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政策、市场、资本、技术的多重因素驱动下，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主要体现在研发力量薄弱、缺乏产业化机制、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方面。近日，医麦客《峰客访谈》记者有幸采访了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高层次人才联谊会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专委会主任冯新华教授，请他分享了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经历以及对推动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的见解。冯新华 教授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国家特聘专家、AAAS Fellow
（回国服务前先后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植物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细胞生物学博士后和担任美国贝勒医学院教授）
冯新华教授致力于分子信号传导通路及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的机理研究，尤其在TGF-β信号转导与磷酸酶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他首次发现了TGF-β信号转导通路的多个因子，包括受体信号的决定结构域、信号转导因子Smads、磷酸酶PPM1A和Smad的出核辅助蛋白RanBP-3，近期的工作完整地阐述了TGF-β信号转导终止的机制。冯新华教授的一系列研究，对阐明干细胞、胚胎发育、肿瘤发生发展以及转移等关键生物医学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为相关疾病的治疗与新药的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国际权威期刊杂志如Cell、Nature、Molecular Cell、PNAS等发表论文150多篇，总被引用次数达16225次。
Q1.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成立的背景？
冯新华教授：“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大家在本世纪初已经慢慢意识到生物医药的重要性。十年前，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浙江大学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生命科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浙江大学在海外知名校友联合倡议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研究机构，希望将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学科的发展提上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浙江大学机缘巧合找到了我，正巧当时我也有意向回国服务。与浙江大学深入讨论以后，我在心里萌生了一些想法：如果由我来负责组建这个新机构，我想让它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研究院。我希望它能借鉴国外的先进东西，洋为中用，摒弃当时国内一些陈旧做法，推陈出新，着重在人才引进和学术评价系统方面做一些改革。我的想法也很快得到了浙江大学的认可，浙江大学首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学术特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也因此应运而生，也成为了国内高校最早实施改革试验的生命科学研究单位。
Q2.十年间，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培养了多少人才？
冯新华教授：我们研究院的使命是“构建一流的人才队伍，开展一流的原创性研究，打造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基地”。尽管2019年是研究院刚刚建院的第十年，但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十分优异的。从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角度来说，研究院的32位PI均来自海外，其中有两三个“国家千人”、18个国家“青年千人”，培养了5个杰青、7个优青，还有若干个“国家万人”、“青年长江”学者等，这个数量应该超出了当初学校的预期。从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说，研究院在读博士生人数为243名,截止目前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文章142篇，平均影响因子达9.148，在浙江大学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同时研究生获得浙江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3人、竺可桢奖学金3人、浙江大学十大学术新成果奖6人、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人等。培养一名博士生的周期一般是5到6年，我们院已经毕业的博士生人数为93名，并且其中85%的博士生选择了继续深造或者从事研发工作。我觉得我们院的主要贡献，可以说是调动了整个浙江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学术文化，推动了很多人的科研积极性，从而提升浙江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我相信这对于产业界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培养更多的研发人才，怎么样让科研成果转化成对老百姓有益的创新药。
Q3.目前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
冯新华教授：我们现在主要聚焦三大领域：第一个是癌症研究领域，第二个是干细胞研究领域，第三个是免疫感染领域，这也是目前三个主要的世界前沿研究热点。除此之外，一些其它方面的研究我们也有所涉猎，但基本也都是围绕这三大领域开展的，包括技术层面上的结构生物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通过先进技术手段来开展三大领域相关的科学研究、回答和探讨相关的科学问题。
冯新华教授：在大学里面，通常主要以发表论文的国际影响力来衡量学术成果，虽然我们不是特别喜欢以影响因子这种量化的评价指标来评判个人学术水平的高低，但作为集体我们研究院是非常出色的。成立10年来，我们院影响因子大于10的文章已经有60多篇，像CNS这种非常顶尖的文章，目前有7篇，子刊有50多篇。尽管我们研究院只有32位老师，但也是一支短小精干的队伍，在学术水平上，我们在浙江大学还是走在靠前的位置。
Q5.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在学术向产业的转化上有哪些特色？
冯新华教授：一、致力于基础研究：我们研究院在浙江大学是首个学术特区，我们最早的定位是基础研究，刚好我也是一个基础研究科学家。十年前，浙江大学在基础研究这一领域还有些薄弱，而现在基础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相对于国内其他的高校，我们是走在前列的。
二、学术探索为主：在这十年里，我们研究院本身还是以学术探索为主，鼓励科学家抱着好奇的初心搞科研，成果转化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因此，我们目前不完全鼓励某一个实验室什么科研成果都转化，一方面我们的评价系统还不能评价它所转化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大学，大学的目的还是重在培养优秀的人才，不可能在开始的五到六年就能够有转化的东西，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也希望将来国家和学校在这方面的政策能够更加明确。三、鼓励成果转化：我们希望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能够促进成果转化。目前我们研究院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具有潜在转化前景的苗头，比如在癌症靶向治疗、免疫相关、感染相关方面。研究院会积极引导和帮助这些成果的转化。近期，我也在跟周边的生物医药开发区、政府开发区沟通商谈，了解一些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和机制，希望逐渐促进院内PI科研成果的转化，并致力于将来在我们研究院建立一个科研成果转化平台。 Q6.您在国内外大学工作多年，能否介绍一下国内外的科研转化环境的区别？
冯新华教授：国外研究机构在学术转化方面的政策更加完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商业、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也会更多一些。在美国不管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大学，他们在成果转化方面都很专业，对于转化前景看得很准。而国内在“技术转让”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不够清晰，甚至经常变化，这非常不利于科研转化。国外大学周边都设有政府和民间主导的孵化器，还有一些私人基金，比如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存在而繁荣，波士顿MIT科技园也是因为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高校资源而全球首屈一指。而我们国内的大学周边是很少有孵化器的，至少在校园建设时期没有这方面的规划。如果早期就在学校周围规划好孵化器的话现在就会大不一样了，这样科研人员和产业界可以更加方便沟通，极大促进成果的转化。
此外，我认为要想提高我国学术水平，需要改善现有的评价系统，因为现有的评价系统并不鼓励科研工作学者长期在同一个领域里深入研究。但术业有专攻，科研工作者只有在某一领域做了深入研究后，才能最终解决一些问题。有些人会追随当下的热点去做一些研究，却并不利于科研发展。作为国内高校改革排头兵，我们研究院会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继续开展国际一流的基础课题研究，发挥浙江临床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探索转化研究。同时，我呼吁我国还应该在基础科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面加大成本投入，提高科学家的待遇，鼓励科学家脚踏实地做科研，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成果转化，不追求急功近利，只有这样我国才有望在若干年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