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答记者问的三个辩证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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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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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Foreword

做媒体工作，从来就有两面，必须正确、辩证地对待，不可偏废。

一方面，记者在协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方面起着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应主动积极地为其采访工作提供方便和协助，使他们的报道能公正客观，符合我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记者因其职业特点，有时不免同政府发生摩擦和矛盾。比如为猎取新闻，记者有时可能采取一些不太合法的手段，或在报道中散布一些小道消息，甚至谣言；个别记者出于其反华立场还可能在报道中发表一些恶意中伤、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所以，我们对记者要进行管理而不能无为而治，对他们的报道要正确引导而不能听之任之，对他们的一些不当言行要进行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而不能消极地息事宁人。

“大记者”与“小记者”

中国媒体越来越活跃，一些主流媒体的记者由于露面多，提问和评论有分量，受到公众的欢迎和喜爱，成为“大记者”。这些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或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往往会受到重视，机会比较多。然而，“大记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

发言人的职责是同媒体打交道，是向媒体提供新闻，代表自己所在的部门向媒体说明情况，提供信息。我以为，作为发言人，既要重视“大记者”，也要关注“小记者”。

发言人对记者抓住机会提问不应反感，我对这样的记者是很钦佩的。他们敢于抓住机会提问，这是敬业的表现，因为这种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如果你不抓住，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005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向中外记者介绍本次大会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2005年3月2日，我首次作为政协发言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发布会结束后我走出会场时，很多记者纷纷向我涌来，向我继续提问，我也回答了一些他们的问题，随后我就在保安人员的护送下走出会场。有些记者还要提问，被保安人员拦住。

此时，我听到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女记者向我大声呼道：“发言人，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保安人员把她挡住，她不能靠近我，但是她很坚持，不断重复上述的话，几乎要哭了。

2005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后，一位在会上没有获得提问权的香港记者紧追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左）不放。已经走出大门的吴建民又折返回来，颇为“绅士”地回答记者提问。

看到这种情况，我立刻向她走去。原来她是《香港商报》的记者。她向我陈述了她的问题，我立刻做出了回答，她很高兴。

我为什么要停下来过去回答她的问题？我想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如果在人民大会堂我的新闻发布会后因为不能向我提问而哭了，这可能不大好。政协大会发言人不应当把“小记者”拒之千里，相反，发言人应当让记者比较好接近才好，因为那样，你才有机会，才能把你所代表的机构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去，让公众了解。

第十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大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

我在担任政协大会发言人的四年期间，除去每年3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外，还接受了众多记者的专访，有些是事先向我约好的，有些是在出席政协大会期间进入或走出会场时被记者围住提问而作出的回答。在这期间，我还接受过上述那位《香港商报》的女记者及其同事们的专访。

“好问题”与“刁问题”

有人把记者提的问题分为“好问题”与“刁问题”；好答的问题是好问题，难答的问题是刁问题。提“好问题”的记者受到欢迎，提“刁问题”的记者遭人反感，这种心态本身就有问题。

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我从不去责怪。他们能提尖锐问题，说明他们对所提的问题很好地研究过了。当然，尖锐问题让人听起来刺耳，但是它给人提供了机会。

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中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这引起了一些西方记者的反感。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劈头就问：“克里斯托弗来，你们紧张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是不是怕政府倒台？”

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很难听。当时我没有任何准备，但我想到了自己在西雅图的经历：我要上电梯，美国的保镖在等一个大人物的到来，维持现场秩序时他们一把把我拦住，推到几步之远。

当时听到提问虽然生气，可也不能拍桌子啊，得把他们的话给堵回去。所以我有点火地回答说：“一个国家对一个重要的来访外宾加强保卫，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全世界的惯例！1993年11月，江主席去西雅图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时候，你美国的安保就非常严啊。我要上电梯，你们的保安人员一巴掌把我推得远远的。”

记者马上追问道：“你抗议了吗？”

我说：“我没有抗议。我当时心里很不高兴，但是我觉得，保安是在履行其职责。”接着，我对那位记者还补充了一句：“我们中国人怕什么？我们没什么好怕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当经济以两位数字增长的时候会倒台！”

随后的两天里，这句话迅速传遍海内外。新闻发布会后，CNN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齐麦克在走廊里见到我时说：“我等你这话等两年了！”他说：“你看，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政府很稳定，它怎么会倒台呢？不可能的！你这话一讲，美国人就懂了！”

但是我想，如果美国记者不问这个尖锐难听的问题，我好说吗？这个话你主动讲，是不好讲的。对尖锐的问题，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他的问题越尖锐，就越能激发你回答的灵感。

我觉得对刁钻的问题，不要去责备，而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刁问题给你提供了机会。能不能提刁问题是记者的本事，答不答得了，是你的本事。如果你答不了，不妨自己想想看，怎样才能下次答得更好。

“爱”与“恨”

以色列的发言人曾给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跟记者发生冲突，在发布会上你一定要控制自己，不能发火。”

我的体会是，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要心平气和、娓娓道来、以理服人，讲话若声色俱厉、面红耳赤，反而得不到同情，这是人之常 理。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香港前途问题与英方进行谈判，谈得很艰苦。记者会上，记者多次问我，破裂了会怎样。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再强调，就中方而言，我们希望谈判取得进展，谈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成果。如果我说“破裂就破裂，没什么了不起！”，这个话听起来颇为痛快，但给外界的印象可能未必有利。

我觉得，作为发言人代表中国说话，要能争得国际上大多数人的同情，不能你讲出来的话，大家听了就摇头，不能只图自己的一时痛快。你可以把话讲得很硬，把狠话甩出去，痛快是痛快，但收场就不好办了。受损失的是谁呢？是国家。

发言人有时会遇到一些让人恼火的问题，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上当。你要是大发雷霆，这本身就变成了一条新闻，正是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所求之不得的。

1998年4月，朱镕基同志去法国访问。有次活动，“无疆界记者”（法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混了进去，把传单都撒到朱镕基头上去了，他很不高兴。活动结束后，一名记者问朱镕基同志：“你对此有何评论？”他回答说，没看见！这个回答是很妙的！

后来，我国驻法使馆一位管新闻的同志批评这名香港记者说：“中国人不帮着中国人。你这个香港记者，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干吗？！”这就变成消息了。他又说：“以后再这样就不安排你们来了。”你威胁他，这更是消息了。香港报纸后来就此做了很多文章。

我觉得要掌握记者的特点——他是要消息的。你发脾气，可能只是一时解气，但是效果值得研究。你威胁他——“下次不让你来了”，第一，这个很难做到；第二，这又变成消息了——我提个问题你就不让我来了？你这不是侵犯我新闻自由吗？

这里还涉及一个如何处理同记者的关系问题。我在工作中发现有的同志对记者很反感，有时甚至会训斥记者。对此要从这个角度想：这不是面对几个记者的问题，你要看到他们后面千千万万的听众、观众、读者。训斥记者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总体而言，外交部发言人同记者是一种复杂的双重关系。用一名中国记者的话来说，是“又爱又恨”。不管是爱还是恨，发言人与其被动，不如主动积极地多做记者的工作。记者的问题处理起来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必须考虑得比较周全一点。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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