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王茂福：一个乡村小子跨进北大门槛的坎坷之路

2018-02-15 王茂福 新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茂福，笔名耄夫，1950年生，宁夏中宁县人，农民出身。1968年高中毕业，先后做过农民、教师、机关干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一直以舌耕为业，曾就职于宁夏大学、温州大学，为中国古代文学教授。2010年退休赋闲。

原题

我的大学之路

又到了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的季节，过往的经历便自然地浮上心头。十年前，曾看过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而制作的七七、七八级考生的回忆节目。依稀记得记者采访一位安徽同仁时，问及当年的考试时间，他回答说跟现在一样，（十年前的高考是六月七日开始，再早些年是七月六日）我嗤笑他连自己参加高考的时间都搞错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制作回忆节目！我之所以如此吹毛求疵，是因为我最确切地记得当年的高考时间，而且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至今历历在目。我从一个乡村小子到进入北京大学门槛的道路，虽然没有任何稀奇之处，却有着难以忘怀的曲折经历：可以称之为“八年四部曲”。

一、从热望到失望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种下要上大学这样一个梦想的，只记得1965年初中毕业时，毫不迟疑地填写了上高中的志愿，（当时是上中专易而上高中难，好些同学为了能尽早工作挣钱养家，都报考中专）以期实现大学梦。“文革”挫断了这个梦想，但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顽强地冒出来，顽强到难以压制的程度。

1971年初夏，在生产大队当文书的我，获知大学要开始招生，便非常兴奋地跑去报了名。当时完全不知道招生的条件和操作的程序，（也或许是当时知道一些而如今已完全忘记），只知道全县仅有15个名额。现在回头推想：也许因为名额很少，一切由县一级直接操作，基层只负责签署资格（政治）审查意见，而我也没有什么不良表现，大队、公社两级就顺水推舟地报了上去，所以我完全不记得这两级有什么审批过程。（也许是因为我太傻，什么也不知道）另外也许是大学招生这事刚出现，人们还没反应过来，知道的人也不多，所以没听说在同公社内有什么竞争对手。（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消息闭塞）

这中间我自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大学来招生的老师与我的大哥（他曾经是一所很小的小学的校长，当时已被清洗开除，是一名十足的农民）同过事，他为我去找过这位老师几次。另一件是县上“教改组”（类似于后来的教育局）的一位临时负责人（他后来是我很要好的忘年朋友，1980年代为匪人所杀。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在闹造反的时候与我熟识，一起在县工作组的“学习班”上接受过整肃性学习，我为此去找过他几次。然后就只有在焦虑中等待。现在想来，我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也算腐败？可我只不过是一个最微末的农村青年，只不过是空口白嘴地求求情而已，说好听点就是做了点口头的“自我推销”。

终于，有了最后结果，我成了15个被录取者之一，那个兴奋真是耐也耐不住！于是在最贫困的条件下做了最简单的准备，就是让老娘缝好了被褥，准备到“大学”里报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传来消息，说是中央发了文件，各大学的招生一律停止，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重新研究招生政策。我的第一次大学梦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掐灭了，那种由热望到陡然失望的痛苦，尽管我后来学了多年的文学，至今还是没找到充分表达的方法。造成这一突变的“座谈会”，在1980年代的政治表述中，叫做“四人帮”主持召开的做出了“两个基本估计”的教育工作座谈会。

所谓“两个基本估计”，在我的记忆中就是：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上基本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来的知识分子队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最近看到的“文革”史料中，其表述与我的记忆有些差别。但我这里不是写考据文章，也就懒得去核对了。

二、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梦想破灭后不久，有一天，公社的教育专干来家里找我。他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告诉我县里要招收教师，要我填表上报。现在想来，当时办事还是挺公道，这位可尊敬的老师（他已不幸过世多年）之所以推荐选拔我，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知道我学习好。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难得机会，我却迂得可以傻得过头，竟然认为要是一当教师，恐怕就没有机会再上大学了，因此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现实的考虑压倒了缥缈的梦想，也亏得老师无私心有耐心，等了我好些天，于是我于1971年秋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光荣的人民教师”，钻进了国家干部的行列，同时也在心理上留下了浓浓的与梦想告别的遗憾。1972年，开始大批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然不敢再心生妄想，只能暗暗地羡慕嫉妒恨了一阵子。

我所工作的公社是由两个移民大队构成的小公社，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只有六七名教师的小学校。也许是因为干活卖力气，1972年秋我就被委任为学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生产大队的书记兼任，学校的事他从来不过问一句，所以我就是名副其实的“校长”。隔壁大队还有一个更小的学校，也归我校节制，所以我又成了兼职的公社教育专干，这给了我很多同县教育局打交道的机会。教育局长是我中学时的校长，副局长是上文提到的我的“难友贵人”，这也给了我“谋私”的机会。

1973年招生开始，我的大学梦又难以抑制地复活了。这就是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那一年，全国各地都增加了文化考试，我也报名参加考试，成绩全县第一。当时全教育系统只有一个招录名额，我就软磨硬泡地去争取这个名额，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获得成功！当时全县教师正在暑假集中睡草铺办学习班，进行热烈而无聊的政治学习。一天下午，副局长对我说：“上午开会研究，教育系统的一个招生名额定了你。请客吧！”（所谓请客，就是买两个西瓜大家胡乱一吃罢了）

获知这一消息，我兴奋得无以言表，觉得这回是鸭子终于煮熟，梦想终得实现了！按规定，教师只能报考师范专业，我就只填报了本地的宁夏大学。过了几天，有东北工学院（即东北大学）的两位招生老师找到我，希望我改报他们学校。我解释了原因，他们说你只要写一个愿意上他们学校的条子，其它的不用管。我就照办了，觉得自己还很受欢迎，心里不免有些自得。

事实又一次教训了我，煮熟的鸭子也会飞，吃到肚子里的才算饭，含到嘴里的都不一定属于你。按当时人事管理的权限，教师属干部范畴，其调动出入都归县委政治处（组织部与宣传部合一的机构）批准。到了这最后一关，我的那点痴迷的梦想又给掐灭了！过了几个月，我就被调进了县级机关。这无论在别人眼里还是对我自身而言，都是一件不错的好事，但对一个怀有迷梦的人来说，总难免有些好梦难圆的怅惘。

三、一丝微澜

1973年秋，我被调进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74年春调入县委、县革委会合一的办公室，做了秘书。人的欲望跟野草一样，不挖根是很难消灭的，一有机会就会冒出芽来。尽管就一般情况而言，有了这样的工作机会，就不一定需要再上大学了，但我总是心痒难耐。1975年招生开始时，我又向办公室主任表达了这个愿望，当时县委书记也在旁边，他想了想，又看了书记一眼，笑着对我说：“我看算了吧！”我就又一次无奈地按下了这个顽皮的欲望。

在招办发榜的头一天，书记碰到了我，突然问：“你不是要上大学吗？还想吗？”我愣了，感到很惊奇，脑子里电光石火般闪了一下，觉得似乎还有希望，但又觉得这不可能，就笑着说：“招办的录取榜都抄好了！”他又说了一句极大调动我胃口的话：“那有啥关系！”听那话音，似乎只要他说一句，一切都可以轻易改变。

我就顺势表达了还想的愿望。谁知他想了想，又笑了笑，说：“还是算了吧！”这一两分钟，让我在波峰浪谷间巅了好几个来回。事后想，要是真按他前面说的办，那经过多少博弈才达成的结果就要被打破，就要有一个已经写上了红榜的人被我挤掉，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小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24级小干部的锦上添花的愿望去做这样的事。也许他老人家（其实他并不老）只不过是逗我玩玩。

四、出乎预期的结局

世事的变幻真是玄秘莫测，谁能料到“被打翻在地又踏上千万只脚”的第二号走资派竟能“天旋地转回龙驭”，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高考制度又得以恢复，我的梦想的天边又出现了霞光。然而在1977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县上的领导成了“四人帮的爪牙”（真是荒唐可笑）被打倒，成天接受批斗，我这个小喽啰自然也灰溜溜地脸上无光，错过了第一轮高考。1977年的招生政策对考生的年龄、婚否有一些限制，我的那些年龄大而已成婚的同学最后都被录取成了“走读生”。我心想，我在任何城市都没有亲戚，能到哪里去走读？于是灰心丧气，终于放弃了第二年去参考的念头。

1978年6月的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中学时的一位老师，他在教育局工作，告诉我今年的招生政策取消了对年龄、婚否的限制，你还不去报考？我说怕考不上。他说了影响我人生抉择、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你要是考不上，就没有人能考得上了！”这一句鼓励性的话，立即给了我绝然的信心，让我当街就下了参考的决心。这时离考试只有四十几天了，我决定用大部分时间来复习已经丢了十年的数学，便借了一本当时大学给工农兵学员补习用的《大学数学》教材，每天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外，就连天连夜地做习题。

其中有一个多星期，地委派一个工作组下来检查农业生产，我每天陪到地头，由他们到地里去瞎转，我便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背数学公式。一个月时间，我把这本教材的习题从头到尾做了一遍，还把此前没有学过的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自修了一遍。每做完一部分，就拿到一个教高中数学的同学那里，请他批改。等复习完数学，只剩下十几天时间。我从一所中学搞来历史、地理、政治三门课程的油印复习资料，每本三四十页，便平均分配时间，每门复习四天，终于在考试前草草过了一遍。

在此期间，我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儿子于7月16日出生，而考试在四天后举行，因此7月20日这个日期就刀刻一般地留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完全有资格嘲笑哪位安徽同仁的错误记忆。为了准备考试，我愧对妻子，她生产的时候，我只在医院陪了她半天。她对我的应考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7月20日，我去应考。办公室离考点很近，由于平时写材料用惯了蘸水笔，所以在开考前一刻钟，才端着墨水瓶去考场。也许是没有就业的压力，心理很放松，除数学外，其它课程都能提前一会儿交卷。任何考试，运气都会起很大作用。上午考完语文，中午在树阴下看了一会儿历史复习资料，下午开考，有一道大题就是刚看过的二战题；占分最大的考题是周恩来的革命活动，这是在周总理逝世时成天看报纸烂熟于胸的，因此历史科目考了我成绩最好的92.5分。我曾设想要是换成孙中山的题目，怕是就没这么顺利了。数学是留下了最大遗憾的科目，只考了53.5分，至今觉得挺丢人，自学的内容毕竟不牢靠。

最令人气短的是政治科目中有一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题目，我知道它的大体内容，却不知道具体表述，就根据理解自编了一段，觉得肯定是得不了分。好多天后，细看自家炕头上一幅毛老人家的宣传画，下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时候我真是懊恼得恨不得揍自己一顿，又觉得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总路线的表述呀！作为一个党政干部，政治课只考了80分，实在是脸上无光！

还有一些小的遗憾，至今都觉得挺有趣。比如古文翻译“封德彝举贤”段中有“君子用人如用器”，我竟然用了好几分钟去琢磨如何翻译“君子”一词，译为“有治国能力的人”。后来看到标准答案，人家根本就不翻译，这真是令人又气恼又好笑！

考试结束后，自我感觉不错，就抱定了一个念头：报最好的学校！于是只填了一个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最终如愿以偿，赶了一趟末班车，八年的大学梦以超乎预期的结局得以实现。当年的政策是各单位不要阻拦被录取的考生上学，我便对组织部长说了一句便宜话：“这回你管不住了吧！”一个多月后，在妻子的眼泪和儿子的咿呀声中，我离开了家乡，跨入了燕园，圆了一个乡村青年的大学梦。

四年的燕园学习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它极大地扭转了我的思想轨迹，改变了我的社会认知和人生态度，促成了对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我自小僻处荒隅，更在封闭禁锢、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生活，始终处于懵懂之中。这四年，置身于北大这个全国的思想中心，在1980年代风云激荡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接受陶冶熏染，使我慢慢地挣脱了思想禁锢，抛弃了盲目迷信，学会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和进步。

如果没有这一步，我的一生可能就是如人所嘲讽的契诃夫笔下的九等文官，也许可以升到八等、七等，甚至六等、五等，但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所以我十分庆幸自己坚持了八年而最终得以实现的梦想，也无悔于后来走上清苦而艰辛的学术道路的人生选择。尽管由于天资的平常和生性的疏懒，没能作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但它使我能够保持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我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心远斋”，房中挂着田冰兄为我所写“脱略公卿，跌宕文史”（江淹《别赋》句）和弟子黄峰女士所写“不屈己不媚人不降志不辱身”两副条幅，借以明志。花甲之年曾作一律，其中一联云：“六旬回顾愧师教，一道直行遵义方。”这是我对自己半生的总结，大体应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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