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混沌”的片子，“执着”的周浩

拙见说

►周浩叹了一口气，承认了纪录片的原罪。他换了一个词，说不叫“偷”，叫“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坦坦荡荡一个君子，我肯定还是觉得我一直在探索人和人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北京798艺术区的一个演艺厅里，圣丹斯-CNEX纪录片论坛正在发声。 48岁的周浩坐在嘉宾席第一排正中央，身穿黑色格子衬衫，灰色九分裤和蓝色帆布鞋，露出一截脚踝。耳边挂着同声传译机，他用右手食指轻轻按着太阳穴，侧头听着台上一位外国纪录片导演的演讲。 节目组原计划大概在十一点半，茶歇过后，就轮到他上场分享。期间他去买咖啡，一路上都有人堵着和他握手问好，再加上个自我推介，以至于下半场开始时，主持人目光搜索全场，他才端着咖啡不好意思地小跑回来。 

过去两年，周浩分别以《棉花》和《大同》连夺两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2001年，周浩从记者转身成为纪录片导演，15年，完成9部长纪录片。2005年11月，他执导的《高三》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纪录片讲述武平一中一个高三毕业班的真实生活，直到2012年夏天又被放上某视频网站的首页，仅仅在上线当天就迅速获得200万的点播量。 2015年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大同》，又名《中国市长》。描述了大同前市长耿彦波2008年开始在大同拆迁修城墙的故事，他梦想将大同从污染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造城运动”轰轰烈烈，预计耗资500亿元，50万居民将在他的打理下被重新安置。周浩的镜头捕捉到这个高官真实又惊人的天大手笔，影片里的耿彦波经受着巨大的褒贬，而拳拳之心仍然不变。 《大同》的突破性题材仍未使他满足，会上他透露，在未来的拍摄名单上，还包括“微信之父”张小龙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站在台上，他微微低头，接过主持人的话，也没有和提问者进行过多的眼神交流，只是淡淡地说，“不会放弃任何可以探寻人性的机会”。 

普通人的故事

这是周浩印象里普通的一天。微信是从台湾发过来的，台湾作家、前文化部长龙应台给周浩发了一只她中意的猫的照片，两人都是猫奴，周浩养的两只叫“妞妞”和“面条”。2014年11月，在第51届金马奖台北国父纪念馆的颁奖现场，龙应台也在席上。 龙应台请周浩吃饭，周浩问起她生活在台南的妈妈。还是那样，十几年了，妈妈已经完全失去记忆，龙应台每次都要向母亲解释自己的来意。周浩在台湾书店买了《大江大海1949》的有声书，在龙应台的朗读里，周浩听到了像龙妈妈那样，更多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故事——“那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声音。” “她谈的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故事，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人物状态。”周浩说，“这种东西跟我们做纪录片的气质上是吻合的。”

2010年他搬进了广州碧桂园独自居住。顶楼的家有一个60平方米的阳台，他从芳村花鸟市场买花买草回家种，三角梅最容易养活，加之广州阳光茂盛，这株植物一年四季都开着花。 周浩把新投影仪搬进客厅里，加个音箱，再简单布置一下就若有影院效果。看片、养猫、插花，做甜品，在家里，周浩把两座金马奖奖杯放在家里的角落，甚少擦拭。新客人到家里，觉察不到主人的身份。 
3个月前他开始学瑜伽。瑜伽老师称赞他身体柔韧性很好，一点都不像老男人的身体。锻炼养生并不是刚刚开始，从20岁开始他就很懂得调节自己的呼吸，能在两分钟内睡着，“收心呗，让自己安静下来”。饮食很节制，不会吃很多主食，不抽烟，不熬夜，也很少喝酒。 这个单身男人，享受着他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大厨与食客

摄影师王轶庶和周浩只合作一次，微信几乎不联系，也没有到过他家吃饭，有一次周浩问王轶庶房子出租不，“干嘛”王反问，“想你了呗”周浩恶搞。 那是2012年4月，周浩和《南方周末》的几个同行去日本拍樱花，春天，日本的樱花从南到北不同时间段逐渐开花，他们打算沿着樱花路重述日本的近现代史。 有一次在路上，不知道谁突然建议拍张搞怪的照片，周浩于是面朝大地趴在地上做诈尸状，王轶庶把他的鞋子和眼镜散落在周围，然后咔嚓一拍，留下一张“车祸现场”照片。 今年3月8日，周浩在新疆喀什老街的路边小店买了一口维族手工大铜锅，可以用来吃火锅。有了锅，他便在朋友圈里喊了一声，“广州的同学们，你们有口福了！” “广州的同学们”在评论底下嗷嗷叫，像《城市画报》现任主编杨凡和前主编李晖，她们心心念念周浩做的酸汤鱼，是常来他家吃吃喝喝的食客。一周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朋友们才来过他家，7、8个人，还有小孩在闹，他在厨房做菜，偶尔会出去和他们哈哈地聊天。 不同朋友圈，一拨一拨的。因此食客是不固定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来吃过一次的占绝大多数。觥筹交错之间，杨凡感受着周浩的绝技，“他可以夸人夸得毫无痕迹，很厉害，一桌5个人，毫无痕迹都把人夸一遍，不会觉得肉麻。” “来吃的要交钱啊！”周浩呼吁，谁知道，朋友们真的交钱来吃了。 各色的人也体现在周浩的作品里。他也许是中国纪录片导演里涉及题材最广泛的人,从工人、农民、毒贩、警察、医生，到县长、市长。 “很宽”，雷建军像拉面一样把手伸开，这位清华教授，《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谈到周浩的选题，称扬了这位导演在中国纪录片界举足轻重的成就。 2000年到2002年，周浩在《南方周末》担任摄影记者，离开《南方周末》之前，他已经从事了十年新闻工作。2001年，《南方周末》办展，朋友杜海滨拍的纪录片《铁路沿线》获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当时，周浩觉得纪录片门槛也不高，心里痒痒的。 随后就买了一个DV，对准了农民工拥聚的东莞市，《厚街》随之问世。 成绩也出得很快，第二部纪录片《高三》获得了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奖记录片奖”。拍纪录片至今15年，两座金马，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奖，《大同》入选了50多个电影节。 

棉花剧照

现在，如果周浩拍纪录片出差久了，嘴馋的朋友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在来电的朋友里，每个月都有一个是从云南瑞丽监狱打来的，一个贩毒囚犯阿龙。

 “我是可以跳下去，我给你一个完美的镜头。”

周浩最近一个月给阿龙寄了四五百块钱。 阿龙是周浩在2007年上映的《龙哥》里的主人公，一个毒贩。《龙哥》在第六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中获得亚洲奖首奖。2004年夏天，周浩在《广州日报》里读到一条烂尾楼里有吸毒者的消息，他决定带着摄像机，进去看一看。 在烂尾楼外找了一圈，发现门都被墙和砖堵住，周浩学着那群瘾君子爬上围墙，到烂尾楼里手已经被划破流血了。忍痛，周浩事后向我回忆起第一次在墙上的惊险跳跃，因为进去便是另外一个社会，那里艾滋病丛生。 阿龙是吸毒者，也是毒贩，比起其他衣衫褴褛的落魄青年，阿龙身着西装，很干净，也愿意和周浩交流。于是，两人喝酒、吃饭，慢慢熟络起来。 “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周浩始终和阿龙解释，“我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阿龙听进去了，他爬到墙上，防盗网有大半个人高，向手执摄像机的周浩喊：“我是可以跳下去，我给你一个完美的镜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个导演、一个毒贩，因为拍摄的机缘，人生画上了交集。周浩甚至暂时放下摄像机，介入到龙哥的生活，两人开始互相较劲：阿龙找他借钱，他督促阿龙戒毒。阿龙也突然会消失，几个月甚至一年，周浩陷于阿龙能找到他，他却找不到阿龙的等待中。 

“我一定能熬得过龙哥。”周浩咬了咬牙。在纪录片里，周浩怀疑阿龙在洗手间里用药，他拍门、质问，阿龙拉起裤子开门，连说“没有”。“那我今晚就走，不管你了”周浩没有找到扎在阿龙腿上的针，依旧不信。 “一方面呢，当然他说他要戒毒，你看他不戒，你当然会怒其不争，另外一方面，也许就是为了镜头的拍摄，也许就是为了拍到你想要的镜头，这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周浩谈起了那一刻的复杂感受。 “他是个天生的演员。”周浩笑得有点狡黠，有一次，阿龙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逮捕，回来之后躺在床上，被子半掩，他带着哭腔和周浩说为了逃脱吞下了刀片，随后对着垃圾桶吐血。 之后，阿龙的妻子阿俊和周浩说血是自己用针筒抽出来含在嘴里的，甚至怀疑吞刀片都是假的。周浩吃惊，又有点内心激动，“演了这么一出好戏，你生什么气啊”。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意识到“眼见非所实”，“他（龙哥）不断地在拓展你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边界，我觉得纪录片有时候就是这种效果。” 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除了龙哥，周浩觉得他和郭永昌书记、耿彦波市长等镜头下的人物，都在试探着一种微妙的距离，纪录片使他敏锐，“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做这样的片子以后，就更加加深你对人的认识。”他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截止。” 
无数的媒体都想从周浩身上问到他与现大原市委副书记、原大同市市长耿彦波的故事。《大同》，这部蝉联金马奖的纪录片给耿彦波带来极大影响，周浩摇了摇头，“这个片子有一天会说的，我和耿彦波的故事非常多非常多，片子呈现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书记》里的郭永昌曾任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后因经济为题被“双规”，最终锒铛入狱。出狱之后他当上了厂长。今年一月，他邀请周浩四月份去看牡丹，为郭永昌拍后续的想法萦绕在周浩心头。如果郭永昌答应，周浩会出于“本能的反应”，提着摄像机再续上一回。阿龙也是一样的，在最近一次电话里，周浩答应了阿龙回去他的大连老家看他的父母。 今年元宵节前，周浩和郭永昌在郑州把酒言欢。郭瞄了一眼周浩，说他胖了，周浩觉得郭永昌身材比以前好多了，人染了发，显得年轻。 周浩在微信里对他说：“一直拍下去，到你我都老去。” 

寄给女儿的信

的确，48岁的周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容颜在衰老。 要是在20多岁的时候，职业是摄影记者的他依然还是一个热情的地理故事报道者，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里那样的摄影师，为了一组报道，能到非洲的丛林里呆上半年的时间。 

棉花拍摄过程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很多年前，在贵州电视台供职的好友胡庶曾经拍摄纪录片《我不要你管》，镜头对准了几个性工作者。彼时，周浩也跟着拍照。酒吧里灯红酒绿，不喜夜生活的周浩有点不乐，他想到了家里的妻子还在怀孕，他却在这里拍“三陪小姐”。 女儿方若的出生和长大与周浩的纪录片生涯并行。 聊着聊着，16岁的女儿“方肉”给周浩发来了微信，大概是父亲节要来了，知道爸爸爱做甜点，她在网上打算给他买一套烘焙用蛋糕纸托。 方若现在无比地喜欢做菜和茶道。“独立”是周浩与好友杨凡对方若的共同评价，提早读书的她比同学们要小，今年已经考完试，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在方若5、6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贵州荔波的一个国家公园里游玩。方若走丢了，一群人的去找，周浩在人群里一点也不担心，他觉得女儿一定会想到办法。很快，就接到了方若找叔叔阿姨借来的电话。 周浩坦白，“我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也结过婚，交往的女人实话说也不少，回想起来，跟你最有默契的女人也许是女儿。” 去年9月，学校举办成人礼，周浩给“未成人”的方若写过一封信，他尝试着用纪录片带来的生活理解分享给她。 蓝色圆珠笔的字体静静地躺在四页信纸上，有那么一段，“我做纪录片，拍的很多片子给人的感觉是‘非正能量’的，常常会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片子。最近，我给出的回答是：我希望观众看了我的片子后，他们原先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混沌’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混沌’是让你有机会去怀疑自己。怀疑自己，也许我们就不再‘执着’。待人接物就会平和一点，自己的快乐可能就会多一点。” 2014年，在台北的周浩在网络视频《一席》谈到这几年做纪录片遇到的自我质疑。 在和人沟通拍摄的时候，拒绝的是十有八九的，那仅剩的十之一二成为了周浩镜头的对象。“我拍的人物真的具有代表性吗，我拍的东西还是所谓的真实吗？”周浩陷入困惑。 周浩的第二部片子《高三》播出，有观众问周浩，“怎么片子里孩子们都不看镜头？”周浩答，“很简单，我把那些看镜头的部分都剪掉了。”他又开始问自己，“我把孩子们看镜头的部分剪掉了，那么我呈现的是真实吗？” 六，七年前，《南方周末》请来一名德国的汉学家Ackermann为一个当代艺术展做策划。Ackermann打算以《南方周末》为由头，呈现中国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些变化。 周浩问了Ackermann一个问题：通过这个展览，你想告诉德国人、看过这个展览的欧洲人什么？Ackermann告诉他，“就两个字，混沌。” Ackermann解释，“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固化，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个展览后，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他不再那么肯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像这个国家。” 这个回答，让周浩找到了“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混沌”的片子，“执着”的周浩，二者达成和解。 然而尖锐的评价不止于此。网友看完《书记》和《大同》之后，在微博里质疑周浩，“当然，你是中国最好的纪录片导演，但是从《书记》到《大同》，分明看到一个纪录片导演膨胀的野心，你像小偷一样从别的生活里偷东西，安心吗？” 周浩叹了一口气，承认了纪录片的原罪。他换了一个词，说不叫“偷”，叫“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坦坦荡荡一个君子，我肯定还是觉得我一直在探索人和人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这种‘偷’，我觉得是存在的，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有多高端的情怀。” 周浩给方若写的信里提到，“对与错，利与弊本身就是相对的，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解读也会不一样。” 信里还提到，“混沌”的作用起到之后，希望女儿仍然去做那些坚定要做的事情。女儿以后能够自食其力以及能够快乐，是周浩作为父亲对女儿幸福的期许。 方若很快就要去美国，周浩和前妻有一个约定，一定要在大家天各一方之前，向方若讲解一遍他们的故事。他知道，女儿没办法左右他和妈妈的人生。周浩还会告诉方若，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生命是怎么回事，男人和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浩已经备好了这份临行的礼物。 

拙见观察员 | 亚伦

周浩

周浩平时一身黑衣、背个双肩包，看起来像个健身教练而不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旁人很少能看见他的摄像机，这让人觉得他就像游走在夜色中的便衣，单靠自己的直觉去捕捉人物。他耗时8年、只有80多分钟的纪录片《棉花》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长片纪录片奖，而他的《高三》则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纪录片奖。如果说贾樟柯是能把电影拍成纪录片的，那他就是能把纪录片拍成电影的。他的片子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可看性强、故事冲突明显，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全程无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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