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巴蜀第一街：
成都春熙路史话
春熙路北段路口的招牌及浮雕
多年不去春熙路了。步入花甲之年后，常回忆起过往的流年岁月，儿时在那条路上遛弯的青涩与懵懂，留在记忆深处，犹如万花筒似的变幻，至今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因而对那里时下弥漫的奢靡气氛不感兴趣，似乎显得生分，与时尚脱节，或许真是落伍了。听说那里变化甚大，早年沿街的大部分店铺都已换过几拨主人，老东家不知去向，让位于商贾大亨，不少专业店铺变成卖杂货的，或被时尚品牌占领，栉次鳞比，五光十色，倘佯其中，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你的感官与视角，再也看不到那些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店铺，那些曾经有过的书香人文景观，如今只能作壁上观，隔空打望，空留下无尽的叹息。如今国内各地都在争相打造自己的商业街和文化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例如北京西单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淮海路，昆明的正义路南屏街，那么成都应首推春熙路了。这条以“路”命名的老成都街道，已有近百年历史。早在晚清年间，曾是“臬台衙门”，蜀地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几条小巷蜿蜒曲折，横亘在那一带，距离那里不远处，科甲巷旁，还有一座百年藏书楼，名叫贲园，大隐于市，就藏在昔日省图书馆老楼后面，与春熙路东仅一箭之遥。
贲园里的老成都百年藏书楼
据当年省图职工宿舍的老住户，画家张自启兄说起，那藏书楼还在，只是不对外开放，被一把将军锁挂在铁门上。那里曾是臬台衙门大院旁一个有故事的所在，抗战时期张大千寓居成都时就住在这个园子里。关于贲园的来历，源自清朝雍正年间，岳钟琪将军在成都建了宅第“景勋楼”。之后，主政四川的官员吴连生、骆秉章、祥文澜、恒容齐等都曾入住该楼。清末民初，严雁峰、严谷荪父子买下景勋楼，历经十年建成贲园和贲园书库。早在民国初期，臬台衙门开始式微，逐渐沦为废墟。时光流逝，到了1924年，成都府上有一位父母官，名叫王缵绪，时任市政督办兼第一师师长，他的官位相当于如今的市长或武警总司令。顶头上司是杨森，北洋政府时期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督军，据说他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倡议，推行新政，筹建各种基础设施，其中修马路即是他的新政之一，王缵绪则是具体的实施者，按照如今的市井话语，叫做“包工头”。时任成都市政督办的王缵绪
当年，从走马街和东大街去劝业场没有车道，如果要去，需经过羊肠小道般的巷子步行穿越，交通实在不方便。王缵绪体察民情，下令将按察司署衙门和巷子里私建店铺全部拆除，把东大街拓宽成马路，再在东大街到劝业场（今商业场）之间修建一条南北向大马路。坊间有几本介绍成都街巷的书籍，内文均述及当年四川军阀杨森主导了春熙路的修建，然而老成都的文献档案里没有文字记载，不知此说从何而来？其实就在那年5月份，工程尚未开工，吴佩孚遇到大麻烦。那一年直奉第二次战争之后，直系倒台，吴佩孚下野，杨森失去了在北洋政府里的靠山，在与刘湘的军阀争斗中，溃不成军，旋即被刘湘挤出四川，去了汉口寻找出路，当时他已自顾不暇，与春熙路的整个施工过程无关。关于这一史实，前些年我借回国省亲问学之机，多次到省市档案馆和图书馆文献室借阅并查看原始记录，特别留意1924年的文字，确实不见述及杨森指挥春熙路的筑路工程，倒是当年王缵绪和他的属下大小官员亲临现场，每天指导拆迁修路的日志还不少，可以佐证当年王氏班子的亲力亲为，留存史册。至于后来为何误导误读，以讹传讹，略去王缵绪，把春熙路的筑路政绩全记在杨森头上，巴蜀春秋，龙门阵大，说来话长。目前依据史料，至少可以厘清这一史实，就是为了打通东大街与劝业场之间的连接，成都市政督办王缵绪是有功劳的。在他的主持下，任命孙少荆为提调，负责具体事务，同年5月动工，不期进展神速，到了1926年，一条宽敞明亮的大街出现了，路宽9米，人行道宽2米，连接东大街和劝业场两个商业区，与走马街形成一条南北直线，被称“蜀中第一街”。彼时有人建议取名“森威路”，杨森已败走麦城，日子正不好过，成都官府不认同，遂请前清举人江子虞先生命名，江氏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果然出手不凡，为这一新街道取名为春熙路。“春熙”之意，取自老子《道德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典故，以描述这里商业繁华、百姓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景象。当时可谓一锤定音，众人称道，足见这一惠民工程受欢迎的程度。春熙路建成之后，王缵绪再接再厉，作为成都市政建设“操盘手”，在春熙路上广纳商号，还在少城公园内打造了成都通俗教育馆，聘请巴蜀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为首任馆长，积善积德，免费为市民普及科教与商业知识，一时传为佳话。
春熙路的早期影像
那年月，四川民众通过自发集资捐助，还为王缵绪在少城公园内树立一座石碑，碑文上记载了王缵绪的川中善举。但不幸的是，在文革时期被毁。另据成都档案馆文献记载：“1926年，王缵绪首创我国成渝公路通车纪录。由王缵绪督办集款20万，发放占用田户临时股票，先是修筑武陵井至银山镇路段，后修资中至资阳碑记沟路段，全长60公里，宽5米的泥碎石公路。”由此看来，王缵绪除了军人身份外，还是一位实干家，在兼任四川禁烟总督期间，为扫清烟土、禁止鸦片，做出了贡献，被广大军民称之为“四川林则徐”。回望历史，春熙路肇始于商贾，发命于官府，完成于军阀时期。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已陷于风雨飘摇中。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倡议的“新政”最终被朝廷采纳。“新政”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效仿西方和日本的“维新之路”，劝业搞活经济。当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西洋与东洋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因此1908年，四川劝业道台周善培筹股集资4万两白银，历时8个月，在总府街至华兴街之间建成了一个商贸交易中心，初名为“劝工场”，后因全国统一场名，改为“劝业场”。当时，成都劝业场与天津劝业场、北京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一道，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五大劝业场。
民国时期春熙路北段路口外的劝业场影像
由此可见，春熙路的建造与当初的劝业场日益兴隆息息相关。彼时春熙路还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死胡同”，通往清代的成都按察使衙门。民国以后，衙门被废弃，这条深巷里逐渐入住了棚户人家及小店铺，形成了一个治安不佳的杂乱集市，拆迁工程遇到不少麻烦。本来规划将春熙路修成直线，但遇到最强“钉子户”，那就是当时的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他兼任法国领事馆翻译。在当时，有洋人撑腰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他做起“钉子户”，成都市政督办王缵绪拿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妥协，绕过“钉子户”，建成后的春熙路北段没有对接劝业场的场口，错开了一段路面。
当年郑少馥的拒拆却引起了另一边“凤祥银楼”老板俞凤岗的主动拆房之心。“凤祥银楼”就是如今“老凤祥”的位置，他跟郑老板不同，他是白手起家的商人，在商言商，提议将自己的凤祥楼拆为路口，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允许自己优先购置房产。俞老板后来不但一口气买下春熙路北端四分之三房产，打造自己地产大亨之梦，还在成都官府支持下，当选成都商会会长。如今的凤祥楼就坐落在中山广场附近，专卖金饰首饰，百年招牌，从未离位，历史变迁，沧海桑田，风光依然，被誉为锦城珠宝行第一店。不少老成都人会将它和老凤祥联系到一起。其实，它和老凤祥完全没有关系，凤祥楼是成都工艺美术的品牌，而老凤祥是上海老凤祥的品牌。民国时期春熙路中段的凤祥银楼旧影，1949年后被拆毁，在原址上修建了成都工艺美术商店
春熙街建成后，曾入驻知名商家有大光明美发厅，浙商宝成银楼、凤祥银楼、宝元通百货公司、亨达利钟表店、亨得利钟表店、廖广东刀剪店、宋锦武香烟店、华胜鞋家、大光明眼镜店、及时钟表眼镜公司、上海精益眼镜公司、聚福祥绸缎庄、达仁堂药店、德仁堂药店等。其众多商家在成都春熙路是最早使用霓虹灯做商店招牌。其中，最早使用扩音喇叭的商家是协和钟表行。春熙路上的茶旅餐饮业有耀华茶点室、漱泉茶楼、饮涛茶楼、益智茶楼、撷英餐厅、快活林餐馆、春熙大旅馆、五芳斋糕点店等。
作为读书人，我最心仪的是那年月春熙路上的书店，曾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东亚图书公司、广益书局，以及专门售卖地图与地球仪的亚新地学社，文墨书香之浓厚，乃是民国四川文教出版业的一个高光时期。而在今天中山广场的位置，也就是春熙路东南西北四段的交会之处，都还保留着两幢独立的三层楼房。南边的一幢在民国时期曾是中华书局和四明银行，北边的一幢在民国时期是广益书局和茂昌眼镜行。当年春熙路黄金口岸的四家经营实体竟然有一半是书店，重商亦重文的风尚，如今再也看不到了。这些书局入驻春熙路与王缵绪有关，作为市政督办，他倡导把成都春熙路打造成一条蜀中文化街，成都档案里记载，孙中山先生铜像的建造就是他拍板确定的。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王督办提出树立孙中山先生铜像作为永世纪念。他让美术家江小鹣设计一尊身着中山装，一手持手杖的立式铜像，碑座前刻有总理遗嘱，四方刻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八个大字，由四川造币厂负责铸造。1928年初，孙中山先生铜像落成。
时光流转，到了1943年，国军佘中英少将任成都市长时，认为铜像有些失真，特请名雕塑家刘开渠重塑了一尊，今天花园处的那尊孙中山坐像，就是刘开渠的杰作。他所塑造的孙中山先生身着马褂，手握《建国大纲》，凝神深思地端坐在雕刻有梅花装饰的太师椅上。太师椅下方有三级基座，象征孙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1945年竣工，将原有孙中山先生立式铜像换成了孙中山先生坐像，至今位于中山广场之中，1981年被列入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我还记得，孙中山铜像下曾有一个露天花店，常年摆摊，掩映在两株华盖灌顶的银杏树下，每逢夏季来临，十三太保插满了一圈竹篓，雷雨之后，湿淋淋的，格外鲜艳夺目，常令我在花店前驻足观赏良久。那种花卉其实就是一种川西平原上常见的唐菖蒲，如今我依然习惯称她的俗名“十三太保”，儿时的记忆，来得更为亲切，她有黄色、红色、粉色等颜色，开花时节令人赏心悦目。唐菖蒲的花语有很多，常见的有福禄、富贵、长寿、康宁、思念、爱情、节节高升等寓意，很适合送给老师，乃尊师之花。上世纪60年代“文革”浩劫开始后，成都的大街小巷充满了“破四旧”的红卫兵打砸抢景象，春熙路也未逃脱厄运，被改为“反帝路”，街道两边的店铺几乎被大字报贴满，铺天盖地，由于其在成都的特殊地位，这里成为了成都两大派红卫兵争夺地盘的主要地点，含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店名都被改换，“张鸭子”被改为“支农饭店”，“夫妻肺片”被改为“创新饮食部”，“新上海照相馆”被改为“红卫相馆”，“赖汤元”被改为“成都汤元”等，这一情形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正本清源。记得孙中山铜像左侧是古籍书店，店名匾额由蜀中著名书法家刘东父先生题写。那里曾是无数读书人和文史研究者的圣地。文革期间已不卖古籍，店里摆满了“红宝书”，以及八个样板戏的单行本，以及当年走红的作家浩然写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本书曾在文革时期“一花独放”，浩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成了众矢之的，被贬回河北老家才得以消停。1980年代，春熙路成都古籍书店旧影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60-70年代，距离东大街不远的春熙路南段，靠左边有一家体育用品商店，那里经营的种类很多，乐器类有笛子，口琴，二胡之类，最受我辈青睐，常去光顾。最便宜的笛子，八分钱一支，再花两分钱买一小包笛膜，就可以学习演奏了。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咬咬牙花大约两块钱可买一支口琴，吹出美妙的旋律，把玩不尽，快乐好一阵子。那里还有卖冲印照片的感光相纸，显影粉和定影粉，一角钱可买一包，回家在暗室里冲洗照片，看着自己亲手放大冲洗出的黑白照片，那种快乐指数与成就感，如今已永远找不回来了。民国年间，春熙路建成后是一条长约两千米的街道，来自北京、浙江、广东以及四川本地的商人各自经营着各种商店、书报馆、银楼、百货公司。狭窄陈旧的木楼一栋接一栋，最高峰的时候，史料记载曾汇聚过21个行业，800余家商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锦华馆，据传乃是古时蜀綉刺线交易所，位于春熙路和正科甲巷之间的一条甬道里，如今已打造成仿古休闲街，长约百余米，用青砖砌成的墙面和地面，又是西洋彩绘玻璃的拱券式窗户，洋溢着浓郁的20世纪初民国建筑风格。坐在沿街的咖啡馆里小憩片刻，尚可细细品味这繁华街市曾有过的民国风情。
在春熙路锦华馆甬道里，还有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史料记载，这是一个各国青年会组成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44年由英国人乔治·威廉姆斯创立于伦敦，本着基督精神服务社会的国际性组织。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0年，当时借文庙西街美以美会的房屋为会所。1923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为本会在北美募得五万美金，在科甲巷扩建改造西式会所，并沿用至今。民国年间，华西协合大学的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后来还有美英等国的传教士，与这个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交流不少，留下了许多镜像，即是历史篇章的真实记录。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开办学校，提倡体育、德育、科学，并开展多项事工活动和科普讲座，为当时成都普及科学知识、引进体育项目之先驱，推动了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服务活动。听成都老人讲，抗战期间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与抗日运动，曾受到周恩来，张澜，郭沫若等人好评，辑录于此，以表敬意。春熙路上还有一家成都百年老店，名叫亨得利，作为春熙路的百年老店，始建于1872年，一直是老成都人购买钟表的不二之选。胡开文文化音体商场，1926年便在春熙路北段口专营文房四宝。笔者在少儿时代习字毛笔，字帖及墨砚就是从那里买到手的，印象深刻。精益眼镜店更是不少成都人第一次配眼镜的地方，经济适用。1936年成立的三益宫，更是成都人听戏的好去处。春熙路作为百年老街，可谓是伴随成都人长大，而这些店铺更是承载着成都人满满的记忆。话说回来，1937年，春熙路的开创人王缵绪与其次子王泽浚领军出川抗战，在长江下游与日本侵略者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涯，打过许多恶战和会战，著名的有湖北石牌会战，将日寇成功阻挡在长江夔门之外，保卫了战时四川大后方的平安，1945年父子俩荣获民国政府最高军事部授予的抗战胜利勋章。前些年笔者从加拿大飞往台湾，到台北国史馆查阅过民国档案，有文字记载，称王缵绪是坚守大陆四川阵地的最后一位最高权力的高级将领。1949年底，王缵绪身兼四川省军政府主席和成都城防总司令，为保全四川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和七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涂炭，在成都由他亲自出面，招集各界人士，向全川宣布“四川和平解放”，打开城门，迎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部队入城。今以民族情义而论，王缵绪应是成都和平易帜的不二功臣。
中共建政后，曾授予他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等头衔，王缵绪概不接受，拒绝参加任何会议，大隐于市，在成都度过了几年平和的日子。1957年11月，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特批，发给赴港通行证，在与家人前往香港就医途中，不期在罗湖桥口岸被抓捕，以“投敌叛国罪”押送回川，关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三年，内定关押至死，并指令媒体不得报道他的任何信息，从此王缵绪人间蒸发。1960年11月，王缵绪以绝食抗争致死，享年75岁。他死后，现代中国的各种官方文本，包括一些志史，将他的名字彻底抹去，故而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才开始有些松动。
其次子王泽浚，也是抗日名将，国军第44军军长，中将军衔，在1948年淮海战役中被俘，1949年后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死于1974年，距离全部特赦国民党将军只差一年。死后被埋到抚顺远郊的荒地里，其家人的回忆录说，如今连遗骸都无处可寻。王家父子俩的人生悲剧在于：不从“招安”，效忠民国，他们有川人的血性，赍志以殁，难怪前些年台湾马英九还为王泽浚颁发了“中华民国抗战纪念章证明书”，追忆其在抗战时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
王缵绪的嫡孙王复加，1949年后在北京曾任人民出版社编辑，是正宗的文化人，不期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一蹶不振，家道中落。膝下两个女儿为避灾祸，从此隐姓埋名，改随母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如今都已退休多年。她们姐妹二人是王缵绪家族的嫡系第四代，妹妹郑纪，笔者的好友，在北京新华社任职四十余年，资深主任记者，多年来为曾祖父和祖父鸣冤无果，一言难尽。如今成都人民公园附近，金河宾馆旁，有一座将军楼，其主人就是她们的曾祖父和祖父，抗日将领王缵绪和王泽浚。如果那座将军楼还能归还旧主，她们姐妹二人应是这份历史遗产的正宗继承人。
笔者在2017年写过一篇历史散文，题目是“老成都留下的一座将军楼”，还原历史真相，曾在海内外广传，后来不久听说那座将军楼已被围了起来，开始修缮，几年过去了，如今已修旧如旧，对外展览，可圈可点，但不知如何向世人解释，将军楼的主人，将军楼里四代人所经历的悲壮与屈辱一生，纵有情天恨海，如今都已化作一抔黄土，随风消散，正所谓“往事一杯酒，都付笑谈中。”春熙路的故事讲不完，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