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罪上，检方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起诉。前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后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换句话说，判刑七年，是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裁量范围内，谈不上“枉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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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如果受到了性侵，需要法律维护公道；无辜者如果被冤枉，也需要法律还以清白。这个事件无关立场，只关乎事实。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多地问事实“是什么”，而莫让立场先行决定了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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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对啊，就是因为没有健全的制度，何某这种虐待动物的恶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网络暴力才会成为彰显正义的必须路径。制度性的通道要是走得通，法律要是真的可以惩治恶行，又何必动用私刑？

当我们面对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而希望制裁当事人时，可以再追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我们的怒火，究竟只是源于这种恶行，还是夹杂着平日心中郁积的怨气？用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当事人，真的能让当事人自此从善吗？

在中国，一些职业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例如曾受过刑事处罚、开除公职的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受过过失犯罪以外的刑事处罚者，不能做律师；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也不能做教师。

单身的教授持续发微信告诉女学生小珍，说她很美，很想她做自己的女朋友，小珍明确拒绝后便没有再回复教授的微信，但一直很担心焦虑，不过期末考试时间还没到，除了持续收到消息，还没感受到“具体的惩罚”

6月20日，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微博，“向全球6560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致敬，同时也向所有支持和关注难民的人们致敬”。演员姚晨点赞回应这一微博。很快，难民署与姚晨都陷入舆论的抨击辱骂之中。

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是刑事辩护律师的本职工作。他们是法律程序得以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也许有的辩护律师的策略值得商榷，甚至有不当之处。然而，应该受到责难的是这些行为本身，而非辩护律师整个群体。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只有老人家一个人带着小孙女。我说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房子呀，他说我两个孙子将来结婚都够了。那很漂亮的镇上的房子，一条干枯的河流在旁边，污水横流。这么漂亮的房子又能持续多久呢？

例如，幼儿园的孩子缺乏表达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安装监控盯着老师看，可能是必须的手段；但如果是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自己就可以监督、制止老师的不轨行为，在教室里再以监督老师为名安装摄像头，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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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社会学博士，曾任大学副教授，2005年加入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出版了《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三本书。

二是私立幼儿园的监控根本没有与教委联网。这或许又说明监控系统存在重大漏洞。尽管教育部门早已意识到监控系统联网的重要性，却将私立幼儿园不公平地排斥在外，而私立幼儿园又正是当前学前教育最主要的提供者。

也就是说，如果有100家企业或个人存在消防问题必须停止使用相关厂房或者住宅的，消防机关应该向这100个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调查和听证程序，分别做出独立的、内容完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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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虐童悲剧的再次发生，就要严格追责。要严格追责，就不能忽略都有哪些责任人。在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中，园长被一同刑事立案调查。我们期待法律不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但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PK向嘉谷指出塔帕兹对她的操纵，澄清她与沙弗莱茨的误会，让两人终于重归于好。他自己，则怀着对女主的爱恋，带着找回的通讯器，默默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过，他还会带着更多的外星人再回来探索地球。

－案发后头一个月，江歌妈妈曾多次索要嫌疑人照片和详细信息，刘鑫声称警方不允许泄漏信息，以及怕江歌妈妈做傻事，都拒绝了。后来刘鑫在微信向江歌妈妈简述了事发经过，也提供了一些陈世峰的信息，辨认了照片

“我不是不知道一个人的性命比我那几根冰棍重要。”但靠着学校领导脸色过活的小卖部老板，心中却有着更大的怨气——谁会关心他的冰棍，他的生计？他在这个城市的夹缝里艰难生存，有谁尊重、在意他的生活？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涉事各方目前已基本作出回应，实施虐童的当事人已经进入刑事程序。和很多新闻一样，它可能过几天又被我们所遗忘，一些公众号还发出了《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孩子保卫战》等对未来表示悲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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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言论，煽动某些具体的行为，进而伤害他人权利。例如煽动暴力，教唆犯罪。典型的还有仇恨言论——基于一个人的身份，例如性别、种族、宗教、性向等等，煽动针对某一人群的暴力和仇恨。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家长替代孩子完成作业，如果伪装成孩子自己完成作业，给老师或是其他人带来误导，这涉嫌欺骗，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这触碰了教育的底线，对孩子能力和品德的发展都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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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公共管理者在各大城市效仿、上马地铁安检前，都能对其他路径做出有效评估，向公众充分说理。在充分实践论证的基础上实施的公共政策，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公共资源，实现社会和民众的利益最大化。

诞生于2016年的夏天，毕业于C计划魔鬼训练营，永远的元气少女。如果你对C计划有任何的疑问、好奇，想要与我们合作，想要参与我们的课程——都可以加小C好友（Plan-C2016），与小C联系～

没有完美的家长，没有完美设计出的人生，孩子并不是家长的财产，他们也会有自己成长中的际遇和路径。享受和孩子彼此相伴，共同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一段旅程，看重过程中的体验，而不是结果。

那么如何确保我们的纪律教育手段是在帮助儿童自主，而不是仅仅用外力强制呢？本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帮助老师和家长去剖析那些令人头痛的“纪律问题”背后的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压制症状。

正是因为过高的甄别成本，在传统慈善领域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他们相当于是中介，一方面从捐款人手里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利用他们的专业优势和特长，甄别出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向他们发放善款或提供服务。

纪寻为这一次的分享，选了一个很严肃的主题：疾病，限制与国际流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她既会与我们分享她在职业道路上的探索，也会分享她对于诸多与疾病、残障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反思。

周末推荐正式回归！好多小伙伴在后台问我们，怎么不荐书了，存货都快读完了……呐，紧锣密鼓的暑期培训总算告一段落，主创们也终于有时间回来好好写公号，好好给大家推荐和思辨有关的好书好电影啦～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的责任。如果没有证据证明MMA对儿童的危险性，相关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可能不应该一刀切禁止儿童格斗，而应该在充分了解MMA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规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最近听闻有高校教授因网络言论被处分的消息，忍不住也想来和小伙伴们聊聊高校教师言论边界的问题。即便在美国，教授们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遭处分，也是颇有争议性的话题。我们如何理性看待这一议题？

汉族学生，有权利在自己居住的寝室里食用非清真的食物（尽管出于对同住的穆斯林学生的礼貌与尊重，这样的行为不被提倡）。如果有人威胁他，这样做就会“拿刀砍你”，显然也是对汉族学生基本权利的威胁和侵犯。

至今已有来自全国22个省、直辖市的991位青少年参加了A-Action行动，总计投入了1,136,899小时，服务人群达111,129人，诞生了166个不同领域的解决方案。

在这场长达五个月的巴尔干之旅中，除了在难民营中做义工，她还在在萨拉热窝和战争幸存者聊天，在在萨格勒布采访街头艺术家，在俄罗斯报道普京大游行，与反对派交流。（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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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专家尤其强调，当政府向平台运营方提出删帖、获取用户信息等要求时，必须符合经正当程序颁布的法律，程序透明，受到外部和独立的监督，并证明其采取的手段是为了保护他人和公共利益必要且相称的手段。

因为对多元价值的坚守，我们结识了在不同社会议题勇敢发声的行动者们。为残障权利，为LGBT权利，为儿童权利，为女性权利……我们共同发声呐喊——这个社会一定会因为听到这些声音，而有所改变。

唔，有可能你还是看到过——地铁车厢里的乞讨者、街角的卖艺者、还有在各种小品相声里作为笑料的傻子、瘸子、瞎子、聋子。（你有意识到这些称呼，包括“残疾”、“残废”这样的用语有什么问题吗？）

游戏沉迷这个话题生生不息。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便是火到《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的《王者荣耀》。一旦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家长痛心不已，社会口诛笔伐。其实我们却更容易忽视一个群体——沉迷游戏的成年人。

与此同时，一些同性恋者迫于家庭社会压力与异性结婚，同妻同夫的悲剧故事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视野。在彩虹律师团2015年的调研中，4.31%的同性恋隐瞒性向与异性恋结婚，5.34%的同性恋选择形婚。

这个《通则》到底是个什么鬼？本质上，它其实只是一份行业自律规范。制定者，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是一家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由从事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个人等按自愿原则组成。

在资源分配时，当排除在外的是少数人或弱势群体，他们能够使用的对抗资源是有限的，需要社会和法律的强干预，以纠正此种不公平对待；在纵轴最下方的群体，即便在相对私人的场合被排斥，可能也会被社会干预。

归纳概括，是基于人的经验。而任何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再严谨的科学统计，也是在基于一定的样本，对总体做出预测。抽样越科学，对总体作出的预测，自然也就越靠谱。

归纳概括，是基于人的经验。而任何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再严谨的科学统计，也是在基于一定的样本，对总体做出预测。抽样越科学，对总体作出的预测，自然也就越靠谱。

很多事情，小孩在那个年龄阶段，以他的思想成熟度、知识储备量，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法律上会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你让小孩去签合同、买卖房地产、做投资——这个合同可能是可撤销的。

我们发现，只要坚持追问，而不是一开始就说教，其实老师们有很多很好的观点和例子，也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把很多问题想得更清楚。老师们说：在日常的工作环境中，大家并没有机会这样深入的讨论和反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