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上个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余额M2高达 299万亿,同比增长8.7%。本月，我们将毫无意外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供应量超过300万亿的国家，钱比谁都多。

但是，不包括企业定期存款和整个居民存款的狭义货币供应量，也就是只包括现金和企业活期存款的M1余额是66.5 万亿元, 同比只增长1.2%。这意味着，人们仍然不准备或者不敢投资和消费，就一门心思往银行存钱。

这个现象其实从疫情以来就一直存在，甚至不断强化。疫情以来的四年间，中国家庭净增存款58.24万亿元，相当于2009到2019十年的总和，其中80%以上为定期存款。

银行定存的利率一降再降，可就是拦不住钱往银行里涌，就像日本当年，存款几乎都不给利息了，但是还是挡不住大家争先恐后存钱，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央行印出来的钱进不到实体经济，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印了那么多钱，却见不到通胀，甚至一只脚踏入了通缩的阴影，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持续低迷的生产和消费价格指数。

我们要知道，物价低迷的好处消费者享受不到很多，因为大家根本就不消费，物价低迷更多是厂家和商户东西卖不动的一种结果，于是造成企业降薪裁员，消费者收入减少，物价进一步低迷这种循环。

2024年GDP增速定在了5%，这个数字不低。要知道，日本在1990年代房地产、股市泡沫破灭，GDP连续下台阶，从1988年的6.66%跌到了93年的-0.46%。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挑战跟当年日本相似，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我们有日本这个前车之鉴，通缩的后果很可怕，所以要摆脱通缩，还要实现GDP5%，得用各种手段扩张经济。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扩张经济。对此有两个主要的声音，一个主张继续发力搞投资，另一个主张刺激消费，两派剑拔弩张，谁都不服谁。

投资派里面不乏一些重磅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多年前他就说，“放弃投资拉动，改为消费拉动，这是想要中国未来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罗思义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有人想让中国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趁机赚大钱》。他说：“接受西方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结构，大幅降低投资的比重，大幅增加消费的比重，如果中国这么做，无异于经济自杀。”投资派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观点，既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符合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胃口，因此颇受部分决策层的欢迎。

投资对中国经济确实举足轻重。城镇化率短时间内提升到66%，遍地高铁，成为全产业门类的制造业大国，这些说白了是老百姓牺牲暂时的消费，把收入变成储蓄，再靠着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人为压低中国的长期利率水平，然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借钱投资换来的。过去中国GDP长期保持在8%以上的时候，银行凭借着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下中国老百姓高昂的储蓄意愿，只给储户3-4%的存款利率，一转头再贷给国企和要买房的老百姓，以及通过信托等产品通道以更高的价格贷给民企和房地产企业，这样的“利率双轨制”才成就了全球最赚钱的中国银行业。

现在民企不投资了，房地产熄火了，国家刚要指导银行降息，曾经暴利的银行业便开始哀嚎遍野。最后留下的只是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值。就连一直在追赶我们的印度，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达到了60%。

好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支撑了我们这种模式，加入WTO后，中国和美国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merica）模式，中国制造成了发达国家消费的支撑，好东西统统往欧美送，既保持了他们的低物价水平，也解决了我们的就业和收入。

所以，很多人误认为要继续搞投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投资，经济就能上去。

2008年时，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现在下降到5%。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增加100块投资，能挣回15块，现在只有5块，这个趋势还在延续，资本的回报率还在下滑。这些宏观的数据大家可能不感冒，但有些微观现象却把这些冰冷的数据展现得更生动和直观。

投资分为三种，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基建投资方面，中纪委近期曝光了两个典型：第一个，曾任贵州副省长的李再勇，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推动兴建了23个旅游项目，其中16个项目已被贵州列入低效闲置项目。这些项目每一个远看都成群连片、规模浩大；靠近一看，有的人迹稀少、冷冷清清；有的经营停滞、大门紧锁；有的甚至成了烂尾工程，荒草丛生。他主政六盘水的三年多里，当地新增债务达1500亿余元，债务增长率超300%，相当于当地25年的税收收入。不久前引发全国关注的女企业家因讨要工程款陷寻衅滋事被批捕事件，就发生在六盘水。

第二个，曹炯芳在担任湖南湘潭市委书记期间，令属下全力举债，致使湘潭违规新增举债435亿元，约为当地税收收入的5倍，形成33个烂尾工程。抛开腐败因素不谈，这些项目纯从投资收益角度看，是极其失败的，说是拉动投资，实际只拉动了债务，真是干啥啥不行，负债第一名。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到一些城市基建项目被叫停，就是因为基建已经让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了。修京沪高铁能拉动巨大的经济效益，可要是在六盘水修高铁还能拉动经济吗？

房地产投资就更不用说，早就成了一种低效产能。保障房和城中村改造干干也就罢了，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至于制造业投资呢？产能过剩很明显。疫情结束后，一方面，各阶层收入和就业信心下滑，消费不足；另一方面，各地争相“复工复产”，生产快速恢复，加剧了供大于求。大家可以发现，遇到大事，政策往往习惯于“保生产”而忽视“保消费”，这和生产对财政的直接贡献远大于消费、以及和中国这种“出口型经济体”等因素相关。

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动荡，“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你好我好没有了，人家要保护本国企业，纷纷加大贸易壁垒，东西即使卖出去也是挑战不断。产能过剩的结果就是各种降价。

就说新能源车，随着比亚迪掀桌子把价格打到了7字头，照这样下去估计会死不少车企。电动车我们确实牛，但产量太大了，大家看看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的产能利用率就知道了。再往制造业砸钱，东西卖给谁？真像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往大海里倒牛奶吗？这说明靠堆积资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已经走到头了。

产能过剩问题于是激发出了拉动经济的另外一种声音——消费刺激。

以前我们听的都是节约是美德，但凯恩斯说“消费是一种美德”，生产出再多的产品，如果卖不掉那就是废品，消费能力决定经济增长。西方有一则寓言：有一窝蜜蜂原本家族兴旺，每只蜜蜂每天都勤劳地去采蜜，然后大吃大喝，繁衍后代。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觉得有道理，迅速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结果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

中国人够勤劳，但问题是因为产业结构、利率双轨制和房地产等一系列因素，采集的很多蜂蜜自己并不能完全留下，自身可支配的蜂蜜不多。说要刺激消费，现在又各种裁员降薪，没有收入拿什么消费呢？所以现在刺激消费和提高收入真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罗圈帐了。

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西方经济基本逻辑是，国家先让利，比如发钱、充实社保，强行给大家上一波消费能力。大家消费增加了，改善企业收入和利润，企业加薪和雇人，带来大家的收入改善，再进一步增加消费。

李稻葵去年建议发放5000亿消费券，他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短板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造成企业利润低，股市才上不去，债务才还不上。他还建议实施“安家落户计划”，帮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时实施“月嫂计划”，政府提供资金帮助家庭雇佣月嫂，减少对中等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限制。

无独有偶，任泽平建议推出10万亿规模以上的扩大内需复苏经济计划，其中发放3万亿消费券，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居民消费100元可以抵扣30-50元消费券，消费起来以后，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打通。

由此可见，二人都是西方经济学那一套。但是二人可能忽略了，在“央地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这笔钱谁来出？

让地方出？地方现在因为债务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心有余而力不足；让中央出？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模式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发钱事关地方事权，在没有进一步收回部分权利之前，中央凭什么帮你出钱化债？

这就是博弈的焦点之一，这就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现之一。

因此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落地的大规模消费刺激计划。“两会”有关促消费只有一个提法——以旧换新，比如汽车、家电等。不过以旧换新也需要政策给与实实在在的补贴和让利，像2009年的“家电下乡”一样。目前上海对报废或者转让“国五”以下燃油车，购买纯电动车的一次性补贴1万元。上海是中国经济的特例，这样的补贴力度到底能产生多大效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不能铺的开还有待观察。

博弈是原因之一，还有一点更重要。过去几年大家不敢花钱，根本原因是大家觉得未来收入会减少，至少是不确定的。最新公布的胡润财富报告，中国高净值人群，无论是资产600万、1000万、还是上亿的家庭，数量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对于普通人来说，敢花钱就得工作有保障，收入有增长。

一直以来，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只有20%多，而发达国家在50%以上。增加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才能最终拉动消费，但这需要产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调整，是个长期工程。因此现在就算发钱促销费，可能只是短期的一剂兴奋剂，甚至兴奋剂可能也谈不上，因为收入预期没有改善之前，大家可能把这笔钱存下来了。现在就业形式不好，就业者供过于求，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给员工涨工资。

最近一位海外留学回来的朋友说，她在北京某机构给高中生辅导英文，一个月工资只有4000元，她的同事里不少还是清北毕业。这样的收入甭说增加消费了，在北京维持起码的生存都不容易。

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了，消费的多少其实不取决于收入，而是取决于财富。但我想问大家，中国居民的财富普遍是什么？房子。哪怕你自住的房子在贬值，你花钱的时候都要掂量掂量，这就是房子的“财富效应”。

同时，张五常教授的朋友弗里德曼凭借对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曾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研究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的数据，发现增加暂时性的收入来刺激消费，效果非常有限。比如减税增加的收入属于暂时性收入，更多人倾向于把这种意外之财存起来备用，而不是增加消费。你花多少钱不是简单的取决于你挣多少，而是取决于你存了多少加挣了多少，再加上你预期还能挣多少。

根据这个，张五常几个月前建议要把通胀拉到6%，因为回看历史数据，通胀在4-6%的区间时，是中国经济增速高，百姓收入增长快，房价上涨，消费火热的时候。但是，这种用结果反推原因的做法，恐怕会引起更多的问题，比如必需品消费的通胀，最后亏的还是低收入群体。通胀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投资拉动经济容易操作，但效果差；消费拉动经济短期效果好一些，但不容易操作。那拉动经济到底要靠什么？2024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共同富裕、反腐、消费和房地产这些话题，而是“新质生产力”，这既是主动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增长来推动。但这种观念到1957年被诺奖得主索洛的研究给颠覆了。索洛在研究了1909年至194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时意外地发现：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长只能解释美国人均产出增长的13%，剩下“神秘的”87%其实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这87%就是大名鼎鼎的“索洛剩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增长。

要想理解“新质生产力”，就要搞懂什么是旧的生产力。

如果把土地从资本中分离，传统的生产要素就是三种：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劳动力方面，廉价的劳动力虽然让中国迅速变成了“世界工厂”，但也正因为劳动收入的“廉价”，影响了老百姓的消费；土地方面，用地指标不能跨区域流转，使得中西部地区拥有大量的工业用地指标，虽然这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崭新的工业园区，但产能利用率过低却让地方背上沉重的债务；资本方面，中国长期人为的低利率环境给企业特别是国企投资提供了便利，形成了大量的制造业固定资产，但最终却摆脱不了产能过剩的阴影。

除了土地制度不同，发达国家也都走过和中国类似的道路，传统的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不可少的前置条件。但是当资本和劳动力堆不动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了，经济要想继续增长，就只能期望这三要素效率方面的提高。

拿劳动力这个要素举例子，中国的户籍制度无法让农民工在大城市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公共资源，人为阻碍了很大一批劳动力进入生产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就人为降低了“索洛剩余”，所以就人为降低了潜在的经济增长。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户籍制度的创新和优化。

再比如，全国的住宅用地指标能否真正完成跨地区流转，实现“地跟人走”，从供给层面解决大城市住房难的问题，进一步让进城务工人员居者有其屋，实现劳动力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流入的动机？这就需要土地制度的创新和优化。

再比如，能否终结国有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终结地方靠着政府信用乱花钱的行为，让资本配置在科技创新领域，而不只是基建和房地产？这需要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我只是举了其中一些例子，不要忘了，中国最大的资本，其实就在于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除此之外，很多人认为“新质生产力”仅仅是科技创新。这些表面上看是科技创新，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创新。如果单单提到科技创新，不免让人想起几年前开始的那波轰轰烈烈的全民造“芯”运动。各地方政府亲自上阵做风投，招商引资争相上马半导体项目。

2019年新设半导体企业1万家，2020年又增加7000多家，去年新设半导体企业也超过了一万家。最后很多项目烂尾，有的拖欠员工薪水，有的大股东全身而退，让地方政府成为“一地鸡毛”的接盘侠。卡脖子没解决，钱倒是被卡掉了不少。从最后效果看，目前似乎只有华为在造芯上有了点突破，把土耳其数学家阿里坎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新质生产力”。

为什么玩命砸钱砸项目效果不够理想呢？看看美国的经验就能有所启发。说到美国的颠覆性创新，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是大把的美元吗？是白宫、总统、加州政府吗？当然不是，想到的应该是乔布斯、马斯克、奥特曼、黄仁勋这些人。他们的身上有双重标签，一是科技创新狂人，二是民营企业家。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企业家精神是1，其他要素是1后面的一串0。

美国的诞生是制度创新，美国的强大是制度下的科技创新。

3月14日，马斯克的SpaceX第三次试射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箭。他还创造了单次卫星发射143颗的记录，他的目标是发射4.2万颗低空卫星，而低空轨道一共才能容纳6万颗，你不来，别人马上把座位抢完了。马斯克旗下取得相当成就的公司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做电动车的特斯拉，做航天的SpaceX，做聊天机器人的X.AI，做脑机接口的Neuralink，做隧道交通的无聊公司，有做社交网络的推特。一个马斯克创造的经济体量恐怕都能顶上有些国家的GDP了吧。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创新，几乎都是民企完成的：华为的5G，宁德时代的电池，比亚迪、蔚来、理想的新能源汽车，小米、oppo的手机，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的移动互联网革命。无论政府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在创新中唱主角的始终是民营企业。

如何才能更加激发企业家精神呢？其实他们不需要特殊的优待，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法治社会。真正的法治社会是最好的定心丸，才能真正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让企业家放手一搏。

因此说到底，制度才是“新质生产力”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保障。

以前我们做大蛋糕是不断的加面加水，现在发现水和面就这么多，只能拼做蛋糕的手艺了。手艺升级做出更高档的蛋糕，卖出更高的价格，蛋糕店才能挣到更多的钱。当然，得让蛋糕师傅放心大胆地发挥，赚到钱的时候，得让他获得最大的收益，起码不能在蛋糕师傅变富之后，各种扣帽子和污蔑谩骂，这样只会让师傅们去外国做蛋糕。

我们总能听到一句话：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当手头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只有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一条路了。

走得好，前方就是一马平川，走不好，前方便是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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