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复兴中国摇滚”是对《乐队的夏天》最大的误会
文/郝库
编辑/向荣
Cindy
金属网状的大幕升起，Cindy和摇滚乐队新裤子一同登场。
“她来干啥？”一阵尖叫之后，质疑从台下拥挤的人群中冒出来。Cindy是00后，和两个同龄人组成3unshine，2015年出道，是热搜常客，得到了一些流量和很多骂声。
这个看起来与摇滚丝毫不搭界的姑娘，和新裤子合作表演了一首《艾瑞巴迪》。庞宽跑到超级乐迷的舞台上对唱，观众兴奋起来。
有了“女神合作赛”的噱头，《乐队的夏天》第七期的热度再攀新高。在河北廊坊大厂镇影视基地的见证下，这个节目的夏天也缓缓来临。录制现场旁边的白色棚录过《青春有你》，《乐队的夏天》第一次录制时，偶像男团带来的喧嚣热闹刚刚散去。
明亮的蓝黄布景摆放在录音棚周围的草坪上。观众被安排在空地上，舞台很低，台下的观众触手可及，最大限度还原了Livehouse的现场环境。暖场导演放大音量在广播中讲解注意事项，“看到喜欢的乐队，不要喊牛逼，喊了还得剪掉，你们不想看到好好的演出被剪了，对吧？”
▲传统的Livehouse现场舞台
人群中发出心照不宣的笑声。现场导演走下舞台，转头叮嘱观众后排的摄像师注意安全，“他们（乐迷）嗨起来自己都控制不住”。干冰制造的烟雾沿着光柱向上窜，《乐队的夏天》八强战第一回合“女神合作赛”开始了。
每一位“女神”的出现都让人意外，Cindy则是意外中的意外。马东问她听没听过新裤子，“没听过”，她回答得很干脆。新裤子主唱彭磊和大张伟聊起属于他们的90年代、年轻时的摇滚往事，同台而立的Cindy神态有些游离。
争议聚焦到Cindy与“大神”新裤子的合作上。青年文化媒体VICE中国的主编刘阳子，是当天坐在二层观众席的专业乐迷。他告诉《贵圈》，“我特喜欢Cindy，我觉得特别牛逼，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这是年轻人应该有的东西。”专业乐迷王硕也说，Cindy可能代表了一种年轻的朋克形式，只是我们不懂。
“胡说八道！”持不同意见的代表是老牌朋克乐队反光镜。在他们的工作室里，贝斯手田建华显得有些生气。“每个女孩是都应该有展示的机会，但是大姐，你们倒是练练业务啊，那业务也太次了。”他强调这个看法和形象无关，他比画着指向反光镜的成员，“你说这儿谁长得好看，但是我们起码手里都有点活儿，真得练。”
话虽如此，但Cindy的出现总归让大家兴奋。除了新裤子较低的得分之外，现场没有迹象表明此举有任何不妥。遵循商业逻辑的综艺节目与反商业文化的摇滚乐共处一室，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
▲新裤子乐队与Cindy（图片来自微博）
几十年来，摇滚乐的定性从荼毒青年的恶灵变成易碎的情怀，理想青年想让它的怒吼再次响彻大地，却无能为力。吊诡的是，让它重新进入主流视野的是一档综艺节目，就像两个基因完全不同的物种结合，却开出了迷人的花。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中充斥着两种价值观的角力，牵涉其中的人不断碰撞，又尽可能妥协，最终达成某种和解。
碰撞
《乐队的夏天》播出之后，田建华的朋友圈里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表示支持，“乐队终于有一个夏天了”；另一拨人觉得，“乐队怎么能上这事儿（综艺节目）”。
反光镜是《乐队的夏天》制作方米未最早接触的乐队之一。“综艺这种东西特别怕被玩儿。”田建华说起他们最初的戒备和抵触。多年前，他们参加过一档综艺，上台后被要求做一些“愚蠢的游戏”，这对一支老牌朋克乐队来说无法忍受。
面对导演组的邀请，三个人心里打鼓。鼓手叶景滢第一次去和米未谈，上来就问，“你们是请我们来当评委的吗？”节目组聊起愿景，他说，“听上去挺有意思，你们做啊，特别好，我也想看，但我不会参加”。接着就“各种否决”，不管对方说什么，都是“不行，不可能，不成立”。
但他内心已经开始说服自己“他们是对的”。“我在等他们俩（李鹏和田建华）否决我，你知道吗？”出乎他意料，另外两人很快被说服。他们明白上综艺的好处，事实证明，节目播出后，反光镜乐队微博明显活跃了很多。流量是绕不开的话题。彭磊也为流量烦恼，他甚至想买些僵尸粉，因价格太贵作罢。他开玩笑说，是为了涨粉才来参加节目的。
▲反光镜乐队在节目第一次录制现场（图片来自微博）
各路乐队集结完毕，天气渐渐热起来，乐手却都穿着长衣长裤，用来遮挡纹身，后来才知道还可以用粉底和胶布。反光镜的三个人穿上节目组建议的服装，田建华取下了他的骷髅项链。他们坐在第二现场，开始漫长的等待，每支乐队面前摆着一台GoPro，“随时装逼，24小时装孙子”。
摇滚老炮一个个在台上疯癫，真要面对镜头，个顶个的难受。最抓狂的是和马东聊天，他们觉得这种正经的场面无话可说，非常尴尬。一到这个环节，主唱李鹏就把话筒往旁边递。
和滚圈同行长时间共处一室也让他们难受。玩摇滚的人很多都不擅长应酬，平时演出，在后台见着了寒暄几句，聊聊灯光音响，就该上台了，这样的交际让他们觉得舒服。和平和浪的吉他手小雨告诉《贵圈》，和不熟的乐队只能彼此商业吹捧聊音乐，和熟悉的乐队，一起抽抽烟扯扯淡，反而很少聊音乐。反光镜的办法是能躲就躲。录第一期时，经纪人都急了，说你们怎么老出去抽烟。一看门口，一帮乐队都在呢。
后来经纪人给他们立规矩，录节目时不准喝酒。不过这不太现实。田建华开玩笑说，那些天，大厂便利店的啤酒销量一定是当地最高的。每天录制结束已经很晚了，乐队们还要聚在一起喝大酒，拉着节目组导演一块儿喝。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标间里开party，坐的地方都没有。
早起让他们不适，镜头让他们不适，连轴转的采访让他们不适，少抽烟少喝酒就更别提了。幸好节目组请来的观众很给面子。反光镜第一次出场唱完，接受超级乐迷采访，中间隔了六七米听不清对方说话。后来有观众解释，因为当时台下喊了5分钟“牛逼”。
录节目之前，这31支乐队里，节目总制片人牟頔听过的不超过4支。她的生活方式和乐队完全不搭调，对乐队的认知仅限于“这帮人挺酷的”。她和刺猬乐队鼓手石璐是中国传媒大学校友，印象中上学那会儿，石璐已经在学校玩乐队了。“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经常去外头参加一些活动。”牟頔说。
▲刺猬乐队鼓手石璐
和她一样，最初导演组对乐队的概念并不熟悉，听他们讲起滚圈八卦也是一脸茫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象中的摇滚battle并没有出现。节目上，高晓松说“保镖准备好了吗”，马东说“竟然没有打起来”，但类似的包装手法像是打在棉花上的拳头。人们印象中满脸不服、一点就着的摇滚乐手们，一脸平和就来了，全程表现得“Peace and Love”，还挺高兴。
牟頔不觉得这是件难堪的事，节目组也在呈现自己逐渐打破刻板印象的过程，“那些东西不就是传统的大家认为乐队会有的样子吗”。第一期播出后，水花不大。有人评价它“美好但有一点蠢钝”。田建华说得更直白，“它还不够综艺”，“没什么像样的故事，有点脱离了大部分不接触摇滚乐的人”。
但逆转很快到来。
逆转
“大家对《乐队的夏天》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我们要振兴中国摇滚。”牟頔说。
位于北京东五环的米未是一家年轻的公司，忙碌的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开放式办公空间。房顶上悬挂着颜色鲜亮的纸牌，上面写着“没有人可以拒绝变化”，“你表达的观点与你无关”。
中午一点，牟頔匆匆扒了几口饭来到会议室。她觉得摇滚乐的意义与使命感和一档综艺没有关系，“就像我从来不认为我们是为了振兴中国辩论，才做的《奇葩说》，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选大喷子的好玩的事。”一档综艺节目自有它的规则和表达，“我们当时的立意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不是从音乐的角度。”
牟頔是一位极富专业精神的综艺人，曾是央视最年轻的总导演，与马东、刘煦一起创立米未后，制作了《奇葩说》这样的爆款节目。如果和她接触，不消片刻就能感受到一股实干家的果决明快。还有自律，凌晨她还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跑步里程。她信奉实干，“你天天在那儿逼逼逼空谈，没有用”。
前期准备花了不少工夫。公司请来轻松调频DJ李源给导演们科普摇滚乐历史和流派。核心团队去拜访摩登天空、太合音乐等音乐厂牌，了解乐队的个性、趣味和生存状态。
他们甚至扒出一支资深摇滚乐迷都没听过、去音乐节投简历都被拒绝的年轻乐队，九连真人。导演们去看九连演出，当即决定邀请他们。导演组把九连排在第16个出场，因为相信他们一定能冲上去。
不出所料，九连真人的主唱阿麦一声号响炸开，让节目正式进入状态——淘汰出现了。紧张感随之蔓延。没人不想赢，年轻人想出人头地，老炮们的压力大多源于审美上的较量，用刘阳子的话说，“往台上一站，看着对面，我总不能输给那么一个乐队吧！”
▲九连真人主唱小号手阿麦
乐队主要的顾虑就是比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说拿一个朋克跟金属（怎么）比？”田建华说。但在前期沟通中，节目组几乎满足了乐队的所有条件，唯有采用比赛这种形式不肯让步。
现实情况似乎也印证了乐队的担忧。1V1比拼中，痛仰乐队改编的《我愿意》，用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重构歌曲，得到张亚东的夸赞，但得票却不理想。后来盘尼西林主唱小乐参加《乐队我做东》时直言，这是因为“大家听不出他的好”。张亚东也在节目里说，一些乐队还不知道怎样去比赛。
比赛的紧张感拉起节目的起承转合，故事也随之出现。观众津津乐道面孔的坚守、盘尼西林的耿直。后来反光镜在1V1对决中落败，叶景滢的一位台湾朋友安慰他们，顺便聊起在节目中发现的“宝藏乐队”。“那刺猬”，叶景滢模仿起台湾腔，“我看了三遍哭了两次”。
“我说不至于吧。”
“主要就是他们的故事太感人了！”台湾朋友说。
录完节目没多久，是叶景滢40岁生日。很多人问他什么感觉，他说没有感觉。他不喜欢讲以前的事，“好多苦的事你说来说去，弄的哥几个岁数倍儿大、苦大仇深的，卖惨那种，不好玩”。这支成立20多年的朋克乐队更想让大家看到他们“阳光的一面”。
“但人家不是讲故事，人家是真故事，比什么溜光大道好！”田建华补充说，反光镜乐队的成员聊起天来和玩摇滚一样默契，彼此的话都接得住。
李鹏立刻插话，“早说啊！我也有故事！”
他们忘了说摇滚有问题
即便《乐队的夏天》豆瓣评分已经从7.4飙升到8.4，但质疑声从未消退。龙神道乐队贝斯手国囝在微博上说，“这个节目真的推动了中国原创音乐和乐队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吗？我认为恰恰相反，它只是让商品更像商品，让音乐更不像音乐，让年轻人更没有方向……”
“女神合作赛”上，旅行团乐队和周洁琼合作的表演得分很低，在现场引起不小的争议。大张伟觉得，旅行团的表演打破了他们固有的套路，值得夸赞；但刘阳子觉得，这只是大张伟的一厢情愿。
“忘了自己是谁了已经。姑娘跳舞不错，我看着也挺高兴的，但你乐队的核心东西在哪？你这跟一个晚会有什么区别？”刘阳子对《贵圈》说。不过，“如果他（旅行团）能上春晚，我鼓120个掌”。
▲旅行团乐队与周洁琼
刘阳子曾经和同事一起讨论，如果他们来做这档节目，会有什么不同。“现在还是有点像那种青歌赛……仍然是一个台面上的东西。”他们更倾向于将录制现场还原成地下俱乐部的样子，因为“摇滚乐的灵魂在这里”。另外推出一整套“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被买账，这是它的问题。”刘阳子说。
他是一位严肃又可爱的资深乐迷，几天前去看Joyside复出演出蹦掉了一台手机。他同时也是观众讨厌的乐评人，因为评价痛仰改编的《我愿意》无聊，遭受了一顿“赛博铁拳”。
他对商业社会的价值观保持怀疑，拒绝观看任何综艺节目，也拒绝管金主叫“爸爸”。十几年来，刘阳子见证着北京的青年文化从百花齐放到万马齐喑。从广告商第一次向编辑部要求流量开始，他意识到世界开始变了。他的公司里，有灵气的设计师跳槽去了今日头条，他表示理解，但终究惋惜。
关于《乐队的夏天》的灵感来源，有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个玩儿乐队的女孩去米未面试，毫不客气地提出周五和周末不能加班，每年工作11个月，理由是要排练、要演出。真诚的人总是可爱的，牟頔和那个女孩儿聊了很久，最后还是拒绝录用她。
但即便是苛刻的刘阳子，也不会怀疑节目制作方的专业精神，“硬件都不错，一进去之后，我们都被震了。”与米未合作的乐队都会夸赞工作人员的靠谱周到。“他们所有环节都是卡着表做的”，小雨说起，他们最终没进入十六强，临走的时候，几个大老爷们和90后导演小姑娘哭成一片。
“综艺说到底是一个商业逻辑的东西”。刘阳子说，至于他和大张伟在节目中的争执，“我们争论的核心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综艺不在乎，综艺在乎流量，在乎流量带来的注意力，注意力带来的广告费”。
第一期节目，反光镜第一个登台。他们本来想唱些歌词更有内容的歌，在节目组的建议下，换成了《嘿！姑娘》。在反光镜在概念里，《嘿！姑娘》只是一个“不太过脑”的小品。不过他们也理解编导的用意，第一个上场，得把场子炒热，“你别一上来给一个slogan，只有音乐才怎样。我们是做综艺的，不做音乐也没关系。放松，就完全放松。”叶景滢说。
摇滚乐自诞生之初就埋下反商业的种子，与嘻哈文化不同的是，它抵触世俗成功。在中国，摇滚被贴上反叛主流的标签，事隔经年，情怀的滤镜愈加浓厚。牟頔作为情怀的反面，也遭到一些人的攻击。她在微博上大方承认“我们就是买了热搜”。牟頔苦笑着对《贵圈》说，“大家都知道，微博第五位第六位就是买的，一个节目做宣传，这有什么好被diss的？”
即便“复兴中国摇滚”是个天大的误会，但牟頔对于节目并非没有诉求。她希望乐队能挣到钱。节目采访Click#15时，问他们玩音乐一年能赚多少，一个说1000，一个说0，然后两人相视诧异一笑。
《乐队的夏天》播出之后，不少乐队的演出费都水涨船高。和平和浪的演出邀约多了一倍不止，鱼龙混杂，甚至有养鸡场请他们去剪彩。他们都推了——哥儿几个在上海有工作，有的做金融，有的是广告策划，还有工程师，从来没靠玩儿音乐赚过钱。主唱大宝说他绝不会为了玩音乐辞职，“现在工作挺赚钱的”。
平衡
《乐队的夏天》试图在摇滚和综艺之间找到平衡点。
不同于摇滚乐的黄金年代，生活的逻辑已经改变。牟頔想抓住的是人与人之间久违的亲密感。比如盘里西林的排练火星四射，海龟先生吉他手的离开和归来，刺猬乐队里有两个难搞的处女座。但他们都离不开彼此。
这种情感的黏度，是玩乐队的人最看重的。Nocation乐队的主唱邢玉龙告诉《贵圈》，他们的乐队并不出名，甚至只出过五首歌，没钱赚，但他依然想做下去，他觉得跟乐队里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有家人的感觉。他们每周排练一次，“在北京一周见一次是多亲密的关系!”
木马乐队唱过“把爱压制成信息，隔离开人们”。刘阳子觉得，北京地下文化的衰败就是从智能手机出现开始的，年轻人不再聚在一起喝酒，或者创造一些东西。“要发生冲突，才有创造”。至少在这一点上，评论家与综艺制作人达成共识。
牟頔近来单曲循环刺猬乐队的《最后一班车》，这首歌来源于一个小故事。那时子健和石璐还在一起，一天晚上下大雨，两人在雨中等待最后一班车，车迟迟没来，石璐对子健说，我给你唱首歌吧。
主持人马东在节目里不断提及，希望年轻人能聚在一起创造些什么。就像节目导演、乐队和乐评人，一群价值观和行为逻辑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做了一件有趣的事，碰撞和摩擦在所难免，这是创造的一部分。
反光镜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张十年前的海报，对面摆放着奖杯。那是2009年，他们的演出票价还是40块，但得到了几个主流奖项。三个人从十五六岁就在一起，顶着40度高温，光着膀子在牡丹电视机厂食堂排练。对于从社会的不解中成长起来的反光镜来说，他们的反抗最终有了结果。
也是在那两年，刺猬乐队和后海大鲨鱼签约匡威，大幅海报悬挂在西单的高楼上，他们是当时最酷的年轻人。再往前，酷这个词属于花儿，十五六岁的大张伟和几个哥们儿背着吉他去酒吧演出，结束了给50块钱报酬，要家长签字才能领。
▲刺猬乐队曾在匡威活动中表演
现在，快四十岁的大张伟坐在超级乐迷的位置上，聊第一次听说这节目的反应，“乐队，这多老的事儿了？”但当新裤子出场，他还是忍不住冲上台唱了一首老歌。
关于酷的定义一直在变化，从当年的玩摇滚变成如今穿着格子衬衫去纳斯达克敲钟。但总要去做些什么。42岁的彭磊以前周一到周五在家歇着，周末干两天活儿，早过了拼命做音乐的年纪。现在他开始健身，努力排练，“突然好像年轻了一把”。
节目录制完成后，刘阳子在朋友圈写道：“乐队夏天录完了，仍然无法喜欢综艺，但仍然是挺好的体验，拓展了经历之后，就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用塞林格的话最对——‘光和光怎么打招呼？’‘最黑的地方见’。”
反光镜觉得，现在是摇滚最火的时候。Livehouse和音乐节越来越多，只有五首歌的Nocation乐队也接到了音乐节邀请。“还是有人在拼命地干，在探索，说这样不行，往右来点，右不行，往左来点，慢慢杀出一条路来。比如摩登天空，不管多少人骂沈黎晖，说他是奸商，但人家一直在工作，在行动，这些东西就是踏踏实实地养活着一批人，这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牟頔说，“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有出路，只要大家别停下。”
摇滚文化与商业逻辑依然水火不容，但“理解”是珍贵的东西。年轻的时候，玩摇滚的以听周杰伦为耻。后来田建华偶然听到周杰伦的老歌，感觉“特别高级，都写的倍儿好！”今年5月，他们在外地演出，看见朋友圈有人分享麦田音乐节的视频，周杰伦压轴出场。音乐一响，平时眼高于顶的老炮们都跟着唱，还拿手机拍，妥妥一副粉丝的架势。
“都听过！”
“这帮孙子！”
实习运营编辑/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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