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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陶姗：我是怎样走进电影《苦菜花》的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陶姗，1964年在电影《苦菜花》里饰演冯大娘二女儿秀子。1969年从北京35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二连。1972年底调内蒙古杭锦后旗广播站做播音员。1976年入吉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80年到吉林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1986年到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6年赴美国留学，1989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洛杉矶创办进出口公司。现在洛杉矶定居。
我在电影《苦菜花》
里当小演员
我在1964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去当小演员，演《苦菜花》里的二女儿秀子。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拍电影。以后一生的工作都和文艺无关，我也不觉得自己有表演才能。但那次被选上，却也不是没有缘由。这缘由大概要从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说起。
那是1962年，学校组织班级的歌咏比赛。上音乐课的时候，我们在教室里排练。桌椅都被搬到教室后边，全班同学背对黑板站成几排，唱《花儿朵朵向太阳》（电影《花儿朵朵》插曲）。音乐老师站在前面指挥。唱到中间，她让我们停下来，说：“唱歌的时候脸上要有表情。你们应该像陶姗那样，她的表情好。”以后就让我站在第一排的中间。那是我第一次在文艺方面受到表扬，不是因为唱的好，而是因为“表情好”。到三年级时，学校推荐我去参加西城区少年之家话剧组，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个印象。
西城区少年之家在新街口南边路西的前公用胡同里，大门向南，是一个像王府一样的大院子，有好几个进深，还有跨院。房子是清朝时建的，北京有许多这样的大院子，灰色的瓦脊，红色的木头门窗，房前有游廊。各种兴趣小组，比如话剧组，舞蹈组，民乐队，木偶组，象棋组，幻灯组，等等，就分布在这些院子里。来参加活动的，大都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
刚去少年之家，我进的不是话剧组，而是朗诵组，在一进大门，靠右手边的一间房子里。新来的同学们先在这里学习朗诵。记得是每个星期来活动一次，在星期三下午。一年后有的升级，进入二门里的话剧组，其他人就不用再来了。
话剧组和朗诵组的辅导员都是李羡梅老师。她是湖南人，说话有点儿湖南口音，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的，三十来岁，身材瘦小。和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在一起，也不显的很高大。她教我们朗诵，通常用诗当教材。有革命烈士的诗，现在还记得零星几句，“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还有儿童诗，比如《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等。她教我们朗读，给我们讲解，示范。教完了还让同学表演。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坐着看，然后讲评，指点。在这样的过程中教给我们很多朗诵和表演的知识、经验。她指导排练的节目，通常被同学们带回自己的学校去表演。
参加朗诵组以后，我开始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表演，当然是李老师推荐的。表演过的一个节目就是《爸爸的眼镜》。那时候北京居民极少家里有电视。外婆为了看我表演，找同学的妈妈，让她带着到她的单位去看。
我不记得在朗诵组里呆了多久，怎样从朗诵组升入话剧组。也许没有按照常规。只记得一进话剧组就让我报幕。我报幕穿的是那个时代很标准的、女孩子在大型活动场合，比如游行或者欢迎外宾时的服装。红领巾，白衬衫，红裙子。但那裙子很不一般，是纯毛凡尔丁布料，是话剧组专门给我订做的，深红色，平展挺括，比平时穿的布裙子有型，很好看。
暑假是演出季节，我们话剧组总和舞蹈组，民乐队一起出去，到北京各个单位演出。西城区少年之家的民乐队水平非常高，每次必演广东音乐《旱天雷》和《雨打芭蕉》。几十人的乐队，演奏起来很有气势。舞蹈组和话剧组在一个院子里，一个在北房，一个在东房。我们东房这边有男生，也有女生，舞蹈组好像都是女生。舞蹈组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茉莉花舞》，领舞是孟丽茹。她那时已经上初中，人很漂亮，舞也跳的非常迷人。
话剧组排过的最大型的节目是话剧《二十响驳壳枪》。同学们表演得很认真，敬业。演小地主的同学，在台上要挨他的地主爸爸一个嘴巴。演爸爸的大同学是高中生，身材已经和成人一样了。因为太入戏了，狠狠地一巴掌打下去，那个同学疼得在舞台上真的嚎叫起来，打他的同学也知道打重了，可是两个人都认真地把戏演完，表现出了让大家都敬佩的台风。我也受到过表扬。有一次报幕的时候，麦克风忽然没声音了，我照报不误。李老师在总结时说我没慌，还说我的声音很好，坐三千人的礼堂，最后一排也能听清楚。
话剧组的节目，我记得的还有万仓和一个同学演的《魔术师的故事》，是一个小滑稽喜剧。李根源和李小慧演的小歌剧《兄妹放羊》。四个小男生演的讽刺美帝的《三句半》。还有一个不记得名字了，是五大洲各种肤色的孩子轮流上台，连唱带朗诵。黄秋文演古巴女孩，她个子高，肤色白，背着枪，唱着“我生在哈瓦那”走上台。非洲黑孩子忘了是谁演的，只记得他的脸是用黑油彩抹的，眼睛格外炯炯发亮，唱的是“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去演出过的具体地方几乎都忘了。能记起得的只有八一射击队和中直礼堂。印象很深得是去八一射击队演出，是因为那次活动太好玩了。到了那里，先参观，听介绍，看了射击表演。还让我们每人打三发子弹，是用小口径步枪。我们趴在地上瞄准，每人旁边蹲着一个射击队的队员指导。只有一个大同学，就是演地主爸爸的那位，让打五六式冲锋枪。我们站在旁边看，枪声震耳，掉出来的铜子弹壳发红。参观后招待我们吃晚饭，煮挂面，还有面包。那是我们外出演出，被招待的最好吃的一顿饭。饭后在外边露天的场地演出。
中直礼堂是我们演出过的最好的剧场。那次演出和后来演《苦菜花》有直接关系。平常演出的时候，每报完一个节目，我都走回台侧，在幕布边站着。那天演出快结束时，我看见后台来了三位解放军，其中一位是个阿姨。因为总政话剧团的演员们常来组里辅导，我们看见军人不觉得好奇。他们在和辅导员谈话。可是说话中间指了指我，还指了几个同学，让我觉得有点儿异样。最后一个节目演完了，我走到台前谢幕。记得每次说的是：“演出到此结束，节目演得不好，请叔叔阿姨们多提意见。”这是那个时代才有的谢幕辞。观众们站起来长时间鼓掌。
回到后台，那位解放军阿姨走过来，问我：“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又问什么时候学演戏的，在台上为什么一点儿不怕。我把辅导员平时教给我们的知识讲了一遍。阿姨笑了，临走时说：“你准备个节目吧！”我糊里糊涂地点头答应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大汽车把我们送回少年之家。辅导员总结后，告诉我们：刚才来后台的三位解放军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他们要拍一部电影，需要两个小演员。过些天要请咱们话剧组的几位同学去试试。她提到我，还有万仓。我这才明白那个阿姨的话。我要准备的节目无需多想，因为我在话剧组从来没上过什么节目，只能用自己在电视台朗诵过的《爸爸的眼镜》。
我家住在北京复内大街上的一个单位大院里。大门里过道边的墙上安着一个电话，是单位给大院装的。来电话了，院子里谁在旁边听见就去接，帮着叫人。一天中午我走到门口，刚好电话铃响了，我抓起电话，问：“喂，你找谁呀？”电话里的人笑了，说：“你是小陶姗吧！我就找你呀！”我问她是谁。她问我还记不记得让准备节目的解放军阿姨了？问准备了吗？后来知道阿姨叫杨森，是摄制组的场记。她让我过几天去八一厂，最后嘱咐我：“别忘了《爸爸的眼镜》”。
八一厂在广安门外六里桥。大门就在39路和40路汽车站旁边，下车就能看见。杨阿姨正在警卫旁边站着等。同车下来的，还有几个和我一样被叫来的小朋友，下车才知道。杨阿姨带我们进门，沿着一条水泥马路往里走，走到林荫道旁一座很别致的小楼里。推开一扇门，看见里面已经来了不少和我差不多年龄的男男女女的小朋友，大约有二三十人。椅子摆成一个半圆形。前面空出一块场地，像是为演出准备的。又看见那天到后台去的两位解放军叔叔。还有一位年长的，头发花白的解放军伯伯，笑着迎接我们。
我们西城少年之家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万仓和舞蹈组的孟丽茹。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一对兄妹。哥哥几乎是个青年人了，穿着白衬衫，手拿折扇，一副少年公子的模样。妹妹在人群里也很出众，梳着运动员式的短发，眼睛很大，已经有少女的样子，还带点儿洋气。那是招人喜欢的，让人更显可爱的气质。和她哥哥一样，一看不是一般人家出来的。后来知道她叫李鱼，比我大一岁，上五年级，父亲是京戏名家李宗义。一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杨阿姨笑着问她：“你就是《小兵张嘎》里那个背孩子的小演员吧？”她含笑点头，很文静的样子。
见过面，大家落座，那位头发花白的解放军伯伯站起来，笑着说：“请大家别紧张，把自己喜欢，熟悉的节目表演一下，形式不限。”屋里顿时安静了。我悄悄看了一眼屋里的小朋友们。他们的脸上都略带出惶惑，紧张的神情。杨阿姨问；“谁第一个来呀？”屋里更没有了一点儿声响，好像每个人都怕弄出动静来就要轮到自己了。杨阿姨指了指我，说：“小陶姗，你打第一炮吧！”在这些人里，可能我真的是年龄最小的，刚上完四年级。也许是杨阿姨的亲切微笑给了我勇气。她对我一直很亲切，另外我也不会忸怩。
听到她叫，就站起来，走到圈子中间，找一个我觉得合适的位置，面对大家站好。参加话剧组以后，表演是家常便饭。演出时总要面对上千观众，从来没紧张过。可是这样的情况却是第一次。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心跳很快。感谢李羡梅老师的辅导，我知道这时要把注意力集中，进入自己要讲的故事。我静了静心，开始朗诵。渐渐地自己也被故事吸引住了，忘记了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在乎面前的人。真的感觉到自己是那个奇怪爸爸的眼镜到哪里去了的小淘气。
朗诵完，我只看了杨阿姨一眼就回到座位上。我看见她满意地笑了笑。接着其他小朋友轮流到前面表演，有的唱歌，唱戏，有的跳舞，朗诵。大家都是从北京各区的少年之家，少年宫挑选来的，每个人都有拿手的节目。
表演完了，几位叔叔和阿姨带我们参观八一厂。原来八一厂大院分生产区和生活区两个部分。在生活区我们参观了游泳池。听杨阿姨说：《海鹰》里的许多海面上战斗的镜头是在这个游泳池里拍的。它只比一个篮球场大一些，觉得太奇妙了。还去看了游泳池旁边的桃园。在生产区里，不记得参观什么地方了，应该是看了摄影棚。最后被领进一个小放映室，叫“标放”，只有几十个座位。听说这是领导审查片子的地方。周总理也在这里看过电影。从来没进过这样小的电影院，感觉很新鲜。关上灯，屋里很黑。放的是《红色娘子军》，算是招待我们。
回到家，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已经把这件事忘到脑后了，又被叫去八一厂。这一次没那么多人了。女孩子只有我和李鱼。男孩子有万仓，他大我四岁，还有一个少年广播话剧团的男孩。我们四人被领进一座小楼里的一个大房间里。屋里放着一圈沙发，中间放着一张大桌子。沙发上坐着不少解放军叔叔，伯伯，都没见过。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厂里有名的导演和摄影师，来帮着做选小演员的工作。这座小楼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
这次李鱼先表演。她朗诵“嘉陵江水啊浪滔滔”，是五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一首诗。我表演的还是“爸爸的眼镜”。表演完了，叔叔伯伯们散去，几位阿姨把我们包围了，问这问那，让我穿上一件中式大襟褂子，带我们走出小楼。在楼前，一位叔叔给我和李鱼照了两张像。李鱼也穿着那样的衣服。我觉得她漂亮，有气质。后来我被选中，实在是因为角色需要。我觉得万仓也是这样，他的脸上有粗犷的神气，更像农村的孩子。
第三次被通知去八一厂，只有我一个人了。被领到大化妆室里，一位穿白大褂的阿姨过来给我化妆。她看着我，说：“这孩子眼皮一单一双。”那时候我的右眼是双眼皮，左眼其实是内双，感冒的时候会变成外双。外婆和妈妈就说：“哎，出双眼皮了。”所以我得感冒时反而心情更好。到了十六七岁，发现左眼自动变成双眼皮了。
化妆师阿姨拿一条很细的绢，用胶在靠近睫毛的地方一贴，左眼就变成双眼皮了。化妆师的手真是很神奇。后来我看见过她们给刘江叔叔的牙上也是贴上什么，嘴当时就鼓起来，牙也呲出来，变得凶恶了，可是看不出来做了什么手脚。我的辫子太粗，阿姨问了导演，决定剪短一些，削掉一些，梳成两条短辫。又给我穿上一件肩上有补丁的小花夹袄。化好妆又去照相，不记得那叫试妆相还是定妆相。一张是正面，呲着牙笑，傻傻的。另一张是侧面，生气的样子。
不记得又过了多久，还是在暑假里，有一天两位解放军叔叔来家里，和妈妈谈让我去拍片子的事。妈妈很客气地同意了。
定下来要去拍电影以后，我借《苦菜花》的小说来看。那是我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第一次看到“色情”文字。那时我刚过11岁，看见里面的那种描写，心里完全没有准备，非常紧张，很不自在。
我是在去青岛的火车上见到了摄制组的全体。那是在九月里。上了火车，我趴在车窗边，和家里人告别，听着嘱咐。从来没有单独离开过家人，眼里含着泪水。一个小女孩的头在我的身边挤出来，也和窗外的父母告别。她的明亮的眼睛里只有喜悦，好像火车要带她去的是儿童游戏场。火车开动了，车厢里的人开始互相走动，说话。原来整节车厢里都是摄制组的人。不到十分钟就弄清了谁是“妈妈”“姐姐”“哥哥”“妹妹”和“坏蛋”。曲云阿姨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们要叫我‘妈妈’了。”那个小女孩是我的“妹妹”嫚子。她亲切地叫我“秀子姐”。我们就这样称呼了一年。几十年后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刘抒吟。
摄制组请了一位老师。她的工作是辅导我学习，照顾我和六岁的嫚子。她还带着自己的不满两岁的孩子。我是背着书包，带着学校的课本来火车站的。以后每天都要学习功课，怕回学校被拉下。入夜了，“妈妈”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哄我们睡觉。
在青岛下火车已经是傍晚。“妈妈”一手拉着我，一手领着“妹妹”，在月光下，迎着海风，走在栈桥上，在长长的两排路灯中间漫步。耳边是海浪拍岸的哗哗声。远处有一座灯塔，在夜空中时隐时现。“妈妈”给我们讲灯塔的故事，告诉我们它是航海人的指路灯。望着它，我想象到自己是在满眼漆黑的海洋深处，心中生出了对它的敬意。后来回到学校，我在语文课上写了一篇作文《灯塔》，受到老师表扬。栈桥下有许多收了帆的渔船，一条船就是一户人家，有人在淘米做饭，有的母亲在给婴儿喂奶。船舱里闪烁着渔火，时而传出渔歌。栈桥上有并肩依偎着的情侣，远处整个青岛城市的灯光映在夜色中的海面上，海湾的美景让人陶醉。
真正看到大海是第二天到烟台以后。晚上住在军区招待所，屋里生了火。我睡不着，想外婆，想家。第二天一早，跟着“哥哥”和“妹妹”来到离招待所只有百步远的海边。只见朝霞映红了半个海面，岸边早有数不清的人，有孩子，老人。有的在跑，有的在玩。呼吸进的海风带咸味和潮气，举目远望，大海无边无际，海天相连，远处可以看见点点白帆。海鸥在低空中掠过，沙滩上到处是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妙颜色的卵石、贝壳。“秀子姐！”小嫚子喊我。她早就高兴地在沙子里捡起石头和贝壳来。一会儿小口袋里就装满了，两只小手上也捧的满满的。好像还没够，要我去帮忙，把大海里的宝贝都捡回去。“回去吧！”“哥哥”叫我们。他说时间长了，大人们要着急的。
上午坐汽车到文登县，来到外景地昆嵛山。住处是建在半山上的部队招待所。两排石头砌的房子，前面有一口井，不远处是部队营房，有篮球场。附近有一条流水淙淙的小溪。顺着小溪往山上走，有一个小瀑布。山泉流到这里飞落下来，溅起白色的泡沫和水花。住在这儿的一个多月里，我们经常来这瀑布前，洗头，洗衣服，玩水。已经是秋天，满山的野果子熟了，有山梨、山里红。只要不怕累，往山上爬，想吃多少都有。我和“妹妹”戏不多，没事就让“哥哥”带我们上山去玩。有一天走了很远，爬到一个较高的岩石上，往山下一看，篮球场变得只有巴掌大。正在兴头上，忽然变天了，天空晦暗，下起雨来，嫚子吓得要哭。“哥哥”带我们到一个小山洞前。我把嫚子推进去，自己也躲进去，就没有“哥哥”的地方了。懂事的嫚子抱住我，我们俩缩成一团，“哥哥”才钻进来半个身子。雨停了，我们带着一身泥，狼狈地回到驻地，笑的好开心。
拍电影的事，我记得的倒不多。印象最深的拍日本鬼子来扫荡，老百姓逃难的一场戏。电影里的村庄，街道，民房，村里的大树，都是外景地的实景。村里的农民都是群众演员。那个村子叫桃村。汽车把画好妆的我们带到村里。那天村里的老乡们没下地，拿着包袱，扶老携幼，站在路上。导演站在一个大磨盘上，指挥他们。我和“妈妈”夹在中间，跟着人流走。耳边听着摄影机“卡、卡”地响着。老乡们不化妆，也不换服装，就穿着平时的破旧衣服，比我们真实得多。
我和嫚子戏少，拍戏的时候常在旁边看热闹。大人们也不管我们，只是告诉一声不要乱跑。有一次看拍打仗。战场在一片坡地上，事先已经布置好，和原来的样子不同，增加了一些布景。轨道也架好了。摄影机很大，在上面移动。拍的时候，先让部队上山，拍他们对着无人的空地射击，看起来战斗很激烈。然后才把“敌人”调上来，拍他们中弹倒地，人仰马翻。地上埋了炸点，爆炸时很响，土崩起老高，非常热闹。
回到北京，我回学校照常上课。有我的戏时，提前一天去八一厂，住在厂招待所。电影里的家和院子是在摄影棚里搭的。”铁工大哥“牺牲的那场戏，按照剧本是我跑回家哭着告诉“妈妈”。摄影机设在院子里，对着院门。我跑进来，应该有一个正面的中景镜头。可是我哭不出来。导演只好把摄影机调到反方向，镜头对着“妈妈”，我扑到妈妈怀里，说“妈，铁工大哥……”成了背影。
第二次去外景地是冬天，记得拍了雪景。这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条河边，河上的冰已经开始融化。我和嫚子在冰上跳来跳去玩儿。顾岚叔叔让我们下来，说危险。他演的是电影里第一号坏蛋，却是剧组里对我们俩最关爱的人。别的大人不大理我们。他常带我和嫚子到野地里摘野花，捉蝴蝶，给我们讲故事。周末集体包饺子，派我当饺子腿儿。
拍摄的具体时间过程我已经记不清了。电影是在1965年8月上映。那是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公演前，剧组的两位叔叔阿姨来家，也是在暑假里。妈妈和他们谈话。我坐在小板凳上，在一边听。叔叔和阿姨给家里送了一百多块钱，是我的拍片报酬的余款。他们说这孩子每顿饭都点甲菜，不然还能多剩点儿。送了一个相册，是我在摄制组时的照片和剧照，第一张就是定妆相。其他还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妈妈说的一句话：“这孩子将来要上大学。”可能是叔叔和阿姨对妈妈谈了以后在演艺方向培养我的意思。
万仓就是拍完电影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推荐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当了演员。妈妈解放前上的是北师大，解放后毕业留校当老师，把教育看的很重。大概也是受那个时代的观念影响，当小演员出名，家里当然很高兴，觉得光荣，但上学还是人生正道。可这正道也没走成，不到一年就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接着我就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是我和剧组的最后一次接触，直到四十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流金岁月》的节目上，和剧组一些还健在的人才又重逢。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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