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在电影《苦菜花》中饰演秀子的定妆照
陶姗，1964年在电影《苦菜花》里饰演冯大娘二女儿秀子。1969年从北京35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二连。1972年底调内蒙古杭锦后旗广播站做播音员。1976年入吉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80年到吉林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1986年到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6年赴美国留学，1989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洛杉矶创办进出口公司。现在洛杉矶定居。
我的外婆
人对自己住过的地方，不管它是竹篱茅舍还是高楼华屋，都会产生感情，因为那是曾经的家。人会离去，房子会被拆除，可是在那片屋顶下发生过的一切，掺杂着我五味俱全的感受，会化为永远萦绕在心头的深深记忆。说起我长大的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7号，确实有不少想起来就想笑的故事。别看它是个大杂院，却是公安部宿舍，在长安街上，民族宫旁边，离天安门只有几里地的路。我们家搬去时它还叫旧刑部街42号。我们家原来住在我妈妈工作单位北师大的宿舍。1957年反右时，正在北师院进修的父亲因质疑苏联的教学方法被划为右派，当然作为民国时期有争议的人物陶保晋的三公子，他与其他兄妹一样是逃不过这些劫难的。1958年全国高校调整，妈妈是北师大教育系党支委，服从需要被调到生活条件差、人才奇缺的大西北。她不想让我和妹妹受苦，就只身去了兰州，我们留在北京，跟着外婆生活。
外婆的另一个女儿，我的好姨，当时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她也要随犯了右倾错误的主任一起下放到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部为此拨了一间房子给她安置母亲，于是我们搬到了复兴门内大街67号。那时我还不到五岁，却记得站在曾经是某人公馆的西式洋楼主客厅里，抬头看着应该是挂一个水晶吊灯的雕花天花板，觉得房顶那么高，房间比北师大宿舍的房间大而气派多了。外婆在这间屋子里一直住到84岁去世，我上山下乡，出国留学，也都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搬到复兴门内大街67号以后，我也从北师大幼儿园转到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名人和政要的后代才能进去的幼儿园。记得我同桌的小男孩，图画课最棒，画什么都得第一，后来才知道他是齐白石的孙子。我是沾了我妈妈的光。她是北师大学前专业的老师，当时北京一流幼儿园的园长们都是她的学生。在幼儿园时每天都要睡午觉，我住的房间在楼上，我的床靠着古色古香木格子的窗户。我可能是精力过于充沛，觉得午睡真无聊，常常趴在床头，看窗外的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大院子，里面有假山和花园，我总盼着走出个人来。后来外婆告诉我那是马连良家，后门正对着幼儿园。那时太小，幼儿园的事记不得什么，却记得每天幼儿园的车来院子门口接我。逢到雨天，那个高大健壮的伯伯会进到院里来，在小楼楼梯口等我，见我从楼上跑下来，他就用一只手把我往他穿的黄色雨披下一挟，一路小跑到停在大门口的车上。这车像现在的蹦蹦车，但全靠他用脚蹬，后面车厢里坐着七八个孩子。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他每天准时接送，直到我七岁上了小学。我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毕业，按说应该接着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那是北京市最著名的小学，就在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上这所小学是要考试的，我的兵团战友和好朋友李筱桦是原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女儿，比我高一年级，她就是实验二小的学生。她们那一年考试时，她幼儿园同班的一个男孩没考上，因为把图片上的苍蝇说成是螃蟹了。我没有经过考试，在报名的地方就被拒绝了。这是我在人生中感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后来我问过妈妈为什么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没有录取我。妈妈说那时开始查出身了，你外婆在报名的地方就告诉人家，这孩子的爸爸是右派。那次报名在我心底留下了阴影，但那时它只是在心底若隐若现，被周围人的关爱挡着。多少年后我才想明白，出身的包袱，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阶级界限越划越清，才变得越来越重的。我是就近入学，上了北京市西城区官房小学。我听话，功课也好，很受老师宠爱，从一年级就当班长，刚满9岁就入队，入队以后就当小队长，三年级就当上了大队长。我有个远房亲戚杜十五舅，他的儿子也在官房小学，比我高两班，也是大队长。但学校让我当大队长后，他就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连过年他爸带他到家里给外婆拜年，他也不理我。我从小最怕的就是每年新开学时，新的老师要让大家介绍自己，总是要先问你爸爸在哪，是做什么工作的，而很少问妈妈在哪是做什么工作的。每到这时候，我就想躲起来，不想回答我最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每次上公园或西单商场，看到别的人孩子左边拉着妈妈的手，右边拉着爸爸的手，心里就非常不自在，为什么我只有外婆在身边。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握过爸爸的手。一直到成年后，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七八岁的小姑娘坐在爸爸的腿上，我也很不习惯。在学校、在家里我都很受宠，可小学六年一帆风顺却也埋下了祸根。班上有一个比同学们大三四岁的女生，叫何焕金。她是工人出身，家住在西单三十六中旁边。不知为什么她晚上学好几年，如果没有我，那孩子头儿自然应该是她当。同学六年，她心里不知憋了多少气。文革一开始，她就带着一群小学红卫兵抄了我们家。他们把箱子里外婆存了一辈子的像册，字帖，卷在画轴上的画都翻了出来，放在阳台上点火烧。这些都是外婆剩下的家底。外婆从28岁守寡，因为不懂经营，房产，金子很快就被人骗光了，就靠卖家里还值点钱的家底儿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上大学。这些家底或者是她的陪嫁，或者是外祖父遗留给她的，到解放前几年，也卖得差不多了。所以解放时划了个城市贫民的成份，两个女儿才能加入共产党。现在我手上保存着当年家里的糖罐、花瓶，都是她的陪嫁。有一次一个懂行的朋友看到了，说那些瓷器是明朝的。外婆在北京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从满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六十年间的动乱与变迁，却没见过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闯进家里来造反的革命群众，也不懂得“造反有理”的革命理论，她不停地对红卫兵说“我没做过恶，我家祖辈都是做官的……”小学同学红卫兵们抄了我们家以后，又把我押到学校，罪名是我抄大字报时把领袖的语录抄反了。以前的教室变成了审讯室，曾经的同学们围坐成半圆，中间一把椅子是给我留的。他们问我篡改语录是什么动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威胁我说如果不老实，小心皮带伺候，并说要给我剃阴阳头。这些曾经熟悉的六载同窗，在文革到来时却个个面目全非，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何种丧失理智的事，但我却没掉一滴眼泪。后来，同学们把我扣押在教室里。在那个年代，被小学生和初中生抄家是很可怕的事。因为小学生、初中学生年纪小，做事不考虑后果，下手没轻没重，打人，打死人的事儿有很多都是他们干的。不知是谁告诉了校长，校方通知了我家里。妈妈正好放暑假人在北京，幸亏是在文革初期，北京市委尚未被接管，她去市委反映13岁的女儿被扣押的情况，后来折腾到半夜我才被领回家。
1962年5月官房小学师生合影：白茹月老师（1排左2），王囯保（1排左1），何煥金（1排右4），陶姗（1排右3），吕宏（1排右2），满开武（后排右1），张小照（后排右3），孙阳（后排左2）外婆的娘家姓贾，是晋商。据说当年从前门宣武门到西四一带的粮店都是她家的。贾家历代做官经商，最高做到道台。她是太外公的独生女，可她的母亲是太外公从乡下买来的穷姑娘，人漂亮，很得宠爱，可惜很年轻就死了。他们疼爱外婆不忍心让她受裹小脚的罪，居然在那个时代外婆没有变成小脚。她从小就有私塾先生，跟着她唯一的同父异母哥哥一起念四书五经，学习琴棋书画。外婆说她不好好念，先生和家里也不认真。舅爷爷后来成了著名书法家，中国历史博物馆许多大匾都是他的墨宝。小时候随外婆去北海后门舅爷爷家，一排大北房，进门是精雕细刻的红木屏风，靠墙一排高到屋顶的红木书柜，里面的陈设都是古玩，墙上除了舅爷爷的字外，挂的都是名家字画。旧中国，即使官宦人家，女儿嫁出去了，除了体面的嫁妆外，家产也只能传儿子。外公是贵州人，上过金陵大学，毕业后给当时的贵州省省长、五省联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袁祖铭当秘书。他是个洋派人物，讲英文，穿西装。还教外婆学英文。外婆常对我说弯，秃，司令(one，two,，three)。外婆是大家小姐，明媒正娶，结婚照上外公西装，外婆白色婚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算是很新派的了。但实际上外公在家庭生活中还是中国特色，跟外婆结婚一年后他就纳了妾，抽鸦片，得了肺炎，不治而去。可怜外婆才28岁，结婚5年，带着4岁和两岁的幼女守寡。可在她84岁临终前，我问她一生都没有过第二个男人，那么年轻，难道没有遗憾吗?她的回答我至今不明白，她说后悔不应该因为外公纳妾跟他闹，应该大度些。真不明白旧时代的妇女，如此根深蒂固的三从四德，而且外婆还知书达理有文化呀！家里书柜里有不少线装书，小时候外婆没事就坐在门口阳台的藤椅上看《红楼梦》，这大概是她最喜欢的一部书了。线装书被她反复看，都翻烂了。我不知道贾家究竟有多少亲戚，仅姨婆，外婆的堂姐妹，就有十几个。有一个在北海文史馆拿薪水的十三姨婆，终生未嫁，每次去她南长街的家，只觉得她满屋的书，满脸的苍白，弱不禁风的样子， 仿佛她是从墙上挂的那些仕女图上下来的。常与外婆来往的还有十一姨婆的小叔子彭济群，我管他叫彭五舅爷，是民国第一批留法学水利的，回国后任国民政府水利部长，后任绥远省省长，他管文，陈诚管武。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陈诚走了，他不忍心抛弃手下不管，没走，却与溥仪等高级战犯一起被关了10年。1959年国家大赦后回到水利部上班，外婆常派我和滕晨（我的前夫）去友谊商店对面的公寓看望他。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已近90岁，夫人是一起留法的同仁堂岳家小姐。他们膝下无子，家里有一个远房侄女照顾他们起居。当时彭五舅婆已经不能起床了，可仍然梳洗整齐，不失优雅。滕晨喜欢与彭五舅爷聊历史，问他为什么国民党八百万精良部队，打不过共产党。彭五舅爷说失人心者失天下，而且谁也贏不了不要命的穷人。他还给滕晨讲当年他从法国回来后，组织勤工俭学，帮助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人办理留法手续，并亲自在天津港送他们上船，他的人生和著作在北京图书馆里都能查到。十四姨婆随女儿住鞍山，1979年暑假从学校回北京，我和滕晨去看她，见她带着一个度数极高的眼镜，正在看《基督山伯爵》。我记得当时滕晨很好奇地和她聊天，问她为什么对西洋小说感兴趣。因为在外婆的书柜里，除了《史记》《老残游记》《聊斋》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就算很近代的了。外婆最疼我，公开偏袒我。每年春节，我妈从兰州寄两件花色一样的新衣服给我和妹妹，可外婆却每次都让我先穿，再给妹妹我穿旧了、穿小了的那件。记得一年暑假我带妹妹小婉与院里小孩儿玩，在民族宫前跑，回来晚了。我妈拿着扫把，审问我们，我见势不好赶紧认错，可傻妹妹却大说如何好玩，自然免不掉挨罚。多少年后，妹妹小婉还当着外婆面说“姐姐就会说好听的，哄外婆高兴，都是假的”。可外婆当时说：“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哄着我高兴，哪怕都是假的，可我一直高兴到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和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是一个道理。其实猫论本身并不是什么大智慧，大智慧是看你把它用在哪儿。邓小平把它用在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劣上面，外婆把它用在真情和假意上面，都是把事情看透了。外婆经常随口说出些经典的幽默语言，滕晨听到了就赶紧记到日记本上。我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内蒙古霍林河煤矿，我不想去。于是全家人一起商量怎么找门路，让内蒙古人事局放我。去内蒙古办事，买什么礼物不难决定，难在找到说得上话的人。一家人和到家来的亲戚朋友又商量，又打听，半天也没想出个门路来，最后都不说话了。这时听到外婆在一旁叹了口气，说：“这可怎么办呢？抱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外婆完全没有经济概念。舅爷爷说过，外婆在家当小姐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报纸上登着有两张当晚的戏票要卖，10块大洋一张。外婆问他想不想听戏，他说想啊，外婆就打电话把两张票订下来，带他去听戏。外公英年早逝，留下几处房产，外婆不善经营，一切都委托别人打理，她仍然过着家有佣人，经常出去看戏，请客打牌的少奶奶生活。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别人。这样坐吃山空，几处房产一点点变卖，最后娘儿仨搬出金井胡同，租亲戚家的耳房住，再以后就靠变卖首饰，金银细软度日。尽管家境破败，她仍然坚持教育两个幼女读书、独立。好姨和妈妈学习成绩很好，都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毕业生。
好姨个性强，很有独立见解，但因从小由寡母带大，很自卑。她成绩优异，考进北京医学院，但那时家里已无能力供她读医学院，只好进了管生活费并免她学费的北师大英文系。我妈妈上高中后经常靠教别人钢琴贴补家用。我常听好姨讲起她小时候有趣的故事，特别想让她带我去看看她们住的老房子，和她常常谈到的满院子的海棠花。好姨曾讲过，她对外婆很感激，因为亲戚中的女孩子们到了她的年龄，有的嫁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做姨太太，有的嫁进豪门做少奶奶，而外婆却多次拒绝上门提亲的人。说她们还小，要先念书，而且鼓励她们做一个自立的女性。后来解放军进城，刚刚大学毕业的地下党员好姨进了公安部政治部，正是大批女大学生嫁进城干部的年代．好姨却终生未婚。我长大后想明白了，她是被外婆教育得太独立，看不起为即得利益而结婚的人，受过民国高等教育，对敌后武工队不感兴趣，可她又是党员，部里的知识分子没有她的进步思想，两边不靠。四清运动开始时中央工作组因有王光美，要求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挑一个女党员，大学文化，文笔好的进工作组，结果选中了好姨，于是刚从党校学习回省委的好姨与二十三条及桃园经验有了脱不了的干系。每次工作组回京汇报，她住在国务院招待所，被请去到中南海刘少奇家吃饭，在小剧场看戏……. 外婆依然惦念着大女儿的婚事，曾对工作队长说帮她找个对象。但到了文革中，好姨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外婆身上有一股在一般人身上少见的豁达。这是她的大家小姐生活的烙印。好姨和妈妈不管受了多少高等教育，尤其是好姨，一生都在为别人奉献，但在气质上也比不了外婆。外婆后半辈子生活窘迫，可是她小姐习惯难改，花钱的观念也没变。她带着我和妹妹生活时，全靠好姨和妈妈每个月寄钱。每个月初好姨发工资，寄50元给外婆；到了月中妈妈从兰州寄的50元也到了。那个年代一户人家如果能平均每口人有十块钱生活费，就能过安稳日子。可这100元在外婆手里，却月月都不够花，总要向楼下程姥姥借钱，才能接续上下一张汇款单。而每次去西单邮局取钱，自然是要到同春园饭庄吃上一顿淮扬菜，店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认识我们这一老二小常客的。外婆出门时一定要换上体面的衣服，夏天常穿一身纯白或纯黑的真丝衣裤，她个子不高，但五官精致，加上知书达理，风度翩翩。店里人开始以为外婆带着两个小女儿呢。我稍大一些时常跟她开玩笑，要出门时，我学她：“拿我的路衣来!”去年卖房收拾北京家里的樟木箱，找到外婆年轻时候穿的两件绣花绸缎小袄，做工精细，图案典雅。仔细一看，领口的两个扣子居然是两颗晶莹剔透的绿翡翠。开始想把这两颗成色一流的翡翠剪下来做一对耳环或戒指，但实在不忍心破坏文物，还是好好留着做个纪念。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家挨饿，外婆却经常给住在院子里的部长厨师10块钱，换他偷着带回家的一只鸡。这样花钱一般人都会心疼，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外婆做的对。院子里有四棵老槐树，一到夏天，满树白槐花。三年灾荒时，外婆也不反对我随几个男孩爬上房再上树去摘槐花，满满一脸盆，她洗干净，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到笼屉上蒸，然后拌上葱花、油盐，做成那个年代的绿色食品。
人的性格，喜恶，生活饮食习惯等都与其原生家庭息息相关，而终生难改，所谓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有些东西确实是溶在血液中了。外婆喜欢请客，逢年过节，家里尽管连像样的厨房都没有，可每次好姨都和外婆认真制定菜谱，精心准备，四凉四热，四荤四素是基本的，还要有甜品。外婆从小在南京长大，喜欢江浙菜，狮子头，珍珠丸子，糖醋鱼都是家常菜。既使客人挤在只有20平米的屋子里，外婆那张八仙桌上，仍然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美器。一次我上大学时的外教，新西兰来的瑞安女士在北京看望她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外婆说请她吃饭。北师大英语系毕业的好姨，紧张得很，她买菜，准备，待客人快来时，她找个理由溜到北图查资料去了，只剩下外婆招待这个“外宾”。外婆毕竟是大户人家出身，见过世面，她不卑不亢，谈笑风生，彬彬有礼。待瑞安女士起身告辞时，外婆不慌不忙地从书柜中取出几个上百年的宜兴瓷，小茶碗，随手用报纸一包，送给客人做纪念品。外婆为人大气，平时只要做些她的拿手菜，栗子鸡，炒红果，云豆沙等，都要盛上两小碗，送给楼下程姥姥和楼上邻居田姨。当时我不明白也舍不得这些好吃的，干吗非要送人。她却说，给人吃留名，自己吃填坑。而如果哪个邻居送她吃的，她一定要买或做上更好的送回去，她告诉我盘子是不能空着送还人家，而人情更是不能欠的，这叫礼尚往来。她常说，别人可以负你，你却不可以负别人。这院子里住着几家处级干部（程姥姥的女婿等），大多是一般干部，文革初期居然把副部长凌云一家赶出部长院，撵到复兴门内大街67号沿街的两间走廊边的小屋。还记得凌云的儿子叫凌土，应该是土改时出生的，女儿叫凌凤 ，他们不怎么与我们这些小孩儿来往。由于外婆为人和气大方，尽管她和院子里的各色人等不怎么来往，只坐在阳台上读她的线装书，但院子里没人说她坏话。她人缘很好，我的小学，中学同学，兵团战友等都经常去我家，每个人都喜欢她，觉得她和平常的老太太不一样。即使我在东北上大学，人不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67号院小楼上外婆的小屋里也经常“高朋满座”（外婆写信中告诉我的），其实都是些我的朋友。他们也喜欢去看望外婆。时至今日，内蒙古老友朱丹林在我的回忆文章评论区留言中，仍然怀念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温馨和外婆的可亲。外婆年轻时家里一直有佣人，解放后只能自己学着用煤球炉生火做饭。好姨曾讲起下班回来看外婆被烟熏得眼泪直流，可煤球炉只冒烟却没有火，她过去从来没干过这些活儿。尽管生活艰难，外婆仍然不吃剩菜剩饭，因此每顿都做很少，但很精细。当时物质匮乏，外婆常常派我去闹市口买一毛钱的肉，和现在比起来，也就是一条培根。她把肉切成小丁，加上黄瓜丁，豌豆，榨菜丁，做成＂炒三丁＂，拌面吃，至今我也炒不出外婆做的味道。她也常给我一块钱，去民族饭店对外部“叫两个菜”，50年了，我仍然记得我用洋铁饭盒装回来的油亮亮的烧茄子和辣子鸡丁的香味，后来再也没吃过那么高水平的家常菜了。跟着外婆生活，吃遍了北京当时的名馆子，我也变成了一流挑剔的馋嘴。记得有一次去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不像平常那样让我们坐在大堂，却被领进了厢房。后来听说那天晚上邓小平、郭沫若都在此吃饭，我们每次去门口都停满了汽车。而四川饭店三进五出的大院子和那些海棠树就成了我脑子里外婆常常描述的五进大北房、厢房及耳房她长大的老宅子。外婆爱听戏，梅尚程荀各派名角的她都去看，长安戏院、天桥剧场、虎坊桥剧场，我都陪她去过。我听不懂戏文，但渐渐地喜欢看舞台两侧打出的字幕，京剧唱腔词都很美，只是我还小，没等看完或弄懂就打出下一段词了。记得有一次我闹着要回家，外婆说这台上可是万人景仰的梅先生，我哪知道看的是梅兰芳本人的《贵妃醉酒》。这嗜好自然也传给我妈，她每年寒暑假回北京探亲，吃名馆子、听名角戏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外婆只听京剧和昆曲，一次民族宫剧场上演莫斯科国家巴舞团《天鹅湖》，妈妈有点歉意地对我说，票太贵了，她只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那是乌兰诺娃的“天鹅”，是她学生时代就崇拜和追逐的偶像。妈妈常与外婆开玩笑，说每次到西单商场，看中一件衣服或一件家用东西，但舍不得买，左犹豫右商量半天，决定到对面翠花楼吃饭，全体一致同意，毫不犹豫地吃掉两只袖子，再去长安戏院听一出戏，一件衣服就无影无踪了。外婆很少到闹市口的＂小饭铺＂吃饭，连“叫菜”也是到民族饭店，吃馆子自然要去四川饭店、同和居这类名饭馆。每年暑假，全家打扮漂亮，去北海划船，吃仿膳；去颐和园划船，吃听鹂馆。我妈从西北回京，也要专程去大地餐厅，她认为大地餐厅的菜比老莫的实惠。而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几次陪她们吃“西餐”，很不能理解面包黄油果酱这与米饭同档的西方食品，为什么在西餐店里身价倍增，而她们吃起来像是在享受牛排。外婆还有逛园子的习惯，赏春兰，访秋菊，观荷花，中山公园，北海、景山在我的记忆中如同女儿印象中的迪斯尼。外婆高兴时随口背几句唐诗，给我讲解楼台亭榭的区别，讲上面的画和对联。告诉我做人要像兰菊孤傲清雅，似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记得四清完后，好姨从桃园调到河北外专，外婆带我们去北戴河探访。学校就在海边，我们每天捡贝壳吃螃蟹，高兴极了。外婆每天穿一身或黑或白的纯丝“路衣”,在当时秦皇岛小城里，煞是扎眼。1965年夏，我（前右）与外婆（前中）、妹妹（前左）、妈妈（后右），好姨（后左）在北戴河度假我虽然从小父母离异，妈妈远在大西北，但因为有外婆、好姨无私的奉献和无条件的爱，使我的童年有一个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也充满快乐的记忆。现在想来，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变得消极，自卑，却始终开朗外向，积极向上的原因。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国式教育，是有着严格的长幼之分，孩子服从家长是天经地义的。可我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外婆疼爱我，从来没有打骂，训斥过我，也不记得她责怪我什么。在她眼里，我又乖功课又好，是她的骄傲，反而使我有了一个自由成长、没有权威、充满赞赏、鼓励和爱的环境。使我比正常人家的孩子早懂事，自觉和努力,但同时也养成相信自己，挑战权威及不知看别人眼色的骄傲心理。她常用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教育妹妹们和外甥女，有一次好姨和妈妈都在家，白天带我们出去玩，晚上很晚回来，我要赶出第二天的作业。她们摆了一个特大的水蜜桃放在梳妆台的镜子旁，几次劝我吃了桃子接着做，可我硬是不肯抬头。她们也都各拿一本书陪着我，直到午夜做完功课，我才高兴地吃了那个特甜的桃子。外婆对我所有的要求，哪怕是超越我当时年纪和她力所能及的要求也都尽力满足。记得我第一次拿刀学切菜，我还够不着案板；外婆就拿一个小板凳，让我站在上面学切菜。邻居田姨看到后，惊慌失措，奇怪外婆怎么会让八岁的小孩摸菜刀？可外婆却笑笑说，她自己会小心的。外婆这种信任，使我很得意，更加喜欢给她当二厨，也增加了我对做饭的兴趣。有一次淘气，带着妹妹把楼下街坊的蒸笼打开，用手指把每个馒头捅一个眼。结果人家揭锅时发现了，找到外婆，外婆当时替我们向人家赔不是，说要严加管教等等。回到家我猜想肯定免不了教训我们，没想到外婆却说，以后记得不要再淘气，咱家没干部在这儿，要好自为之。我当时心里难过极了，让外婆操心，还要向人家低头说好话。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惹过祸。难为外婆，她一个什么都不会干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历经战乱、抄家，在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只身带大两代孤女，用她的慈爱无声地保护着我们。家里没有大人，来了客人和亲戚，倒茶陪客自然成了我的工作。也使我有机会在很小的年纪就聆听大人间的谈话，渐渐地对小孩子间的幼稚话题失去兴趣，外婆的亲戚们都叫我“小大人儿”。开始我不时插嘴，对此外婆是要管教的，说大人谈话，没问到你，不能乱插嘴。但后来他们反而专门问我一些问题，听听我的意见。可能是大人们觉得不该冷落乖乖坐在外婆旁边小板凳上的我，同时我也是她的“小支使”，给客人添茶。外婆的茶几上通常有四个果碟，客人来了摆上瓜子和干果招待。现在想想，这对培养孩子的主动性，眼力价，自信心和参与感都有很大好处。可能因为我早熟，或者是因为家里没别的人，院子里，街道上有什么事，外婆就派我参加，她有什么为难也与我商 量，渐渐这便养成了我遇事要担当，喜欢做主，独立的个性。“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上五年级时，因为刚刚拍完电影回到学校，新来的体育老师下课后把我留下，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回家再看。我一路小跑回到家，还没上楼就打开信，上面写了我多么聪明，努力，有着多么好的前途，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其实这信也没写啥不好的话，但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觉得为什么老师要写这封信给我呢?我跑进家，把信交给外婆，她读完后说，＂你把信交给校长，看她怎么说＂。我当时不知道外婆说得对不对，可又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问，就坐车到呼家楼国旅宿舍去找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吕宏的妈妈遇阿姨。她家原来就在西单国旅（后来变商业部）大楼后面，我经常和同学王学明一起去她家做功课，到大楼里打乒乓球。遇阿姨对我像自己的孩子，她知道我父母离异，妈妈又不在北京，没有歧视，反而很疼我，家里有好吃的，总给我留一份。吕伯伯是沂蒙山的老干部，进城后任国旅日本处处长。他比遇阿姨大十几岁，在老家结过婚，还有一个大女儿后来我也见过。我那时参加西城区少年之家表演组，经常到中央电视台录制个人诗朗诵。每到这时，她就请外婆到国旅办公楼里去看我的电视节目。后来国旅搬迁到王府井，他们家也从平房搬进呼家楼的楼房了。我们去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但当我收到老师这封信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要去找遇阿姨，她会保护我，告诉我该怎么办。外婆听后赶紧给了我几毛钱车钱，又带有歉意地说，也来不及做些好吃的带给她们了。我当天就到了吕宏家，遇阿姨看完信，和外婆说的一样，让我把信交给校长，也不要对其他小朋友提这事，下课回家，不要单独留在学校等等。第二天我上学就到校长室，把这封信交给了校长。她嘱咐我的和遇阿姨说得一模一样。可在一年多后开始的文化革命中，老师分成两派，校长叫我去办公室，拿出我当时交上去的信，让我抄成大字报，揭发李连发老师，残害女学生心灵等等。一时间李老师成了坏分子，我才13岁，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处分他的。只记得我的大字报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在李老师这伙造反派中，我也变成了校长及保皇派利用的工具。记得1966年清华大学斗争王光美，我想和院子里几个大一些的孩子们一起去看，他们要骑车去清华，我没有车。外婆知道后，就去银行，取出她有限的积蓄，带我到西单商场，让我挑一辆自行车。当时飞鸽、永久牌都要有票才能买，我们没有票券，只好花一百四十元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我推着各处还缠着纸的崭新自行车，高兴的程度不亚于30年后开的任何一辆名牌汽车。外婆的疼爱是无条件的，体贴入微的，只要我们在睡觉，她就尽量轻手轻脚。每天上学，她都不肯早叫我们，尽量让我们多睡。有几次她叫晚了，我怕迟到，直发脾气。我小时候不怎么爱吃饺子，每次外婆包饺子时都煮一锅云豆粥给我，她包的饺子小得有名，因为她认为大了就粗了，我每次也就吃八个，她说我是吃“猫食”。她做菜很少，怕我和妹妹小婉打架，每次分成两小碟。我每次都挑丸子，肉等好的先吃，可妹妹却舍不得，先吃菜和米饭等，往往饱了，把好的却剩下了。“宁吃鲜桃一口，不知烂桃一筐”，她买菜也是挑好的，新上市的，哪怕贵，就是少买也要尝鲜。跟随外婆生活，被她无私的爱宠着，也使我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上小学时，每天沿着小沙果胡同走回家吃中午饭，而外婆总是把饭准备好，听到我咚咚跑上楼的脚步声时，才会下面条或开始煮饺子。现在我体会到她一番若心，因为她讲究，不想让我们吃放久了的饭菜。可我小时候哪懂这些，记得有一次我饿着跑上楼，却看见包好的饺子还在盖帘里整齐地躺着，外婆正在烧开水，我一下子发起脾气来，把一桌子的碗筷全掀翻了，大叫饿死了。每次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深感惭愧，外婆不但没说我，反而安抚我说，饺子马上下锅，再坚持几分钟。怪不得长大后，妈妈常说我骄傲自满还有这脾气都是外婆惯出来的。我的婆婆，就是我前夫滕晨的母亲师伟是八一厂的著名的电影演员，曾经出演过《林海雪原》里的白茹和《秘密图纸》里的女特务。有一次周末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公婆家。我一看桌上摆着一碗炸酱和一盘黄瓜，就向公婆发难，问：“今天就吃这个?” 婆婆师伟听了觉得奇怪，我说我在外婆家吃炸酱面一定还有四个拼盘。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确实幼稚和无礼，真有愧于外婆多年的教导。上小学时，小沙果胡同里有一个大宅门， 三进大北房。正院北房住着两个老女人，这院子在解放前是她们独住的。她们的外甥女叫郭鲁瑜，与我同班。我不记得她父母是不是给镇压了，为什么跟这两个她叫姨的人生活在一起。但因为我从一年级就当班干部，她总迟到，不交作业，老师让我每天上学时到她家找她，一起到学校。我记得到她家很不受欢迎，她在家里像是一个小使唤丫头，早上要倒尿盆，生火，打水，扫地等，干完活才准上学校。每次我背着书包在自来水管子旁等她，我很难理解的是，她们连水也不让她随便使，每次拿一个碗，一点点把水滴出来，她用双手接着，洗脸。她的手永远是通红的，上面都是皴，黑呼呼的，冬天就变成冻疮。同学都离她远远的。可我告诉了外婆后，外婆让我把郭鲁瑜带回家，给她烧开水，洗头，洗脸，还找出我的衣服给她换上。我第一次见到郭鲁瑜干干净净的样子，她感激地给外婆鞠了一个大躬。这以后，她常到家里来，我们吃什么，外婆就给她一份。我11岁第一次离开家，两次去山东外景地拍电影《苦菜花》，我想家，想外婆。常常梦见外婆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等着我放学回家，外婆想我就写信给我。外婆写的是繁体字，半文言，而且写完一段后再加标点“断句”，我才四年级文化，要很认真看半天才能看懂，但每次接到她的信都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回北京后到八一厂拍戏，我们外请演员在干部小灶食堂吃饭，他们奇怪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居然每次吃饭都点爆三样、溜肉片这类甲菜。以至拍完戏，剧组领导到家里来送纪念像册时还专门提到，因为我每次都吃最贵的甲菜，本来可以多剩一些钱给家里，现在却只剩一百多块了。
16岁离开家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外婆怕我到那受冻，和好姨一起带我到宣武门内的高级裁缝店，让我挑了一块绿底碎花的纯真丝料，配上家里压箱底的丝棉和衬里的绸子，量身订制了一件做工考究、双里单面小棉袄。她哪里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和将开始的生活，与这件饱含着她的关爱的丝棉袄是多么格格不入；我带去的被褥也是她挑家里最好的棉絮亲手缝的。好姨脱下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给了一个16岁要去内蒙古战天斗地的小姑娘，难怪到连队没几个月就拿我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典型批判。当我领到兵团发的第一个月津贴5块钱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凑够10块寄给外婆，可以想象她去西单邮局取她一手带大的宠外孙女的汇款时，该有多么高兴。可后来听妈妈说，外婆拿着我那10块钱的汇款单，老泪纵横。1970年，外婆得知我们有三年之内不准探亲回家的规定后，难熬思念外孙女之苦，要妈妈陪她到内蒙古看我。妈妈带着外婆，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妹和大妹小婉，祖孙三代坐了火车，汽车再加毛驴车，千里迢迢，来到内蒙古兵团我所在的连队。尽管连里尽力做面条等招待，可外婆还是吃不下我们的大锅饭，加上一路风尘，年事已高，“绝食”三天后，妈妈吓得提前打道回府。我想这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千百万知青中，也算绝无仅有的事了。一次我和妹妹斗嘴，她拿起一本英汉词典扔了过来，我刚好站在外婆身后，哪想到说时迟，那是快，外婆一个“单手拦网”，又厚又重的字典挡住了，可外婆当场手腕骨折，害得滕晨推着自行车，一路小跑送外婆进了妹妹小婉工作的复兴医院急诊室。后来我对外婆说，那字典打到我也就疼一下，不碍事，总不会骨折啊！而从此小婉又多了一个单手拦网的故事，来证明外婆偏心我。多少年在外，每次回家就像过年，外婆总觉得我在外面吃苦了，每顿饭都做我最爱吃的。如果看我吃的不多，就叨唠我嘴刁，连她做的饭都不爱吃了。1985年，经过内蒙古、长春转辗16年以后，我终于回到了北京，终于可以经常陪在外婆身边了，可一向很少生病的外婆却住进了医院。1986年初，她在这个住了近30年的小屋里渡过了她84年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全家人陪着她。在元宵节前，她拉着我的手，要我向她承诺，一定要照顾好一辈子为我们奉献，而终身未嫁的好姨。她视我为掌上明珠，我要为她养老送终，这是她唯一放心不下的事。我知道这托嘱有多重，也深深知道无论怎样也无法报答她们给我的爱和养育之恩。几十年过去了，北京变了，复兴门内大街67号也拆了。每次回北京，我都要走一次长安街， 走过民族宫，走过现在的工商银行大厦，在心里寻找着曾经的家。庆幸的是当年在动迁时，我带着当时只有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特意带着她到复兴门内大街67号小楼的旧居，这是我曾经的家，这里有着我最亲的、相依为命的亲人和我甜酸苦涩的童年记忆。2013年，女儿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母女合影
2016年，在维也纳
2023年3月，在马德里
2023年5月。在意大利罗马市西班牙台阶前留影
2022年夏天，在美国内陆华美协会联欢活动担任主持人
2022年11月，在波多黎各
陶姗：电影《苦菜花》
和我的知青岁月
陶姗：我是怎样走进
电影《苦菜花》的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家国春秋
曹培: 三姑的坎坷起伏,
是一代人的历史缩影
李晶：一个女学生的红色之路
李其容：两位复旦教授夫人悲欢人生
革命丽人史静仪的爱情与信仰
许明：外婆, 大时代小人物平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