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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丨高宽众：递上国内处长名片，我被餐馆老板嘲笑了
作者简历
留学记③
阿肯色景色，1994年，费耶特维尔市，阿肯色州
第七章
阿肯色
说起阿肯色，大家可能就想到克林顿。
没错儿，克林顿就是阿肯色人。1973年，他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即携希拉里来到阿肯色大学法学院任教。我去法学院读书时，走廊的墙上还挂有克林顿老师的画像。
但美国人务实，并不挟名人自重，从未听法学院以此来炫耀。实际上，阿肯色州的名人很多，比如二战时期美军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就出生于阿肯色州小石城。
阿肯色州在美国的位置图
阿肯色州（State of Arkansas），属于美国南部，面积137,539平方公里，差不多与咱们的吉林省一样大，但人口只有293万（2011年），是吉林人口的十分之一，首府是小石城。
有人说，阿肯色是美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其实不然。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资本自由流动，城乡差别很小。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州，全球500强企业就有好几家。全球商业巨头沃尔玛，农业巨头泰森，物流企业巨头JB亨特（J.B. Hunt）都在阿肯色大学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
阿肯色属温带气候，四季分明，降雨充沛，森林茂密，河湖众多，多次被评为全美最宜居的地方。
我在沃尔玛总部的博物馆留影，1995年11月25日，本顿维尔（Bentville），阿肯色州
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简称：“U of A”或“UARK”或“UA”，1871年创立，主校区位于阿肯色西北角的费耶特维尔市(Fayetteville)，另有位于小石城等地的分校。她是阿肯色的州立公办大学，也是全州最大、最好的大学。学校的吉祥物为一头奔跑的“野猪”：Razorback。
这里要说一下，美国各个大学有各个大学的风格和文化，学校的吉祥物就是一个大学独特的文化标志。1994年，阿肯色大学篮球队取得全美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半夜了，全校学生在校园里呼喊着“Razorback ”（“野猪”），在校园里大游行。
阿肯色大学的学生们为“野猪队”喊加油
由于他们的带动，校园周围的居民也爱上了“Razorback ”（“野猪”）。一有篮球赛，全城喜气洋洋，大家拥入体育场，人山人海，有节奏的呼喊“Go, hogs! ”(野猪队，加油)，蔚为壮观。我现在还保留了一个印有“Razorback ”（“野猪”）的汽车牌子。
我保留的纪念品：印有“Razorback ”（“野猪”）的汽车牌子
有意思的是，北卡罗来纳州也有一个城市叫费耶特维尔市(Fayetteville)，我们曾有中国留学生跑到那里去报到，结果一看错了。
阿肯色还有一所大学就叫“阿肯色州立大学”（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简称“ASU”“A-State”，但她在另外一个城市琼斯博格（Jonesboro），与阿肯色大学完全是两个学校。
美国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统计，2018年，美国共有各类高校6,502所。根据我国教育部发布的通告称，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05所。他们比我们多出3,000多所。
他们的这些州立公办大学，是根据十九世纪联邦政府的《土地拨赠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 创立的。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给合乎条件的州拨地121平方公里（30,000亩）。这些土地或者是将这些土地出售后的资金，必须用来建设以传授农业和机械知识为主的大学。所以，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各个州的州立大学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随便拎出一个学校，都是一八几几年设立的。
我刚从德雷克大学这样小型的私立学校到阿肯色大学，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大，真是太大了。阿肯色大学主校区（不算分校，本文涉及的文字和图片，均指阿肯色大学主校区）占地718英亩，相当于咱们的4,358亩，学生两万多。校园内竟然有学校自己的公交车，而且好几条线。
阿肯色大学在美国综合大学排行榜上130名左右，但她有几个专业，比如农业，排名很靠前。
但大归大，毕竟是普及型公立大学，经费有限。我一进阿肯色大学法学院，感到他们的校舍比德雷克法学院差多了，学生很多，但老师们冷冰冰的，哪有德雷克法学院那样亲密的师生关系。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外观，1998年1月22日，我重返学校时拍摄
1994年1月3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傍晚时分，我安全抵达阿肯色大学所在地费耶特维尔市。
费耶特维尔虽然算阿肯色的第三大城市，但只有五六万人（2006年人口67,158人），而阿肯色大学的师生就占了2万多，名副其实的大学城。费耶特维尔周围没有大城市，离小石城有300多公里。如此偏僻的地方办学，他们真有一套吸引人才的办法。
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这里指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比德雷克大学多多了，有自己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里暂且称为“学生会”。
“学生会”派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开车来车站，把我连人带行李接上，拉到我事先托他们预定的宿舍：“白宫”。刚开始我不知道中国留学生们为何叫它“白宫”，只知道这是校园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宿舍，房租（含水电费、家具等等一切设施），每月100美元，按照当时的美元与人民币1：8.3的汇率，折合人民币830元。所以，我就选了它。
宿舍是一座带尖顶的美式二层小楼，纯木质结构，外面漆成白色，远远望去，还很漂亮。就因为是白色小楼，所以大家才戏称其为“白宫”。
我在“白宫”门前，1994年2月10日，费耶特维尔，阿肯色州
我们这个假“白宫”，门前立个小牌子，右手刻着十字架，左手四行英文：
按字面意思就是：“浸礼教徒学院牧师 学生中心”。
1994年12月，我们全家开车去了华盛顿，参观了真正的白宫，两个白宫真是云泥之别。
1994年12月28日，我们一家参观了真白宫，儿子在白宫外留影，华盛顿
我住进去的时候，“白宫”已经住满了中国留学生，大概有十几位。所以，只能安排我住在顶楼的一个靠窗户的床位，大家公用厕所和厨房。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就我一人，室友都是其它系科的，咱们中国同胞与美国人的做派不同，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加之大家上课的时间也不一样，有的同学还通宵地外出打工挣钱（留学生持F-1签证，法律允许打工），大家打照面的机会也不多，感觉很冷漠。好在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室友，这是我在“白宫”住了两个月所交的唯一的一位朋友。
我（左）在“白宫”交的朋友（右），我们在阿肯色大学主楼前合影，1994年2月10日，阿肯色大学
“白宫”实际是浸礼教会的教产，年久失修，四面漏风，所以租金才如此低廉。我元月份入住，正是白雪皑皑的深冬，床边上的窗户安了一台只能制冷的窗式空调机，四周缝隙筷子一般粗，冷风呼呼往进灌，我把被子大衣全裹上，半夜仍常常冻醒。
宿舍的卫生全由租客自己打扫，这些大老爷们一个个忙得要死，根本顾不上打扫。所以，一楼的公用厨房脏的一塌糊涂。卫生一差，引来了蟑螂。我在干旱寒冷的陕北窑洞长大，从未见过蟑螂，现在到处是指甲盖大小的蟑螂乱跑，真是苦不堪言。
蟑螂真是“打不死的小强”，怎么打也打不完，甚至越来越多。有一位朋友回忆：我刚住那里的时候，睡了几天地板，到处是蟑螂，睡觉时往身上爬。
阿肯色的春天来得早。二月底，“白宫”背后的院子就开始出现各种野生动物。有一次，我端着饭碗到院子吃饭，几只像火鸡一样大的野鸟，悠闲自在地来到院子觅食，全然不顾我在它们旁边吃饭，一片诗情画意。这是“白宫”留给我唯一的美好印象。
费耶特维尔是座小城，公共交通极不方便。我爱人和孩子3月份要从北京过来与我团聚，一家人没车会很不方便。美国的车尤其是二手车，非常便宜，我在得梅因已经考取了驾照，所以决定买辆车。
但没有钱，只能买最便宜的车。翻了一通广告，终于看到一辆最便宜的二手车：雪弗兰，400美元，折合人民币：3,300元。当时我在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从非洲的尼日利亚来的黑人，是黑的发亮那种黑人，原来在尼日利亚开出租。他的名字很有趣，叫“星期五”(Friday)。“星期五”极开朗，和我关系很好。1994年3月初，他开车带上我，按广告提供的地址，在山里转了半天，终于在一座山脚下找到了一座孤零零的破房子。
我和“星期五”敲开门，出来一位白人老妇。我们拿着广告给她看，说想看看她的车。她把车子的登记材料给我们一看，是一辆1976年出产的美国雪弗兰牌车（Chevrolet）。我心想，这特么是文化革命时期的车呀。
老太太领着我们到后院，扒拉开一堆柴草，露出了一辆咖啡色老车。我们打开车门，仪表盘上方的台面上落了一层尘土，我用手指按了按，结果塑料老化过度，一按一个小坑。我给“星期五”说，这特么能开吗？他说，不忙，我试试。他从老太太手里要来钥匙，一打火，还真打着了！他说，这车能买。
我就把400美元现金交给老太太，她把钥匙和车的登记材料等交给我们。那时候，自动挡的车还很少，我开着手动的“雪弗兰”，跟着“星期五”的车就出山了。后来我请“星期五”到我家吃了一顿饺子，感谢他帮忙。
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一下就有了部长级待遇的感觉，老婆孩子又要到来，的确有点心花怒放。
常言道，乐极生悲。
1994年3月1日，我从“白宫”搬出，住进学校专为带家属的学生准备的宿舍楼，叫“卡尔斯公寓”（Carlse Terrace）。这是一群公寓楼组成的一个居民区，中间留出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绿地，供孩子们玩儿。
公寓旁边设有配套的停车场。我把“雪弗兰”停在停车场，一有空就开出去练练，春风习习，层林尽染，真是春风得意马蹄，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爱人和孩子定的是1994年3月7日到达费耶特维尔机场的机票。为了迎接她们的到来，我加快了练车的节奏。3月5日，费耶特维尔阳光明媚，非常暖和，我中午吃完饭，穿了一件T恤衫，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山里的公路上。看看开出很远了，路上车少，爬上了一段弓背型的公路，到了背尖开始下坡，我看到公路左侧有个拐进去的岔路口，我就想在这个岔路口左转掉头，回学校。
到底还是新手，左转掉头既没有看后视镜，也没有看左视镜，可能连左转弯灯也没打，方向盘向左一轮就左转。刚刚把车横在路中间，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尖叫一声，一辆从弓背背尖高速冲下来的吉普车没想到我突然横在路上，女司机向左打了一把方向盘就撞到我车的前保险杠上了。两辆车一起冲进左侧的路沟里。
万幸的是，路沟坡缓沟浅，而且底部较宽，两辆车都没翻，人也没有大碍。吉普车司机是一位白人姑娘，右手臂擦了一道红印。我一点儿没伤，但我的车前保险杠从车体裂开，呲牙咧嘴，只有右边一点挂在车体上。
车的前保险杠被撞的呲牙咧嘴，用一段铁蒺藜栓在车体上，1994年3月6日，阿肯色大学“卡尔斯公寓”停车场
1994年3月7日下了一场大雪，我把车上的雪扫了扫，阿肯色大学“卡尔斯公寓”停车场
我今天根据自己的回忆，画了两张那次车祸的示意图。这是我当时开车上坡的状态
这是我当时开车下坡左转被撞的状态
当地人很好。过路的几辆车马上停下，帮我们从车里撤出，并打电话报了警。不一会儿，警察开着警车就到了，看了现场，询问了当事人，记录了双方的身份和联系信息。
警察问我：你左转前打左转灯没有？
我答：打了。
警察：好吧，你现在上去打一下左转灯。
我上去打了几下左转灯，左转灯根本没亮。
警察让我把驾照、保险单拿出来。我说，今天天气太热，我只穿了一件T恤衫，驾照、保险单都在我的外套里，现在在我学校的宿舍里。
警察说：好嘛，你今天违反了三项法律：左转不打左转灯，无照，无保险单驾驶，我都一一记录在案了。然后开车就走了。
吉普车只是前保险杠有点小伤，人家又是四驱车，姑娘上车一给油，车子就从沟边的缓坡上上来了，扬长而去。现场就丢下我一个人。我的车还能打着，但动力不行，又是前驱，从沟里开不出来。那时没有手机，我只好下车，沿着公路往回走，没多远看到一家人。
我就敲门进去，给主人说：我出车祸了，想借电话给拖车公司把车拖出来。
主人说：警察应该给拖车公司打电话呀。
我说：警察已经走了。
主人很善良，他帮我查到拖车公司电话，并帮我打了电话。我回到现场，不一会儿，拖车就到了。小伙子下车看了看，直接上我的车，挂了低档，一轰油，他竟然把车从沟里开出来了。我是新手，这才知道挂低档，能增加汽车的动力。他说能开，不用拖，我付了点钱，他就开车走了。我在路边的草地上找了一段铁蒺藜，把裂出来的保险杠与车体绑起来，慢慢把车开回学校宿舍了。
3月10日，我找了一家费用较低的修车店，把车送过去修理。
第八章
读书
我在阿肯色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时的留影，1995年5月20日，阿肯色大学，费耶特维尔市，阿肯色州
我爱人与我同乡，1978年从陕北家乡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当工程师（“有色院”）。有色院很开明，同意我爱人停薪留职到美国陪读。
我给她们娘儿俩买的机票是，从北京起飞，到东京转机，然后直飞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机场，再从达拉斯飞费耶特维尔，预计1994年3月8日（美国中部时间）到达。但当她们娘儿俩到达拉斯时，遇上大雪，航空公司安排她们在机场宾馆住了一夜，3月9日才到费耶特维尔。
北京- 东京- 达拉斯 -费耶特维尔
我本来打算开自己的车去接夫人和儿子，但前两天把车撞坏了，只好求甘肃来的一位留学生开他的车，和我到机场接人。
儿子长大了，小学二年级，正在换牙，见到爸爸就跑着过来了。没想到我们一家三口在美国团聚了！
我租学校的“卡尔斯公寓”，两室一厅，带厕所，客厅兼厨房，总共有100多平米，月租280美元。门前还有一片绿地，成了孩子们疯玩儿的天堂。
过了两天，我带了一张学校的证明，带儿子走到“卡尔斯公寓”背后小山坡上的“贝茨小学”（Bates Elementary School），找到校长，说我是阿肯色大学的留学生，孩子想上学。校长看了证明，就报了名，分在二年级。我们没有户口，不是美国人，一分钱没掏，孩子如此顺利入学，出乎我的意料。
儿子七岁，没有任何英文基础，但孩子适应很快。上体育课，老师让孩子们在体育室赛跑。老师指着对面墙根儿说：“Run against the wall”（往对面墙根儿去）。我儿子不懂英文，但看老师指着墙，就知道“wall”是墙，很快就能与同学们交流了。
我儿子很快就与同学们打成一片，1994年3月18日，贝茨小学，费耶特维尔市，阿肯色州
我儿子二年级的毕业合影，他在第二排右二，1994年12月，贝茨小学，费耶特维尔市，阿肯色州
后来回国，有朋友说：你们怎么不在美国生个老二呢？的确，那里没有计划生育管，还能落个美国户口，但一家三口，开销已经很大了，夫人着急打工挣钱，我忙着读书，哪有心思要老二。
我爱人急着要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她的签证类型是“J-2”，陪读性质，根据法律可以打工。但她英文不行，我就带着她，就去中餐馆一家一家地问，看能不能找个工作，但人家都不要人。最后到当地最大的一家叫“上海菜”的中餐馆，我拿出国内印好的带有农业部立法处长头衔的名片，给人家递上去，人家两句话没说就把我们打发了。后来有中国留学生给我传言：“上海餐馆”的老板嘲笑我，说你处长算个屁，还值得拿名片。
连续几天找不到工作，我爱人在家急得流眼泪。好在不久，她的工作许可（“工卡”）办下来了，直接去校园附近的一家做食品汤料的工厂上了工，在自动生产线上把白条鸡抓起来挂在旋转的铁钩子上，反正在生产线上卖力气，不用什么英文。
离我们学校15公里处，有一家全球500强的大型肉鸡企业，叫泰森食品有限公司（Tyson Foods, Inc.），其工厂常年招工。这个泰森不是拳王泰森，随后我专章介绍。一个月后，我爱人就转到泰森公司的一家工厂打工，在生产线上做面饼（一种墨西哥餐用的面饼），劳动强度很大，但她抢着加班，因为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1.5倍。
我在“白宫”住时，可能因为卫生条件差，全身起了一片红疙瘩，奇痒难忍，晚上有时痒的睡不着。我花了50美元去校医院找医生看，开了一些药，吃了也没作用。我爱人从北京带了几种治疗皮炎的膏药，我开始一种一种地试用，最后发现“可的松”软膏管用，抹了一周，皮肤病神奇地消失了。
还是夫人好啊。
当时留学生去读学位，必须考“托福”（TOEFL），即针对外国人在美国大学读学位的英语水平考试。我年龄大了，在国内几次通不过这个考试，担心去阿肯色大学法学院读法律硕士学位（LL.M），人家要我的“托福”成绩怎么办？可能是路尼教授罩着，我去法学院入学，竟没有要“托福”成绩。
按我与法学院的约定，我修24个学分，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法学院免除我的全部学费，并以助教金的形式，每月给我600美元，我给法学院开一门选修课：“中国法律导论”。
我们那一届法律硕士研究生共有十位，尼日利亚一位，就是前文说到的黑人“星期五”，巴基斯坦一位，印度一位，中国一位，即我自己，其他六位都是美国人。年龄普遍大，大家很快都成了朋友。美国同学“凯斯”（Keith）和马克（Mark）还邀请我去与他们的家人团聚。
我听的第一课是彼德森教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法律问题”，我发现自己基本听不懂。原因是，第一，老师按美国学生英语水平讲课，速度很快；二是，美国的案例法的逻辑我根本不懂，很多词汇很偏僻。人家美国同学一堂课下来能做十几页的听课笔记，我连一页都做不满。而且课外阅读作业量大得惊人。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法官断官司无成文法可依，而是依据过去的判例裁决。为此，我多次单独请教路尼教授。最后，他给讲了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
1805年，阿肯色乡下一位猎人（甲）在森林中发现一只狐狸，开枪，狐狸受伤逃走。他和他的猎狗立即追踪。过了几小时，另一位猎人（乙）遇见了这只受伤的狐狸，一枪打死了它，背回家。后来，甲在法院起诉乙，索要狐狸。
法官根据当地的习惯和他自己的合理判断，认为：甲虽然打伤了狐狸，但并未“完全控制”它，乙打死了狐狸，并“完全控制”了它，所以，法官判决狐狸归乙所有。
此后法院再遇到此类案件，即按照1805年判决的“完全控制”规则来判决。这就是判例法。
1993年我在德雷克法学院听课，是进修性质，不考试，不拿学位，想听就听，想走就走，没有压力，玩儿似的。到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突然要读学位，考试，身份不同了，马上感到“亚历山大”。按照获取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助教金的条件，我全学年的考试成绩平均分必须在B（良好）以上，否则，助教金取消，学费也不免了。
我赶紧买了一部小录音机，每次上课坐在第一排，把录音机放在老师跟前，并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听课。下课后回家戴上耳机，一字一句反复听，补笔记，并完成课外阅读，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就这样跌跌撞撞，总算完成了第一学期的课程，考试也全部在B（优良）以上。
我当时听课用的小型录音机和盒式磁带，1994年，阿肯色大学
美国法学院的法律硕士是按照一年期来设计的，现在中国留学生年轻，英语好，基本一年可以完成，但三十年前我这样的大龄学生，英语不好，一年根本拿不下来。学业一半还没完成，但我一年的“访问学者”就到期了。我一咬牙，先辞掉农业部的处长职务，最后干脆辞去了公职，一心一意拿学位。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批准我辞职的文件，1995年9月26日
第二学期，我选的课有路尼教授的“美国水法”，农学院农经系威尔逊教授的“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路尼教授口齿伶俐，条理清晰，我不但能听懂，还能跟上他的思路，心想考试一定要拿个A（优秀），也给他争个脸。威尔逊教授的课也很好，他讲的经济学 “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对我帮助很大，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研究生课程期终考试，完全是开卷。教室里每个学生一个单人课桌，自己在进门的桌子上取一份试卷，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答卷。考试时间到了，自行离开，整个考试过程没有任何人监考，令人吃惊。
美国大学很注重诚信。学生考试作弊，一旦被发现，不但丢学籍，而且终生记录在案，找工作就业都受影响。大学的师德师风也很好，教授与女学生偷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职业道德问题。所以，无论在德雷克大学，还是阿肯色大学，我从没听到过男女师生间的绯闻。
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很顺利，特别是路尼教授的“水法”试卷，我觉得几乎是满分。不成想成绩一公布，几门课就“水法”的成绩最低：C+（比及格稍好）。这路尼教授，多少年的哥儿们，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真是铁面无私啊。“星期五”也考了个C，他嘟嘟囔囔说：他们歧视黑人。
我的研究生成绩单，A（优秀）成绩居多，阿肯色大学
最后要做学位论文，长度不得少于100页。彼德森教授做我的论文导师。当时他可能有六十来岁，白人。法学院教授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那时就配有电脑和电话。彼德森教授头发稀疏，但每次来办公室都梳得整整齐齐，西装革履，一派学者风范。他耐心地教我论文如何写，如何查案例，做脚注，打字用什么字型、字号，页面如何排版。
他说：论文每一段不要超过十行字，否则读者读起来很费劲。这个好习惯我保持至今。对我论文中大段引用他人的文章，他让我一定要与原作者联系，取得授权。他们注重著作权的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我写了160多页，1995年12月，阿肯色大学
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34页，1995年12月，阿肯色大学
我的法律硕士学位证书，1995年10月12日，阿肯色大学
这两年多的学习，虽然残酷，但后来发现受益终生。1995年10月12日，我取得了法律硕士学位。
感谢这些教授，感谢阿肯色大学！
1994年3月5日那场车祸后，事情并没有了结。
没多久，警察就寄来罚单：
罚单说：接到此单后15日内不付清，警察就会把案件移送到检察官，对我提起诉讼。
我一穷学生，600美元是个大数字。我们法学院有个专为学生实习开的律师事务所（英文叫：Legal Clinic），不收律师费。我拿着罚单就去法学院律师事务所找律师。一位年纪比我大好多的法学院高年级学生热情接待了我，他也留了一脸络腮胡子，原来是学音乐的。他叫：Don Balla（唐纳德·白莱），我们暂且称他“白律师”吧。他说：别怕，把案子交给我。
过了一个月，大概是4月份下旬，我就收到了华盛顿县法院的传票，上面赫然写道：华盛顿县诉高宽众(Washington County v. Gao Kuanzhong)。
美国不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他们的联邦和州是两层皮。他们的联邦政府可算是全国最高一级的政府，三权分立，有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及其各部，设在美国东部的华盛顿特区。
各个州也是三权分立，州有州议会，州最高法院，州长及其州政府各厅局，在州府所在地。然后是县（County），也有翻译成“郡”的。最后才是市，是居民自发成立的城市运营机构。所以，通俗的讲，他们的县比市大。他们的法院系统也是互不隶属的两个系统：联邦法院系统，州法院系统。
市 > 县 > 州 > 联邦
我们阿肯色大学所在的费耶特维尔市，坐落在华盛顿县境内，所以，我的案件就由华盛顿县法院管辖。美国以其国父命名的地方很多，首都是华盛顿，西边有华盛顿州，叫华盛顿的大学就有几个。我们这个县叫华盛顿县。
我拒绝缴纳罚款的案件类似我们中国的行政诉讼。由华盛顿县的检察官代表政府起诉高宽众。我在法学院律师事务所聘请的那位白律师去法院阅了卷，与检察官也做了沟通。5月份的一天，律师带我去县法院开庭。我说，我当时打过左转灯，只是撞车后，灯坏了，所以警察让我打灯，灯不亮。其次，我有驾照和保险单，只是那天天气热，忘带了，现在有原件在此。
闭庭后，我在法院走廊上坐等，我的律师又去跟检察官沟通。半个多小时后，白律师出来告诉我：检察官同意撤销案件，您没事儿了。真让我大喜过望。后来我又给白律师说：我的车还让那姑娘的车撞坏了，能不能让她陪偿我的200美元修车费。律师说：算了，算了，人家不起诉您就万幸了，修车的事儿不提了，这案子就这么结了。
几年后，我与我一位北京来的铁哥儿们聊天，说起这个案子，我那哥儿们说，白律师是他们非常好的朋友，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哦，怪不得白律师这么好。
高宽众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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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青：平安夜 1978年，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
吴限：我给福建偷渡客做方言翻译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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