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乃依《咏国王路易十三之死》

路易十三是法国历史上一位比较软弱的国王，太后长期摄政干政，导致母子反目；弟弟及其妻子的家族一直怀有异心；而路易十三的妻子安妮王后为太后所选，夫妻长期不和。影响路易十三政治生涯的重要人物就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此人运用外交手腕，帮助法国对抗西班牙和天主教势力，削弱国内贵族力量，成为当时实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诗中的暴君应该就是指黎塞留，诗歌看似讽刺国王，实际上批判了黎塞留的专制统治。诗歌第一节从君王的仁慈写到“他的全部罪孽只是用臣太坏”，其实就暗指黎塞留。第二节堆砌了法语中描写政客的辞藻，看似描写人内心的黑暗，其实也是指黎塞留。第三节中的“暴君”既是指人心的阴暗，也是指那位权倾一时的显贵。历史上，1642年，黎塞留去世；1643年，路易十三也去世。第四节是对这位君王的悲剧的评述。“他刚开始统治，就停止了生存”是指，黎塞留去世，君王总算得以统领大局，却不料一年不到也去世了，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路易十三的仁慈和软弱，与大臣的强势和专横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君主建功立业的愿望，也在与人类内心黑暗的斗争中，被历史开了个玩笑。

高乃依与黎塞留素有矛盾。红衣主教黎塞留为巩固中央集权制、确立自己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到处收买御用文人，高乃依也是其中之一。然而高乃依加入黎塞留的五人写作班子不久，就与黎塞留产生了矛盾，终因任意改动黎塞留拟好的提纲而发生龃龉，退出写作班子。两人的矛盾日益深化，黎塞留不仅多次阻挠高乃依入选法兰西学院，甚至还通过学院攻击高乃依的《熙德》，并以此为反例确定了法国戏剧的“三一律”规范。如果不论个人恩怨，黎塞留其实是法国历史上颇有成就的一位政治家、外交家。这首诗歌也不妨把“暴君”理解为人性的黑暗。这种复义现象，正是诗歌丰富内涵的来源，诗歌体现了高乃依对文字的高超驾驭。（刘云雁）

尚书

我国文学史与西洋文学史有极大不同之点。我国重散文，次为韵文。在中国，散文可能更先成为一文学体系。西洋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作文学看。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普通说，《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为我国古代两大史书，它们在文学上均有很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既然是史，史是客观的，记言记事，因而以历史当文学，故小说与戏曲就不发达了。

我国古代除韵文的《诗经》为主以外，尚有散文体的《尚书》，两者是并重的。

《尚书》有今古文之别，古文《尚书》晚出，是伪的；今文《尚书》由古代传下，是真的。如果按照近代的疑古派运动的说法，则今文亦是伪的。其实，今日已可决定今文为真。今文《尚书》中之《尧典》《禹贡》均为极早之作品。我（注：叶龙按：指钱师本人。以下同。）认为《尧典》为战国时作品。

《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商代有一国王自黄河以南搬迁到黄河以北之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注：编者按：1192年，金改相州为彰德府，沿袭宋制，属河北西路。清初，彰德府领今河南省安阳、汤阴及河北涉县、磁县等地。1913年，废彰德府，安阳县隶属于河南省豫北道。1949年设安阳市，1952年，安阳市划在河南省。），即今日称为殷墟的出甲骨文之处。自盘庚始至商纣止，殷商立都达二百余年。当时盘庚迁都遭百姓反对，故特写此文——《盘庚》上、中、下三篇以晓谕人民，实为最真实之演说词，但为最难读之作品。

至于《尚书》中正式像样可讲的，要从西周起，因为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正式之我国文化起源可说自西周起，因《诗经》与《尚书》均出自西周。

从西周开始，《尚书》中之作品有：

《牧誓》，说明武王伐纣，牧野誓师。

《武成》，说明周武王如何灭商纣。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一策即一竹片，约有三数十字之多，因该文其中有“血流漂杵”一句，实对战胜之描述夸张过甚。但由此可证明《武成》在孟子时已有。

《洪范》，说明商为周武王灭后，商之箕子不屈流韩，后又为武王召回。箕子所说“番话”即曰“洪范”，但有可疑之处。

《金縢》，说明武王病时，周公祷告愿代武王死，史官将此祷文及记载装入金縢中保存之。

《大诰》，文王封周公兄管叔，管叔与商后人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大诰即是用兵宣言，以此诏告天下。

《康诰》，周武王时封康叔于魏时之告诫语，封于商之彰德府。

《酒诰》，商人嗜酒，武王告康叔戒之。

《梓材》，此文亦系武王告康叔。

《召诰》，说明建都陕西镐不方便，故再建都洛阳，派召公去洛。召公有言，请周公告周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