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和离奇：社会学视野中的富士康“逃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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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志华

近日，郑州富士康的大批员工离开厂区返乡的场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超越了对于疫情的恐惧和对于地方治理失败的批评，体现为一种公共恐慌和社会信任的瓦解。

庞大的自媒体群落习惯于围观、评论和揣测，并基于自己的认知水平给出解释，由此产生了无数的流言甚至谣言。但不应该苛责他们。自从传播的巨大权力从传统媒体转移到自媒体，公信力就面临着危机。因为按照严格的规定，自媒体是没有权力去采访的，他们只能做信息的“二传手”，针对传统媒体的硬新闻进行第二次加工，并卖出更贵的价格。

因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传统媒体的不可或缺，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为在事件爆发的关键时刻，依靠官方赋予的采访权力和采访职责，深入现场向社会提供至关重要的硬新闻、一手信息，为自媒体提供信息原料。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不光是失职，同时也要为那些流言、传言乃至谣言负起一定的责任，因为人们出于安全感需要关于真相的解释，在缺乏“硬新闻”的情况下，各种凭空而起的自媒体说法就是迎合了这种巨大的心理需求和市场需求。各种传言和谣言，分别提供了关于真相的解释能力。

在郑州富士康事件中，正是由于权威主流渠道关键信息供给的缺失，而社交媒体又大量出现各种逃离的场景，并出现了“富士康2万人感染的”大型谣言，各种因素簇拥在一起，使得社会和网络弥漫着一种巨大的恐慌感，和疫情笼罩之下的人心惶惶。人们更为迫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巨大的网络舆情压力之下，地方和富士康才陆续发声，提供了一点稍令社会心安的关键信息。

综上所述，主流媒体的失职，间接为谣言（2万人感染的说法）的爆发大开便利之门，厂区的大量打工者又生活于社交网络之上，在无助之下，开始了逃离厂区。这种逃离的场景又在社交网络的渲染之下，营造了恐慌感。可以说，富士康的逃离事件，是今天在主流媒体失职、社交软件渲染、谣言催化和打工者无助感等各种因素作用下，社会各方共同生产的一幕街头荒诞剧。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种逃离事件会在别的地方发生吗？比如长三角、珠三角？恐怕未必。

我们需要将富士康代表的资本生产线和中原传统文化，以及身处两种异质文化“夹壁”中的打工者放在一起，来解释这种罕见而离奇的逃离现象。

简而言之，富士康代表的工业生产机器，如同楔子一样硬生生地嵌入了河南这个传统文化异常浓厚的土地上，它带来了金钱和财富，其企业文化和生产关系却和中原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富士康生产线和园区代表着缺乏人情味的资本和陌生人社会，而当地的传统文化却是建立在情感维系和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来此打工的打工者，成为“双性人”，一方面具有资本生产者属性，另一方面具有浓重的传统文化属性，他们处于边缘人状态，其精神是缺乏归属感的。

重要的是，富士康厂区虽然有20多万人，堪称是在郑州市里面的中等规模的“城中城”，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独立王国”。身在富士康，表面看是身在郑州城，其实并不属于城市化的一部分，是独立于城市化进程之外的。一个农民如果想成为市民，到城市的任何地方打工都可能获得资历的积累，但是一旦进入富士康，就只能赚快钱，而缺乏长远的成长性积累。他们的家，注定只能在出生的地方。这个“城中城”提供不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一旦出事，只能回家，甚至想不到向所在的街道和社区求助。由此出现了真正的逃离。逃离的另一面，其实是回归，回归家乡。

发生在2010年前后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13连跳”事件，为此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事件首次使人们了解到富士康类型的生产线对人类精神的摧残程度，也使人们认识到资本的趋利性的残酷和不人道。虽然此后富士康改善了工人的福利条件，但是只要生产线滚滚不断——时刻暗示打工者人生的漫漫苦旅和无望的未来，如同搭着高速列车一头闯入永无尽头的黑暗隧道——工人作为机器一个零件的属性不改变，这种伤害就不会改变，不过是从跳楼变成了严重的不安、疏离感和随时随地地逃离。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理解富士康模式，其作为全球化时代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的运行原理。

富士康不仅是个公司，它更多是以苹果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金字塔塔尖的商业帝国分布在全球的一个工业化终端，一个产品包装间。富士康不需要科研投入，只负责将苹果美国总部发来的高超设计图纸变为现实产品。一旦试产成功，就需要为实现苹果的全球扩张野心进行满负荷运转。这种生产线重新定义了时间，时间不再是24小时，而只是一个加班周期。富士康不需要情怀，只需要生产线和组装。人不过是和机械手一样的生产工具，为此富士康只需要劳动力，一种人肉工具。为了确保市场需求的高峰期提供足够的产能，富士康会给出高溢价的价格招募工人，加班有加班费，工作满一个时限会给与一定的奖励，但这不是对劳动精神的奖励，是对零件稳定性的奖励，是一种零件的润滑剂。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富士康不可能到美国去建厂。那里的“高级人类”不可能忍受这样的生产线，那里的工会却确保摧毁这样的生产制度。美国将这种制造业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本质上是对落后地区隐性的剥削，只有东亚和东南亚这样艰难爬坡的地区才能为了生活和改善生活而忍受这种生产线无休无止的折磨。富士康就是趋利的资本的本来面目。但是放眼很多地方，所谓的新兴产业领域普遍“富士康化”，那些互联网大厂的“996”加班制度，不过是另一种富士康，因为大厂需要好看的财报，需要漂亮的股市曲线，背后都是国际资本坚强而冷漠的趋利意志。

但是为何说，富士康员工逃离事件，大概率不会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

河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安土重迁，影响至深。但是近年来，河南作为亿级人口大省，成为外流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22年初，河南省统计局发布了全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关解读，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1610万人，净流出人口达1483万人。一方面，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选择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人们也为此付出的情感代价，那就是背井离乡的隐痛。富士康来到河南落户，看似解决了家门口的就业问题，但是生产线和生产制度问题，改变不了的是资本的趋利本质，依然让人们难以产生情感归属感。一句话，资本和地方浓厚的传统文化难以相融，而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一直以来的市场经济，已经使得资本观念深入人心，和地方文化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类似的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富士康的“独立王国”会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发达地区的疫情防控网络不会在富士康那里网开一面，一旦富士康园区风吹草动，地方就会介入，并提供资源援助，确保地方不受波及。比如，苏州工业园区也有不少动辄数千人的大厂，即便在上海全域静默期间，大量人员外溢，但近在咫尺的苏州也能独善其身，可见地方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而在郑州富士康，从《第一财经》等市场化媒体访谈内部人士报道看出，厂区面对少量的感染者尚能应付，一旦人数增加就开始捉襟见肘，再多一点就超过能力边际，受到波及的员工只能自求多福了。

我们从郑州近年来的舆情多发状况就能分析出，郑州发展过快，未能同步完善和强化社会治理能力，在突发危机的时候无力向富士康投放援助资源，更有可能，城市管理者或许还反过来寄望于作为大企业的富士康能够管好自己的“小社会”，确保事件爆发之际危机不要外溢。未料到的是，富士康员工太多，独立王国出现内爆，再也无力自保。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员工在社交网络和各种传言、谣言压力之下需要找到出路，既然公司无法指望，公司和地方也缺乏应急制度联系，和地方政府从来不打交道，政府也无力援助，回家，就只能成为必然选择。

地方百姓给与返乡者以各种补给品的热情援助行为，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暗示：回家才是正道！但这种援助也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民间道义行为，无人求助于地方政府，更无人指责地方政府。而这种流落野外的现象如果是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地方政府首当其冲会被社会和网民严厉问责。这进一步说明，富士康所在的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尚未扩展到公共服务领域。

这场发生在现实和网络空间的郑州富士康“逃离事件”，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成为当下离奇的一幕，具有典型的社会学分析意义。我们通过这样的分析，以及事件对于公众的巨大心理冲击，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地方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治理建设的时候，一个大型的突发危机，就足以让当地陷入一定的恐慌和停摆。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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