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都是如何应对社会性丑闻舆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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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华

近日，又一起县城舆情引发了全网焦点关注，我们就此谈谈，县城舆情的应对现状和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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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舆情背后的政治社会特殊性

县一级行政单位，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县城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又是网络舆情爆发更为集中的层级。因此，县城政治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为什么说县城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地位？

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在于过去20多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劳动力被抽血，乡村走上了慢慢沦亡的进程，但是县城却几乎保持了精神文化完整性。虽然大楼也开始矗立起来，但是民风民俗、精神世界基本未变，构成了中国人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后花园。县城的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但更多的年轻人因为浓厚的社会关系、熟人关系，往往进入体制，温饱不愁，不做房奴，成为消费水平颇高的“小镇青年”群体。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中国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三元社会”，那就是大城市和县城的二元对立。县城一方面对大城市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又充满不安。一个优秀的县城年轻人进入大城市，虽然前途看好，可是一旦安家落户，一个首付就能掏空县城中产家庭，沦为大城市吸血的牺牲品。这个现象的本质，是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对于小城市生产力要素的虹吸和盘剥。这反过来又固化了县城人群的文化和精神的保守主义倾向，成为城市化浪潮中城乡之间的一个孤岛。

这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县城人群在面对新媒体时代的乱象的时候，一方面容易爆发传统道德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利意识随着物质财富的改善也在提升，面对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他们又寻求网络帮助，引爆舆情。

从政治特点方面看，县级政府看起来承上启下，其实具有强烈的自成一体的封闭性特点，更具有强烈的“文化堕距”特点，也就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政府和地方官员看待世界的观点、立场具有明显的落后于时代一步的特点。表现在舆情意识和舆情应对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压制倾向。如果主政者缺乏网络时代的开明开放的意识，很容易指使手下做出违背舆情传播规律的事情，从而引爆次生舆情，给地方带来更大网络生态灾害。

理解了县城的政治特点，也就理解了今天很多地方爆发舆情的时候，为何常常导致更大的舆情，“阴谋论”和谣言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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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舆情应对操作常常导致更大风险

县城爆发的舆情，大体上分为两种：涉官舆情和社会性舆情。

县城是个关系的社会，只有和体制搭上关系，才能获得资源，走向成功，这也导致地方官气浓厚。这在地方小社会眼里，不是什么问题，潜规则也是规则，但是一旦被大城市的媒体报道或者某个大V曝出某个事件的背后涉及到政府官员，往往就搞出大舆情，给县城整个小社会一个突然袭击。

但是县城的特殊性在于，地方文化和当代流行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存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堕距问题，一旦通过网络社会和现代社会发生联系，传统文化中的落后甚至丑陋的一面就暴露了，比如虐待残疾人、买妻、拐卖儿童、欺压外来人口等等，一旦闹出人命或者人伦悲剧，常常引爆激烈舆情。县城之下，是地域广阔的县域，辖区内任何一个乡村的事件，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县城舆情，成为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麻烦。

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这样的社会性舆情？因为他们的看法，常常决定了应对舆情的方式，并影响网民对于地方的观感。

一般而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涉官舆情，地方需要严肃地对待，毕竟官员涉及体制，具有系统性的影响，必须做好切割并消除影响，这需要非常谨慎。但是如果是社会性舆情，也就是和官员、权力缺乏原生性牵连的舆情，仅仅是社会新闻或者文化领域的舆情，那就简单多了。

地方政府只要秉持公平正义和法治的立场，进行严肃查处，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布真相，往往就能获得不错的效果。这个过程，地方政府处理态度愈是严肃，力度愈大，效果愈佳。

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异常复杂的，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地方政府的路径选择不光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给地方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形成严重的次生舆情灾害。

县城倾向于将县域内所有事务进行“承包责任制”，将整个地域的形象和美誉度视为一种会被上级关注的指标来看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光正面宣传要搞，还要将所有的负面舆情也视作“家丑”，视作自己社会治理的失败，为了避免地方形象恶化，就只能层层包裹起来，不仅对内隐瞒，对外还驱赶媒体，结果不光令纸包不住火，也常常引火烧身，导致更大的舆情。

从地方宣传部门的惯常做法，常常可以窥见一斑。

作为地方和外界打交道的县级政府的“先遣队”宣传部门，常常根据情况扮演三种角色。

一是撒花。将地方做出的政绩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向外传播，提升地方的美誉度；

二是灭火。地方出了负面新闻，灭火就成了宣传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这个责任其实非常重大，也常常做不好。兄弟单位惹的火，常常让宣传部门来灭火，这不公平，也常常做不好；

三是粉饰。这经常是第二个功能的延伸，就是为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狭隘的利益，会对外讲述虚假的故事，将真相隐瞒，或者为错误行为狡辩，甚至不惜走上枉法的路子。

2020年，河南原阳县4名儿童在建筑工地被埋身亡，为了掩盖这个负面舆情，地方不光阻拦前来采访的外地记者，还进行了暴力对待，并组织地方网评员在新闻下面进行歪曲事实的留言跟帖，总之一系列操作不光没有挽回形象，还导致恶评如潮。

还有一些地方也爆发了丑闻，虽然没有如同原阳那样进行粗暴，但是回复的方式也是大打折扣的，比如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针对网友的关切痛点等，导致事态热度持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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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舆情应对更为有效的路径是什么？

县城舆情一旦爆发，往往都会宿命般地走过这样的环节：

引爆舆情——地方敷衍回应——引发“阴谋论”和谣言，再推高热度——高层介入，倒逼县级严肃对待——联手上级部门，发布更详细调查报告——舆情回落。

县城跳不开这个舆情应对的周期律怪圈，在于地方保护主义思维模式，以及地方主政者缺乏舆情意识，因此总是会引爆次生舆情，结果引发上级部门震怒，倒逼真相调查出台。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一旦县城爆发负面舆情，即便县一级部门进行了调查，发布了结果，往往也不会平复舆情，甚至激起更大浪潮。背后根源是县一级部门普遍缺乏公信力，掉入了“塔西佗陷阱”，导致说啥都不能令人信服。

也就是说，县城舆情应对常常失败，根源在于公信力不足，甚至是公信力破产。

网民基本不会相信作为一个舆情爆发地的县城能给出一个真相。过往的很多事件已经教育了网民。如果一个地方以往已经出现了未能处理好的舆情，留下了病根，如今再次爆发舆情，县城即便给出再好的说辞，网民也不会再相信。这就是公信力的破产，也是一种代价。

因此，当一个县域爆发了重大舆情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借位”充实公信力。就是向上面具有更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层级，借来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者专家，共同参与事件的调查和发布，这样发布的东西往往能取得网民的信任或谅解，实现舆情尽快的降温。

尤其是那些激发起网民道德愤怒的事件、引发全网关注的重大事件，必须要采取这样的办法，因为一旦在第一时间不能取信于民，那就可能导致谣言的出炉和“阴谋论”的传播，导致更大的愤怒浪潮。

对于更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来说，县城一旦爆发重大舆情，必须进行密切关注，因为县城的舆情，也常常闹大成为所在城市和所在省份的舆情。上级有理由进行指导，并派出专家队伍进行研判和指导。因为从过去的教训看，县城有可能会将上一层级的宣传和网信部门拉在一起，抱成地方利益共同体，沿着他们设想的路径前进，导致更大的问题。

借助权威的第三方来充实公信力，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舆情意识。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县城的主政者缺乏这样的素养，在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常常不能意识到事件的可能后果，没有舆情研判的意识，敷衍应对甚至漠然处之，一旦发觉网民愤怒情绪如潮水扑来，再想认真应对，已经晚了，因为老百姓已经变成“老不信”了。

因此，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需要学习舆情规律、提升舆情意识的，不再仅仅是各级管理者和宣传部门，更是地方主政者的必修课，是一种新的执政素养。因为主政者的素养意识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舆情事件的走向，直接影响了事件对地方声誉形象的伤害程度。

作者：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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