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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丨成小秦:我的穆斯林室友,离别便是永别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成小秦,1951年生人,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


原题

留英散记(四)

阿萨姆与阿卜杜





作者:成小秦



2017年7月初,我重返爱丁堡,9日,应邀去老友星野幸三家(Mayfield Gardens)。沿A701东侧行走,临近East Mayfield,无意间瞥见路牌Mayfield Terrace,这不正是我38年前居住之处吗?拐进街巷,路面比记忆中稍窄,沿街数门牌,至11号,故居外观依旧,花草更繁,推开栅栏铁门,步上台阶,细看大门铜牌所标姓名,房屋易主。一时间,往日仿佛今日。

往日都似梦


忽忽四十年,物是人非


1979年夏末,我乘火车从伦敦抵爱丁堡,入住爱丁堡大学研究生公寓(Kitchener House,5 Gordon Terrace),新旧侧楼共55间宿舍,厨房、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但房间隔音效果太差,外国学生熬夜,喧嚣到夜半,常让我彻夜失眠。入学考试在即,我更难安睡,苦恼中,去校医院要一包安眠片,大号片剂,吞几片都无催眠效果。听朋友说饮酒助睡眠,于是,傍晚去酒吧,要一大杯黑啤(Guinness),混在苏格兰酒徒中痛饮,酒味涩而苦,微醺时踉跄走回,倒头便睡。

爱丁堡大学研究生公寓门前


如此过夜,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过了几天,便去“学生住宿服务中心”寻找B&B。按照中心提供的名单,挨个打电话,上门看房。住宿的位置,价格,房东为人等,都须考虑周全,这是中心高级助理Peter Doughty先生的忠告。一连考察九家,最后预订Mayfield Terrace 11号,环境幽静,沿A701步行约半个钟头到学校。

学生住宿服务中心提供的“住宿加早餐”(B&B)名单


Mayfield Terrace 11号,乔治王朝式联排别墅,三层带阁楼阁楼小卧室临街,可远眺山野。1979年深秋某天夜半,忽觉阁楼晃动,惊醒后闻犬吠,推窗望去,一轮皎月高悬,街区寂然。第二天早餐,见《晨报》标题:爱丁堡昨晚在沉睡中经历地震


阁楼三间卧室,我挑选最小一间,15平方米,每周20英镑。过几天,听见大间卧室有动静,黄昏,传出幽幽的笛声。第二天早餐,一个白胖小伙儿默然入座,头发有些卷曲,匆匆吃几口就起身离开。房东太太说:“新西兰来的学生,刚到就想家,躲在屋里哭。”过几天,屋里没声,房东太太说,新西兰小伙儿思乡心切,返国了。

临近开学,阁楼入住两位房客。住大间卧室的叫阿萨姆(Isam A. Hudy),伊拉克巴格达大学化学系讲师,公派爱丁堡大学化学系学习石油精炼。

我与阿萨姆


住中间卧室的叫阿卜杜(Abdul S. Popal),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外文系教授,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资助,赴爱丁堡大学语言学系进修。

我与阿卜杜


三人共用阁楼厨房和浴室,天天见面。他俩都是穆斯林,而我从小在回民聚居区长成,知其风俗和禁忌,也曾粗读《古兰经》,因此,与他们有共同话题,彼此很快熟悉,周末晚餐后,常去阿萨姆的卧室,围坐壁炉旁沙发饮茶,闲聊。

1979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流亡法兰西15年的霍梅尼(什叶派)趁势掌权,危及萨达姆(逊尼派)执政的伊拉克,两伊战争一触即发。所以,阿萨姆爱谈两伊之争,视萨达姆为民族英雄,而担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某周五晚,我们仨正聊着,房东太太上楼叫阿萨姆接电话。不一会,阿萨姆回屋,说伊拉克驻英大使馆通知,留学生周末回伦敦游行,去伊朗大使馆抗议,可能与伊朗学生发生冲突。两天没见人影儿,周一早上,忽见阿萨姆右臂吊着绷带,右脸颊显伤痕。我惊问怎么啦,以为他在游行冲突中受伤。他笑说:“周六游行结束后,赶回实验室通宵试验,烧瓶突然爆炸,烫伤了。”

阿卜杜成天忧心忡忡,原来,他出国之际,国内已呈乱象。1978年4月革命,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权,“人民派”与“旗帜派”内讧,结果,“人民派”取胜,不久,内部派系争斗再起,导致反苏派上台。1979年12月末,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消息传来,第二天中午,阿卜杜接个电话,就匆匆去阿富汗流亡团体客栈(王子大街东头)探听消息,晚上回来,叫上我一起去阿萨姆的卧室,探讨阿富汗国内形势。他很亢奋:“阿富汗除普什图人,还有二十多个强悍民族,部族、家族世系纷杂,只有国王能治国。山区土著凶悍而善战,徒手可将敌人撕裂,”他双手比划着,浓眉下小眼睛闪着光。“历史上,英国人从未征服阿富汗。”他断言,俄国佬必败。眼下,他最担忧的,是严冬来临,家里取暖用劈柴尚未储备,战乱中,夫人带三个孩子如何度日。我们宽慰他到深夜。

年底某天,房东太太端上苏格兰早餐,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与我们搭讪,阿萨姆提起他家,父亲是小业主,母亲持家,三个妹妹,说着从口袋摸出皮夹,抽出一张全家照,房东太太手捧照片,惊呼:“上帝!您的三个妹妹?太漂亮了!”过了几天,我刚从学校返回,阿萨姆就急促敲门,进屋嚎啕大哭,让我不知所措,抚慰半天,才知他母亲骤逝,家里发加急电报,让他速返。“妹妹太蠢,不该告我真相,就说母亲病重也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慈母去世,真让我难以承受!”阿卜杜闻声进来,与我一起安慰他,许久,他才抹着泪返回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帮他拎箱下楼,在门外等候出租车,他面露歉意:“成,昨日失态,太对不起了!”我紧握他的手,请他节哀。一周后,他从巴格达返回,与我行贴面礼,送我不少伊拉克特产。

平时,我们都与房东太太打交道,房东Stadnick先生早出晚归,除上楼来收房租,或打开投币式暖气表,将硬币取走,很少照面,每到周末,开车送女儿去郊区练习马术。圣诞假期,我们才与房东接触多了,始知他是波兰人,二战时加入波兰军团,随英军作战,结识一位苏格兰战地护士,战后,与护士结婚,定居爱丁堡。他开了一爿小店,位于王子大街南侧一条窄巷,专修钟表,镌刻墓碑。圣诞节后某晚,他开车带我们去小店参观。室内光线暗淡,台面摆着拆开的钟表、目镜、各式工具,地上码放着刻好的墓碑。那晚,他兴致很高,讲他与太太的战地恋情,示范如何刻碑,还拿出手风琴,拉起欢快的波兰舞曲,临走,请我们喝了点儿甜酒。

1979年初冬,我与房东Stadnick先生


学业结束,我离开爱丁堡前,与房东告别。他听说我乘火车经波兰回国,非常高兴:“家乡离华沙不远,屋后是树林,儿时,常与母亲在林间采野蘑菇。”他憎恶波兰当局:“在波兰,警察在街头随意将你拦下盘问,英国警察绝对不敢。”说完沉默。

古堡留影,离别即永别


三位房客中,我最先离开爱丁堡,与阿萨姆和阿卜杜分手前一天,采购清真食品和饮料,摆满餐桌,我们边吃边聊,直到深夜,彼此记下邮址,反复说保持联系。

当年,我返国后成天忙于生计,很少回念往日。1980年代中,给阿萨姆和阿卜杜写过信,邮寄各自执教的大学,但都杳无回音。四十年间,他们的祖国经历太多苦难。

两伊战争持续八年,此后,伊拉克又经历海湾战争、内战、伊斯兰国崛起,一度控制半壁江山。而今,伊拉克政客们龟缩巴格达“绿区”,争权贪腐而已,国土任由部族军阀割据。

苏俄阿富汗战争历时十年,后来,这个贫瘠的国家惨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恐怖统治。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二十年战乱后,美军仓惶溃逃,阿富汗又沦入塔利班和部族军阀统治。

涉笔至此,不禁唏嘘。阿萨姆和阿卜杜都是穆斯林,引《古兰经》:“真主全知万事,”佑助朋友和家人吧!

留英散记(五) 
荣牧师


作者:成小秦



1980年初夏,我即将结束爱丁堡大学学业。一天,与中-苏(格兰)友协老约翰聚会,餐后饮茶间,老约翰说:“有位荣牧师,曾在陕西传教多年,很想见你一面。”


我犹豫再三,没有应口,因为,受多年宣传的影响,以为来华传教的外国人,大多间谍或吃教。老约翰见状,不再提与牧师见面的事,再次聚谈,讲起牧师的身世。

荣牧师名叫George A Young(乔治·杨),生于莱斯特(Leicester)。1914年,他16岁时,通过考试进入英国商务部任办事员,薪水虽不多,但过得无忧无虑。那年7月底,一战爆发,英国政府紧急征兵,他在上班途中,看到标语Be a man and join the Army!(好男儿当从军!),于是,怀一腔热血,应征入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经过18个月军训,加入米都塞克斯郡团第一营,开赴法国前线。

1917年秋,杨参加第三次伊泊尔(Ypres)战役,所属第33师与德军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作战。双方展开持久惨烈的阵地战。一天,德军突然施放氯气弹,毒烟顺风排入英军战壕,身边战友纷纷倒下,杨爬在战壕边,呛得窒息。生死瞬间,他求主救命,眼前霍地一亮。那场战斗,全连仅他幸存,于是发愿,伤愈之后,必为主尽愿。

1918年2月,他重返部队,调第33机枪营,此后,历经数次战斗,再未负伤。从此,杨坚信,主保佑他,为让他完成使命。

1919年3月,杨复员返商务部,因战功获得晋升,不久调空军部,在丘吉尔手下工作。当时,他生活优裕,但内心煎熬,冥冥中总觉得主在召唤,让他放弃金钱和享乐,去远方布道。不久,在一次宣教会上,他获知浸信会招人去中国传教,便下决心应召,去东方传布福音。他将这一想法告丘吉尔。丘氏听说他要辞职,去中国布道,大惑不解:“真蠢,怎么去那个鬼地方?”他返回家乡,将这一决定禀告虔诚信教的父母,为不能赡养他们感到内疚,没想到母亲喜极而泣,说自打他出生,他们就期盼他能为主献身。于是,他辞去公职,接受浸信会培训,1920年代初,赴遥远的陕西传教,直到1950年代初。

荣牧师竟有如此不凡的经历,我感到好奇,于是请老约翰安排与牧师见面。

6月底一天,老约翰开车带我前往斯特灵(Stirling),拜访牧师。斯特灵距爱丁堡约三十英里,出城沿M9公路朝西北方向行驶,穿越苏格兰低地景区,丘陵与平原绵延,浓绿尽染,村落,教堂时隐时现,再往北地势渐高,溪谷纵横,地貌变幻,山风劲吹着。车行一个多钟头,远远看见斯特灵古堡(Stirling Castle),转A811公路西行,拐入B822,经过农庄,驶入基彭(Kippen)。

基彭属典型的苏格兰乡镇,宁静祥和,街巷两侧是古朴房舍,一米高绿篱将院落隔开,庭院花草繁茂,不时传出犬吠。缓坡尽头,古朴庭院门口,立着一位老人,宽额浓眉,弯腰朝我们打招呼。老约翰说,他就是荣牧师。我下车连忙上前,双手握住老人的大手。他背微驼,慈祥地笑着:“感谢主,欢迎来自陕西的客人。”

院落里,盛开着忍冬和蔷薇,几蓬竹子蓊郁青翠。草坪摆着石桌石鼓,鹅卵石小道通向门廊,门框上方,一块雕花石板上刻着1885。

牧师把我们让进客厅,里面陈设简陋,有些凌乱。落座后,老人给我们倒茶,加方糖和牛奶,他的手很大,手背青筋凸起,有些颤抖。他问我对苏格兰印象如何,然后,殷切地询问中国的变化。见我有些拘束,老约翰就说:“成先生对牧师在陕西传教很感兴趣。”

牧师很高兴,起身进屋,拿出一本旧影集,黑色册页,中间隔棉纸,插着泛黄照片。牧师边翻照片边介绍,不住地感谢主。照片中,有传教士驾牛拉车,四面钉上木板,写着“福音”、“仁义”等;他们带着留声机,去西府一带布道,所到之处,乡民麇集;在三原县赈灾,与饥民和乞儿合照;还有牧师与教民在福音堂前合影。

他说起早年经历。1924年末,他在北平语言学校结业,乘飞机到郑州,转乘敞篷火车,坐在行李上,整日靠花生充饥,又搭敞篷卡车,驴拉车,从潼关入境,坐帆船渡黄河,一群士兵正在河边练习射击,瞄着帆船当靶子打。

西行布道路漫漫


他说,刚到陕西,生活很不习惯,也听不懂方言,因发音与培训时所学国语不同。他用陕西话说“咥锅盔”,问我听懂没有。起初,牧师在三原福音村布道,环境险恶,布道途中,常遭乡民唾骂,用石头砸。1925年圣诞节,数百学生从省城至三原,将教堂围住,高呼:“杀死外国坏蛋!”“打倒帝国主义的帮凶——基督教!”1928年秋,基督将军冯玉祥部下冲进教堂,指向牧师们叫骂:“狗日的帝国主义,英国政府的间谍,在国内失业,跑到中国来,吸农民的血,抢农民的食。”

1928至1931年,陕西遭遇饥荒,仅1929年元旦,三原一晚冻毙45人。那年2月,教会在三原、富平、泾阳一带,开设10个粥棚,每日救助2万多饥民。期间,难民曾捣毁慈善医院,踩伤牧师,但教会仍坚持赈灾,后来,又开设孤儿院,收养400多名无家可归的乞儿。渐渐地,当地人对教会的态度改变。

1929年,陕西三原县灾民


1932年秋,荣牧师调“西差会”,住西安东木头市,掌管陕西各区堂会活动。当时,教会开办了神道学院、广仁医院、尊德中学、崇德小学、福音电台,每日播放3次。有时,他们在南院门一带街巷布道,听众多达万人。

他和同仁在三原和西安教区布道、查经,结识不少教友。他提起故交,其中有米暂沉先生(杨虎城将军秘书),我说先祖父与米先生熟悉,牧师连说感谢主,请我代他问候米先生。他说,“西安事变”前,米先生跟他学习英语,事变后某天,米先生突然到他家,将一把手枪交他保管,就匆匆离去。不久,米先生派人取走手枪。牧师长叹:“与米先生分手,转眼40多年了。”他回忆道,1937年,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宗教界人士,为建立统一战线,宣传共产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当时,我站在周先生身边,见他胡子刮得干净,目光睿智而坚毅,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相信,共产党是保护宗教的。”

赈灾或布道途中,常冒风险,他曾四次遭遇土匪。一天,他骑自行车从临潼回西安,在一条土道,让3个土匪截住,匪首举左轮手枪对着他,他突然放歌:“信从吧,别无他法,与主同乐,信从吧!”边唱边从匪首跟前骑过,匪首放下枪,扭头对同伴说:“他疯了!”牧师一路哼着歌,返回西安。

阳光洒进客厅,门外匆匆走进一位中年女子,身材消瘦,眼窝深陷。牧师介绍说:“女儿玛格丽特。”她向我们问好,就去忙饭。牧师说女儿生于西安,现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当年,他妻子在广仁医院任护士,前几年去世,还有一个女儿从医,名叫琼。

接着,他继续回想往事,头微微仰起,眼睛眯缝着,想得很远的样子。1951年,他们被遣送出境,直到1975年,才重返中国,随旅行团游览西安,但很遗憾,未获准重访三原。他返回英国后,撰写《鱼或龙》(The Fish or The Dragon),谈他在中国和格拉斯哥布道的经历。我说,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牧师可以重游故地。他笑着说:“感谢主,只要身体还好,一定回去看看,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

不知不觉聊到中午,玛格丽特开始布置餐桌,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个中年男子,身材微胖,动作迟钝,含混地打个招呼,就躲进里屋。牧师说,那是他的儿子吉姆,也在西安出生,蒙主护庇,如今靠编制草垫为业。

玛格丽特请大家入席。午餐简单:全麦面包、奶酪、色拉、苏格兰浓汤,还有羊杂碎布丁。玛格丽特叫来吉姆,大家围坐长方形餐桌。此前,老约翰叮嘱我,他们餐前要祈祷。只见他们闭目垂头,由牧师领诵:“感谢主赐给我们丰盛的食物,阿门。”大家齐声说:“阿门”,举起刀叉静静地用餐。

餐桌上,牧师和老约翰偶尔问我几句,大多与苏格兰食品有关。吉姆不时抬头,惊恐地望我,与我目光相遇,又急忙闪开。他的手抖得厉害,刀叉碰在餐盘上,当当作响。吉姆的目光,让我很不安。

餐后,我们边饮茶边说话。牧师说,他已八十有二,感谢主,让他身体康健,仍去苏格兰各地传布福音,宣传新中国的变化。老人的话语里,充满对中国的热爱。

老约翰说时间不早,我们该告辞了,牧师说稍等片刻,从书架抽出一本硬皮书,名为A Living Christ in Modern China(《西行布道记》),拿出钢笔,颤抖着写出赠语并签名。他说,该书记录他在华宣教的经历,然后,拿出一张信笺,一笔一划地写下他的中国名字“荣卓志”,再三叮嘱我:一定给他写信,一定将他的祝福带给中国教友。荣牧师和玛格丽特送我们至门口,车开了,他们还远远地招手。

路上,老约翰对我说:“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烟台,琼、玛格丽特和吉姆正在那里读书,结果被抓,关进潍县集中营,备受折磨,当时吉姆还小,受到惊吓,落下病根,每见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就深受刺激,难以自控,你不要介意。”40多年来,每想起吉姆的目光,伤感不已。

回国后,我即去西新帘子胡同米宅,拜见米暂沉老伯。米老见我非常高兴,谈起往事,说1950年,先祖父还找过他,将手中外币换成人民币。他还问了邦英姑父的近况。聊了一会儿,我说:“在苏格兰遇荣卓志牧师,代问您好!”米老与阿姨大感惊讶,听我讲了经过,连说“太意外了!”返回西安,又寻访黄士桢(西安十中)及其他教友,并将详情函告荣牧师。牧师回复,全家人反复阅读来信,为中国发生的一切高兴,他常应邀去学校和教会,介绍中国的情况。

荣牧师1981年3月19日复函


1985年之后,我几经调动,未与荣牧师通信。后来,检索苏格兰浸信会讯息,才知荣牧师已于1991年辞世。“行善的,复活得生。”

《西行布道记》封面。三排左一为荣牧师


2018年夏,我重返斯特灵,站在古堡地形图前,查基彭(Kippen)方向,重述与荣牧师相遇,并祝福牧师后人,出生于西安的琼、玛格丽特和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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