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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暴和新京报:五个真相和一个建议

燕志华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202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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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华


少年刘学州之死,这两天在全网掀起了怒潮。中国人讲究“冤有头,债有主”,人们纷纷在寻找凶手,结果第一时间找到了两个:网暴和新京报。一时新京报被骂上热搜,新浪微博也关闭了那些曾骂过刘学州的小号。
1  人们如此义愤填膺,必欲揪出凶手而后快,新京报被骂得“闭关”(关了评论),那些可能网暴过刘学州的网民,也被轮番问候了三代祖宗。
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熟悉?对了,这就是网暴!
所谓网暴,就是那些,或者说是你们这些,或者更严格地说,就是我们这些自诩道德高尚的普通人们,在网络上因为看不顺眼某个人、某件事,而带着情绪指指点点、指指戳戳,结果每个人给一个指头,就是亿万流量,滔天洪水,常常让脆弱的对方“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只是刘学州承受不住,自杀了而已,还有更多的人扛住了,没死罢了。
古代也有“网暴”,不过限于条件有限,无法上网,最多上树、爬墙,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抛白眼、围观杀头、吃人血馒头,今天因为有了网络,条件更方便罢了。这个没办法治理,也治不好。这是个人性问题。
2   网暴从来都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干的,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十亿网民中,可以说有9.99999亿。因为道德是世界上分配最均匀的物质,没有人会抱怨分配不均,觉得自己道德不够、缺点德,甚至很多人自认为道德观爆棚,情不自禁要分享给他认为“缺德”的人,分享的手段不外乎骂和暴力。
因此,网暴是世界上进入门槛最低的人类活动,人人可干,而且干得兴高采烈,酣畅淋漓,骂完还有强烈的获得感、优越感,有了“为人师表”的崇高感。如同杀死敌人后,举起带血的钢刀。因此,碰到一件可以插嘴的道德事件,网暴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它激起的不仅仅是义愤,更是道德优越感,让我们在疲劳的工作之余、乏味的日常生活之中,唯一瞬间成为圣人的机遇。
即使是那些我们眼里最猥琐的道德罪犯,也会网暴,因为他可能良心未泯,更重要的是,网暴让他找回了道德自信,给了他心灵赎罪的感觉。善良的人们看到抢劫犯大骂强奸犯,会有一丝丝的感动。
3  每个人都可以网暴,每个人也可能被网暴。这仅仅是个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的问题。在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法律治理的社会,道德一旦享有太高的地位,网暴就不可避免。
在一些依靠宗教和道德维持社会秩序的地方,人们为了凸显道德的洁白无瑕,不容玷污,会采取极端的以暴制暴的方式,号召每个人参与惩处道德罪犯,比如鼓励人们每人一块石头砸死“奸夫淫妇”。中国古代也有沉潭的道德惩处。惩处道德罪犯愈是残忍,愈有仪式感,人们愈是能获得快意。而且,看到道德错误,如果自己不干预,本身意味着不道德,因此,道德社会里,总是充满了人身攻击,随便践踏尊严。所以,道德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肯定不是高水平的文明社会。
网暴就是一种道德领域的以暴制暴。网暴什么条件下会改善?当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法治社会真正建立的时候,人们有了强烈的法律意识,有了尊重隐私、尊重人格、彼此不干预的意识的时候,随便骂人的风气,才会好一点。
而眼下中国,刚从农业社会走到城市社会,从农民社会走到市民社会,还将走到公民社会。我们正在进步的路途上,因此,网暴会继续发生。今天是刘学州,明天就是李学州,后天就是你我他。
4  我们要客观看待网暴,说白了,网暴就是一大群自诩道德高尚的人们搞出来的极端的网络舆情。
过去的20多年,中国一直处于舆情社会的漩涡之中。舆情的社会基础,就是网民强烈的道德感、仗义感和血气方刚。一个暮气沉沉、缺少仗义的社会,没有网络舆情,因为任何一件道德事件,都激不起道德义愤,也无人愤怒声讨。社会躺平了,放弃了,没有愤怒了。愤怒表明还有激情,还能有所作为,还有期待,还有不满,希望社会更好。没有网络舆情,坏人将大行其道,因为再也没有道德的、道义的监督和惩处。社会在法律之外,缺乏制衡机制。
但网暴是极端的网络舆情,道德会杀人的。刘学州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所以,接下来如果看到有普通人引发了我们的道德冲动,能高抬贵手就抬高一分吧。或者在键盘上口骂算了,就不要“手骂”了。因为一来事件可能反转,会骂错人;二来,如果是个严重的错,那就是个法律问题,法律会惩处他;三来,道德的错,谁不会犯?
但是,贪官、名人,必须要骂!
5  如何在网暴强烈的攻击波中活下来,是个问题。毕竟每个人都可能遭受网暴。
很多明星被网暴得退圈了,抑郁了,出国了,普通人的下场,更加不堪。名人还有名气、社会关系、金钱、荣誉作为铺垫和缓冲,但是普通人,一旦被网暴,瞬间就被逼到墙角。人生逼仄得很,一道坎过不去,可能就真的过不去。
关于如何在网暴中活下来,或者说不要让它过多困扰自己,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跟社交软件绝交。
社交软件已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介是人的延续;在社交时代,人成了媒介的延续。很多人养成了“社交人格”,凡事都要在社交软件上“卜一卦”,把事情摆在朋友圈或者软件平台,问问朋友圈、网友们的建议,特别在意他们的评价和看法。这就如同自己站在自家橱窗里,问路人感觉如何?殊不知常常遭遇恶意。
如果没有社交,世界将会怎样?当然这里的社交,指的是社交软件。事实上,我们祖先几千年都没有用社交软件,都活得好好的,他们的精神生活,远远比我们富足。社交软件是资本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剥削,有了它,我们再也无心看书了,“8小时之外”本来可以思考和学习,如今只能刷屏幕,乖乖给他们贡献大数据羊毛。导致今天的技术伦理和硬件文化,大大超过了人文文化,它的背后是压倒性的时代精神文化缺位,碎片化的情绪化的东西才纷纷泛起。
社交人格,让我们常常把私生活晒给社交平台看,就如同打开大门,给了他人介入我们私密生活的机会,结果不是冷风吹进来,就是有人进来后捎走东西。
为什么说“秀恩爱,死得快”?就是因为患有严重社交人格的明星们将私密生活晒给大家看,结果无数人趁虚而入,说三道四,掺沙子,甩石头,大撒胡椒面,岂能不出事?
作为普通人,一旦感到被网暴了,第一时间切断社交软件,全身回到线下,逃回老家,躲入自己私密空间,做点想做而没做的事。千万不要学好奇的狍子。
少年刘学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残忍地说,是死于社交,死于社交人格。(见《直播型人格和新型自杀》)
自己的身世、遭遇、心理历程、生活,都晒在了网络上,无数人介入了他的生活,雀占鸠巢,他反倒因此失去了生活,活在了他人的口舌和评价之中。他的敏感的神经长出身体,和无数的留言跟帖链接了,他的身体成为社交软件的延续。留言评价引发他的心理波动,恶言恶语让他神经衰弱,终于脆弱到不堪一击。
可是现在,我们无力这么说刘学州,因为他本就是一个缺爱的孩子,他是希望从社交上面获得替代性的爱,获得人间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可是社交没有给他这些,反倒将他推向了绝境。
但即使刘学州没有自杀,他就能活得好吗?
6  最后,再来说说新京报。
风口浪尖,评价新京报,是个风险重重的事情。但是,我有发言权。如果有发言权,却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沉默,本身会削弱理性的声音,让理性的声音失语、边缘化,本身是不负责的行为。
中国人信奉“冤有头,债有主”,常常要找到债主,但是常常只找到冤大头。就以此事来说,新京报固然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但是造成刘学州悲惨命运的债主,到底是谁?我们常常只抓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找不到拼命给骆驼加重的始作俑者。这暴露了情绪化的危险之处,也暴露了我们逻辑思维的短浅。
7  大媒体都有错误报道的记录,甚至有作恶的历史。看看那些世界性的著名媒体,常常因为不当报道丑闻缠身,遭到舆论严厉批评,甚至走上被告席。媒体不是圣人,它们只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介,为社会上某些声音传递一个传播的机会。媒体是我们社会最大的第三方。只要信源是确切的,我们就很难说它是假新闻。在真相未明之前,新京报将生母的声音报道出来,也是一种报道的方式。如果不报道出来,对于生母的发声权利,也是一种不公平。
而且,今天采访生母,明天再采访刘学州,生产一个系列报道,本身是一种传统的新闻生产方法。只不过令人悲伤的是,刘学州作为新闻当事人,还是个未成年人,承受不住新闻报道引发的网暴。对于未成年人未能采取保护性的措施,这也是新京报的一个逃不过的职业污点。
8  新京报作为硕果仅存的传统媒体之一,当然会犯错,会有丑闻,但我们要做的是批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要一棒子打死它。
没有新京报这样的著名媒体,事情会更糟糕。
我们看到过这样的真实案例:一个网民也曾痛骂新京报,但是在他有一次碰到了不公平的遭遇之后,新京报联系上了他,那个瞬间他泪流满面。
媒体可以杀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救人、助人。否则,主管部门早就动手了。
一个媒体成长为著名媒体,这是一条坎坷之路。在新媒体时代,它也会选择流量之路和炒作之路,求生存求发展,否则活着都会是问题,为此不能避免被骂。但是一旦成长为大媒体,它依然会犯错,甚至作恶,但是不犯错、做好事的比例,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价值,肯定会大大超过它犯过的错、作过的恶。
新京报作为著名媒体,要有挨批的气量,并逐步提高自己的道义和担当水平,更好促进社会的公正公平。
9  很多人提到了“平衡报道”,也就是求证报道,按照采访职业规则,在采访中,取得一方说法之后,需要再采访另一方,以求证并取得平衡,防止偏听偏信,信源失衡,也会贻误读者用户做出正确判断,并可能误导舆论。
但“平衡报道”,常常只存在新闻理想之中,存在于新闻学院的课堂之中,存在于批评家的笔下。在实际的媒体实践中,平衡报道还是比较难以做到的。媒体具有哗众取宠的职业本能,很多信息一旦实施平衡报道,双方的言语修辞就会抹煞新闻性和爆炸性。一些舆论监督性的报道,一旦实施平衡报道,结果就是无果而终。
媒体实施平衡报道的做法,常常是做连续报道,今天采访这个说法,明天采访那个说法,系列新闻更有益于媒体自身。从长远看,任何一个新闻事件都是平衡报道,因为一个声音出现了,对立的一方必然有话要说;你不采访,对手也会去采访。这需要一个过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新闻性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远非我们表面理解得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社会部件,深深嵌入了社会肌体之中。媒体死亡了,肌体也会变坏。

作者: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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