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内特的“开放城市”究竟有哪些新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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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中文字幕的讲座视频（感谢宋青制作中文字幕）

“在我看来，城市是一个能够使人增长阅历的地方，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要更多地开放机会。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这意味着要处理有关复杂性的问题。归功于城市运作的机制和它被设计的方式，在一个开放的城市（open city）中，人们能够更熟练地处理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并且能够利用意料之外的机会。”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95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7年10月于哈佛大学GSD礼堂举行的讲座，原题为The Open City“开放城市”，由著名社会学家Richard Sennett主讲，GSD城市规划设计系主任Diane Davis介绍。讲座由华南理工大学张艺菡翻译整理，“不成熟研究”创始人哈佛&LSE双硕士罗雨翔推荐。特别感谢B站哲学社会学视频字幕创作者宋青根据艺菡译稿制作中文视频字幕。

翻译记录者：张艺菡

华南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四年级在读

推荐人：罗雨翔

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区域经济硕士。公众号“不成熟研究”创始人，关注城市建设的不同侧面。

视频字幕制作人：宋青

B站哲学社会学视频字幕翻译

哔哩哔哩ID：宋小青青

微信公众号：宋青在创作

主讲人：

理查德 · 桑内特

（Richard Sennett）

Richard Sennett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城市中的社会生活、劳动力变迁和社会理论，并出版了大量书籍。同时，他积极参与联合国工作和其他公共事业，近年创办了Theatrum Mund，支持都市文化领域的研究。他曾获得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以及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人文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担任过教职。日常生活中，他喜欢拉大提琴、烹饪和园艺。他的妻子是社会学家Saskia Sassen。

介绍人

戴安 · 戴维斯

（Diane Davis）

哈佛大学GSD城市规划设计系主任，研究方向主要在城市化和国家发展的关系、冲突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实践、城市暴力、城市管理等方面。

正文共22407字52图，阅读完需要30分钟

推荐语

本篇讲座由“不成熟研究”创始人罗雨翔推荐

从建筑背景转行到城市研究和相关工作的人通常会面临两个基本问题：如何去理清城市中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空间设计在城市发展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城市是资源的汇总，其运作的核心在于各种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无论是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还是拔地而起的新区，其最初建设、后来的运营以及不断的更新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需要人们跨越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来进行协调与合作。我们平时谈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说到底其实就是人类用来达成这种大规模合作的手段。要想搞懂城市，就得研究人、组织与其发展出来的各种制度。

传统的建筑学很少真正地研究“人”。建筑通常将人的需求作为设计的“服务对象”，却不常将人本身作为复杂的、具有能动性的研究主体。Richard Sennett的研究对建筑师最大的启发，在于他总是将城市中的空间现象放回到“人的意志和行为”这个语境中，重新梳理了空间构成以及集体行动在文化、生产以及治理层面的逻辑。

但和其他社会学家相比，Richard Sennett的研究又是最接近建筑学的。传统的社会科学在研究空间时，通常只从“区位”、“距离”等地理学角度来进行分析，而Richard Sennett则更关注空间中的“内容”（包括感受、功能和物件等）——这更接近于建筑学对空间的认知。所以， 对于建筑师来说，Richard Sennett似乎会显得格外亲切。

尽管Richard Sennett也否认了“设计决定论”（即认为空间、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各有自己的逻辑和边界，建筑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从他对各种充满活力的城市形态的详实描述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罕见的乐观。虽然建筑本身不能颠覆已有的社会制度，但是通过观察和分析人们在好的空间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新的、富有创造力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正是因为这些思维和行为模式并不是关于建筑、而是关于“人”本身，它们有可能突破学科的边界，给不同领域的人和组织提供颠覆性的灵感，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甚至政治制度。这，或许即是空间和设计最终可以改变城市发展轨迹、带来更大的变革的方法。

开场介绍

哈佛GSD城市规划设计系主任Diane Davis

大家好，我是Diane Davis。

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演讲。他将向我们介绍他的新书中的内容以及他近期进行的一些工作。这次讲座的题目是“开放城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

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复述他的生平、他得过的各种奖项以及他在设计、社会学、历史及其他各个学科中令人尊敬的成就。他是当代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领导力的一位知识分子。

我在芝加哥读本科的时候读到了Richard早期的一本书：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可能也对我继续研究社会学的选择造成了影响。此后他还出版了很多负有盛名的著作，涵盖了城市社会学到设计的许多方面。在最近的几本书中，他提到了人们是如何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回溯到他早期关于 “家庭对抗城市” 的理论中去，这是在他大部分著作中都暗含的线索，我相信在今天关于开放城市的演讲中也会有这方面的内容。

Richard Sennett. 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 Middle Class Homes of Industrial Chicago, 1872-1890

下面，让我们欢迎Richard Sennett。

正文

Richard Sen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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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中文字幕的讲座视频（感谢宋青制作中文字幕）

我曾经也是这里（GSD）的一名学生，却从建筑专业辍学了，转而学习艺术和科学。但是我一辈子都断断续续在这里进行教学，所以这里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进行讲座。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想法，它为参与HABITAT* 的我和我的同事指引了方向。HABITAT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下属人居署（UN-Habitat** ）的一个项目—— 请不要问我美国为什么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太讨厌谈到这些事情了。

*HABITAT：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UN-Habitat：联合国人居署，又称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是联合国负责人类居住问题的机构。成立的宗旨为促进社会和环境方面可永续性人居发展，以达到所有人都有合适居所的目标。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二十年都会对全球环境作一次概览。我已经非常老了，所以我参加过1976年举办的第一次会议，现在已经是我参加的第三次HABITAT会议了*。我不觉得我能活到它的第四次会议，但是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尝试推进的工作。

*HABITAT III，“人居三”会议，2016年10月17日至20日在厄瓜多尔基多举行。在人居三会议重申了对可持续城市化的全球承诺，重点关注“新城市议程”（The New Urban Agenda）的实施。

详情见网站：http://habitat3.org/

“人居三”会议（Habitat III）

这次会议的学术部分已经集结成文稿，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我们想要做的是将“规划（planning）”和“设计（design）”结合起来——这听起来很像一个GSD的项目。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在发展中世界的背景下考虑这件事情。我将会稍微讲一讲我们是怎样试图将城市的物理部分和社会部分看作一体，如何理解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部分，如何将其合二为一。

在我看来，城市是一个能够使人增长阅历的地方，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要更多地开放机会。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这意味着要处理有关复杂性的问题。归功于城市运作的机制和它被设计的方式，在一个开放的城市（open city）中，人们能够更熟练地处理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并且能够利用意料之外的机会。但我要说，现存的城市并不能使两者中任意一个成为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保护下，城市变得更加僵硬、粗糙和封闭。

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谈论过野蛮的简化物（brutal simplifier），他所指的就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他预见到了特朗普。但是在当今的城市化（urbanism）中，我们在另一种意义上被野蛮简化物的阴影所笼罩。

在“人居三”（Habitat III）会议中，我和我的小组——里基·伯德特（Ricky Burdett）和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所讨论的议题就是如何在物理上打开一个城市，以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获得更加复杂的经历，使人们处理困难和复杂情况的能力得以延展。

作为一个概念，开放城市（the Open City）并不是一种规划工具，而是一系列人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反应的提案，无论积极与否。这是一个将城市看作整体的想法。

首先，什么是“复杂性（complexity）”？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它指的是“synoikismos* ”，即不同的房子（oikos）聚集在一起，就像是延伸的家庭集团。在《政治学》(Politics) 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述：城市将不会由一群相同的人组成，它必须由一群不同的人的聚集和协同作用产生。为了达到防御和贸易的目的，人们需要被团结起来。在政治上，这同样意味着人们需要学会向与自己不同的人解释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获取了与不同于自身的人相处的技能。所以，在“synoikismos”的概念中包含着“获取一种技巧（craft）”的意思，这种技巧使人们能够辨别、理解、对抗与自己不同的人，并且协同工作。在我看来，这是城市化（urbanism）在伦理上的基础性原则。

*Synoikismos，指古希腊时由村落聚集而成的城邦（poleis）。（Wikipedia）

古希腊尼科波利斯（Nicopolis）组成synoikismos的社区及其边界

“我-你”关系和“破折号”

当我们面对中非和东南亚大量关于增长模式的规划政策，看到大量相关报告的时候，萨斯基雅·萨森说：让我们把这些都扔掉一会儿，然后问问我们自己，以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发展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或者说实践symoikismo的能力，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与不同于自己的人打交道的伦理学框架可以由两个犹太理论家的经典冲突所例证，他们就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在布伯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联系被表达为一种“我—你”关系（I-Thou Relationship），也就是说你与别人交往越多、越了解他们，就会与他们变得越来越亲密。这很难用英语来描述，但这就是“您（you）”和“你（thou）”的区别。“您”听起来不带个人色彩，而“你”则更为私人。因此，对布伯来说，如果将人们混合在一起，他们相互交往得越多，就会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

但是列维纳斯认为，重要的正是“我—你”（I-Thou）之间的破折号，也就是说人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差异性。他们不会成为整体，不会联合起来，也不会形成一个社区，而只会成为彼此的邻里（neighbor）。列维纳斯所说的“邻里”概念，指的是人们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但却被“我—你”之间的破折号分隔开来，永不可能完全成为他者中的一员。

在我们大量的政策性报告中想要应用在城市当中的正是列维纳斯的“邻里”概念。它要求人们既能强烈地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与他人交往，却不去尝试消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特别“城市”的概念，因为它允许陌生人保持陌生人的状态，人们可以相互分离，同时相互察觉、相互交往。列维纳斯所说的“邻里”并不将当地社区（local community）作为城市根本上的伦理学基础。所以说，这里的“邻里”说的正是城市所特有的状态。人们不能拥有美好心灵即可，而需要有应对“破折号”的技能。

左：Martin Buber；右：Emmanuel Levinas

开放系统

问题在于，如何将应对“破折号”的技能转换为人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经验呢？很久以前在麻省理工工作的时候，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曾经在那里教过一段时间的规划，我的办公室就在媒体实验室（the Media Lab）的旁边。

那是在90年代，当时媒体实验室里的很多人都对开放系统理论（Open System Theory）感兴趣。我很早之前就将城市看作一个开放系统——城市越开放，作为“邻里”的特殊城市状态就能够更好地发展。

我们所说的“开放系统”是什么呢？我记得90年代媒体实验室里都是些想要重新创造世界的人。他们用微软（媒体实验室的一个赞助方）和他们自己来类比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他们认为，微软的实验是封闭的，而他们自己的实验则是开放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是开放的探索（exploration）和封闭的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的对比；其次，这是非线性的研究过程（比如滚动实验（rolling experiment））和可预测的结果路径的对比。用数学术语表述，则是贝叶斯逻辑（一种开放的，有不确定性的逻辑）和布尔逻辑（一种是非逻辑）的区别。这也就引入了非线性的一个元素。最后，我非常骄傲他们引入了“失败的能力”这一概念：（开放系统）允许失败，并且能从失败中学习；封闭系统中的经济学不允许失败，你总是需要产生一个结果，而不是中止一个问题。

以上所有我在媒体实验室看到的东西都有一种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伦理学维度。他们赞美的是对未知的开放，因此他们赞美的也是列维纳斯说的“他者”（the other），而不是越来越熟悉的人们之间惯常的交往。所以，我开始思考如何使城市以一种开放系统的形式建立起来。

这些都是我在很久以前的想法，我在联合国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四十年，但在那时我并没有将这些和我为联合国做的规划工作结合起来。

在应用到实际项目之前，我就思考过怎么将开放系统转译到城市上去。这包括三个方面：

1、从社会的角度看，开放城市是对话式的（dialogical）

2、从经济的角度看，开放城市是同步的（synchronous）

3、从政治的角度看，开放城市相对于所属的民族国家，总是偏向左翼的（the left）

对我而言，以上是我在考虑开放的城市时的引导性原则，接下来我将对其进行解释。

1.开放城市是对话式的（dialogical）

“对话式”（dialogical）这个术语来源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批评家。它的着重点在于文学和日常言语交往中的交流过程（process of exchange）以及不可能的交流过程（unlikely process of exchange），而不是将讨论（discourse）作为做决定的过程的结果。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学习决策理论（decision-making theory），它在基础上反对“讨论能够结束讨论本身”这一概念。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俄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重要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包括对话理论（dialogism）、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狂欢（carnivalesque），以及时空体（chronotope）等。在文学理论方面，巴赫金继承了俄国结构主义学派，但是他仍然试图以文本、以及围绕文本的文化当中的一系列固有结构为途径，去理解对话中的文学意义。

当把这个想法放到城市中的时候，就成为了一种统一行动，或者说一种共同行动的决定，也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聚集在一起”。这将会被一种“过程”（process）的概念所取代，过程比它所做出的计划更为重要。但我们很难这样去思考，因为我们总是想着一个计划、，一些其他的可能选项，我们做出决策，然后执行。然而这并不是对话式的。“对话式的”是一个计划不断更迭的自我修正，这个计划是一项提案，并完全服从于反馈。

在世界银行，他们将这个术语落到了实处。他们认为对话式原则是避免自上而下的、僵硬死板的、有时候灾难性的经济发展决策的一种方式。他们被训练掌握聆听的技巧，学会保持沉默，使用非对抗性的语言，最重要的是非正式地说话（speak informally），而非总是直击要点。这将会导致混乱和低效率的会议，但却因为其非正式性有更高的参与性。

我认为这就是开放系统的一部，它的“对话式”特质关注自我修正的过程，而不是将讨论作为使行动结束的方法。

2.开放城市是同步的（synchronous）

在经济方面，开放城市具有“同步性”（synchronicity），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去。

当亚里士多德在思考synoikismos的时候，他考虑到组成synoikismos的各个部落都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制作瓦罐，有的制作长矛，有的则制造药剂……那么，如何把这些迥然不同的经济活动组合到一起呢？

同步性的概念重点在于没有一个占据统领地位的协调机制。活动之间相互影响，但是没有一项处于支配地位的原则将其结合成为形式一致的活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正是这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不协调的活动之间的裂缝打开了经济机会。正是这些缝隙在经济上打开了城市，新事物能够在其中发展。人们可以成为创业者，而不是像世界银行曾经所做的那样（我并不是想指责他们，因为我在那里工作过很长时间）将一切都安排进一个连贯统一的计划中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一个城市的灭亡。

当我们（特别萨斯基雅·萨森）在思考发展中世界的现代城市，或者说新兴城市（emerging cities）中的经济活动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计划这些裂缝呢？我们如何创造出为人们提供开放性的经济上的不连续性呢？

这就回到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非正式性（informality）。我们以一种同步性的概念将经济活动理解为非正式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相对而言不协调的。

3.开放城市是左翼的（the left）

开放城市的第三个方面：对于其所属的民族国家而言，开放城市总是更为偏向左翼的。

对于在美国的你们来说，这一点在经验上是非常明显的。像纽约和波士顿一样的大城市总是更为复杂，并且有着更多不同的组成元素，而且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更为偏左。

我们是在结构形式上考虑这一点的。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里，立法是消除城市中的非正式性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非正式性正是我们研究的动态过程。无论是宪法体制还是集权统治，国家政治运行机制的原则就是通过建立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所有情况的法律将这种自我修正的过程消除。我们所争取的开放城市是像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那样的左派，希望城市更加开放，能从国家建立秩序的渴望中挣脱出来。我不会谈论太多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但这是以上所说的绝佳例证。

以上就是我们如何进行工作的一些原则。现在我们倒过来从价值谈起。今年（2016）“人居三”会议是在开放城市，以及“synoikismos”这样的基础概念上建立起来的。比起布伯，我们的价值观更偏向列维纳斯。技术上说，这些价值观可以转译为开放系统，而开放系统通过对话主义（dialogicalism）、同步性（synchronicity）和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可以转译到城市中去。

接下来我将会展示几张照片，来说明我们是怎么想的。请原谅我的摄影水平。

可渗透性和非正式性（porosity and informality）

尼赫鲁广场，印度德里（Nehru Place，Delhi）

（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P305）

这是印度的尼赫鲁广场，相当于德里的硅谷。它的地下是停车场，右边是一个小规模的创业中心。很多的活动在这里同时进行着。（左边售卖的）这些商品大部分都是偷来的，比如从货车上“掉下来”的iPhone，同时也售卖着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比如莎丽。这些都遵从了某种经济模式。

但是，对于作为城市规划者的我来说，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在于它的可渗透性（porosity）。这种可渗透性出现在墙和平台之间，或者说出现在封闭空间（enclosed space）和开放的公共空间（open public space）之间。

有人在这里工作，有人在这里购物，有人在这里售卖被偷来的物件，也有人购买它们……作为一个创新中心，尼赫鲁广场是令人兴奋的，这不仅源于聚集于此的创新者，也因为这里是构成复杂城市的其中一部分。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是尼赫鲁广场的东南角。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是想要阻止它的开发。德里的每一个开放商都盯着这个地方，想要摆脱图片里的这些人，建起高楼大厦。

这个地方开放性的原则在于，这里的可渗透性既有功能也有形式，这个空间的特质就在于它的非正式性。

可渗透和混合使用（porous and mixed used）

MacDougal Street, NYC（Image©Richard Sennett）

这种特性并不是第三世界（我讨厌这个说法）所特有的，在纽约的马克道格大道（MacDougal Street）上有着相似的运行机制。图里这个工人正推着东西去一旁的堆木场，底层是一些雅皮士的空间，上面则是一些意大利人的公寓，里面经营着轻工业。这是在我的城市里的一个类似物，它的各个部分也互相混合在一起。

可渗透性和街头智慧（porosity and street smarts）

达哈维，印度孟买（Dharavi, Mumbai）

（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我之前说到过，一个开放城市需要一些技巧。

上图是达拉维的一个贫民窟，它同样也是非常混合的。这是一个学校，旁边是轨道（对于居民来说，有火车经过的轨道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印度的火车——它并不是非常守时。所以，跨越轨道去上课的孩子们需要一种街头智慧，采用了一种非常基础的方式：他们努力地听火车迫近的声音，如果来不及逃离火车，就要学会如何跳到火车上去。途经的火车总是非常吵，因此上课时间和火车经过的时间是错开的——这样老师的声音才不会被盖住。

这是在开放环境中的街头智慧。我曾经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Medellín）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同样对孩子们熟练应对不可预见情况的敏感性感到印象深刻——我猜他们在这一点上比伦敦和纽约这样的资产阶级地区的孩子们要做的更好。由于环境本身的不稳定性，他们不得不经常修正他们的既有知识。

不幸的是，达拉维的这个贫民窟是穆斯林和印度教信徒经常发生暴力冲突的地方。所以，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还必须学会如何在暴力冲突发生时通过和绕开社会危险（social danger），就像他们应对物理危险（physical danger）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们会做的越来越好，而这正是我说的不断更迭的 “对话式技巧（dialogical skill）”。

同步发生的多种功能（simultaneous multiple functions）

达哈维，印度孟买（Dharavi, Mumbai）

（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这是达哈维的另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生产基地、售卖食物的场所混合在一起，人们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工作。空间的分级让人们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很多事情，而不只是作为单一功能的空间而存在。

图中的最远处就是一个单一功能空间，它只作为住宅使用。这个住宅项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助，有着冲水马桶之类的设施，但是它在建成后五年到七年就衰退了——作为一个单一空间，那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在发生。住在那里的人们不像街道上的人们一样在这里工作，也失去了街道上的复杂性，所以那个住宅项目衰退了，楼梯井里遍布着排泄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并不像街道上的人们一样感受到归属感。

不可渗透的重复（impermeable repetition）

北京（Image©Richard Sennett）

上图就是封闭城市（closed city）的一种。它是不可渗透的，是通过不断重复产生的。

相加性和同质性（Additivity and Homogeneity）

Le Corbusier. Plan Voisin, Paris

我之所以展示前一张照片是因为它源于柯布西耶的这张规划图。这是现代规划中奠定基础的一张图。柯布西耶的提议是用一个没有边界的、同质化的封闭系统来取代巴黎玛黑区（Le Marais）的复杂肌理。在封闭系统理论中，这是具有相加性（additive）的，也就是说整体不大于部分的总和。这是在1925年，柯布西耶想让这个规划铺满整个玛黑区，直至全巴黎。这些建筑本身还是很漂亮的。

瓦赞规划+自由主义规划（Plan Voisin and liberal planning）

Robert Taylor Homes是芝加哥的一个公共住宅项目，建造于1961-1962，于1998-2007逐渐拆除。左图为1962年的项目俯瞰，右图为2005年住宅群中仅剩的一栋建筑（22号楼）

（Image source：Left: connectingthewindycity.com; Right: Wikipedia）

上图是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住宅（Robert Taylor Homes），也是我长大的地方。通过相似结构的自由规划，这个项目为大量的人提供了住宅。这些相似的结构之间缺乏关系和联系，它们只是具有相加性的（additive）的结构罢了。

内部封闭的形式（Internally-closed form）

日本东京的摩天大楼。Shinju-ku (Skyscrapers), Tokyo 1986

（Image©Thomas Struth）Thomas Struth是一名摄影师，他的照片常以工业化城市为主题。在这张照片中，Struth从人视点仰视高大的摩天大楼，通过底部停车场中小型汽车和一些微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人物的对比，表现出了建筑非人性化的尺度以及其陡峭的、冷漠的表皮。（source: tate.org.uk）

这是瓦赞规划（Plan Voisin）的又一版本。这些摩天大楼跟瓦赞规划里面的建筑如出一辙。我的朋友Thomas Struth拍摄了这张照片。你们会觉得这体现出了城市的多样性，但实际上完全就是瓦赞规划中的想法，只是被掩盖起来了而已。这种被掩盖的同质性恰恰是一个开放城市的敌人。

形式与功能的严格匹配（Rigid Fit between Form and Function）

马斯达尔城* 的PRT**站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PRT Station, Masdar City）

*马斯达尔城: 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附近的一座规划新城。由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总体设计。这座新城将完全依靠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城市交通全部采用电动汽车。该城预计将是全球首个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的“零碳排”和“零废弃”还有“零辐射”的城市。预计在2016年完工，但因金融海啸，现已延期至2025年完工。(Wikipedia)

**PRT: 个人快速运输系统（Personal Rapid Transit），也称个人捷运，是一种自动导向轨道交通系统，旨在提供按需求不间断的的运输。一般被用于城市交通。

我们也做了很多有关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研究。上图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封闭系统，它将形式和功能严格地匹配在一起。这是为马斯达尔车（PRT的交通工具）设计的停泊站。我的朋友Bill Mitchell和Frank Gehry一起设计了这种车。不幸的是，在他们设计完成这辆车后，有人提出了更好的想法，而新的车型却与停泊站的泊位不相匹配，最终只能将建成的PRT站点拆除。

所以，这也是一个有关开放系统中的开放式设计（open-ended design）的议题。你必须避免功能和形式死板的结合，因为这常常伴随着技术的倒退。

设计“开放性”

高科技给我们研究城市为什么会封闭起来提供了一把钥匙，但是高科技已经从开放的状态转向封闭。垄断资本主义、对一个项目形成时的开放资源的限制参与，在城市中也是如此：同步性（synchronicity）逐渐被丢失，标准化甚嚣尘上，经济活动的地方性实验日渐减少，地方自治权力被国家侵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设计能在把城市变得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最实际的问题。我不是一个设计决定论者，我不认为你在这里学到的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我不认为设计处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前沿。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式。如果你有了政治和经济工具，你会如何与谷歌和微软竞争？我上个星期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这方面的内容*。总而言之，我们的问题在于：设计对此能够做些什么？

（*关于“设计‘反抗’资本主义”的讨论在讲座后的问答环节Richard Sennett和Diane Davis有更为详尽的展开）

我们挑选了三种手段：边界状态（edge condition）、未完成的形式（incomplete form）和随意标记的价值（arbitrary markings of value）。

1.边界状态（edge condition）

在自然界中，生态交界（ecological border）和生态边界（ecological boundary）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边界状态。

左：海岸-生态交界；右：老虎分布图-生态边界

在生态交界处，不同的种群之间的活动强度更为剧烈。就像在海岸处，生物来此获取食物，这里也是进化速度最快的地方。这张老虎的分布图由我的一个学生绘制，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图。你们知道，老虎会通过排泄物等方式标记划分自己的领地。这种划分非常严格的，黄色、红色区域之间边界固定且明晰——在这样的生态边界上，活动是较少的。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边界状态：在生态交界（border）处，活动强度被增大了，而在生态边界（boundary）处则相反。

城市交界（Urban borders）

诺利（Giovanni Battista Nolli）1748年绘制的罗马地图

我们希望在城市中能够有更多的交界（borders）和更少的边界（boundaries）。给我们启发的不仅是当今的城市状况，诺利绘制的罗马地图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城市中充满了可渗透（permeable）的公共空间，诺利把它们都标记了出来。这并不是一张表示图底关系的地图，诺利在这张更为精细的地图中尝试区分可渗透和不可渗透的部分。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城市边界（Urban Boundary）

加拉加斯，委内瑞拉（Caracas，Venezuela）

这是加拉加斯的一条城市边界，它由交通划分。从一边到另一边的唯一方式就是跨越图中的这座桥梁。佣人从左边去到右边，清洁这些房屋，而住在右边的所谓中产阶级们从未到另一边的贫民窟中去过。而这种情况在新兴城市（emerging cities）中随处可见。

2.未完成的形式（incomplete form）

我们感兴趣的第二件事情是未完成的形式。

未完成的形式（incomplete form）

Alejandro Aravena. Half-a-house Complex, Chile

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亚历杭德罗（Alejandro Aravena）在智利伊基克（Iquique）的项目。它通过未完成的形式让人们得以自行填充。与其建造一整个不太好的房子，不如建造半个好房子——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说服力，虽然我并不太喜欢这个建筑本身。在经济上，这些房子是非常棒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建筑师，但是我觉得这个建筑有太多问题了。

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城市中发现未完成的形式，而非从头建造一个。如果不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你们或许不会明白其中的原因。城市蔓延并不是在空旷的农业土地上进行的，而是用住宅建筑填充被遗弃的空间。在中国我们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情况，像废弃工厂一类的不再使用的场所会被重新占领。所以，在空白状态下开始发展的想法是错误的，很多的开发都是通过占领未完成的形式来进行的。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指引。

（城市中现存的）未完成形式（Incomplete form）

西哈莱姆，125街高架桥（West Harlem, the Riverside Viaduct at 125th）（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这是纽约125街的高架桥，是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时代的产物。我们在高架桥下插入了第一个Fairway Market*。西哈莱姆区的黑人和白人有了一个自己的超市，他们会在那里相会。不同种族共同在场的情况就是之前我向你们描述的社会关系。

*Fairway Market是美国的一家连锁超市

插入超市（Fairway Insertion）

西哈莱姆，125街高架桥（West Harlem, the Riverside Viaduct at 125th）（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重点在于，城市中到处都有像这样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像这样的未完成的形式。在“人居三”会议（Habitat III）中，我们提倡的就是开发这一类的空间，而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一点对于在座的你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将城市看作一块白板，而失去了进行这一类开发的可能性。

3.随意标记的价值（arbitrary markings of value）

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随意标记空间价值（marking spatial value）。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一个没有人觉得有价值的地方创造价值。

标记都市空间的经典方法（classic way of marking urban space）

波波洛广场，罗马（Piazza del Popolo, Rome）

标记都市空间的经典方法，或者说原型是罗马的波波洛广场。教皇西斯都五世（Sixtus V）在任时期在这里放了一个方尖碑，告诉人们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几条道路尽头的空地，而要吸引人们来此，并为其赋予价值。

特定场景的标记（context-specific marker）

（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标记空间时场景部分（context）和非场景（non-context）部分的关系。上图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场景中的标记。窗框的尺寸决定了标记物（花盆）的形式，并标示出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随意的标记（arbitrary marker）

（Image©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没有价值的地方通过随意的标记物来创造价值。上面这张照片是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Medellin）拍摄的，我在那里工作过很长时间。图中的小男孩将一盆植物种在这个洞口，通过这个标记，他让这个在频繁的毒品交易和暴力活动中被炸开的洞口变得不一样了，变得适于居住（habitable）。

特定场景中的介入（context-specific intervention）

我们一直在思考设计中表达以上两种不同标记的方式。上图是一个特定场景中的设计介入，这是在柏林的一个台阶上做的长椅。这些椅子必须依赖台阶而存在。

随意的置入（arbitrary imposition）

而这就是一种随意的置入。这些长椅被放在了西柏林最为衰败的一条街上，并且创造了价值。在我们做过的项目中，我们经常思考的一点就是如何在衰败的环境中通过创造一个随意的标记物系统，以使这些地方能够对一些人有意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西柏林，它衰败的部分令人非常难以忍受。这条街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长椅，这样简单的设计介入为这里的人们创造了价值。

这是开放系统在分析层面上会发生的事情：随意的干扰会改变发展的路径。通过随意的干扰，你可以获得任务的相关性（task dependency）。如果你使用Linux系统，（我几乎不会对它进行编程，但如果你们会的话）随时都可以引入这种干扰。

所以，上述项目就是“通过随意放置的物品改变路径”在城市中的类似实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这些能够随意地提高场所价值的便宜货上面，而不是把钱花在建筑、公共设施和景观美化上。

我希望以上所讲的内容能够让你们看到一部分我在做的事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大概活不到“人居四”（Habitat IV）举办的时候了，不过我可能可以活到九十岁呢。以上并不是我们考虑的全部内容，但是向你们揭示了我们对于“像交界处（borders）一样打开城市边界、像发现已有机会一样使用未完成的形式、通过随意置入价值而将城市转变为开放系统”的偏好。

哈！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内容。

提问环节

Richard Sennett：现在可以提问了。如果我哪里讲错了，请你们告诉我，毕竟这只是20年的工作。

Diane Davis：其实我有一个问题。首先非常高兴听到你在人们如何在空间中进行交往的城市社会学方面的演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公众和政府（当地政府，而不是你之前提到过的国家政府）看到开放城市的价值？我们这里一屋子的设计师都非常喜欢你提到的关于机缘巧合、混合使用、自发性等现象。但是在发展中世界里，你可以想象一场政府官员或者中产阶级市民的对话，他们可能并不欣赏非正式性（informality）中存在的浪漫精神。我们可能不喜欢柯布西耶和那些高楼大厦，但是很多人想要生活在里面，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想要建造这样的东西，很多政府官员想为市民寻找这种大规模建造的住宅。我和一些学生曾经在墨西哥做过一些工作，那里的市民们就想要拔地而起的独户住宅，他们不想像孟买和达拉维的人们那样去相互交往。所以，如何将我们作为设计师和规划者脑海中这些很棒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如何改变和提升人们对于城市的想法呢？

Richard Sennett：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人居三”（Habitat III）会议报告的其中一卷就是关于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这部分的内容会在我的新书*里面提到，它会在今年4月11日出版，而且非常便宜。（笑）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通过合作生产（co-production）让人们参与到把城市变得更开放的过程中的内容。

* 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 Published April 10th, 2018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我曾经做过的项目作为例子。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咨询（consultation）完全不同。咨询通常是一个专家过来对你说“这是你们应该做的，这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吗？”，然后人们说“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方法，像我一样的有专业技能的设计师和普通市民一起创造各种可供选择的形式，以应用到特定的项目中去。对你们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琐碎。我们使用大尺度的泡沫模块，人们可以不断移动和实验，这其实是非常具有参与感的。我们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法，人们可以很快地浏览一切，我们使用咖啡桌上的物件、鸡尾酒瓶子等等。

（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一切的重点在于，让专家和民众越早、越多的在合作生产的开始部分就参与进来，人们就更加接受“开放”的想法，也更不想建造一个封闭社区，因为他们在设计过程的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唯一的限制就是（这同样基于我自己和贫困社区一起工作的经验），在设计的某个节点，专家就消失了。正如我们在GSD做的一样，“专家”提供三四个方案让人们进行选择，让他们明白每个方案的优缺点。然后这些所谓的专家就不见了，留下人们自己去决定他们想要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黎巴嫩贝鲁特（Beirut）工作的时候，贝鲁特的南部被黎巴嫩真主党这群恐怖分子的活动搞得一团糟。我参与的是贝鲁特的重建工作。你给人们提供了三到四种选择，然后和他们一起工作，即使你能动用的资源非常少。接着设计师就走了，找了一个“我妈妈生病了”之类的借口，所以人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参与这个项目的两个团体互相憎恨，但是他们一起工作，并做出了决定。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我认为开放城市的答案就在于更为民主的设计。这些设计甚至不用是好的设计，人们也不一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重要的是“人们来决定城市中应该存在什么”的这个概念，即使是在如何分配铜线和管道这样细小的项目之中。

Diane Davis：所以你呼吁的是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在这里我们也同样在进行更多这方面的尝试。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想，我们在什么尺度上可以让参与式设计发生。我们不能强迫这个想法自己实现，而必须找到实践它的方法，而这是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中遭遇的困境。问题在于，如何让城市尺度的设计机构也进入到参与式设计中来。

Richard Sennett：是的，问题是如何把它分解开。

Diane Davis：好的，我们的听众有一些问题了。

听众A：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曾经在您提到的加拉加斯贫民窟的项目中工作过，它是关于非正规聚落（informal settlement）的。在参与式设计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你关于交界和边界（border and boundary）的理论，所以我非常想要增加不同团体之间的联系。正如你知道的，这些非正规聚落并不是由一个社区组成的，而是一群不同团体组成的集合。他们之间有很好的交往，但是缺乏规则和规范，这为他们的一起生活工作带来了麻烦。所以当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有机会提出了几个方案，但是这个社区选择了使其封闭起来的方案。因为他们觉得封闭的社区能够在暴力的大环境中保护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社区选择的方案对他们来说并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办？

Richard Sennett：这就是谈话，也就是我说的对话式的（dialogical）活动参与进来的时候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如果你问人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安全、得到保护、把门锁起来等等，但是如果你让人们互相沟通，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开放。这些交谈常常不是目标导向的，这就是非正式性介入的地方。正如我开头所说的，开放城市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而只是我们在行动中引领人们的方向。如果你不想让人们封闭起来，就必须让人们在交往中感受到对方并不是一种威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对话式的（dialogical），这样的思考方式不具有侵略性，也不是独断的。

听众B：你提到了设计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但是我想问的是设计怎么才能分解它，或者说转变它？

Richard Sennett：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吗？

听众B：不。因为我们并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的原则或者它运作的方式，而是使用另外一种体系？

Richard Sennett：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能在非常小的尺度上实现。我现在将非常严肃地回答你这个问题。创造一个被保护的领地并在一套不同的假设下运作的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绝不可能达到一定的规模。

我不认为设计有这样的力量。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

比如说，如果我想停止纽约的士绅化进程，我非常清楚要做什么——控制商业地租——这将会起作用，但这跟商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毫无关系。经济力量才能对抗经济力量。如果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想要通过更好的设计来逃避这个体系，这可能太微弱了，也不太现实，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去思考“应该是什么样的”非常重要，但是其力量非常有限。我的意思是，你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而不是通过降低建筑的高度。这就像是你必须要进入肮脏的权力控制的成人世界，并且认识到你将在一些方面被其约束甚至羞辱。

但是，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我一辈子都受到它的折磨，虽然我是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

听众B：我们设计的过程包含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所以所有的设计内在的具有政治属性。

Richard Sennett：你说的完全正确。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愿景，但是这个愿景不会像政治和经济活动一样能够赋权（empowering）。这也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我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一直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对抗权力，然后失败，最终放弃，因为我们想要建造的事物不堪重负。Jane在写完《城市经济学》（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本书后，她基本上对设计失去了兴趣，因为她发现设计不能改变什么。她可以抵抗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但是不能消除他。她也对城市主义（urbanism）失去了兴趣。她写的东西非常非常棒，但是都蕴含着某种失败主义。我想这并不是你想要追寻的轨迹。

Diane Davis：我插几句话可以吗，我也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回应，这可能也是Richard你接下来要说的，关于设计和资本主义。我非常同意像建筑高度这样狭隘的物理上的设计不能废除资本主义。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设计都强化了资本主义。

正如Richard所说，废除资本主义是一项政治和经济议题，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被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抗资本主义的各项工作中去。我认为，这就是设计开始出现的地方。这和你所说的开放城市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能够把人们聚集起来、动员起来的城市？虽然设计和废除资本主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这里面是有设计的维度存在的。设计如何创造一个城市环境，以使团结、价值判断、对话沟通、规范项目得以发生，而这些活动正是对抗资本主义所必须的。我们不必完全放弃这个愿景，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设计和支持或废除资本主义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

Richard Sennett：我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好了。

听众C：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来自北京。每次人们提到中国的时候都会放一些封闭社区、高楼大厦的图片，这其实让我不太好受。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虽然在地面上建造了封闭的都市空间，但是却总是能找到渗透进封闭结构的方法，能够和他人交往。你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很棒的例子，我想问的是，你是否找到了创造开放城市的通用方法，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此外，有的时候人们不想要开放空间，或者说这不是一个社区的首选项，作为规划者我们应该怎么为价值观和想法划分优先级呢？

Richard Sennett：你对我的演讲做了一个评论，然后提了一个问题。

首先你的评论非常正确，那些地面上的封闭建筑完全可以让人们去“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也参与到了尽可能多地保留北京胡同和上海石库门结构的项目中。人们是能在地面上的这种封闭结构中好好生活的，但是这在46层的房屋中可能更难做到。

对于是否找到通用方法的问题，我的回答可能显得很粗暴。我认为你应该把你的任何价值判断普遍化，我不认为你应该考虑文化特异性。

让人们和你争辩，让他们说“但是在这里可行不通”、“我们可不想要这个”。不要表现的很和蔼，说什么“哦，我明白你的生活方式。你想要生活在一个封闭社区里，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个黑人，我能理解，你来自美国南方。我同情你。”

不。完全不要这样做。

我认为规划的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对人们说：这不是你们应该想要的。去和人们争辩，和他们对话（dialogical），而不是用同情取代你的意愿。

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是一个nice的人，但是我说到做到。当你对人们说“你完全错了”、“你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的时候，人们会更严肃地对待你的意见，而不要总说“哦天哪，我真为你难过”。这是和我们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打交道时获得的经验，如果你说“哦，你们是受害者，你们确实在受苦受难”，那么他们就会给特朗普投票。

不要这样做，你要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才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

我完全不接受所谓公共敏感（communal sensitivity）的概念，我认为你们应该成为煽动者。

听众D：能听到有人说一些坚定的东西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先说一下，每次我到纽约哈莱姆区找我的朋友的时候，125街高架桥的超市是让我感觉回到这个城市里的一个超棒的指示物，我每次看到它都非常高兴。（R：哦！我的男孩！）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加拉加斯的邻里社区中有很高的密度和人群，所以你有了获得公共性的社会背景。但是在美国的工薪阶层社区中，或者说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中，也就是讽刺漫画中常出现的美国城市内城里，操纵地区政治势力的权力经纪人（powerbroker）总是缺席的。这些权力经纪人有重塑社区、提供服务、提供资源的能力，但是却对号召大城市里的自由主义者一起拯救这个城市不感兴趣。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设计策略以及政治解决情况，但是如何让人们真正成为你所描述的一切的受众呢，特别是在美国的环境下？

Richard Sennett：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会给你几个我的答案。在我做社区组织的时候，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不要去进行社区咨询（community consultation），不要去听别人告诉你他们将对这个社区做些什么。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策略，它来自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权力需要听众”的概念，如果权力失去了听众，那么合法性就会被削弱。

在我们进行芝加哥Cabrini-Green住宅项目时，我们联合抵制了官方的工作。你经常需要外部力量作为替代的权力来源。这正是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新兴城市中尝试扮演的角色。在地方层面，它们就是一种表达替代权力的声音。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议题，特别是当联合国被各种力量冲击摇摆的时候。但就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要从削弱授予权力许可的机构的合法性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与规划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完全不同的关系。

Cabrini-Green住宅项目1999年鸟瞰图

（Image source：Wikipedia）

在达拉维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们投空白票，去表达这个过程的不合法性。这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行动工具。它能取得成功吗？有的时候可以，而有的时候不可以。但是至少他们开始明白，重点在于削弱权力通过规划工具获取的合法性。

你们知道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吗？公民行动项目（Citizen Action Program）？Back of the Yards？顺便提一句，他也曾经站在过这个地方，但是只呆了20分钟，然后说，这里不值得我说什么。

Diane Davis：噢，那是以前的GSD了。

Richard Sennett：（笑）是的，那是以前的GSD。

Richard Sennett：好的，最后一个问题。

Back of the Yards Program

Image source: BYNC

听众E：我想延展一下Diane刚刚提起的内容，关于一些保护或者提倡你所说的开放城市中能够发生的美好事情的机构。当我们考虑房地产开发、城市设计和建筑实践的真实情况的时候，私人产权的业主通常有非常明确的利益驱动或其他利己的目标，但是公共空间是属于大众或者地方政府的，而他们不像私人业主一样同等坚定地提倡你所说的事情。稍微了解一下城市设计实践就知道，所有的钱都在建筑里面，城市设计可以使用的资金非常少。

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是否知道有哪些城市或机构能够对此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公共空间的设计和管理提供资源，并以此捍卫城市的开放性？比如维也纳有一个大约三百人参与的规划部门，他们做了很好的一些工作——就是像这样的例子。

Richard Sennett：我有一个例子。你们知道波哥大的市长恩里克·佩纳罗萨（Enrique Peñalosa）吗？他来这里演讲过吗？（Diane：他来过。）他也是学术界的一员。

恩里克指出，对公共空间最严重的私人占有就是停车（parking），所以他的政策中包含了缩窄车道、消除街道停车等措施，以拿回公共空间。这个方法听起来似乎很老套，但是它非常非常深刻。恩里克说，要重新思考城市中“移动（motion）”的概念，才能重获开放空间。在这一点上他说服了我。在城市化的历史中，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奥斯曼（Baron Haussmann），他就是反对停车的。恩里克担任波哥大市长的两个任期都非常成功，他重新获取了城市的开放空间。他是进行尝试的其中一个例子。

Enrique Peñalosa的TED演讲，题目为：为什么公共汽车是运作中的民主

在恩里克担任波哥大市长期间，他提出了以儿童和公共空间优先的城市模型，限制私人交通的使用。他建造了数百公里的人行道、自行车道、绿道和公园。同时，他通过植树活动、公交系统发展和将衰败的城市中心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等公众参与措施，改变了波哥大的边缘社区。他将波哥大从一个无望的城市转变为了人人对交通、教育和公共空间有平等使用权力的令人骄傲的城市。（观看地址：

https://www.ted.com/talks/enrique_penalosa_why_buses_represent_democracy_in_action/discussion）

远距离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有两种投资的方式：一是机会投资（opportunity investing），你找到了当地一个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进行的项目，抓住了这个曾被错过的机会；二是核心投资（core investing），你购买建筑材料，无论在哪里进行建设都无所谓，因为这只是纯粹的资本操作，跟场地没有任何关系。很多发展中城市的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着从机会投资向核心投资的转变，因为机会投资需要关于当地的知识，而核心投资只是基于投机的资本交换。

*关于机会投资和核心投资，Richard Sennett在新书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中有详细的展开。

对此我们的其中一个建议是：要求核心投资者全程参与整个建筑项目，而不是一掠而过，不是买下一个项目，转手就卖给别人。这至少能让私人资本提供一些东西。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已经是中间步骤了。有一些国家正在尝试这么做，我想英国准备这么做。他们要求投资者对公众负责，尝试从公共产品（土地）中获取收益。

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讨论，非常感谢你们的耐心。

讲座地址：

https://v.qq.com/x/page/r0841772a4e.html

讲座原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PoRrVqJ-FQ&t=3195s

Theatrum Mundi官网：http://theatrum-mundi.org/

文章使用的图片来自网络或者视频截图

END

推荐书籍

左：Richard Sennett. Building and Dwelling. 2018

右：Richard Sennet. The Craftsman. 2009

《新城市议程》

左：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2009

右：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 2013

Jeff Speck. Walkable City : How Downtown Can Save America, One Step at a Time.2013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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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张艺菡

华南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四年级在读

艺菡在雷锋的其他文章

《忧虑的异托邦 | 你不曾看到的社会空间真相》

推荐人介绍

罗雨翔

“不成熟研究”文章

引自“不成熟研究”的介绍：

 1  作者的背景是什么？

我叫罗雨翔，是学建筑出身的。研究生期间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攻读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现在，我在美国纽约从事城市经济开发方面的咨询和规划工作，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写文章发在这里。

 2  文章的选题是如何确定的？

不成熟研究没有策划团队，这里文章的选题全部来自个人兴趣。

我喜欢观察城市，但比起建筑形态来说，我更着迷于城市中的人和组织——比如政府、居委会和特殊群体等。我在文章中关注的点，无非也就是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合（撕）作（逼）问题。我好奇这些问题，因为我认为：合作，其实映射着城市环境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这些关系和城市空间之间往往可以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不成熟研究的推送均为原创。除了自己写之外，我也会发表朋友写的原创文章（如《老龄化的另一面》就是我大学室友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我一直很想“怂恿”更多人来用各自与众不同的角度写城市~

 3  写作过程如何？

八卦是一切研究的开始。我对主流的城市分析感到不是很满足，所以希望从不那么常规的角度、用自己的方式对身边事找到新的理解。

其实每次在提笔之前，我问的问题都很“迷”。比如在写《一座城市的智商，成就一座城市的颜值》一文之前，我的初衷是解释“纽约夕阳为什么这么美？”；在写《正大综艺背后的格局究竟有多大？》之前，我好奇的是：“哈佛研究中国城市的项目研究经费是谁赞助的？”

在提出了这些问题后，我便会认真地开始研（八）究（卦）工作。通过阅读历史、现场考察、数据分析等方法，一开始还挺小白的问题会越变越复杂，主要的逻辑开始清晰起来，故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趣。有时，一些分析的过程写起来会显得过于枯燥，我便会拿出以前学建筑时积累的“拿手好戏”，通过制作图示（diagram）来把道理说得更好理解一些（如《房产税的实质》、《从建公园的钱，窥视美国的民主政治生活》）。

 4  为什么叫“不成熟研究”？

之所以将公众号命名为“不成熟研究”，是因为这里的文章大多数都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发表规范（是的，原因就是这么直白）。

但正是因为没有学术发表的压力，这里可以探讨许多结论并不确定的话题，或是八一八朋友们认为有意思的小知识——这些思维的汇集，或许就是知识还没正式形成之前最有趣的样子。

在我看来，知识、思想以及态度不一定总是要遵循特定的框架。我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交流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文章来自于我和朋友在客厅里的讨论，如《坑爹的建筑师教育》）。如果说我经营这个号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自己的不成熟研究。

字幕制作人介绍

宋青

宋青目前正在翻译许多严肃的知识视频，致力于为大家提供更多共享的知识资源。

哔哩哔哩ID：宋小青青 微信公众号：宋青在创作

“宋青在创作”的文章

《翻译 | 我在b站翻译的所有福柯的视频资料汇总》

引自宋青翻译福柯传记/纪录片+工作日志的文末：

从这个纪录片开始，我接下来会翻译一系列近几十年来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视频，从福柯开始，接下来还会有德里达、德勒兹、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等等等······再配合一些公共艺术项目，让我们和这些思想家一起玩耍吧。

  ·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好起来的话（不好意思有点陈词滥调了，但这个意思你肯定明白的），如果我们希望能有尊严的生活的话，那么对这个时代，对当下社会有理性且清晰的认识是绝对必需的，这是我们所有人合作的基础之基础。

我绝对不敢说我懂得有多少，我也在这条路上摸索前行中，这也是我翻译视频的起因，我个人的启蒙过程中网络资源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视频类的课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和周围人说我是b站大学毕业的，这点豪不夸张。在我学会科学上网， 改在油管里读研究生后，我回看母校b站，发近几十年来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视频近乎空白！而这是我难接受的，所以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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