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曾经的节食女孩:逃出暴食症怪圈
文字 | 杨茜玥 田希霞 亓钰
图片 | 源于网络
执行编辑 | 李慧娟
责任编辑 | 陈莉红
全文共5200字,阅读大概需要15分钟。
这是一个怪圈。
越来越苛刻的以瘦为美的现代审美观和畸形的自我认知像两只无形的手,将一些女孩推进了这个怪圈。在这个怪圈里,有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有人对自己的软肋了如指掌,却仍旧囷于现状;而也有人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迎来了自我认知与审美观念的重建。
所有人,都想逃出来。
大年初三晚上11点,刘牧霖发疯似地冲下楼,在街上奔跑。家中,她刚咬了两口的凤梨酥躺在桌上,桌上还摊着一大袋饼干、一个面包和两块巧克力的包装袋。父母无措地收拾狼藉的桌子,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完了,又暴食了。”刘牧霖心里一遍遍念叨着,她机械地迈着腿,像是在努力逃脱什么。一连跑了四十分钟,她累了,可空虚感和罪恶感还是缠绕心头,像一场噩梦。她想瘦,她想变得很瘦很瘦,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饮食了。
和刘牧霖遭遇类似,22岁的女生杨颖洁的饮食也失控了。为了减肥,她们连续三个月每天只吃不到1000大卡热量的食物,还坚持大量运动,可“一直没瘦下去”。2019年6月,杨颖洁离开大学校园开始实习,初入职场的她又遇到家中的变故,一下子感到巨大的压力,心情特别烦躁。于是她把节食当作一个压力宣泄的出口,企图通过极度的食物控制来提升自尊,成功减轻体重被她视为自律。可后来还是失控了,并从节食急转向暴食。
刘牧霖和杨颖洁经常在深夜、独处或负面情绪的状态下暴食,无法自制地吃到腹胀难受。暴食后虽暂时能得到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罪恶感、自责及失控之焦虑感又促使她们用过度剧烈运动、催吐、节食等不当方式来清除食物。医学上把这种由节食减肥引起的饮食障碍归为暴食症的一种,像她们一样患上暴食症的“年轻成人”(处于青春后期向成年早期的过渡阶段的人)并不在少数,约占此年龄段女性的1%-3%。
“减肥是我生活的全部”
2018年高考结束,刘牧霖开始“放飞自我”,“我想化妆化妆,想谈恋爱谈恋爱,想变美就变美。”刘牧霖对自己说。因为高中学习久坐不动,她略微有些发胖。为了最快见效,她选择了节食。她当时并不太在意节食的危害,“不管其他的,我就要瘦下来。”
体重从120斤降到了100斤,饥饿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带给她满足。“我就是要饿。”她刷着抖音、小红书,“想要变成屏幕里那些好看的女孩子”的想法一遍遍被强化,在她的潜意识里似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毫不夸张,那时候减肥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生活的喜悦和烦恼与她体重的减增越绑越紧,以至于体重秤上的一个数字可以点亮她的一天,也可以像燃尽的蜡烛使房间陷入黑暗一样,使她的生活瞬间黯然失色。
只是她从没有想过蜡烛会燃尽。有个朋友曾问过她,你现在挺瘦的,有没有想过之后会怎么样?“没关系啊,反正我现在瘦了,我以后也会瘦的。反正我就一直减肥,一直节食嘛。”
像是一根被不断拉扯紧绷的皮筋,“啪”的一声,断了。让刘牧霖引以为豪的对食物的高度控制力急转至另外一面——失控。2018年十一放假,刘牧霖和朋友吃饭,想着恢复正常饮食,不料“饿惨了”,食量已经不受控,“我都不知道怎么正常吃饭了。”由于节食减掉的很多是水分,一恢复饮食,刘牧霖的体重迅速反弹,从100斤升到了106斤。体重秤显示屏上数字53闪烁着,“泰山压顶”是刘牧霖能想到的最恰当的表述。“我当时感觉我的人生都废了。”她讲述着那段经历,不时发出冷笑,仿佛她所说的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陌生人。
近年来,像刘牧霖这样通过节食来瘦身的现象引起媒体关注,对单一而极端的审美观念的批评声不断。2019年5月31日,凤凰WEEKLY一篇阅读量达10万+的文章《以瘦为美,正在谋杀当代女性》提出:“健康世界里的刚刚好和现代审美的追求如隔鸿沟......瘦成了笼罩在当代女性的头顶的魔咒,减肥也成了当代女性必须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2019年8月20日,中青评论则发文《站在“以瘦为美”的镜子前,催吐者跌入了致命深渊》,批判现代社会病态的审美观念。
逃不出的“怪圈”
“可那时候我想到的办法还是节食。”刘牧霖说道。节食-暴食-节食一度是她走不出来的怪圈。
像是上了一条没有其他出口的高速公路,刘牧霖只得硬着头皮往前开。由于身体已经对节食产生了依赖,她只能用新一轮的节食来维持体重,而当数天的饥饿感和内心的罪恶感、自责及失控之焦虑感又一次达到顶峰后,是新一轮的饮食失控。
一个下午,刘牧霖在吃了大排档、一个六寸蛋糕、一包薯片、一桶爆米花之后,和同学去吃了火锅。“就一直在吃,很馋!”刘牧霖厌恶那种进食状态,“目光呆滞,然后就赶紧吃赶紧吃,像那种饿惨了的流浪汉一样。”
“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加上饥饿感,可能就会导致另一次狂暴的饮食。狂欢之后,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感觉更糟,并试图用更多的限制来‘减少’损害。”注册营养师、营养学家克里斯蒂·布里塞特在《暴食将成为一种全球疾病》一文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些节食的人让自己变得太饿,最终导致暴食,恶性循环不会停止。
在节食带来的强烈饥饿感的驱使下,杨颖洁也经历了第一次暴食。“那天晚上吃一碗面后还是饿,又点了一整只炸鸡和两份烤冷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的失落和罪恶感。“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了。”“稍微吃一点东西我就会质问自己:你有那么饿吗,又没低血糖没晕倒为什么要吃饭呢?”日记里,杨颖洁记录着自己的痛苦。她常常哭着掐自己说不要去买东西吃,还是没用。因为绝食她还落下了低血糖晕倒的毛病,“之前二十多年我从来没低血糖过。”
杨颖洁总是随身带着泻药,时不时就吃上两片;暴食后绝食两天直到低血糖站不起来,甚至“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打开健身APP运动整整四个小时,或是骑个共享单车连续骑行20公里。而其实杨颖洁自己很清楚这些补偿措施没有什么用处,“反倒是这种违背正常人生活习惯的行为让我心理更加不健康。”她变得更加难以正视“吃饭”——这件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其实是个死循环。”杨颖洁把它比作一个圈,好像怎么都挣脱不了。
比克服饮食本身恶性循环更难的是过掉心理关。
减肥失败对于这些极其看重身材的女孩来说“打击是巨大的”。对自我控制力的怀疑、信念的崩塌和对身材的更加不自信,种种负面情绪和外界压力交互作用,使她们无法接纳自己。饮食生活的紊乱进一步加重了她们的自我怀疑与不满,“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成了她们日常的自我拷问。一位暴食症患者在知乎上这样描述自己:“蜷缩在电脑前的肥胖身躯,黑暗中被屏幕照亮的油腻的脸,不断伸向食物的粗短手指,以及那双暗淡却充斥着欲望的双眼。”用她的话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丑陋”。伴随失控的饮食生活,垮掉的是一个人的心态。
节食-暴食-节食,她们陷进了一个逃不出的怪圈。任她们用尽各种办法挣扎,最终总会绝望地发现自己还困在那个叫做“不能正常生活”的圈里。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尽管暴食症并不少见,国内对它的关注和研究还是十分有限。截至2019年9月5日,中国知网(CNKI)上关于“进食障碍”的中文文献只有447篇,而外文文献有15380篇。国内专门治疗进食障碍症患者的医院也并不多,只有位于北京和上海的两个治疗机构较为权威。
在国内公众对暴食症了解尚少的现状下,暴食症患者往往不会公开病情,像是困在孤岛之上。发现自己有暴食行为的刘牧霖不再和别人一起吃饭,“因为觉得丑”,她变得越来越害怕人群,一天到晚呆在寝室里,“因为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恨不得自己消失!”杨颖洁也是如此,她曾尝试向父母和朋友倾诉,可得到的多是困惑和担忧,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有时候吃那么多,其他时候什么都不吃”,更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病。“他们肯定会觉得是我自己减肥作死,周围同龄人都有很多觉得我作死,更不要说长辈了。”她对得到身边人的理解不抱什么希望。
不过很快杨颖洁在网上找到了“归宿”。杨颖洁给自己开了一个微博小号,微博上有很多一同暴食的姐妹可以互相交流鼓励,让她感觉好很多。在她看来,很多事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互相理解。在各大社交平台都有暴食症互助群,群里大家一起互相鼓励、监督,帮助病友恢复正常的饮食和生活。病友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联系着,彼此鼓励,享受着许多现实世界感受不到的关爱。
刘牧霖曾试用从“催吐吧”上学来的方法——用沾满盐的筷子扣自己的喉咙来催吐。在催吐吧里的病友们自称“兔子”,互称为“家里人”。她们在“兔子”群体里寻找着同病相怜者的理解与鼓励,也散布着焦虑、自我怀疑与厌恶。“丑陋”“差劲”“废物”这些字眼常被“兔子”们用来描述自己。“太负面了,我只敢开小号发。”杨颖洁坦言。知乎上,在一长段的倾诉最后,用户“兔子everyday”写道:“没有得过暴食症的人不会懂我们的!”
而其实外界也在做着努力。从中国知网(CNKI)关于“进食障碍”的发文量统计来看,发文量从1977年到2019年逐年增加,整体呈现大幅上升的走势;八年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三科成立治疗进食障碍的独立专科病房;三年前,首部《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诞生。社会上也涌现出一些专业的暴食症公益救助团队,原暴食症患者园子创办了Food Freedom公众号,致力于进食障碍的科普,带给同样迷茫无助的患者们一个了解进食障碍并走向康复的机会。
重建
2018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刘牧霖在地铁上寻思着自己明明刚和男友吃完午饭,怎么一会儿功夫又把作为第二天早餐的面包吃掉了。她拿起手机,无意中搜到了“暴食症”这个词。“我才知道真的有这么一种病。如果不是查到资料,我根本不会这么快就好。”
对刘牧霖而言,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9年4月。刘牧霖在qq空间发了一条说说,将自己患病后的痛苦经历讲了出来。“那条说说发出来的瞬间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多了。”她感到释然和兴奋,像是找到了冲出暴食循环的出口。同校的一名学姐看到说说后跟她袒露心声,“原来她也有暴食症!”刘牧霖像是遇到了知音一样,“你发现原来身边的人也有这种问题,你并不是怪人。”她开始和学姐一起尝试正常吃饭,一起戒掉催吐和泻药,相约运动场锻炼。
在无数次与暴食症的斗争中,刘牧霖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逻辑——“想办法让自己开心,别和自己过不去”。“比如说我这两天吃了很多,我就不会选择在这两天称体重。我不会做一些让自己难受的事,我会等到比如下礼拜控制一下饮食,偶尔运动一下再去称,这样我体重肯定会回落一点。”这种外人看来有些自欺欺人的行为,或许是当下刘牧霖面对体重问题时所能展现的最好姿态。“明明知道这两天我的体重会上涨,上秤(的话)我肯定会难受,那我为啥非要这两天称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你就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难道不好吗?”刘牧霖说。“我不明白,女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很瘦很瘦呢?”
记者在CNKI上查询关于暴食症的论文时发现,认知行为疗法是目前国内医学界公认的暴食症主要疗法,尽管外界帮助十分重要,但恢复的关键还是在患者自身。“暴食症的一个特点是患者对自己体型与体重的不正确评价,这才是引起暴食症的核心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师张衍在《暴食症的诊断、治疗及其疗效》中提出,暴食症治疗的关键在于改变患者的错误认知,目前使用最广的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的重点亦在此。
如今刘牧霖丢掉了之前一直依赖的泻药、日本便秘小粉丸;不再向往抖音上的“好看小姐姐”;看到食物第一反应不再是计算卡路里。她已经三四个月没有暴食了,“我现在不会想我一定要变多瘦,我觉得我自己OK就可以。”对她来说,这段经历也是自我认知的重塑,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重建。
2016年4月,园子作为一名正在康复中的患者,创立了公众号Food Freedom,希望结合自己的康复故事,贡献个人微薄的力量,科普进食障碍,帮助更多深陷其中的人们走出来。
“这个名字的背后是一种最简单的饮食态度:食,由心而定。我们的理念是:从‘食’中得自由,回归到真正的健康、均衡、快乐的饮食及生活方式,不用卡路里或刻板标准对食物斤斤计较。”谈及为什么起名Food Freedom,园子说,这寄托了他们的理想。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已经有几十名志愿者加入了Food Freedom,“我们每位志愿者都有一个关于进食障碍的特别故事。”截至2019年9月5日,这个公众号已成立42个月,共推送了148篇原创文章;并为患者提供在线免费的中文《自助认知行为治疗指南》,为患者家人提供成套信息《亲人指南》。而园子自己,也早已经逃出了暴食怪圈。
知乎、贴吧上数以千计的女孩还陷在怪圈里,饱受自我厌弃和自我怜惜交织的折磨;“不经历一下都不知道现在拥有的正常生活有多可贵”,刘牧霖现在常常喜欢这样感慨,找寻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未来,杨颖洁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哪里都没有缺陷”。或许有的人走出来了,有的人还在路上。
Food Freedom编辑部在知乎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不能说清楚减肥带给我了什么,我曾经一口气吃下七个包子,在深夜因为自己的病症而抱头痛哭;因为害怕长胖,我推掉了无数和朋友的聚餐,也常常因为家里的炒菜和父母吵架。
但是我也开始懂得,食物除了‘热量’之外,或许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我从未觉得普普通通的饭菜也可以如此美味,也从不知道瘦并不是美的唯一途径。
我可能减肥失败了。但或许,这也是一种脱胎换骨吧。”
(文中刘牧霖、杨颖洁、园子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