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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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丨李晶：一个女学生的红色之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一个女学生的红色之路
——读关君蘅《我的人生之旅》
作者：李晶
年至晚境，耽于回忆，喜欢读各种自传，打开这一本时，感觉颇为新奇——
《我的人生之旅》，关君蘅著。素白封面上印着作者的高中毕业照（1948年18岁），清纯、朴素，端庄中透着几分凝重，是那个时代的女学生普遍具有的气质，底下一行细小的字：“1930年4月14日，我来到这个人世间，从此开始了我的人生旅程……”
之前已经初识了作者。微信公众号“新三届”曾刊文章，关老师儿子回顾1977年高考，落榜后又补招。因为高招办对凡填写了“不服从分配”者，无论成绩如何一律不予录取。关老师坚定认为这一做法是“左”倾流毒，必须肃清，于是状告教育部，遂即错误得以及时纠正，挽救了一批被打入另册的考生。文章刊出好评多多，大家都赞关老师“拨乱反正，功莫大焉！”
脑子里先入为主是这样一位敏锐而果敢的母亲，我先读最个人化的一章：《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
像是一份心灵检讨书。当激流险滩已过，一切皆与浮沉无关，各种思绪中最深挚的部分，是向儿女坦陈压在心底的愧疚，无论这话题有多艰难，八十岁的老母亲正襟面对。
“不称职的妈妈”尽数遗憾，特别记得儿子刚两个月时，就被“下放农村”，想来仍心有余悸。
那是1957年，关老师在新华社理论训练班讲课，心思多用于教学，无暇顾及孩子，只能雇奶妈。看奶妈心神不宁，整天想念家人，干脆让她带上婴儿回通县老家了。
哪知奶妈很快就没了奶水，竟让幼小的婴儿随大人吃一样饭，消化不了，再感染细菌闹起腹泻，去乡下前孩子白胖活泼，逢人就笑，很快变得骨瘦如柴，神情呆滞。这天在北京家里照看女儿的奶妈回老家串门，见婴儿病得不轻，紧张地说，赶快送回去吧，这要出人命可怎么向他家交代？
此时关老师正在徐水农村下放，适逢妹妹来家里，还没进院门，就见两个奶妈匆匆赶来送孩子，她一眼发现孩子病情严重，衰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立即前往协和医院。经过治疗，孩子总算转危为安。但因为严重营养不良，眼睛里留下一个白色斑块，幸亏没伤黑眼球，对视力影响还不大。
回忆此事，莫大的自责停驻心头，当妈的不禁深长叹息：“唉！真对不起啊，我可怜的儿子！”
可是，意识能跳跃，时光却不行，今日的叹息，要搁在当年会发出吗？也许会，但绝不深长。那是五十年代，其时多少革命妈妈对孩子都是“大撒把”！
儿子一岁多时进了幼儿园，每个周日回家。但是当妈的仍然“无暇顾及”。为了省事，只在星期天去园里看望，有时要隔好几个星期，“万不得已”才接孩子回一次家。
于是儿子不认识妈妈了。保育员招呼他，他躲到墙角蹲着，在小桌和风琴后面藏着。只好接他回家，由保姆照看，晚上感受到一点妈妈的爱，母子才逐渐熟悉起来。
可即使逐渐熟悉起来，也只是感情的初始阶段，离相融还早着呢。
关老师的革命之路始于1948年。18岁的高中毕业生，以那种“跟上，跟上”的急行军步伐，随华东野战军进入中原解放区。是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清辉遍地，一批刚从校园出来的学生，豪情满怀，加入了革命队伍。十几天的艰难跋涉，道路蜿蜒曲折，空中有敌机轰炸，地面有敌军围追，部队以夜行为主，单列行进，白天设法隐蔽。
小关被编入的那支部队，带队人是华东野战军政治宣传部部长赖少其。赖部长常在驻扎点给大家做报告，行军途中趁休息机会，也发表即兴演说，分析形势，阐述共产主义理想，告诉青年人，该怎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每逢听了他的报告，我们就更加热血沸腾，纷纷拿出小本本请他题词签名。他给我题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像现在人追星一样，我们都成为他的‘粉丝’。”
眼前幻出现场，那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脚下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翻覆的关节点上。所谓崇高的理想，光荣的使命，以不可思议的感召力浇筑心田。
几天前，小关刚完成高中毕业考（开封女中），与最要好的同学商定，放下科学家梦想，追求光明，投奔解放区。此念已谋划好久，解放区传来的书籍，地下党哥哥的信件，校内外“激进愤青”的活动，让她们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充满向往，越来越急切地想找到共产党。为了阻止国民党在学校招生，她曾无畏地跳到桌子上大声疾呼：“都不要报名啊，那是特务训练班！”6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开封，小关和同学一心想加入解放军。这天终于摸到联络地点，得知就在6月24日，部队将撤离开封，若决定参加，必须在当晚8点钟到大金泰旅社集合。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竟不觉得像书上说的那么难以选择。知道即将踏上征途，行军必须轻装，小关在枕套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其他物品统统“断离舍”，只把那本《居里夫人传》掖进背包，而《大众哲学》《李有才板话》，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都已经在脑子里了。
终于到达目的地（河南宝丰），他们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领导同志，聆听他们的报告，打麦场树荫下就是露天课堂。
“陈毅给我们做报告一连做了三天，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正是炎热夏天，陈毅就在地上放个铜脸盆，里面是凉水，不时在盆里拧把毛巾擦擦汗。
1948年八一建军节，河南省宝丰县中原局所在地，刘伯承在中原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后面是邓小平。关老师在现场，不过照片上看不到
“八一”建军节那天，学员们又听刘伯承的报告，这天中原大学正式成立。学员课程是学习《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第一批学员毕业时，小关得到评语：“思想敏锐，逻辑思维清晰，理解力强”，她被分配留校，从此成为“关老师”。转年4月，随军南下渡江，解放武汉，校址也迁过去。紧接着全国解放，学校改制，她入中南财经学院政经教研室做研究生，边学习边辅导。
20岁的关老师登上大学讲台，神采飞扬，踌躇满志，“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爱好。那时的我，身上充满活力，心中充满欢乐，走路都蹦蹦跳跳的。我梦想着要做一个‘红色理论家’。”
中原大学旧址
身为革命军中一员，当“主义”“事业”“伟大目标”等因子融化在血液中，谁也不可能走单骑，不可能做“不一样的烟火”。不过，关老师很快成为佼佼者，并且认定自己的鲜明志向，还应得益于她儿时的磨砺。
记忆中，没有父亲的影像，她只知道父亲是读书人，做过教师、校长，在赴任县教育局长时意外身故，年仅28岁。23岁的母亲以柔弱的双肩挑起教养子女的重担。为了能在社会立足，先将四个幼儿寄养在亲戚家里，随后独自前往开封求学，苦读三年后寻得教职，与四散的儿女团聚，脱离封建大家庭，一起住到学校，建立起温馨快乐的小家。
然而刚刚安定两年，日寇铁蹄逼近家乡，正常生活戛然而止，大批民众拒绝在沦陷区做亡国奴，背井离乡流亡内地。这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张大中学校应迁往内地继续发展，对流亡学生广为收容。为给孩子们创造安全的环境，母亲毅然决定，去流亡学生委员会报名，前往大西北！
1938年6月，年轻的母亲带着儿女一行五口，从陇海铁路偃师火车站坐上奔甘肃的火车。流亡师生在清水集结，成立国立第十中学，大人教书，孩子上学。
翻山越岭的跋涉路，回忆起来恍如电影：闷罐货车，没有窗户座位，活泼的妹妹在众人面前唱抗日歌，给车厢里人带来几分豪气。火车下来在陕西境内，大家徒步翻山，蹚水过河，有时轮流骑小毛驴。走盘山路时，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小关从小毛驴脖子上出溜下来，险些滚落到悬崖里。
国立十中从小学至高中，兄妹四人都上学了，生活清贫，却锻炼人。8岁的女孩小关也敢独自去十几里外的集市，挑选干燥便宜的木柴，让卖主赶着毛驴驮木柴，她跟着往回走。
“那里种植一种麻，它的皮可以搓麻绳，我们穿过这种麻绳编织的草鞋。它的籽可以榨油，我们吃的就是这种油，学生们晚自习用这种麻油点灯。在油灯里放进棉花捻子或灯草点燃，发出幽幽的光。由于光照范围很小，就得每人一个。有人饿了馋了，就倒点自己的麻油，里面放点盐，用黄馍蘸着吃……伙食每天不变样，却没人叫苦。”
这样的片段，像我们当年在北大荒的日子。虱子、跳蚤、臭虫不少，由于医疗条件差，有人死在那里；天寒地冻，没有取暖条件，手脚耳朵生了冻疮，墨盒毛笔都结冰了，只能用嘴巴哈气化开；洗头发用炉灰水，强碱水可以去污……
难得是学校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第一任校长许逢熙是留美哈佛大学毕业生，教师多是大学来的。学风浓烈，每天夜晚，一个个小油灯下，同学们不舍昼夜。校园里此起彼伏唱抗日救亡歌曲，大同学组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话剧，还有读书会、墙报，关家二哥是墙报主编。小关和同学表演，头上裹白毛巾，化妆成村姑模样，盘腿坐舞台上，一手摇纺车轮，一手往外抻，唱“缝了棉衣送前方”……
漫漫七年，颠沛流亡，岁月竟如此奋进明亮。就这样度过了最清贫又最丰富、最匮乏又最多彩的成长期，性格在这时基本成型，照她自己总结，就是自强自立，理想远大。
抗战胜利，一家人跟着学校回迁。照例是搭闷罐车、卡车，与徒步跋涉交替。迥异于来时，母亲身边的幼儿已经个个长大，变成能肩挑手提的大孩子。回到家乡，母亲继续从教，兄妹四人分别就读高中、大学。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为女儿，脑海中永难磨灭的，是母亲大树般的形象：
“妈妈又要教书，又要做家务。有时半夜醒来，看见妈妈在小油灯下伏案批改学生们的作业，给孩子们缝制衣裳。记得用糨糊把旧布一层层糊起来，这叫袼褙，用来做鞋。她把一条布中间扎起来，就成一个大蝴蝶结，两端缝到鞋底前端，再缝上后面鞋襻，一双漂亮凉鞋出来了。”
端看老照片，“1938年在甘肃清水的妈妈”，身穿白旗袍，笑意盈盈，谁会想到，这位温婉的弱女子，关键时刻竟然目光长远，显出男儿之勇？
回望来路，关老师感到庆幸，深刻认识到母亲的伟大。当人生面临选择的时刻，母亲两次“毅然决定”：执意前往开封求学以及报名去大后方，是多么勇敢，明智，坚强！她为儿女的人生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而后，直到母亲退休，也不曾享过清福，仍然责无旁贷照顾儿孙。甚至文革中退掉北京的房子，跟儿子一家远去江西干校，又开始打水劈柴的艰苦日子。一天大雨漫进屋里，有腿肚子高，好多东西都淹了，等雨停了，她一桶一桶舀水倒出去，再将雨水浸湿的衣物，一件件晾晒……
“母亲走后，做女儿的多次梦见，梦中的母亲，总是一个干净、利落、漂亮的中年女子。”
怀想母亲的一生，做女儿的默默思省，这些年，自己跟母亲学得了几分？
两个孩子都生在高歌猛进的时代。新社会的感召，鼓动着每个普通劳动者力争上游。身处时代前列队伍中，关老师当然不仅是“普通劳动者”。此时她已调入北京，在新华社工作，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她是那种自我催促型工作狂，总把工作带回家，夜里加班完成。
“一天晚上，我对孩子说：‘你们快点写作业，写完了快点洗洗睡觉，妈妈还要开夜车呢！’弟弟便问姐姐：‘妈妈做什么工作的？’姐姐回答说：‘可能是司机吧！她说要开夜车呢！’”
领导夸奖她：“真不知道小关有多大的潜力！”领导哪知道，她为孩子的付出是多么少。
然而，暗礁逐渐显露出来，无论你对工作多么热爱，多么忘我，都无法躲避它。
1959年8月，庐山会议期间，关老师参加机关支部会，大家在会上谈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这之前，关老师到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带着学员们一起理论联系实际，亲眼目睹公社所有制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遭到破坏，认识到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危害。支部会上，关老师主要说了三个问题：1、公社一级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不适合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打击和破坏了生产力；2、为什么只反右不反左？3、党内缺乏民主。
她话音未落，便“铸下大错”！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支部会上“振振有词”的四人一律遭到严厉批判。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分为“重点批判对象”和“重点帮助对象”，关老师算后者，被批为右倾，“从轻发落”。从此，理论班停办，她由教员改为事务员。
逆境的真正磨练，始自“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久，关老师爱人首当其冲被戴上“走资派”高帽，任红卫兵批斗，忍受各种残暴虐待。这时她却不自量力，非但不能同敌我矛盾的爱人划清界限，还引火烧身贴大字报，保社长朱穆之。于是老账新算，她被升级为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虽经若干次批判，“态度始终不好”。
1969年4月，关老师被精简，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搭上卡车，前往房山五七干校。当她到达时，一些人围过来指指点点，“嗨，又来了一个黑帮！”
家庭的天空从此变得灰黯，惨淡，如关老师说，那些年“岁月绝对不如歌，或者只能说是一首悲歌！”
在五七干校，作为区别对待的“无期”学员，她没有休假待遇，1969年到1973年，四年春节都在干校过。运动开始时，儿女都成黑帮狗崽子，遭受欺辱，当妈的再一走，他俩就像流浪儿一样了。
姐弟俩十分友爱，从小习惯爸妈不在家，独立又体贴。当妈的记得，儿子患腮腺炎时，他俩分隔在两个房间，之间有扇带玻璃窗的门，弟弟想跟姐姐玩儿又怕传染她，就拍打玻璃窗喊叫姐姐。这天妈妈要带儿子看病，必须经这个门通过姐姐房间，开门前，弟弟就做好“预备、跑！”门一打开，他像箭从弓弦上射出，飞快跑出去。
像这样有趣的细节，书中寥寥无几却显得突出，也许因为，那份相濡以沫的姐弟情在当妈的心里别具分量。
1969年8月，姐弟俩必须分开。14岁的姐姐该下乡了，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妈的想回家送送女儿，几番请求后，军代表开恩批了三天假。关老师和另一个妈妈，也是回家送孩子的同事一起，俩人精打细算，凌晨两点多就起来，匆匆赶往琉璃河搭乘特快车，提前几个小时到了家。送别的一幕，如此令人心恸，车窗里，站台上，一片凄凄惨惨戚戚，关老师不禁泪流不止。
火车站回来，当妈的必须按时赶回去。临走担心儿子会挨饿，带他买些点心。售货员把点心放秤盘上过秤时，听见男孩在妈妈身边嘟囔着说：“我不爱吃点心，姐姐走了，你买了我也不吃……”
家里剩下12岁的小男孩，他怎么生活呢？爸爸在牛棚，成天挨斗没有自由，儿子见不到他，每天都是自己做简单饭菜，或者上街去吃炒饼。生病没人照顾，自己喝热水扛着。
这天关老师回来，发现儿子发烧已经一星期，只给自己炒了一盆白菜，终日昏睡。家里暖气坏了，屋里两个炉子最高温度也才达到14度。他生不好火，煤炉经常熄灭。当妈的看见水管上绑了很多旧布，仍然结冰，暖壶里都结了冰块，儿子两手生满了冻疮，手指包着纱布……可是，当妈的再心疼也还得走。
这年暑假，她让儿子来干校。能和那么多叔叔阿姨在一起，领略农村和大自然的美好，儿子高兴极了，每天热情洋溢地跟大家一起劳动，放马，养马，啥活儿都乐意干，叔叔阿姨们也都喜欢他。却没想到，军代表忽然发话了：干校不能带孩子来，叫他回去！
关老师哀伤地写道：“儿子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干校，他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得不到父母的亲情关爱，身心受到摧残。”
本来儿子是那种傻乎乎的类型，一切随着境遇走，也不觉得太苦，还爬树揪树叶养蚕玩儿呢。可干校回来后，依恋和向往就开始了。因为干校不光是亲情，还有集体的温暖，跟五六个叔叔睡大通铺，朝夕相处，干什么活都行啊。
儿子爬上卡车，跟个女右派一路，扶着槽帮，摇摇晃晃回京城。像一枝孤菊，在老院里独自生长，任风扶摇。明白什么叫孤独了，便开始自闭，不与人交流，也没人能交流。
干校四年，家人天各一方，当妈的没有了家，儿子顾不了，女儿呢？离家三年，女儿有了回京探亲的资格，当妈的不能请假，只好让女儿上干校。离别三年，母女俩就在干校聚了几天。这才知道女儿受的苦一点不比母亲的少。白天在冰湖割芦苇，晚上把冻硬的棉鞋枕在脑袋底下化着。
弟弟惦记着姐姐，初中毕业后向姐姐提出：“我去兵团代替你，你回家来吧！”姐姐说：“你受不了那个苦，还是我在兵团吧！”
姐弟情让当妈的感动，比照自己那份母爱，简直要多生硬有多生硬。那次请假回家，想给儿子改善一下生活。儿子高兴地说：“妈妈回来我就能吃好吃的了！”“可吃饭时，儿子不停地给我夹菜，自己很少吃。我心疼他呀，我急了，拍了桌子：‘你再这样，我就不吃了！’他吓得不敢作声。这顿饭被不愉快的阴影笼罩了。母子之爱，被我用发脾气的方式表达了，我心里很难过……”
——为何要拍桌子？明明是给儿子改善生活，心疼他，却突然粗暴地发脾气，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母亲遗传的爱意绵绵、温婉乐观，在你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想，是性格的扭曲显露无遗，是处在险恶的政治困境中，人的精神长期压抑的结果。那年代，个人和家庭都是渺小的，人成政治动物，远离爱，不会爱，这现象是如此普遍、无形。当“思想改造”的干校，忽然移换到儿女情长的家里，那种柔和的空气反易激火，一言不合便情绪爆发，急了。尽管这有情可原，也是令人遗憾。
五七干校，并非学书本知识的地方，只是集各种劳动于大成的“锻炼场”。关老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养猪，带领一班人，挑猪食担子、做醣化饲料、给猪打防疫针和劁猪等。主管一切的大神是军代表。
军代表左得出奇，痴迷于对干部的改造，甚至在给大田撒粪时，坚持认为，背着风撒粪是资产阶级思想，为了“灵魂革命”，必须迎风撒，撒得满头满身，才有助于思想“质变”！食堂炒茄子时，他不准扔茄子把，要跟茄子一起吃下去。吃红薯时，也不准把发了霉的皮剥去。这天食堂炖鸡给大家吃，有同志把鸡屁股随手扔掉，他小题大做说：为什么把鸡的殿（臀）部扔掉？
赶上这样的军代表，关老师四个春节不能回家，真叫遭遇了“不可抗力”。她劝解自己，“我不能终日沉浸在痛苦中，我要从又苦又累的劳动中锻炼自己。”
她干得不错，还给宣传队写过诗。
我想象在干校的联欢会上，几名宣传队员在台上齐声朗诵关老师的诗，她在台下凝神看着，听着，意识已经飘向家里的老院子，飘向内蒙古的冰天雪地……
1973年，干校生涯终于结束，关老师回社里恢复工作。这时大形势似乎好转，但好景不长，全国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领导指派关老师去山东枣庄蹲点。动身又在春节前夕，加上连续4个春节在干校，已经5个春节没和家人团聚过了。还要继续。10个月后自枣庄回来，全家才算基本安定。
这时她惊异发现，不知觉间儿子已经长大，已然越过稚弱的童年、艰辛的少年，变成让当妈的倍感欣慰，甚至可以倚重的大人了。
这时社里重新开办马克思主义理论班，关老师毛遂自荐讲《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那几天又是废寝忘食地备课，连着开夜车。儿子在一边陪着妈妈，不肯自己先睡，因为《反杜林论》涉及自然科学，她早忘了，要高中生儿子给讲解。
“可是儿子实在太困了，说：‘妈妈，时间太晚了，睡觉吧！’我说备课还没有完，还要过会儿才能睡。他非要等我不可……但他还是太困了，就趴桌子上睡着了。”
这发生在家里，深夜时分的小情节，看着波澜不惊，却令我感动——“红色理论家”的妈妈，度尽劫波，中断7年的讲台，眼看将被再次点亮，她没有颓唐，没有茫然四顾，只想重整旗鼓，站到那里，把课讲好。可想而知，她是艰难的，难在精神的修复，能力的重拾。这时，给她有力支持的是儿子，7年来备受连累、吃苦遭罪，“早当家”的儿子。
《反杜林论》读书班连续开办几期，反应很好，领导对关老师“大撒手”了，她信心十足，再开《资本论》读书班，从此算是归队了，孜孜不倦，一如既往。
历史是前进的，翻过去黑暗、沉痛的一页，重要的是拨乱反正，清除左倾路线的遗毒。文革结束，清查工作期间，负责人约关老师在大礼堂批判大会发言，她直言相告，主旨要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其恶果。负责人看发言稿，迟疑说：“现在中央还是批判极右，你不能批极左。”她说：“怎么能批极右呢？他们左得不能再左了，要实事求是嘛！”
大礼堂大会发言时，关老师还是批判极左，得到大家的共鸣和赞赏。同事告诉她，听会时，跟广东刚调来的主任杜导正坐在一起，听她发言，杜导正情不自禁地鼓掌，说这发言太好了，把录音拿到广州去播放，一定会受到群众欢迎。
回首夕阳已含山，往事并不如烟。退下来后，过去总在眼前回闪。她当然忘不掉遭打击挨“整”的日子，却也记得，自己不乏对他人犯过“上纲上线”的错误，但思省再三，她仍要肯定自己：“秉性正直，不唯上，说真话，是爱说实话的人，为此得罪一些人，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不是为个人利益，我不后悔。”
可是，有一个事实她无比清楚：自己终究是比不得母亲的，大树般的母亲，一辈子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母亲！
——“我很想补偿儿女在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缺失的母爱，然而，这再也不可能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这天整理抽屉，她发现一张成绩单，是1972年儿子初中毕业的成绩单，各门都在90分以上。发现时已过去30年，听说那年初中升高中只有30%的升学率，儿子是如何进这30%的？就在天寒地冻的老院里，他是那么刻苦！
如果说儿子升高中的情况她不知道，因为人在干校，那后来呢？1976年，唐山大地震，因为公交车不能正常行驶，她和爱人都住单位，儿子又是一人撑家，自己把桌子拼起来，木板架在桌子上，搭起了室内地震棚，直到地震警报解除。1977年，儿子考大学，当妈的早出晚归，照例是满脑子工作，连一个鸡蛋都没给他煮过……
“两个孩子都是上世纪80年代结婚的，我没有给他们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礼物。在我当时的头脑里，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
当然关老师也欣慰。儿女都在困境中长大，他们没有沉沦，都是顽强拼搏，用知识改变了命运。然而，无论如何，“心结”、“缺失”、“愧疚”，这些灰色的字眼，必定伴着历历风尘，成为余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合上书页，我看到一个时代映在个人身上的折光，犹如烙印一般。我想，愧疚，作为一种心理的负能量，对于年迈的老人，特别有害无益，这常识关老师她不会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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