我国，焕发出最大能量与积极性的是农民群体，经济状况改善最大的也是这个群体。今天，鸡屁股银行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我的记述，不是要为已经烟消云散的过去唱挽歌，而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时代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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